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文人

佛教与文人
　　佛教在中国盛行千余年，与儒家思想融和而为我国文化最重要的内涵，并对中国的社会民生产生全面性的影响，诸如：政治、经济、建筑、信仰、风俗、饮食、服饰等。尤其在文学方面，由于不少文人受到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影响，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不朽著作，如：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刘鹗的《老残游记》、陶潜的《续搜神记》等，均可看出佛教的思想浓厚。这些家喻户晓的旷古之作，不但为中国文学凭添光彩，同时也间接的传播了佛教的教义，发挥佛教教化、启迪人心之功。
　　文人的佛缘
　　佛教传入中国，何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且深受文人的青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文人对人生的体验较常人为切，对境遇的感悟较常人为深，而佛法的微妙教理，如因缘果报、无常苦空、三世轮回等思想，阐明了宇宙人生的实相，正可以解开他们对人生的迷惑，满足他们追求真理的饥渴，并且开阔了他们的思想领域与创作空间，所以历来为文人所喜爱。
　　此外，自古文人多雅士，文人一般性喜“雅、适、静”，而佛教寺院大多建筑在山林水边，不但景致优美，而且环境清幽、宁静，尤其大部分的僧侣又多能吟诗作词，谈古论今，所以文人大都喜爱与僧侣结交。
　　再者，中国古代实施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不少文人学士都曾侧身庙堂，身居高位。这些文人往往执着于理想，敢向当权进言，常常因此获罪被贬。当这些学养渊博、满怀理想的知识份子一旦仕途不得志，而且身处文化未开的蛮荒之地，精神、心灵的孤寂无以为寄，便转而移情山水，或者出入高僧之门，终而在佛法里找到了心灵安顿的皈依之处。历代的文学家如苏轼、柳宗元、王安石、白居易、王维、谢灵运、陶渊明、黄庭坚等，都曾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因缘。其中白居易、王维、苏轼、黄庭坚更是皈依了佛教，甚至曾经反佛激烈的韩愈、欧阳修也分别在亲近大颠禅师与明教禅师之后，省悟以往之不是，忏悔罪愆，在佛法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佛教与文人的关系密切，古今皆然，以下列举一些文人与佛教的因缘，以资佐证。
　　刘勰：南朝梁代东莞莒人，刻苦修学，博通内外，乐于布施，依止大学僧僧佑十余年，深研经论，协助僧佑编定《出三藏记集》十五卷，此乃我国佛典目录的名著；另撰《灭惑论》，痛诋道家之说。所撰《文心雕龙》十卷，与锺嵘之《诗品》并称中国文学批评典籍的双璧，书中多取佛教的教条，以建立文章的轨则，传至今日，犹见重于学界。晚年出家，法号慧地。
　　陶渊明：东晋江西浔阳人，世称靖节先生。尝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解职辞官，归隐田园，耽乐诗、酒、琴、书，自号羲皇上人。据说他时常到庐山东林寺拜访慧远大师；有一次，又与道士陆修静相携造访，归途中三人谈笑而行，送客的慧远大师不自觉间险些跨越自我禁足的虎溪，因此留下“虎溪三笑”的美谈。其诗作中蕴藏浓厚的佛教思想，如“明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岂无一时好，不久复如何”，充满了无常的感慨，可见佛教对他的影响匪浅。
　　谢灵运：南朝宋诗人，笃信佛教，与昙隆、慧琳、法流、道生等高僧交往密切，对道生的“顿悟说”甚为服膺，因着<辩宗论>以阐释顿悟之义。东晋义熙年间，至庐山参礼慧远，甚得慧远的赏识，邀其撰写<佛影铭>。慧远圆寂后，为作<慧远法师诔>及碑铭。又以乌衣寺慧叡法师精通梵语，遂往请益经中诸字，会通众音异旨
　　。时值《大涅槃经》初至宋土，以品数疏简，文义艰异，初学难入，乃与东安慧严、道场慧观等改订之，流行迄今。涅槃之学、顿悟之说得弘布于当时，谢氏之功不可没。另撰有《金刚般若经注》、《涅槃经疏》等。对于佛经的翻译，佛法的宣扬，多有贡献。
