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史上的教难

　　世界佛教史上的教难
　　佛教是崇尚和平的，自古以来，不知受了多少迫害，宁可自我牺牲，都在默默的忍受。印度的佛教，遭受回教和婆罗门教的摧残，佛教几乎在印度灭绝；中国的佛教，受道教向皇帝的唆使，有三武一宗的教难；耶稣教的太平天国也以破坏佛教为能事。世界上佛教所流行的国家，都有一页被迫害的辛酸史。
　　世界佛教史上的教难

　　日本

　　日本为一岛国，由于与外界往来频繁，接受外来事物的能力也相对提高，如派“遣唐使”到中国及朝鲜了解政治、文化、社会等情况。即使如此，佛教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时，仍不免有保守势力者持反对看法。在明治维新时，政府一方面极力吸取西方新科技、文化，另一方面却保守的维护传统的神道思想，日本佛教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佛教初传时期

　　西元五四六年，朝鲜半岛的百济王遣使致赠日本钦明天皇一尊金铜释迦佛像，不料竟引起朝中持保守与先进两派思想者的激烈争论。当时，中连物部尾舆及大夫中臣鎌子坚持反对：“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时值流行天花，他们更以此迁怒佛教，向天皇进谗言，烧佛殿，并将佛像弃置江中。

　　到了敏达天王(西元五七二——五八五年在位)时期，疫病再度流行，物部守屋与中臣鎌子之子中臣胜海又上奏：“疫病流行，国民将绝，恐及天皇陛下。”将病因归咎于崇佛所致。于是天皇下诏断绝佛法，守屋焚烧寺塔，抛弃佛像，不仅夺去当时善信、禅藏及惠善三位比丘尼的法衣，并且将他们拘禁，当街刑以鞭打。这是日本佛教法难的开始。

　　江户时代的排佛

　　日本幕府时期，僧团受到很大的奖励，奠下日本佛教兴盛的基础。但到了江户时代，由于过于安逸，逐渐失却积极进取的精神，思想也不够灵活，形成单纯的“读经佛教”。当时僧团流于乖腐，暴露违戒、修持怪异法门等现象。于是，一般社会人士的指责纷至沓来。原本势力渐抬的儒学，终于发难，主张废佛。天保十四年(西元一八四三年)，儒学大盛的水户藩着手进行排佛，淘汰僧尼，毁坏寺院，并将佛像鎔铸成大炮。

　　外护固然重要，惟僧众若不自立自强，致力于弘法利生，仍难免受到野心者的打击。

　　明治维新

　　承继儒学的抬头，“尊王攘夷”的复古思想也随之兴起。江户幕府将政权还给天皇，开始了明治维新时代。推行攘夷之后，神道信仰恢复，拥护的学者大唱“神道国家”的口号，天皇成了神的化身，加上支持僧团的幕府已经衰微，式微的佛教地位更是危如累卵。

　　明治元年(西元一八六八年)，政府下令神佛分离，由是废佛毁释运动趋于极盛，全国神社与佛教分家，神职人员脱去僧装，恢复神职之服，不准供奉与佛菩萨形像相同的神像，钟、磬、木鱼等法器也禁止使用，焚烧塔寺，不愿还俗的神社僧侣遭强迫还俗，多数寺院被废止或合并，为日本近代史上一次严重的法难。

　　可贵的是，仍有许多人力挽狂澜，亟欲拯救佛教局面。如：临济宗的荻野独园、天台宗的奥田贯昭、曹洞宗的诸岳奕堂、真宗本愿寺的大谷光尊等，成为日本新佛教的先驱者，也为近代兴盛的佛教事业奠立良好的基础。

　　韩国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后，曾开出灿烂的花朵；然而，韩国受中国儒家影响相当深，许多帝王也常以儒治国，甚至采行排佛政策，尤其在李朝时代，佛教所受的压迫，更是前所未有。

