孙中山对佛教的重视与支持

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进行民主革命期间，非常注意团结宗教信徒。他深切地体会到：在救国救民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挟之，则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亲睦”。中山先生认为：“除了宗教上的意义外，还与民族、外交、国防等许多方面的工作有关，又是研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所不能绕行的隘口”。因此，中山先生无论是在进行民主革命期间，还是辛亥革命以后，对佛教都非常重视、关怀和积极支持。

　　孙中山先生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认识与结交了许多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和朋友。如虚云、宗仰上人、苏曼殊、太虚等，彼此之间，互相帮助，从而使中山先生国民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使佛事活动也能正常进行。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组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兴中会，次年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通辑流亡国外，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横滨、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洲等地相继组织成立兴中分会。1905年在日本领导和主持兴中会开展工作。联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所组织的华兴会和蔡元培创立的光复会，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总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宗仰上人（1861-1921年）在上海与吴敬恒、蔡元培、章太炎、蒋智由、邹容等人，组织“中华教育会”，宗仰为会长，主编《苏报》，配合中山先生鼓吹和宣传革命，与中山先生关系密切。次年，《苏报》发表推荐邹容《革命军》和驳斥改良主义政见的文章，遭清政府查禁，章太炎、邹容等被捕入狱，吴敬恒、蔡元培等逃亡国外。宗仰上人亦遭通辑，1903年逃亡至日本。谒见中山先生，两人一见，相谈甚契，中山先生还特地空出楼下的一间房屋，让其居住。与之促膝交谈，亲同手足。后中山先生离日赴檀香山，绌于资金，宗仰上人知道后，立即资助银洋200元，以作为革命经费。宗仰上人在日本还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参与革命谋划，资助留学生创办《江苏》杂志，同时也经常发表诗作宣传革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宗仰上人由日本返回上海创办上海爱国女校。与中山先生虽然天各一方，但仍信函往来不绝，在反对保皇派与反清斗争中相互呼应。中山先生在美国曾写信给宗仰上人，告诉他痛斥康、梁及与保皇派斗争的情况。信上说：“宗仰上人英鉴：横滨来函，已得拜读，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就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但彼党狡诈异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事，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在革命；在美洲则自称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曰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狡矣！闻在全国各地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天矣！可胜诛哉！弟等同志，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所不能辞也。今当乘此余暇，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财力可以无也。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匆匆草此，即候大安！弟中山谨启”。从信中可以看到中山先生与宗仰上人，患难相交，匡襄革命，厥功至伟的真挚感情与革命情怀。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归国任临时大总统。请宗仰上人出世，辅助国事，为国民革命建设事业继续服务。宗仰上人因为要潜心从事佛教事业，乃婉言谢绝孙中山的请求。1918年宗仰上人至南京栖霞山参观，见寺庙在洪杨战乱期间，被破坏倾圮，心中备感凄凉，遂应邀任栖霞寺主持，对栖霞寺作大规模的修复，面貌有很大改观，被尊为栖霞中兴始祖。宗仰在修复栖霞寺时，中山先生得知此事，立即捐银万元，以作为修复栖霞寺的资助。中山先生说：“佛学之理，使上智精研而无穷，佛之戒律，使下愚警觉而易入。世间世出，澈上澈下，义极圆满”。这不仅只是中山先生对宗仰上人情谊的珍惜，更是对佛教事业无微不至的关怀。

　　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对佛教界组织新兴佛教团体，极力支持，对所要求的事情也都尽心尽力，努力办到。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李证刚（1881－1952年）与欧阳渐、桂柏华、黎端甫等七人，发起组织全国性的佛教会。由欧阳渐执笔撰写发起的缘起及章程，呈报南京临时政府，请求给以批准立案。中山先生阅读后，立即复信准予成立“中国佛教会”。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提出了保护人们信仰宗教自由的原则。他在给李证刚的复信中说：“敬复者，顷读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拟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皆当体斯，一律奉行，此文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同时，中山先生还下令教育部准予佛教会立案。

　　孙中山先生的复信，深刻地体现了他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他批准了佛教会的申请，把呈文交由教育部立案，目的是为了使佛教会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和资格，使之合法化。这是从佛教会的长远利益的高度而精心考虑的。同时，也阐明了国民政府对宗教信仰的政策和态度。他坦诚地指出：“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宗教信仰者绝不得干与政治，才能得到国家的尽力保护。”中山先生对待佛教之旨意，可谓观点明确，语言恳切，感情真挚，是多么地合乎民情、顺乎民意啊！同年，太虚大师与杨仁山等人，在金山寺创办“中国佛教促进会”，中山先生得知此情，专门派人会见太虚，对太虚等拟成立佛教促进会，加以鼓励和表示支持。

　　中山先生对佛教的重视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受到广大佛教徒的敬仰和爱戴。1912年5月，中山先生由南京至广州，受到广州佛教徒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广东佛教总会的名义，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孙中山先生和随从人员出席了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自由、平等、博爱”六个大字，勉励他们遵守“民国立法”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宗教活动。还和出席欢迎大会的全体人员合影留念。至今这张照片还悬挂在广州六榕寺大厅内，供人瞻仰。民国五年（1916年8月），中山先生由胡汉民、邓孟硕等人陪同，从上海至舟山视察军舰，顺道游览普陀山的佛顶山、法雨寺、梵音洞等名胜古迹。在佛顶山还看到极为罕见的海市蜃楼奇景，作《游普陀山志奇》文。这一珍贵的墨宝原悬挂在普陀山普济寺客厅，毁于“十年浩劫”。现存有此墨宝翻拍之照片供人观赏。出于对中山先生的爱戴，凡是中山先生所经过的地方，那里的佛教徒都以中山先生遗留下的实物作为供奉。或用其它形式作为纪念，以表达人们的思念和崇敬心情。如南京中山陵建成以后，由于孙中山先生生前对佛教极为重视，为了纪念他，1932年由林森、太虚大师等朝野著名人士发起在南京中山陵园兴建了一座“藏经楼”。由南京政府拨出经费，影印佛经《龙藏》15部，除供陵园收藏以外，并分赠国内各大图书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