　　王维：唐代太原祁(山西)人，字摩诘，因崇佛而取典于《维摩诘经》的维摩居士。平生奉佛，长年茹素，被称为“诗佛”，皈依荷泽神会学禅，并曾师事道光、普寂、义福等禅师。他的诗精致巧妙，颇具禅味，像<鹿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返照”、“空寂”即是透过鹿柴深林傍
　　晚的景色，表现佛教寂灭无常的心境。
　　王维的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往生后，王维为纪念母亲，乃舍宅为寺。自己晚年信佛更加专诚，每日鱼磬为伴，经书为侣，过着无异于出家人的修道生活。临命终时，预知时至，并作书遍寄知友。
　　韩愈：唐代邓州南阳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赞扬儒教，反对佛教、道教。后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因而结识大颠禅师，经常参禅访道，后受佛教感召，忏悔过去所作所为，对佛教不再排斥，反而赞扬有加。
　　白居易：唐代陕西下邽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中年时皈依道林禅师，受净戒，习禅法，遍访名山高僧，奉佛之虔笃，可由遗编中得见。譬如他的香山寺一诗：“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日当作此山僧。”诗中充满悠闲、飘逸的意境。晚年醉心于念佛，尝作念佛偈云：“余年近七十，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日夕清净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达又作么生，不达又如何？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学佛有得的心境表达无余。曾重建洛阳香山寺，并与洛阳佛光寺如满禅师结香火社以修佛事，发愿往生西方，不怠不堕，以迄终年。
　　柳宗元：唐代河东人，字子厚，唐宋八大家之一。自幼信佛，南迁后，与禅僧交游，南方诸大德碑铭之文，多出其手。六祖惠能大师碑为其所著。以诗文宣扬佛法，尝作《东海若》阐释净土法门。
　　苏轼：北宋四川眉山人，自号东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主张禅净兼修，以诗文弘扬佛法。苏轼家乡位于佛教胜地，全家皆信佛，父亲苏洵虽以儒学为宗，但不仅不排斥佛教，甚至结交名僧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大师惟简。他以禅喻诗、论诗，发人深省。曾与佛印禅师往来，佳话频传。访江州东林禅院常总禅师，于对谈中有悟，遂赠诗偈一首：“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
　　举似人？”吐露其悟境，至今仍脍炙人口。
　　黄庭坚：宋朝洪州分宁人，字鲁直，号山谷。擅长诗、文、词、草书。举进士，曾入仕途，政绩卓著，然以党见遭谪贬。崇奉佛教，以居士而嗣黄龙祖心之法。尝游学安徽山谷寺，自号山谷道人。晚年筑精舍于涪滨，修行净土之法，又号涪翁。门人于其逝世后，私諡文节先生。所作的诗文，广为流行于日本足利时代的五山僧侣之间，予日本汉文学史的影响颇钜。
　　范仲淹：宋代吴人，自幼居佛寺，宿闻正法，净持戒律，刻苦淬励。既仕，喜亲近高僧，参究禅法，乐善好施。尝购置义田以赡养族人，平日赖以维生的有数十户。往生时，闻者莫不叹息，仕女哭泣于路，如丧所亲。
　　欧阳修：北宋吉州卢陵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对于佛、老思想原本极为排斥，曾着《本论》毁谤佛法，获得多人响应，明教禅师于是针对时弊，倡导释、道、儒三教思想一贯，着《辅教编》加以辩正。欧阳修看到此书之后，赞叹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于是整装拜见明教禅师，请求开示，从此一改对佛教的错误观念。后来又经祖印禅师的启迪，深体佛法的奥妙，于是忏悔往昔毁佛之罪，从此信仰佛教，时常行文劝善，并与佛门高僧往来甚欢，成为当时文坛的佳话。