　　太宗

　　李太宗芳远(西元一四○一——一四一八年在位)，酷爱儒、文学，平日即与儒者往来。即位后，实行排佛政策，下令罢去五教，只留禅、教两宗，宣称：“神佛之事我未敢知，然其验无亦甚明白，何益之有？以往太上王(太祖)及上王(第二代定宗)皆崇信之，虽未能尽革，然可参酌除之。”乃下令减少寺额，令沙门还俗、寺刹土归属国有、附属寺刹的“藏获”(世代相传无酬的奴隶阶级贱民，隶属于寺院)收为军丁，乃至废除王师、国师之法，降低僧侣待遇等种种规定，使得太宗在位十八年间的佛教发展因而停顿下来。

　　世宗

　　世宗(西元一四一九——一四五○年在位)是太宗的第三子。即位后，承继太宗作法，支持排佛，致使朝鲜佛教殆乎灭绝。其政策有：改革寺社的奴婢及奴婢的让渡，以归公有；减少寺额、罢五教，唯存禅、教两宗；废止内佛堂，京城内仅留兴天、兴德两寺，余尽废除；将寺院的佛像、钟、磬，熔铸成兵器；减少佛事，禁止僧侣随意在京城出入，严格规定度僧制度等。太宗在位时，尚有二百四十座寺院，世宗六年，实行“释氏之道，惟禅教两宗”政策，全国仅存禅宗寺院十八座、教宗寺院八座。

　　燕山君

　　燕山君(西元一四九五——一五○五年在位)是李朝第十一代君王。原本随顺祖母仁粹太后崇信佛教，太后去世后，态度一转，竟然为了个人宴乐，对佛教加以破坏。他撤去三角山藏义寺佛像，赶走寺内僧侣，将教宗首刹兴德寺的佛像废去，寺院改为官用。一五○四年，他也废掉禅宗首刹兴王寺，移佛像至桧岩寺，改圆觉寺为妓院；自高丽以来所举行的僧科制度也被迫废止。不久，兴天、兴德寺相继被焚，禅、教二宗本寺俱毁，宗务转移他处。身为国君应以社稷为重，燕山君却对百年来人民藉以安顿身心的佛教加以屈侮，此实非贤君之举！

　　中宗

　　中宗继承燕山君的王位，对佛教的迫害，并不亚于燕山君。他立法完全废止僧科制度，撤除两宗都会所(兴天、兴德二寺)；毁掉圆觉寺；取庆州塔的铜像作成兵器；撤去城南尼舍，毁坏佛像，使得都城内的佛教足迹消逝无踪。部分道心未坚的僧侣也舍弃寺院离去，甚至甘于沦为国王的家奴，失去修道的崇高德行。及文定太后执政时，虽曾礼请神兴寺高僧虚应普雨恢复佛教，却在召集僧侣严修法会时，骤然往生，一切佛教事业于是停止。普雨则被流放于济州岛，为教殉身。

　　越南

　　自古以来，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就相当的密切，不论在政治、文化、社会民情等各方面，都深深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弘扬当然也不例外。

　　黎朝圣宗排佛

　　越南佛教在黎朝的时候，颇受轻视，原因是圣宗身为汉诗文的五泰斗之一，相当重视儒学，对佛教兴起排斥的心理。光顺二年(西元一四六一年)，他下令全国禁止兴建寺观，后更严禁百姓求佛功德，改以礼教教化。光顺四年，下敕禁止卜筮、道、释与宫廷官人往来。光顺八年，设五经博士，全面实施儒术政治，对佛教加以批判，影响所及，帝王误解“佛教无益”，订立“凡佛教、浮屠皆无益”、“乡村无原额的佛寺不得私自构筑，劳民伤财，违者问罪”等条例，大大地抑制佛教在越南的发展。

　　吴廷琰的破佛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信奉天主教的吴廷琰掌握越南政权，他仗着政治权力，采取强烈手段限制佛教传教自由，不准佛教徒悬挂佛教教旗，不准电台广播佛教消息，以莫须有的罪名，活活埋葬了许多高僧。一九六三年，当教徒庆祝佛诞节时，越南政府竟下令以机关枪扫射虔诚的教友，十二人当场死亡，五十余人受伤。这种残暴的行为，在民主时代的今日来看，实令人发指。更荒谬的是，当时越共游击队不断攻击政府哨站，吴廷琰不但没有集中力量反共，反而将部队调回各城市对付佛教徒，使得整个越南处于戒备状态。

