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元释教录》等经录的伪经录中看南北朝时期佛道的斗争与融合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与融合，是佛教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渗入中国本土文化，得以在中国扎根，并形成此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鼎立格局的关键时期。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那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再加上中国本土士人对佛教了解甚少，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是把佛教当成如同黄老道一样的神仙方术来对待，附庸于道家（道教）。这种情况大概一直延续到西晋。

佛经的翻译从汉末开始，经三国、西晋，迨至东晋，则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佛典传译工作。而随着翻译佛典的传播，以及中土士人对于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和广泛探讨，人们认识到了佛教与道家（道教）在许多根本理论上的差别，开始要与道家（道教）区别开来，改变附庸于道家（道教）的地位，乃至要与道教一争高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这一时期的佛道斗争中，有一些是很无聊的，既没有什么理论价值，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为了争夺和论证本教的正统地位，双方都编造了不少荒诞的谎言来攻击对方，抬高自己。道教方面编造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谎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佛教方面即如法炮制，也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等。

通过这一时期的佛道斗争，佛教广泛地传播了自己的教义和理论，使中土士人得以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佛教教义和理论，而同时为了适应佛教在中土的生存和发展，一些中土佛教徒也在许多方面对佛教的教义和理论做了多方面的改变。

在中国佛教史上，伪造的经论数以这一时期为多。《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伪妄乱真录”共载伪经三百九十部，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这些伪经中，有些情况很值得注意。一是，《开元录》中把四十三部抄经（如《抄华严经》、《抄法句譬喻经》等）列入伪妄乱真录中，称这些抄经均为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所抄，并把它们与其余的伪经放在一起评论，说：“并名滥真经，文句增减；或杂糅异义，别立名题。若从正收，恐玉石斯滥，若一例为伪，而推本有凭。进退二途，实难诠定，具依旧录编之伪末。后学寻览，幸详得失耳。”这里的话说得比较客气。在隋法经编撰的《众经目录》中指明为萧子良所造的经只有八部，但他把这些经与其他伪经列在一起，总评曰：这些经“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谣谶；或前论世术，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这是主张禁止流通。

诚如《开元录》作者所言，象萧子良所抄的这类经，应当说都是“推本有凭”的，不好简单地目之为伪，然而它增减文句、杂糅异义又不能说它是真经。两录站在维护佛教纯正的立场上批评这些伪经，自无可厚非。但从他们的批评中，却透露出了佛教在与道教的斗争中，融进了大量道教的东西，以及悄悄地在本土化的消息。

在这些伪经中，一批题名为《安墓经》、《安冢经》、《安宅经》、《天公经》等等的经，即就这些经名言，即已足以印证《众经目录》作者评论中说的“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等，所言非虚了。这也可以说是从世俗化、大众化方向的改造和发展。

至于那些记在萧子良名下的抄经类伪经，则更多地是有见于佛经的烦琐，为适合中土士人的口味，而做的精选、改编工作，其间自然也就免不了增减文句、杂糅异义。然这正是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土士人思维习惯的一种改造和发展。

佛教中土化的进程，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特性的变化上见其端倪。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中土思维方法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