　　王安石：宋代临川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晚年崇信佛教，退居金陵，定居锺山。曾奏请神宗舍宅为寺，神宗遂赐报宁寺额。隐居锺山时，终日研治佛典，尝疏解《楞严经》，因阅读《楞严经》而开悟，茹素清苦一如比丘。
　　袁了凡：明朝江苏吴江人，本名袁黄，博学广知，无所不通。曾于栖霞山受教于云谷会禅师，信受佛法，精勤奉行，改号“了凡”。着《了凡四训》谈论心性因果，极力劝人为善，自明清以来甚为流行。
　　杨仁山：清代安徽石埭人，二十七岁接触佛法，为清末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一八六六年，与同道十余人在南京北极阁创立金陵刻经处，不仅刻印、流通佛典，还从事佛学研究，兴办佛教教育事业，并提供佛教典籍数百种给日本编印《卍字藏经》。一九○七年设立只洹精舍，自编课本，招生教习佛典、梵文、英文，培育后进，兴办“佛学研究会”，定期讲经。为近代佛教培养了许多卓越人才，如谭嗣同、章太炎、桂伯华、欧阳渐、黎端甫等人，开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影响深远。
　　谭嗣同：清末湖南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与梁启超、夏曾佑等诸名士相交，并从杨仁山学华严、唯识等，有深怀菩萨悲愿救中国之志。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武昌佛学院第一任董事长，撰<论佛教与群众之关系>一文，力阐世人误认佛教为消极、厌世、迷信的说法，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无量、平等、自力的信仰。着《佛学研究十八篇》，为研究佛教的论集，所撰诸文皆以文史学术态度处理佛教问题，为民初以学术方法研究佛教的先河。
　　梁漱溟：北平人，青年时寄寺苦读有成，著作颇多与佛学有关，如《印度哲学概论》、《唯识学与佛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等。晚年舍马克斯思想，皈依佛门，并自认为前世曾作僧人。
　　章炳麟：浙江余杭人，字太炎。精研国学，富民族思想。光绪二十九年被捕，于狱中钻研佛学，精读因明及唯识法相等经论。对大乘佛法的缘起性空、无我、唯识等真义，有甚深体会，在佛学方面著书颇多。于庙产兴学之际，曾发表<告佛子书>，一方面唤醒僧众认清时代，须自办学校迎头赶上，一方面忠告世人不应对佛教有荒谬的举动。
　　吕碧城：安徽旌德人，谙英、法、德、日等语文。二十岁时任大公报编辑，广蒐欧美各国佛教发展资料，汇集成书，于一九三二年出版《欧美之光》，并着有《阿弥陀经》、《普门品》、《法华经》的中英对照译本。
　　蒋维乔：江苏武进人，早年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其时主张毁寺兴学，后皈依谛闲大师，乃顿改以往作风。曾在南京大学开讲“佛教入门”、“百法名门论”等课程，其中《中国佛教史》曾被选为武昌佛学院教材
　　丁福保：江苏无锡人，幼通经史，长而中西兼贯，曾任京师大学堂及译学馆教习。于一九一二年，致力于《佛学大辞典》的编纂，历时十年，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部大辞典。后又编印《翻译名义集新编》、《一切经音义汇编》二书，与该辞典相辅而行。
　　除此以外，近年来随着佛教的弘扬日益普及，文人学佛的风气日盛，尤其佛光山开山以来，一直积极推展文教事业，举凡建校办学、出版佛书、举办各项学术会议及素斋谈禅、佛学会考等，无形中提供文人更多接触佛教的机会。历年来曾与佛光山结过缘的文人、学者、作家，可以说多得不胜枚举，诸如：司马中原、尹雪曼、傅伟勋、郑石岩、龚鹏程、刘枋、书道圭、吉广舆、孟瑶、郭嗣汾、应未迟、萧沪音、李中和、赵宁、于凌波、姚家彦、符芝瑛等。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并曾来山小住，或从事写作，或课堂教书，或编辑佛书等。