　　吴廷琰政府对佛教的种种压迫，终于引起佛教徒的愤慨，他们如同一头醒狮，发誓捍卫佛教，其中，广德大师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越南佛教，以自焚的方式，悲壮地为教牺牲。他的行径，引起全球瞩目，各国同声谴责，教徒们热血沸腾，以游行示威的方式，擎着标语，发出怒吼：“我们愿为佛教牺牲！”不畏坦克、炮弹，极力争取佛教地位。因果昭然，吴廷琰政府终于倒戈下台。

　　越南佛教徒如怒目金刚的护教精神，可歌可泣！

　　锡兰

　　佛灭后三百年，阿育王派遣王子摩哂陀至锡兰弘法，佛教正式传入。由于锡兰与印度自古即有密切的关系，其种族、文化等都源自雅利安族。因此，佛教传入后，很快地为当地人所接受，立法明定佛教为国教，非教徒不能承受王位等，而成为一佛教国家。直至今日，尤其是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后，锡兰的佛教成为南传佛教的代表。

　　锡兰人民对佛法有着坚定的信仰，历史上所遇到的法难，大多来自其他种族的入侵，所幸，都及时出现有心的僧侣和国王，靠着无比的信心，极力恢复佛教的地位。

　　西元前一四五年，南印度陀密罗族( Damila)朱罗国( Chola )渡海攻入锡兰阿罗陀城，史称伊拉罗王，统治了北方四十五年。统治锡兰南方罗诃那的度他迦摩尼王，英勇善战。他喊出：“不为国家，而为佛教！”赢得众人拥护，战胜伊拉罗王，收复失土。影响所及，人民因而觉醒，全国皈信三宝。

　　西元前一世纪中期，锡兰佛教又遭逢灾难。南方罗诃那有一婆罗门帝须，与陀密罗族人攻下阿罗陀城，锡兰王毘多伽摩尼失败，逃入山中十四年。期间，由于战争的缘故，锡兰发生大饥荒，百姓互食人肉，乃至僧侣亦难逃被杀。佛寺被迫舍弃，连摩哂陀所建的“大寺”，也未能免于劫难，历史上称此次事件为“婆罗门帝须荒灾的怖畏”。

　　西元四三三年，南印度的陀密罗族又入侵锡兰，占领阿罗陀城达二十五年以上。锡兰的文化、经济、佛教等，都遭到很大的破坏。

　　锡兰斯那王第一( Sena I )时期(西元八三一——八五一年)，印度波陀耶国( Pandya )国王率军大举入侵锡兰，王宫、大都市及各地寺院都遭洗劫，包括金佛像等法物，全被带走。自古以来就是锡兰政治、文化、经济、佛教弘扬中心的阿罗陀城，从此黯然失色，不复昔日风采。此后数百年，锡兰便常陷于内忧外患中，加上婆罗门教势力的增长，佛教在政治、异教及自身衰微的影响下，更形式微了。到毘舍耶婆诃第一(西元一○五五——一一一四年)时，力图恢复佛教，而全国大比丘僧竟不到十人。

　　西元十六世纪，葡萄牙国威强盛，尤其海上势力席卷全球，锐不可挡，西元一五○五年，带着西方的文化与信仰，登陆锡兰。佛教从此受长期的压迫，例如：杀戮僧侣、破坏佛寺的暴行层出不穷，佛教徒被杀害事件更是时有所闻。记载锡兰历史的《大史》如此描述萄萄牙人：“他们都是恶人无信仰，残酷无情，擅自乱入都市寺院等，砍断菩提树，破坏佛像，毁灭国家和宗教，到处作要塞，防备战争。”

　　西元一六五八年，锡兰人与荷兰人合力驱逐了葡萄牙人，从此却又受荷兰人的统治。此时，锡兰的佛教式微，屡被迫害，僧侣分散，更有人混进佛教伪装出家，使得僧律堕落，连成立一个五比丘的僧团都不足，人民对佛教失去信心。直到西元一七五三年，由泰僧优波离上座主持，完成传戒仪式，使得锡兰比丘僧团再现。

