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印刷

　　佛教与印刷
　　印刷术是中国人伟大的发明之一，透过印刷技术的运用，可以快速而大量的复制各种文字、图画等书面资料，对于保存人类的历史文献，传承祖先的经验智慧，促进时代的教育普及，提升人民的知识水准，沟通各国的文化交流，进而带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印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说是引领人类迈向文明的原动力，对人类文明有重大的贡献。
　　现在世界各国的印刷术，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或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朝鲜是最先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其次是日本。但不论是韩国或日本，印刷术的传入，都是由佛经传播开始的。由此可见，佛教与印刷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关系密不可分。

　　印刷术的发明助益佛法流通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弘扬、推广，除了靠弘法布教人才的宣讲传布之外，经典的书写流通，也是不可缺少的助缘之一。在佛教传世二千六百年间，佛教经典的流传，大体上经过了背诵、书写、印刷三个时代。当佛陀住世、入灭后的几百年间，佛典都是口口相传背诵下来的，即使最初结集三藏时，也只透过问答的形式，将佛陀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弟子们能够背诵而已。后来随着佛教分别往南方及北方国家弘传，在一世纪的时候，南方的锡兰开始利用文字记录佛陀的教法，北方则在二世纪时的西北印度开始使用文字书写佛典。不过，当时纸张尚未发明，使用最广泛的是用贝多罗树叶刻字，称为“贝叶经”，其后才以书写及印刷的方式流传。

　　我国现存的汉译大藏经，是从印度和西域输入的贝叶经原典翻译过来的。大藏经在古代或称为“一切经”，是将大小乘经、律、论汇集而成的一大丛书。汉译大藏经的流传，大概可分为“写本”和“印本”两个时代。自汉朝至五代，为“写本”时代；期间唐与五代事实上已有单行本的“印本”佛经出现，但真正大规模刻印大藏经，则始于宋代。

　　宋代所刊刻的大藏经，主要分四种版本，即蜀本、闽本(福州本)、浙本(湖州本)和碛砂本(延圣寺本)。

　　蜀本大藏经是由宋太祖敕雕，自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西元九八三年)，历时十二年刻成，世称《开宝藏》，这是我国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共十三万余版，五千零四十八卷。由于这部藏经是在蜀地益州，即今之四川成都雕刻，而后送回宋都开封印行，因此又称《蜀藏》，是历史上第一部官版大藏经。

　　福州本的《崇宁万寿藏》又称“福州东禅寺本”，宋神宗元丰三年(西元一○八○年)，由福州东禅寺住持冲真法师等人所募刻，至徽宗崇宁二年(西元一一○三年)完成。《思溪圆觉藏》又称湖州本，是湖州思溪王永从及大慈院净梵法师、圆觉院怀深法师等，发愿为利乐一切有情而募刻的大藏经。《碛砂藏》又称作延圣寺本，南宋理宗时，由法音法师、赵安国等发起，于平江府(江苏吴县)碛砂延圣院开雕的私版大藏经。

　　自宋代刊印大藏经以来，此后历代陆续有大藏经刊刻流通。先后分别有辽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赵城藏》；元代的《普宁藏》、《弘法藏》；明代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北藏》、《武林藏》、《嘉兴藏》；清代的《龙藏》、《百衲藏》；民国的《频伽藏》、《中华大藏经》、《佛教大藏经》、《佛光大藏经》等。

　　五代十国是历史上的动乱时期，然而当时吴、蜀一代佛经印刷却极为普遍，吴越国国王钱弘俶和延寿禅师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等，其中印数可考的有六十八万多卷，印数之大，可谓史无前例。

　　及至元朝，统治者为防范知识份子反抗，实施民族压迫政策，严格限制出版图书，印刷业因而日渐凋敝，但佛经的刻印却依然蓬勃发展，在吐鲁番还发现有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维吾尔文、梵文等六种文字的刻版，对佛教的传播，贡献至钜。

　　以上的史实，其实也正说明：若以单行本的佛经或佛书的“印本”而言，则年代应可溯及五代之前，甚至更早。

　　根据史学家考据证实，现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书，是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刚经》，卷首印着一幅佛陀说法像，卷末印有“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有年月可考的雕版印刷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插图的刻本。但它并不是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现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书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西元一九六六年在南韩东南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经卷上没有注明年份，但经文中出现了几个武则天在位时期(西元六八四｜七○四年)创造的新字，因此，推断这卷经文是西元七○四年左右在中国印成的，很可能是中国送给佛国寺的落成贺礼。

　　这个印本的发现，证明了中国雕刻版印刷术的发明，早在这卷佛经问世之前，同时说明由于印刷术发达，间接使佛经能够广为流通而惠及韩国，乃至泽被日本。

　　早在七至九世纪之间，日本数度派遣“遣唐使”到中国，带回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和佛教经卷，我国唐朝高僧鉴真大师于西元七五三年东渡日本，也带去了很多佛教经典。及至北宋刊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当时宋太宗也曾将此藏赐赠日僧然(法济)，请回日本，高丽国王也派遣使者至我国请回此藏。此后，两国又分别陆续请回《契丹藏》、《思溪圆觉藏》等，并依此为蓝本，相继出版《高丽藏》、《天海版》等藏经，不但开启了日后日韩佛教蓬勃发展的机运，同时也促进中日与中韩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佛教兴隆带动印刷业的发展