也有应邀讲演，或纯粹来山参访、座谈者，甚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苏俄大文豪索忍尼辛更于一九八二年来山访问；乃至由女作家组成的文友合唱团郭晋秀、邱七七等一行三十余人，由邱七七领队，李中和教授任顾问，萧沪音教授指挥，曾数度来山演唱，并曾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星云的佛经讲座会中献唱佛教圣歌。由于佛光山推动佛教文艺化，主张佛教与文艺结合，不但成功的让佛教走向社会，融入生活，让社会大众普遍认识佛教，尤其因而开拓文人学佛的空间，促使文人与佛教结缘。
　　文人与禅师
　　禅宗是中国八大宗派之一，是一个极为特出的宗派，既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然而语录公案又特别多。尤其自古以来不少文人专喜找禅师谈禅论道，彼此往来酬答唱和，留下不少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公案。以下列举数则，从中可见禅师的智慧，是历代文人能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的重要因素。
　　一、惟宽禅师与白居易
　　唐朝诗人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一生虔诚信仰佛教，曾经发愿以今生世俗文笔之因，翻为来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晚年尤其向道弥笃，频与高僧往来问道，他与鸟窠禅师的酬答唱和，留下“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的公案，至今脍炙人口。
　　此外，他与如满禅师、惟宽禅师等高僧，也时有往来。
　　有一天，白居易问惟宽禅师：“既曰禅师，何以说法？”
　　惟宽禅师回答：“无上菩提妙道，身体力行者，是为律；口宣言说者，是为法；行之于心者，是为禅。应用之道虽然有别，但其结果目的是一致的；譬如江、淮、河、汉，依处立名，名虽有别，水性不二。所以律就是法，法不离禅，为何要在这个当中妄起分别呢？”
　　白居易再问：“既无分别，何以修心？”
　　禅师答：“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念起。”
　　白居易不解，又问：“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
　　禅师说：“如人的眼睛，容不得一物。金屑虽珍贵，入眼亦为病。”
　　白居易又问：“无修无念，与凡夫又有何差别？”
　　禅师答：“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二病，是为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执着，忘即落无明，此为心要耳。”
　　白居易听后，深感敬佩，越发对佛法生起信仰。
　　二、药山禅师与李翱
　　药山禅师，唐沣州人，素怀大志，曾说：“大丈夫当有圣贤志，焉能屑细行于布巾耶？”遂投石头禅师出家，因住在药山而声誉震遐迩。
　　当时，名学者李翱久慕禅师德行高远，一天特地亲自前往禅师住处拜访。李翱虽然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但药山禅师听说他来了，仍旧看经，如如不动。李翱愤愤地说了一句：“见面不如闻名。”意思是说：我仰慕你药山禅师的名声，特地亲自前来，想不到你却拒人千里之外，只不过是个虚有其名的禅师罢了。说完便要离开。这时，禅师开口说话了：“何必贵耳贱目？”
　　李翱听了禅师的话，马上拱手道歉，并虚心请教禅师：“如何是道？”禅师手往上指又往下指，李翱不懂，禅师便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有得，于是做了一首偈子：“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赞叹药山禅师行解合一，心中坦荡荡，已见自性本源。
　　三、圆通秀禅师与黄庭坚
　　黄庭坚，字鲁直，宋代文学大家，自号山谷居士，擅于诗词文章，尤好作艳词，为时人所传诵。