　　缅甸

　　缅甸自古受锡兰佛教影响甚深，全国上下几乎以佛教为信仰。虽然如此，历史上仍不免有法难发生。

　　思洪发国王的暴政

　　西元一五四○年，缅甸阿瓦( Ava)王朝的暴君思洪发在位时，佛教遭遇一次空前的法难。

　　思洪发( Thohanbwa )国王是缅甸掸族统治时期有名的暴君， 对佛教素无好感。在位时，见缅甸族中各地林立的佛塔，认为这“不过是一般帝王藏宝之所”，与佛法无关，竟下令拆除，幸有僧侣与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未得逞。
　　后来，思洪发见阿瓦城中很多比丘游化四方，得到信徒的信赖与拥护，心中颇为不快：“僧人拥有许多信徒，不知何时会叛乱？应将他们尽早除灭。”于是，他在坦巴奴( Taungbalu )丘原举行供僧大会， 邀请阿瓦、实皆( Sagaing )、 邦芽(Pinya )等地的比丘列席。就在所有僧众受食时，象马军队突然冲出，杀害在场的三千位比丘，当场罹难的有三百六十位，其余非伤即逃，经典、塔寺也一并被烧毁，现场一片凌夷，惨不忍睹。

　　此次教难历时虽短，也未波及阿瓦以外地区，却加深了缅族人对掸族统治者的仇恨。三年后，思洪发国王遭一名缅族大臣明吉耶曩( Minkyiyanaung)刺杀。西元一五五五年，阿瓦王朝被兴起于南方东固( Toungoo)的缅族消灭。因果报应不爽。

　　俄国

　　佛教在十七世纪时，由卡尔米克和布利亚人从蒙古传入俄国，逐渐生根发芽。十八世纪时，伊利莎白女皇下召封立可汗喇嘛，使得佛教寺院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成为当地宗教中心。受沙皇政府的鼓励，或有俄人至西藏、锡兰、印度等地参学，或有喇嘛、学者在俄国各大学中任教，研究佛教之风，大为兴盛。

　　一九一七年，苏俄发生十月革命。布鲁雪维克主义者对卡尔米克人发动战争，佛教首次受到摧残。一九二九年，史达林巩固政权，开始展开大肆镇压与肃清活动，苏俄佛教也难逃一劫。卡尔米克及布利亚的寺院，不是遭破坏，就是被改为仓库、牛圈，佛教典籍、佛像、法器等，一概焚毁。一九三四年，温和派政治领袖基罗夫被暗算后，喇嘛更受到无情的打压，有的被送去劳改，或遭处决，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多尔耶夫也在清算中被捕入狱，死于乌兰乌克的监狱内。

　　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共为争取正教教会的信任及取得回教国家的同情，分别对希腊正教与回教传教士示好，佛教不仅无法得到同等待遇，连位于列宁格勒寺院的卍字全被拿掉，佛教建筑物被改为无线电台。

　　一九五二年，史达林开始草拟另一次新的屠杀计画，翌年三月五日却突然病逝。一九五六年，赫鲁雪夫发表清算史达林演说，导致共党内部变革，史达林的尸棺被迁出列宁墓，过去凡被改用史达林为地名者，全部更换。至于卡尔米克人，部分在大战后，移民美洲，他们在颠沛流离中，还手捧佛像、经卷、佛具等，这种不忘佛教，坚定信仰的精神，值得后人效法。

　　藏传佛教

　　西藏在佛教传入前，原已存在一古老宗教————苯教，从事占卜、治病、祈福、禳灾、驱鬼，及盛行对自然、祖先崇拜等祭祀活动。后来，其祭祀仪式愈演愈烈，时以杀牲作供，甚至以人心作祭。其以血腥、恐怖气氛，使人心生震慑而服从，不仅民间普遍信奉，也盛行于政治、军事上。西藏佛教的第一、二次法难，都是因苯教而起。

