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不同时期三教关系的发展及其不同特点

简述不同时期三教关系的发展及其不同特点

释青平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回答问题：其一，是循着老师上课所陈述的思路，尽可能全面地展开三教关系在历史不同时期发展上的不同特点。
　　另一，则是作为本文最后的结论，将从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特质，来透视其在不同时期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其内在原因为何？
　　儒佛道三教之所以从开始时的彼此攻讦，几欲置对方于死地，到最后三教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浑然整体，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儒家思想益于维持社会的人伦秩序（忠君孝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于张扬个人的精神自由（自在无为、逍遥无待、神游于天地之间），而佛家思想则能为每个人对自己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提供一种答案（因果轮回、生死解脱、破除烦恼）。而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实三者功用不同，确实缺一不可。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道两家在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的矛盾与对立出现激化时，其文化冲突会表现得尤为强烈，并出现走向极端的倾向，这可以理解何以会由汉代的独尊儒术严守人伦纲常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飘逸放达。至于佛家，则因其直接切入个体生命所不能回避与关注的终极问题，所以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哲学表达，又当归属于佛家，谈到佛道两教之争，只能说是宗教资源的争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家思想都具有协助君王统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社会安定的文化功能，这又影响了作为集权专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宗教政策，这种宗教政策随帝王个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运起伏波折。

（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

　　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槃”，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灵魂不死，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去理解轮回，认为只有灵魂不死，才有轮回转世。这反映了佛教初传时的真实状况，同时也牵涉到与儒家、道家、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融合与贯通，在佛教初传之时，这层关系已经表现了出来。
　　这还可从《弁子理惑论》中见其端倪，此文是现留存下来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传状况的一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从学习儒道而最终转而锐志于佛法，并遭到世人的种种责难，于是他根据自己对佛教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对中土予其的不同评价所做出的回应。日本人撰写有关三教的书，都把《弁子理惑论》定为中国三教关系的开端。
　　儒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以攻击与排斥为主。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关系中，正统儒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学，正统的儒家对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学中主导地位的，仍是对佛教的拒绝与排斥。当然，这也不排除另有一些儒家学者，因受佛教较深的影响，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一体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总是对佛教加以排斥与批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对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评，因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君孝亲的伦理精神相互违背，所以一开始就被儒家认为违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为方外之人，抛家舍亲，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
　　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又与道家、道教站在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与排斥佛教。从《弁子理惑论》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资料。儒家一向以华厦正统自居，自先秦始，儒学中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与狄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佛教传入之后，这华夷之辨的问题就更加突显了出来。
　　道教：在佛教初传时期，道教对佛教的态度看起来并不明显，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形成，在学界，过去认为两者时间差不多，都大约在东汉末年。现在学界认为佛教的初传入可以提前到东汉初年，也有人认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经》为标志，当形成于两汉之际。《太平经》中，包含有对“不孝父母，不娶妻无后、乞食”的批评。但这是否就是对佛教的批评？实难轻下定论。
　　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佛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创阶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学习借鉴的。至于外来的佛教，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种需要寻求同道的愿望。洪老师认为，尽管《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争的产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说”，其说初起时，却可能有调和佛道的意味。这一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佛道相争，至少得到佛道的发展都具有相当规模、并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争时才可能发生，而它们初起时，是不太可能争得起来的。
　　儒佛关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对佛教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对儒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佛教对儒家则基本上是以调和与妥协为主，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着后来历史上儒佛关系的全过程。即便是后来宋明理学在学佛的时候同时又大力辟佛，佛教也还是基本上不改其对儒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只有在某些时候，佛教势力壮大了，佛教内部有一些高僧，对儒家思想提出批评，甚至认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阵子，宋之后这种调子就很少了。更多强调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荣。