　　有一天，黄庭坚拜谒圆通秀禅师，禅师正色的告诉他：“你的文章辞藻华美，文约义丰，难道只甘于做这种惑人耳目的文章吗？”
　　正当那个时候，有一位李伯时擅长画马，禅师曾告诫他，如果每天念念于揣摩马态，只怕他日要投生马胎为畜生。李伯时一听，从此收拾画笔，不再画马。黄庭坚知道这件事，因此笑着对禅师说：“难道你也要告诫我，他日恐会投胎马腹之中吗？”
　　秀禅师说：“你以绮语拨动天下人的淫心，只怕将来要堕入地狱泥犁中，而不只是投生牛胎马腹而已呢！”
　　黄庭坚一听，幡然悔悟，立即忏悔谢罪。后来又经灵源清禅师等善知识的激励，终于尽摒旧习，锐志学佛，发愿戒绝酒、肉、淫欲。曾做诗一首：“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甘肥为我须。莫教阎老断，自揣应如何。”诗中充满护生的思想。
　　四、佛印禅师与苏东坡
　　苏东坡为文坛巨匠，诗、书、琴、艺无不精通。学佛多年，悟性甚高，颇能领会佛法妙谛。苏东坡和佛门高僧多有来往，尤其和佛印禅师，过从甚密。
　　一日，苏东坡到金山寺和佛印禅师打坐，苏东坡觉得身心舒悦，于是问禅师说：“禅师！你看我坐的样子怎么样？”
　　“好庄严喔，像一尊佛！”苏东坡听了非常高兴。
　　佛印禅师接着反问苏东坡：“学士！你看我坐的姿势怎么样？”
　　苏东坡从来不放过嘲弄禅师的机会，马上回答说：“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听了也很高兴。
　　苏东坡由于禅师被自己譬喻为牛粪，终于占了优势，欣喜之余，逢人就说：“我一向都输给佛印禅师，今天我可赢了！”
　　消息传到苏小妹耳中，天资聪颖，才华出众的苏小妹却正色的对苏东坡说：“哥哥！你输了，彻底的输了！佛印禅师的心如佛菩萨，所以他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像牛粪，所以你看他才像一堆牛粪。”
　　又有一次，自命不凡的苏东坡到荆南，听说玉泉承皓禅师驻锡此地，机锋辩才很高，心中不服气，想去试试禅师的悟境，于是化装成达官贵人的模样去见禅师。禅师看到他，上前招呼说：“请问高官贵姓？”
　　苏东坡答以：“我姓秤，专门秤天下长老有多重的秤？”
　　玉泉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我这一声有多少重？”苏东坡哑口无言，叹服不已。
　　此外，苏东坡与佛印禅师“一屁打过江”的公案，以及苏东坡欲以佛印禅师的身体为禅座，却因禅师一句：“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要坐在那里呢？”把玉带输给了佛印禅师，至今成为金山寺的镇寺之宝，这都是流传千古的美谈。
　　五、慧觉禅师与范仲淹
　　范仲淹，北宋吴县人，官至参政，清廉爱民，曾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他和佛教因缘深厚，年少时曾在寺院寄读，致仕后，与承古、圆悟等禅门高僧过从甚密，并尝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言下有悟，道业日进，遂得法于琅琊慧觉禅师。曾寄赠慧觉禅师偈曰：“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欣闻佛法的心情表露无遗。
　　范仲淹一生尊崇三宝，每到一地则造寺度僧，尝舍宅为寺，寺名天平，并且创置“义田”，泽被族人，一生的嘉言懿行，永为后人所称道。
　　六、明教禅师与欧阳修
　　宋朝理学兴盛，一代硕儒欧阳修以儒家立场着《本论》毁谤佛教，获得不少人的响应。当时居钱塘佛日山的契嵩禅师针对时弊，倡导释、道、儒三教思想一贯，着《辅教篇》加以辩正，深获仁宗的赞赏，赐号“明教大师”。
　　当时欧阳修看过此书以后，完全改变以往错误的观念，说：“佛教只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并且赞叹大师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自此，经常亲近明教大师，对佛法有截然不同的体认。后来又经祖印禅师的启迪，更加肃然起敬，大有省悟，并对自己过去的狂妄谢罪：“余旧着《本论》，孜孜以毁佛法为要务，诚不知天地之广大，不知佛法之奥妙，更不知佛之为圣者，今修胸中已释然矣。”于是信仰佛教，自称为六一居士，时常行文劝善，与佛门高僧来往甚欢，成为当时文坛流传的佳话。