　　佛教经论在中国流传，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翻译、注释，整理汇编成各种不同文字的大藏经，实在是一件艰巨而伟大的事业。这项成就固然得力于印刷术的发明，然而相对的，由于佛教的传播日渐普及，经典的需要量日渐增加，因此带动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宋朝时代的西夏王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并与辽、金一样崇尚佛教，常以马匹向宋朝交换佛经，译成西夏文的藏经，国王、皇后尤其经常大量施印佛经，一次印数多至五万卷、十万卷，因此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尤其从北宋起，杭州刻书业兴盛，刻印的精良，居全国印刷业之首，当时高丽国也曾经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

　　日本、韩国也自宋朝开始，陆续由中国请回各种藏经，并且仿照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刊印再雕本，此举对该国印刷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大藏经及各类佛书的印刷流通，也促使印刷技术不断的进步改良，举其要者，有以下三点：

　　装帧艺术的产生：书籍的装帧包括版面、插图等的设计与制作。五代以前，佛经的印行大部分以卷轴式或折本居多，这种形式的书籍，阅读时有诸多不便。印度佛经是用贝多罗树叶做成，将树叶切成大小适中，然后以金属制的锐利硬笔刻上经文，再把煤烟等制成的墨汁淋上之后擦干，一页一页装订成册，便是所谓的“贝叶经”。贝叶具有耐磨、轻便的特色，携带、翻阅都很方便。此种独特的装帧方式，启发了我国经书摺装及线装书的流行，也促进佛经的广泛流通。

　　活字印刷的应用：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易于流通，除了在经书的装帧下功夫外，更进一步运用最新的印刷技术来缩短经书出版的时间。西元一○四一年，继雕版印刷之后，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元代继续发展，迭有创新。除了沿用泥活字外，又发明锡活字、木活字，元朝的木活字，曾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发现数百个，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古的木活字实物。

　　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印刷的速度，也扩大了佛经的传播。日本在一六三七年刊刻，一六四八年完成，自行出版的第一部大藏经《天海藏》，就是以活字版印行，此后也都采用活字版陆续印行佛经。中国则直到清末民初印行的《频伽藏》才开始运用活字印刷。

　　彩色套印的发明：套印的发明，是印刷技术的一大突破，以往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都是单色。套印是两种颜色配合印刷，现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西元一三四一年)资福寺所刻，由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注》，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这些图文并茂的套色印本，正是套印本的初期作品，也说明套印本首先运用于佛经。

　　及至现代科技发达，佛经的印刷不但快速，而且品质精美，尤其一九九六年佛光山率先将《佛光大辞典》轮入电脑，制作了世界上第一片光碟版佛教辞典，不但携带方便，搜寻容易，这是佛教界在不断改良印刷技术外，又一项利用现代科技所作的突破性进展，此举对佛教的弘传，将发挥无远弗届的影响与贡献。

　　佛教徒刻印佛经展现护教情操

　　佛教传入中国，历经时代变迁，物换星移，以及多次的毁佛事件，依然屹立不摇，蓬勃发展，不仅深入中国社会，更传扬于海外，其中最大的原因，当然是靠历代高僧的努力弘扬；此外，印刷技术的发明，使佛经能大量印刷、流通，亦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历代佛教徒，不论古今中外，多少人为了续佛慧命，让法宝流通，穷毕生的心力为刻印藏经而奔走，为了保护法宝，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佛教徒所展现的护教情操，成为千古传诵的美谈。例如：

　　西元八四五年，中国发生“唐武宗毁佛”事件，河南洛阳敬爱寺珍藏的毗尼藏印本被毁，八六九年之后，敬爱寺的惠确法师发起重新刻印，当时的文学家司空图为之撰写劝募缘起，获得社会大众的热烈回响，终于重新刊印完成。

　　金代刻印的《金藏》，又称《赵城藏》，西元一一四八年起，由山西潞州的女众崔法珍断臂募刻，历经二十余年雕刻完成，是一部完全由山西民间自资刊刻的大藏经。最初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一九四二年，日本企图抢走这部藏经，幸我军得悉，乃与广胜寺力空法师合力动员群众，以“运公粮”为名，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冒死护送藏经到太岳军区。沿途虽然有人为教牺牲，《金藏》却因大众的保护而流传下来，目前收藏在北京图书馆，这是我国仅存的一本孤本佛经。