　　西藏第一次法难

　　松赞干布是藏史上著名的英明君主，统一西藏高原后，采取种种利民措施，如鼓励农牧生产，保护牲口等，这种护生的政策，间接地帮助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为了吸取其他民族的经验，以联姻方式，先后与尼泊尔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成亲，进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二位公主带入大量的佛像、法器、经典，藏王并为她们在拉萨建立了大昭寺、小昭寺。此后，佛教逐渐在西藏传播生根，却也逐渐引起苯教徒及其支持者的不满。

　　西元七三九年，西藏地区流行天花，对佛教积极推动的金城公主也病故，便有贵族伺机蛊惑造谣：这是佛教徒触怒苯教神只的缘故。于是僧侣被逐出境，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西元七五五年，年幼的赤松德赞即位，由反对佛教的马尚仲巴结、达扎路恭等大臣佐政，下令禁止佛教。佛教因此遭遇下列的迫害：

　　禁止信奉佛教，违者没收家产，流放异域。死后不得采用佛教仪式。

　　拆毁拥护佛教的赤德祖赞所建的喀查寺、扎玛珍桑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像闲置在芒域(今吉隆县)。

　　汉、天竺、尼泊尔等僧侣被驱逐。

　　破坏佛教不杀生的戒律，改大昭寺为屠宰场。

　　为了证明确实行禁佛法令，他们迫害信仰佛教的大臣，并流放二人以为警示，这便是西藏史上的第一次禁佛运动。

　　赤松德赞成年以后，景仰先王崇佛的德政，不再听信马尚仲巴结及达扎路恭等人的话，而力图护持佛教。他积极采取复兴佛教措施，活埋了马尚仲巴，放逐达扎路恭，宣布废除禁佛条令，法难因而暂得平息。

　　西藏第二次法难

　　西元八三八年，达磨执政。达磨本来信奉苯教，为巩固王位，积极扶持苯教，压迫佛教，适值农牧区连续发生瘟疫、霜雹、旱灾、洪水等灾难，苯教徒藉故指为信佛的恶果。西元八四一年，达磨下令禁佛：

　　封闭、破坏佛教寺院。大昭、桑耶等寺门被封，并绘上出家饮酒作乐图，表示堕落；小昭寺改为牛圈；掩埋佛像，移不动者，则绑以绳结，以示屈辱。

　　焚毁佛经或将其投入水中。

　　镇压僧人、佛教徒，停止一切供养。印度、西藏的僧众四处逃散，留下者勒令还俗或强迫放弃佛教，归入苯教；若不服从，则命令其打猎，破杀生戒；或将其当作上、下马时的踏凳，给予百般屈辱。

　　此次禁佛，从拉萨、桑耶寺开始，手段彻底、蛮横，更引起僧众的反弹，后世人因而称他为“朗达磨”，“朗”即西藏语“牛”的意思。西元八四二年，僧人拉隆贝吉多杰为保护佛教前途，刺杀达磨，结束了五年的禁佛运动。然而，西藏佛教的灾难并未结束，朗达磨王死后，全藏变成群雄割据状态，彼此伤杀，内乱不已，佛教也几乎被遗忘。

　　《梵网经》说：“闻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矛刺心。”回顾佛教历史上经历的法难，着实令人痛心！

　　然而，一如四十年前，我为宜兰雷音寺青年歌咏队所写的“弘法者之歌”：“尊者目犍连，为法遭贼凶，粉身碎骨心无怨，只望佛法可兴隆。”多少佛门烈士抱着“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信念，不畏魔难，不惧障碍，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勇敢护卫佛教，为教殉身的大无畏精神，为佛教的弘传带来光明，也为真理的传播点燃希望。

　　《佛遗教经》经里，阿楼驮曾对佛陀说：“世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异。”今后，全世界佛教徒应该泯除小我、宗派分别的自私心态，发愿效法韦驮护法的精神，不做狮子身上虫，以富楼那弘法为教以及历代圣者护教的热情、殉教的精神，对佛法拥有坚固无比的信心，负起捍卫佛教，光大佛教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