　　这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是被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主体，也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来的佛教，当然要力图让自己与儒教相妥协；其二，从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佛教的思想并没有与儒学思想构成相互矛盾敌对之处，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种和平忍让的宗教。
　　调和妥协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译经，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东西给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另外，对那些来自于儒家对佛教服饰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评，佛教也从多方面做出了回应，比方说，佛教强调了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要从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过于苛求，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强调了方外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出家人为了求道而摆脱世俗，这本身对世俗就是一个榜样，不应再用世俗的伦理道德去苟求于他。关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应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如：尧舜禹这些圣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划分的相对性，所谓中原，所谓夷夏，本来都是相对的。
　　佛道关系：佛教对道教的态度，学术界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道教有一个利用的过程，但也有对其某些主张的批判。利用者，则主要体现在其初传时，对一些东西未必分得很细，道教作为道术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为道术，佛教并不就把道教当作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把道教与道家做出区分的趋向。老庄道家的哲学，其对无为境界的追求，其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可以用来格义比附于佛教，所以可引道家为同道。但同时又对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张加以批评，比如对道教一些特有的修炼方式，在《弁子理惑论》中可以看到，它不仅对道教的辟谷等等道术进行了批评，而且对所谓神仙不死之术加以否定。弁子说自己也读过道家诸经，修过道术，拜过师父，以求长生不死，结果拜的师父三个，各自号称700岁、500岁、300岁，拜了不到三年，他们全死掉了，所以这不可信，自己最后改学了佛法。
　　现在我们说《弁子理惑论》这本书的出现，可能在东汉末年，也可能在三国初年，这虽有争议，却至少表明，在东汉末年或是三国初年那一时期，佛教对道教的辟谷与长生之术就有了批评。当然这与佛教自身的理论有关，佛教讲诸法无常、因缘聚合、成住败灭，而道教徒偏要讲长生不死、与道合一。这一方面虽是理论上的探讨，却也牵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
　　三教一致论：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论》中出现了最早的“三教一致”的观点。由此可见，三教一致论，最迟在三国初年已经被提出。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三教一致论出现在《弁子理惑论》中，可见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同样是讲三教一致，它却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提出，也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这里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为了与儒道缓和关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后来，一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论与三教一致论，他们强调的，则是对佛家的东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简单排斥，在这过程中，他们更多的还是为了张显自己本家的学说和本家的学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主张了三教一致和三教融合，就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关于三教一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比方说，他们都强调三教圣人没什么不同，成圣、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可以会通的，他们在强调三教一致时，往往还会利用中国语言中“道”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变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们往往会讲，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说的本来就是道，而儒道，则是孔孟儒家之道，他们都可以把思想在“道”这一基点上统一起来。这正好反映了“道”这个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强调其有利于社会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并有利于封建宗法制的巩固和加强。这种三教合一的观念，后来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内部，就不断有人这样提出。这也为三教后来在隋唐时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并为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完善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开启先河。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较巩固和壮大，所以三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进一步激化，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突出特色。三教关系一再引起争论，所以关于三教关系的讨论，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三教一词并非现在才有，它在南朝时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三教之“教”，并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语义，实质所指的是一种教化、教义与教说，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三教关系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三教争论全面展开、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时期。这个时期三教争论和融合的头绪也特别地多，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出现的论著也非常多。许多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帝王直接参与并组织的专门讨论三教关系的活动也特别之多。而且，在这一时期帝王的三教政策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动、变化，这都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而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不仅跻身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冲突也就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佛教随着势力的壮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这个时期佛教与儒道的争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信仰，有时还牵涉到政治与经济上的诸多问题。