　　西元一二三六年，蒙古军入侵高丽，高宗为唤起士气，共同抵御外侮，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发起刻印大藏经，以信仰来凝聚全国的力量。当时在漫天烽火、冰天雪地，加上物资、经费缺乏的情况下，人人全力以赴，死而后已，终于历经十六年雕刻完成，共计八一二四○片经版，即所谓高丽藏再雕版，又称护国八万大藏经，现存于韩国海印寺，海印寺因此又称法宝寺

　　西元一六六九年，日本黄檗宗僧铁眼禅师有感于日本佛教大藏经严重缺乏，佛法难以普及，因此发愿刻印一部大藏经。历经十余年的奔走、劝募，期间有二度已募足经费，却因日本境内遭逢天灾，禅师为了拯济灾民，将募款移作救灾之用，随后又重新劝募，虽然备尝辛苦，终于如愿完成一部总数七三三四卷的大藏经，世称《铁眼藏》，又称《黄檗版藏经》。

　　西元一八六六年，位于南京市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创立，这是一处以刻印流通佛典为目的的佛教文化机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因感于清末兵乱，佛教经典多所佚失，遂与同志十余人四处劝募，着手佛典的开版流通。他曾由日本寻回我国失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如《中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等，刻印流通。期间并曾精心校刻了《大藏辑要》等经书二百十一种，一千一百五十五卷，佛像版共计四万七千余片，同时于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称只园精舍，培养振兴佛教的人才。

　　一九一一年，杨仁山罹疾，临终委托欧阳渐等人继承遗志，继续维持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目前大陆唯一的佛学研究和木刻水印佛经的出版机构，收藏了汉藏大藏经，其在经典的保存、校勘、刻印的成就上，可谓功不唐捐。

　　此外，一九六七年开山的佛光山，深体文教弘法的重要，因此揭橥“以文化弘扬佛法”为开山四大宗旨之一，成立“佛光出版社”，出版各类精美的佛教杂志、丛书，提高佛教刊物的水准。为了因应世界各地人士的请求，更进一步将拙作翻译成英、日、韩、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流通，并相继成立“视听中心”、“华光传播公司”及“佛光卫视”，制作各种佛教录音带、录影带、广播剧、电视剧、电视教学等，透过音声、影视的传达，促进社会人心的净化。

　　一九七七年，星云有感于宋元明清历代所刊各版藏经编排古板，且未将三藏分段标点，致令现代人望经兴叹，于是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集有志者数十人，经年累月，采集各版藏经，分成十六大类，作文字的校勘、全经的考订，以及经文的分段、逐句的标点，乃至名相的释义、经题的解说、经后的索引、诸家的专文，而编纂一部现代人人能读，读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教圣典。至今已经出版的有《阿含藏》十七册、《禅藏》五十一册、《般若藏》四十二册。其中，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禅藏》，于一九九五年由佛光山赠送一千部予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寺院，及对文化、学术有贡献的学者专家。为了使佛教典籍从排版印刷到达电脑资讯，佛光山计画出版光碟版的《佛光大藏经》，透过现代科技，将佛法弘扬到世界各地，让我佛子皆有机缘亲炙佛陀的教诲。

　　佛法犹如黑夜中的明灯，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光明。可惜的是，佛典卷帙浩繁，常使忙碌的现代人望而生畏，有鉴于此，自一九九一年起，佛光山即着手编纂一三二册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取各经菁华，将传统的大藏经白话化、现代化，其内容包含阿含、般若、禅宗、净土、华严等经典，每册均有题解、源流、解说等章节，另有原典、译文、注释等单元，使读者能一目了然，深入妙谛，是一部兼具通俗文艺与学术价值的丛书，为佛教史上的开创之举。

　　一九九六年，星云更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创办佛光大学，而于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设立“出版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所设立出版学的研究所，为国家培育具有国际宏观的出版人才，此举对未来佛教文教出版事业的发展，必能发挥重大的影响。

　　佛教非常重视文字般若的传播，在印刷术未发明之前，《金刚经》已明白鼓励信徒“布施四句偈的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乃至“十法行”中更提倡书写、演说、披读、印经的利益殊胜。由于经中在在处处指陈抄写经书、流通佛法的功德无量无边，因此印刷术发明以后，自然更加引起信徒出资印刷佛书的发心，以为护法卫教奉献心力。

　　目前台湾佛教的文化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此中虽然不乏优良的出版品，只是多数精致不足，格调不高，例如：一再翻版影印，乃至盗版流通、滥写滥印等。更常见不少佛教徒自资印刷佛书置放在一些公共场所，不但内容正邪不分，而且印刷粗制滥造，又乏人管理而杂乱堆置，反而有损佛教形象，令人难以对法宝生起恭敬、稀有难得之心。因此，我们希望未来佛教所有的出版品，都能经过重新标点、分段、注释、索引、题解；都能重新打字、排版、美工、精印、发行。藉着现代化的电脑科技，使佛书印刷更精致、更完美，让佛教文化再度绽放光芒，让佛教的真理散播人间，发挥净化人心、端正社会风气之功，这样来助印佛书，其功德才是无量无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