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翰评析禅的由来及哲学思想对禅的理解

禅的由来要从“灵山说法”说起。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一次在灵山讲解佛法时，突然手拿鲜花，缄口不语，众僧感到莫名其妙，只有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迦叶会心地微笑。佛祖感到迦叶灵性已通，便把自己的以心传心的禅宗密法传给了他。于是，迦叶便是印度禅宗的始祖。这个故事叫“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至于迦叶理解到什么，微笑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禅本身就主张个人体验，人人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再说，禅强调无言，认为真理是说不清楚的，主要靠悟性的“意会”而不可言传，说得清楚的那就不是禅了。若非得说说迦叶微笑的道理，大概他体会到人生如花，荣枯只在转瞬之间，不如嫣然一笑，超脱生死，得以自由。

禅在印度传到第28代的掌门人是菩提达摩，他有感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弱，便东渡到了中国传教，最后在中国有名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不知道。有个中国的和尚名叫神光，他矢志追随达摩，但屡遭拒绝，最后砍断自己的胳膊，跪在大雪纷飞的门外。达摩终于感动了，收他为弟子，改名慧可。慧可就是中国禅宗的二祖。传到第五代，掌门人是弘忍。他为考察弟子，让大家写偈子，大弟子神秀按照外物实有、人心本秽、勤修悟道的印度禅宗思想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当时，寺院中有一个担水劈柴干杂务的小和尚，名叫慧能，写了一首偈子反驳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这首偈子变“外物实有”为“四大皆空”，变印度的悲观主义、渐修主义为中国的乐观主义、顿悟主义，因而导致了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慧能也成了中国禅宗的真正始祖。自此，禅宗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被一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捧为圭臬，融入灵魂，不仅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现代，中国禅宗流入欧美，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首偈子，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来，印度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是污秽的，人生是痛苦的，人们眼贪好色，耳耽妙声，鼻爱名香，舌嗜上味，身触细滑，贪图金钱，爱好名望，希求安逸，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必须通过戒、定、慧三个步骤逐渐达到绝对的幸福，最后成为无需语言而能进行心理交流的“佛”。可中国人的思想与印度人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食色，性也”，无可指责！根据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慧能提出：既然人心清净，那么只要拨去人们认识上的迷雾，清除主观的障碍，直指本心，就可立刻成佛。这样，就用不着修戒、定、慧三学，用不着苦行，用不着研读经典，只要念头一转，保持自然适意的乐观轻松状态，佛便在心中。

于是在中国，禅宗成为回避专制，对抗儒法，挣脱桎梏，反对异化，呼唤真实人性的人道主义哲学。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使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倡导自然适意、轻松自如的一种生活方式，“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要行即行，要坐即坐”，丝毫不要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中国的唐伯虎就自称：“饥来吃饭困来眠……世上闲人地上仙”。对这些中国人来说，哪有什么西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Hamlet)的迷茫和对人生的质问，有的只是沉湎于生活，在生活中创造意境，调节心态，享受人生。

西方文化有两大来源，一是希伯莱的基督教，二是古希腊文化。前者神人分离、人与世界分离的思想，后者灵肉分离、感性理性分离、人与自然分离的思想，共同形成了西方的二元论：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现实与理想、自己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分裂，由此而发展起西方的近现代文明：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主法治，科学技术。而中国人与此不同，他们取消一切矛盾对立，主张一元论（或称整体思维、混沌思维）：天人合一，齐万物，齐生死，混淆感性理性、本体现象、灵与肉，由此他们感到洞察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恢复了生命原始的活力，所以，觉得轻松喜悦。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解脱之道，只在吃饭穿衣等世俗之中便能获得自由。禅理就在生活之中，离开了生活便没有禅！有个叫杨绂的人离别双亲，到四川拜访无际菩萨，大师告诉他应去拜访家中的反穿鞋子披着毯子的人。他回到家，深夜叩门，母亲高兴急迫中反穿鞋子披着毯子来开门。杨大悟禅理：佛即在家中，日常伦理即见佛心。

这样看来，似乎禅师与常人没有区别了。其实，不尽其然。禅不仅主张返璞归真，回归现实，还关心人的自我觉悟，要求悟禅者自求、自证、自明，以顿悟或直觉的方式进入禅境。如此，虽然是在做平常的事，但禅师比常人心灵更加澄明，感觉更加真实，分明觉得自己是在与万物交流。可是，我们又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禅境，因为禅主张自信、自靠、不外依，只强调个人体验，不同的人对同一的事物可能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所以，百人有百禅。在这里，一切偶像被摧毁了，佛不再令人膜拜，个人的尊严受到尊重。

禅宗还认为，不应自囿于人类的逻辑和语言的陷阱，而应让心灵处于放任状态，让潜意识随时突发出来。这样，禅的语言通常是答非所问，看似矛盾百出的，但这正是禅所需要的，因为禅就是要将人的精神自由化。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回答道：“我在青州时，做了一件七斤重的布衫”，这样的回答可谓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它的确排除了逻辑思维，突出了人的瞬间无意识。

从上可见，禅是一种生活哲学，是中国式的直觉主义理论。它与印度原有的思想不一样，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性――强调世俗，随波逐流，重视原始的圆满，满足于感性，崇尚语言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