　　从政治上看，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了分裂，南北出现了很多割据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出于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宗教文化政策。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北方不少少数民族的统治，其本身与汉族就有一种异族统治文化与汉族宗教文化差异的成分。比方说，作为外来统治者，他要来统治汉民族，就要利用汉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后会选择儒家。但也有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比方说作为中国佛教第一次被官方认可的时代：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作为统治者，他是异族的，是少数民族，他当时表态自己为什么支持佛教，因为有人排佛，认为佛是戎神，他则回答说：我自己就是胡人，当然信胡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时期，出了很多对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统治者，比如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时，宋文帝的一句话足以道出其底蕴，他说道：如果举国之士，全来信佛，人人为善，那么国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则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稳他的帝座。这句话说明，帝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佛教确实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从这一个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并因而推崇佛教。
　　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经作《舍道归佛文》，并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对佛教确实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历代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护法的皇帝。关于梁武帝，历朝历代的评价都不一样。批评他的人，觉得他迷信佛教，最后连国家都丢掉了，信佛误国。但也有人认为，梁代立国，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会把国家丢掉，他的灭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说就因为佛教。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对待三教关系，有其独到见地，对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为皇帝，他注过很多儒家经典，也参加过佛经的译经活动，还会亲自登台讲经说法。
　　这个时期有两次重大的灭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公元446年），另一次是北周周武帝的灭佛（公元574及577年），两次都有它们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同时也与佛道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有道士在里面活动，也都有帝王个人的好恶。但灭佛之后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复并大规模发展，这也说明宗教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对待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地以行政的手段来进行处理，一个皇帝以个人的好恶毁寺灭佛，但换了一个皇帝，佛教却又迅速得以复兴。
　　儒学：从思想上看，两汉神学化的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衰落了。这时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玄学盛行，佛教发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则让位于这种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一些统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取舍。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已与汉代大不一样，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于儒佛道三教并存共进的局面。虽然三家彼此存在着争论，但还是在矛盾冲突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在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儒学的社会地位？汉武帝以来，儒学一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儒家却找不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一个大的儒家学派，也找不到几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儒学？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是佛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也有人认为，仍然应认为是儒学占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讲，儒学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正统，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内容，是它对封建伦理名教的重视，而这些东西，是最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真正的有力工具，这些东西，由于当时社会宗法性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还在默默地依着惯性，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其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学始终是国学，它始终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佛教与道教，尽管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国家教育领域及机构。就是在社会上，一般人所尊奉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仍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这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儒家还是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也在探讨着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所以这时期的帝王政策经常会有变动，一会儿有人崇佛，一会儿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时候，周武帝（三武一宗）在总结了以往统治者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则明确表示了回到以儒学为主的统治态度，强调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学为主。所以经历了以前众多帝王左右摇摆之后，他最后明确宣布：三教当以儒为先，以道为次，以佛为末。
　　现在学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与思想家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而这也为隋唐时期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选择，有它的社会必然性，这已不是哪一个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学家个人的好恶，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道教：这时的道教，则成功地由原来民间化的道教，向上层化、贵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转化，甚至从民间转向了官方。比较而言，作为儒家，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间向官方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统治的辅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对南、北天师道的改革。
　　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与重视并重的政策。道教从民间起家，最初与民间起义往往有牵扯不断的联系，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态度。但是在民间流传的东西要禁止是很难的，往往禁而不止，还会死灰复燃，所以最后干脆就改变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拢一部分人，并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层贵族化的道路。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这个时期道教的改造与发展。
　　当然，这个时期道教与封建王权也有矛盾冲突，就有一些统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贬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还有一些统治者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与道教发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齐时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时，也沙汰了道教。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于它比较自觉地迎合帝王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护王权，同时它又始终以儒家为自己的同盟军，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自居，这样既能够排斥佛教，又能够得到帝王的认同。当然，道教的势力从总体上看，却不如佛教，所以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说，对王权政治，以及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构成很严重的危胁。故而总体上，道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压制与打击。
　　佛道关系：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佛道之间强调融合的观点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张融，他有一部作品《门律》，是一部类似于家训式的著作，里面专门有一章，其标题就是《通源二道》，论证佛与道的一致性。另外南宋时有一道士写了《正一论》，也主要宣扬佛与道的一致，其中论证，佛道都为了求那根本的“一”，就是“道”，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谓的三教。
　　讲到佛道之争，我们得注意到，虽然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的势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却会相对薄一点，然而它却依有一种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优势，所以也就对佛教毫不忍让，展开的冲突与矛盾显得比较多。这个时期有几本佛道之争重要的著作，其一是宋末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从夷夏之辨的角度来讨论佛道关系，一方面他似乎在调和两家，称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儒道对之最为适合，而佛教则更适合夷狄之帮，因为夷狄之人比较野蛮粗俗，所以佛教讲的天堂、地狱可以威胁他们，而我们是礼仪之帮，所以我们有儒有道就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南齐末年的道士，假托张融之名，作了一个《三破论》，对佛教批评得相当尖锐，认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对外来的佛教展开全面的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佛教徒对这三破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灭惑论》，对其中逐条进行批评，有些批评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人们说梁武帝信了佛教，国家就破国了，他说佛教传入之前也有很多国家灭亡了，所以不能把国家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佛教，同样佛教传入以后，也有一些朝代是很兴盛的，所以不能只举灭亡的朝代而不举兴盛的朝代。
　　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有两点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是继续把道家与道教作了区分，利用道家来攻击道教。这个时期就有人明确提出，现代的道士，开始于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把道家与道教区分的同时，就对老庄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为鬼道、鬼法、妖法。这一点，在三教关系中非常重要，因为这正好又从反面促使道教在这个时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从理论上完善自己，剔除那一些粗俗的成份。这体现出了历史的辩证法，从反面对它的批判与攻击，却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往往给道教带上一顶帽子，叫做：“挟道作乱”，指责道教常常组织叛逆。而历史上道教自民间而起，道教也确实多次被民间起义所利用，这情况一直到东晋时期还有，这样就被佛教徒拿来作为攻击道教的话柄。批评道教“犯上作乱”，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来限制或者打击道教的倾向和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佛道之争，往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政治斗争的倾向。只是在客观上，这也有助于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与民间起义相结合的民间性，并促使它加快完成贵族化、上层化的过程。
　　这就体现出冲突与促进之间的矛盾，促进之后，又会在更高程度上展开新的冲突。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确实是交互进行，相互促进的。
　　儒佛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儒佛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范缜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教展开的全面批评。范缜《神灭论》的提出是有一相当大的历史背景的，当时不少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外来的佛教，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哲学思想等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不少批评。其中有些批评还有说理的成份，有些批评则纯属谩骂，比如：随心所欲地解释佛，说佛是什么，佛者戾也，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为佛。这就不是一般的讨论，而是一种恶意谩骂。
　　在这个时期，儒佛之争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神灭神不灭”之争外，还有因果报应之争、佛法与名教之辨、夷夏之辨，这些都是当时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这些讨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理论上的讨论在南方展开得比较多，而采取比较多的谩骂及实践上的打击，则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好武功，理论上的讨论比较少，而东晋之后学风南移，文化学术也以南方为兴盛。同样一些讨论，如南方会讨论“沙门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则一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称帝王就是当世的如来，拜帝王如拜佛。这里就表现出了南北的差别。
　　三教一致论：上面讲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对儒佛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关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够并存，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一致论也有了新的进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佛教徒中，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晋宋之际的宗炳，其在《明佛论（神不灭论）》中强调，儒佛道三教的圣人都是劝人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齐时的张融，专门对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作出论述，认为三教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差别，是出于人们对它们的不同看法而已。历史上留下一个说法，据说张融临死时，左手拿着一部孝经和老子，右手拿着一部《小品》与《法华经》，表示他至死，仍然坚持三教一致与三教并重。儒家中间也有一些代表人物，站起来呼吁三教是一致的，比如东晋时的孙绰，他在《喻道论》中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张三教一致论，最有名的则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说”，不过，其中却有一种把儒与道说成来源于佛教的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诏》中，把释伽牟尼与孔子、老子说成是师徒关系，认为孔子、老子都是释伽佛的弟子，所以他曾经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则比作天上的星星。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发现，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的一部伪经：《清静法性经》，此经现已亡迭，但北周时期道安所写的《二教论》曾经引述其论，里面讲到佛陀派了三个弟子到东土来传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来的弟子。梁武帝之说可能受此影响。另外，现在随着研究，大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佛道之争的产物，因为当时道教也曾经提出过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比如西晋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经》，里面提出，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关化胡，为佛陀之师，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师。由此可见，同是三教同源之说，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场，抬高自己的现象。
　　另外，在这个时期，在强调三教一致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儒佛一家的说法特别盛行，尤其是现在留存的大量佛教徒的著作，强调儒与佛的一致，如东晋慧元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其书认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其说可为其代表。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三教关系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又有新的发展。这个时期政治已走向统一，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和统治，帝王一般都对儒佛道三教采取了重视与利用的态度。一方面，唐代重新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与道，作为它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重这样一种宗教文化政策。所以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儒佛道逐渐形成了三家鼎立的局面。
　　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三教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上虽然争论不断，但三教融合的总的趋势，却始终不变。儒佛道三教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冲突、碰撞，到了隋唐，大家都发现，实际上谁也吃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推翻不了谁。所以，在这个隋唐时期，作为儒佛道三教，它们更多是清醒、自觉地意识到，对于它们自身来说，也许更为重要是对其它两家的思想加以吸收，以此来充实更新发展自己，这也许要比简单地打击对方、消灭对方更为重要。所以在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中间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他们都从自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也从迎合大一统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出发，来提倡三教融合、三教归一，并主张在理论上相互包容，相互融合。
　　当然，这种包容与融合，都有各自不同的基点，也都立足于自家发展的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提倡三教包容、三教融合，目的在于借鉴其它两家的思想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随着三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加深，以至于在唐末，逐渐形成了所谓绵延上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儒佛道在修心养性，即所谓心性论、心性哲学和心性修养等方面，在许多问题上都达到了基本一致的看法。
　　儒家：这个时期，在三教融合的趋势中间，儒家一个代表人物，隋代的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三教归一的主张。唐初的文人王绩，也提出了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他们的教法及根本精神是一致的观点。唐代著名的哲学家柳宗元，也对儒佛一致提出过自己看法，并对好友韩愈的排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韩愈那样做，只看到了佛教的形式和表面，而没有看到形式下面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比喻其只看到石头，而没有看到石头里面隐含的玉。这也表明，到唐代这个时期，儒家学者对佛教的认识已经更加理性化了，并把佛教所表现出的形式，与其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了区分。这就为唐代直到宋代，儒家对佛教的价值和内容加以融合和吸收，提供了基础。　
　　佛教：这个时期佛学的三教一致论也是很多的，比如中唐时期的神清，其代表著《北山参玄语录》，在书中力主三教一致。比他稍微晚一点的，则有宗密，所著的《华严圆融论》，书中也提到了三教一致，三教可以并行，虽然里面也强调了三教的不同，但是更强调共同发展，而不要相互排斥。当然，宗密是站在华严的立场上谈三教一致的，并把华严的教义提得最高，力图站在华严的立场上回过头来统摄儒道两家学说。
　　另外，这个时期佛教在强调三教融合时，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比方说，为了加强与儒学的融合，也为了强调与中国传统伦理名教的调和，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以之为内容的伪经。伪经在唐代之前就有，但到了唐代却大量出现，这不能不让人审视其所具有的特殊历史现象。现在经常被人所引用的，比如《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是在唐代出现的，一些强调忠君孝亲、强调封建纲常伦理的佛经，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像宗密的《盂兰盆经疏》，里面特别强调了佛教的孝道观念。这里面还牵涉到儒佛相争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佛教有没有孝的观念？佛教到底有没有孝道？
　　还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大多数中国化的重要宗派，也都在隋唐这一时期形成并出现了，其中除法相唯识宗印度化色彩较浓外，应该说，其余重要宗派都是在佛教基点上，在其思想理论上实践着儒佛道三教的合一，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宗派思想中看到它们对儒和道思想的融合。
　　道教：隋唐时期的道教，是中国道教发展的兴盛期。一方面，唐太宗认为李唐居国，李老当然名列于前，所以道教徒的地位空前提高，而《道德经》与老子崇拜也成为道教的主流。即便到武则天时期，她刻意抬出佛教为其张目，同时也还保持对道教的重视。
　　这一时期道教教团严整、礼仪完备，而其理论建构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体系，诞生一批道教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杜光庭。他们主要的思想理论体系，也都是对儒与佛的东西进行融会贯通与兼收并蓄。
　　在唐代，道教经典大量出现（包括造做），故而唐代还编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帝王政策之影响：我们也要注意到隋唐时期帝王对三教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演变，以及对三教各自地位的升降，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比方说隋代，其建国得到了佛教与道教的一些支持和帮助，所以隋文帝与隋炀帝，虽然都曾经想过要恢复儒学，也曾经设想要恢复考试，但后来由于南北刚刚统一，一些考试的标准也一时难以确定，终致不了了之，因而在隋代，儒生的地位相对比较低下，还是佛道（特别是佛教）更为兴盛。隋炀帝本人，更是一个崇佛者，突出的事例是他与天台宗创始人智　［岂＋页］（智者大师）的关系。
　　这说明帝王作为统治需要和他采取的宗教政策，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作为佛教、或是道教的上层人物，他们也有迎合政治、投靠统治者的表现，这应放在中国特殊的封建专制背景下来审视这一问题，既然因为三教的兴衰，往往与帝王的政策直接相关，所以从佛道二教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不处理好与帝王之间特殊的关系。
　　此外，还要注意到这个时期，特别是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的相关调整。其前，某些皇帝推崇佛教，而某些又推崇道教，同时，儒家又一直是主流正统，像唐太宗所说，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哪怕自己好佛、好道，这就面临着一个三教关系如何摆平的问题？这问题在唐代前期争论比较多，甚至皇帝多次召集大家来进行讨论，到底哪个居前？哪个排后？唐太宗经常讲，李唐居国，当然李老在先。到武则天上台，又下一道诏书，说道士要排在后面，当然应该把和尚、尼姑排在最前面。
　　但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进入一个转折点，由兴盛而走向下坡，在三教关系上，就不再太特别有意地去扶植哪一家、推崇哪一家了，而更多的则是侧重于三教的和解。有时帝王会亲自参与，以促成三教的和解，特别是到了唐则宗以后，他促成三教和解中，不再持支持一家而压倒另一家的态度，这样，客观上就造成了三教的冲突与争论慢慢给淡化了下来，所以唐代后期，三教的冲突显得比较少。
　　到了唐武宗灭佛，更是三教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还加上一位道士，唐武宗就异常崇道，并随后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事件。这一灭佛事件，是中国佛教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以后，唐王朝逐渐走向了衰落，而中国佛教在历史上所谓的鼎盛时期，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唐武宗之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就逐步走向了衰落。
　　五代十国时期：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又出现了南北不同的割据政权。从现在的资料上看，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和统治政权，大部份都奉行崇道，所以在五代十国时期，道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道经在收集整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佛教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帝王也相对比较多崇佛的人，所以佛教还相对地有所发展。而北方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大多不稳，这个时候的统治者，他需要将沉重的赋税、劳役压在普通的老百姓身上，因而这时期的佛教寺院往往成为那些不满于现实、也不愿意承担赋税劳役人的躲避之处，寺院也就往往成为统治者特别关注的对象。由一些资料表明，这时期佛教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行为，比方说比较流行的，有所谓烧身、炼指这一类的自残行为，这样既破坏社会劳动力，也有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不但老百姓不满，统治者也不满，所以北方政权一般都对佛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其中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四）宋代之后的三教关系

　　到了宋代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变得更为加深。唐宋之际，形成的所谓三教合一的思潮，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中国思想发展总的一个方面。
　　儒学：从汉魏之际开始出现的三教融合的趋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回顾一下，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强调儒佛道三教都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样一种功能。到了隋唐时期形成的所谓三教一致，三教鼎立，这时三教各成体系，都立足于本教，而对另外两家加以融合吸收。到了宋代以后的三教合一，它的重点，则是以新的儒学为合一的基础。当然这里讲以儒学基础，不等于佛教、道教也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是说，他们都主动地迎合新儒学的理论，迎合社会发展对新儒学的定位。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佛教、道教这时提出的三教合一，就容易提出三教合一于理这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宋明理学，是以儒学为其主要标志的，三教合一于理、同一于理，这表明了佛道两家对宋明理学的一种迎合。
　　这样一种三教合一的思潮，标志着儒佛道三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融合，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也终于找到了他们共同的归宿，也找到了他们共同的搭档、找到了一个彼此组合最佳的方式，就是：以儒学为主，以佛道为辅。
　　在南北朝时期，三家都恨不得能把对方消灭，到了隋唐时期，发现消灭不了，大家于是立足于本家，吸收融合对方以发展自己，也可以说是进行共同竞争，而到了宋明以后，实际上，由于社会文化多种的原因决定了，最后发展成为以儒学为主导，而佛道辅其左右的组合关系。这种关系到后来就基本上相对稳定，谁也排斥不了谁，谁也超越不了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可以在地位上越居佛道之上的，因为儒家始终被确定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
　　佛教：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佛教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佛教主要特点则体现出一种内外融合的趋向。所谓内外融合，于内，它从隋唐时期的分宗立派而走向了混同融合。大家知道，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各个不同的宗派，八大宗派，各居山头、各自为宗，到了宋代之后，它们却慢慢地也走向了融合。作为这种融合的先声，在唐代的宗密，就已经提倡了禅教的一致，宗密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不相违背”，这便成为后来禅教一致论的重要依据。在隋唐时期，禅与教如果还有区分的话，宋明这个时期，教界内则更多提倡的是融合，到了北宋时期的永明延寿，就以此为指导，编成了《宗镜录》100卷，力主禅教一致、禅教并重。
　　此外，从社会需要来说，净土法门由于它的简便易行，迅速得以流行，后来诸家各派，在强调融合的同时，便也都提倡兼修净土，所以净土的“念佛法门”成为中国佛教诸宗各派普遍采纳的法门。到了明清时期，在佛教发展更加衰落的时候，佛教也从自身寻找原因，反思自身所出现的种种腐败衰象，所以又有很多人重新呼吁，要求严守戒律。这样，就真正出现了禅、净、教、律合诸一体的大融合。
　　佛教对外，则更多地是强调三教的融合。在入宋以后，居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佛教在自身强调融合贯通的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了三教的融合，以及三教的一致。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天台宗的孤山智圆，以及宋代禅师契松，他们都是有名的三教融合论的提倡者，不仅是提倡，而且他们确实在思想上、理论上做了很多的汇通工作，而且颇有成就，特别是对儒与佛两家，做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以及相互贯通的工作。
　　此外，还值得重视的是明代的“四大高僧”，他们中兴佛教，在当时的佛教发展中，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四个人，几乎每一个人，其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都是三教融合。一方面，他们都积极倡导三教融合，另方面，他们也为三教融合，做出大量理论上的工作。他们都有很多的著作，也都遍诸儒佛道三家的经典，如老庄、四书、周易。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是三教关系研究中大家关注的一个重心。这都反映入宋以后，宋元明清历代，中国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关系日益加深，它们已不再孤立地发挥其自己的作用，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进步。当然，不同时期也都还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道教：宋元金辽时期，是道教发展的高峰时期，其标志为许多新道派的出现。在北方，以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为代表，而南方，则以正一道、净明道为代表。这些道派，其思想理论体系，也大都都建立在三教融合的思想上。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以钟吕金丹道为肇始的内丹修炼术及其相关道派的兴起，尤甚是全真道，于元代一跃而为中国历史上的代表性道派，到了明代在统治者主持下道派进行合并之后，全真教与传统的正一道派半分天下、各领南北。作为钟吕金丹道为代表的内丹修炼术，其突出主张就是“性命双修”，其性功，修的是佛教的心性之功，而其命功，修的则是道教自有的内养之术。至于全真道，则更是以三教融合作为它立宗的基础，王重阳劝人读三经，分别是：《道德经》、《心经》与《孝经》，其创立全真道而入山东传教时，所组织的所有炼养团体，均以“三教”冠其名，如：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而其所有学说与理论，也都在三教思想中体现出来，其自言：“三教收来做一家”。
　　再如净明道，更是传统天师道与宋明新儒家的结合。其全称为净明忠孝道，冠以儒家忠孝的核心名相，其所称净明，指的是正心诚意，其所称忠孝，指的是扶植伦理纲常。当然，他也重视符篆道术，可见其本质，仍不失其道家立场。
　　民间的三教信仰：此外，入宋以后，佛教与道教在民间以及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这也是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发展到明清之后的特点，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并于其中分化出了许多民间宗派以及民间的宗教信仰组织。同时，它也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节日结合得更加紧密，这种结合都不会是单纯的佛教、或是道教与它的结合，往往是一种同时兼收的融合现象，比如儒佛道三教的教主，都会被当作神灵一同祭祀。这种现象延续至今，现在于南北乡镇的佛寺、道观中，我们可以依然可以看到不少都同时供奉着佛和神仙，这都充分反映出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某种特性。
　　就在儒学里面，三教融合，也曾经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一个所谓的“三一教”。虽然宋明理学也是以与佛道融合为其基础，但“三一教”却显得有些不同，而是把儒学推向极端，使之带有宗教性质。它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出现的一个叫林兆恩（？）的儒生，他创立了一个以儒学为主，并融合三教的“三一教”。他强调的是三教同源、三教同理，并把三教比作一棵树上的三个树杈。然后在各地，设立所谓的“三一教堂”，敬奉四大偶像：一个孔子（叫儒仲尼氏）、一个老子（叫道清尼士）、一个释迦牟尼佛（叫释牟尼士）、还有一个他自己（叫夏吾尼士）。有人认为，“三一教”是儒家宗教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整个中国的儒学最后是不是成了宗教，有众多不同的争论，但“三一教”的出现却是一个儒家宗教化的代表性事例。

　　200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