　　七、大颠禅师与韩愈
　　韩愈是唐代古文大家，因见当时朝廷上下护持佛教，遂以尊儒排佛为己任。当时唐宪宗非常崇信佛法，迎接佛陀舍利入宫殿供养，韩愈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于是被贬到潮州当刺史。
　　当时潮州地处南荒，文化未开，大颠禅师道行超迈，深为大众所推崇，韩愈耳闻此地有一高僧，便带着问难的心情去拜访大颠禅师。时值禅师入定坐禅，不好上前问话，因此苦等许久。侍者看出韩愈的不耐烦，遂上前用引磬在禅师耳边敲了三下，轻声对禅师说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
　　韩愈在旁听了侍着的话后，立刻行礼告退，并说：“幸于侍着口边得个消息！”
　　不久，韩愈再次拜访大颠禅师，彼此论议往返数次，却仍息不下对佛教的鄙视之心。最后大颠禅师终于忍不住问道：“公自认自己的学问知识能比得上晋朝的佛图澄、姚秦的鸠摩罗什、梁朝的宝志公禅师等人吗？”
　　韩愈说：“与他们比起来，我自愧不如！”
　　大颠禅师说：“既然自觉不如他们高明，对于他们的善行懿德，公却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
　　一句话问得韩愈哑口无言，从此一改对佛教的态度，并且和大颠禅师相交甚深。
　　此外，近代高僧与文人的方外之交，如中兴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师与佛教文学家夏丏尊、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与大思想家梁启超、革命僧人宗仰上人与国学大师章太炎、爱国诗僧曼殊大师与担任过中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现代文学家郭沫若等，他们彼此相知相惜，交固谊深，都是为人传颂的千古佳话。
　　文人看佛教
　　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文人、学者，他们虽非佛教徒，却对佛教崇高的真理发自内心的敬慕、赞叹，例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对佛教的因果轮回很感兴趣，他在临终时对友人坚定的表示，他相信因果轮回的道理
　　同为德国的哲学名人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也都对佛教有相当的涉猎、认识。其中叔本华更以佛教徒自命，不但在家中供奉佛像，生前几收藏欧洲所有的佛书。他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宗教，不仅是亚洲之光，更是照亮世界的一盏明灯。他在著作中并且提到：“如以我的哲学来探测真理，我承认佛教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卓越的。”
　　另一大哲学家尼采是耶稣教牧师之子，却赞扬佛教说：“佛教的教义比耶稣教崇高、真实一百倍。佛教对问题的处理是客观的，并且是冷静和理智的。佛教里没有无上命令，就是在僧团里也绝没有强制的事情，他不与异教徒们相诤。佛教的教诫尤其不容许修学佛法的人存有报复心、敌视心、憎恨心。”
　　由于许多文人对佛教心存好感与向往，因此佛教传入欧洲，起初是经过学者的研究和发扬，尤其他们著书立说，翻译佛书等，让许多人经由阅读佛书而得以认识佛教、信仰佛教，而成为佛教徒。例如：德国最高法院退休的法官乔治．格利姆博士，就是由于阅读了叔本华著作的佛书而学佛，进而接引韩斯．穆克医生成为佛教徒。
　　韩斯．穆克是医学界有名的“穆克颗粒”的发现者，他是经由乔治．格利姆的书《佛陀的教理——理性与禅定之宗教》而走上学佛之路。他曾说道：“此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我读到格利姆对‘无我’观念的解释后，我觉得好像佛陀把我置于指掌之间。”
　　事实上不只韩斯．穆克因佛教而改变一生，有更多的学者、文人因受到佛陀的教义所感动，启发了创作的灵感，不但提升作品的意境、内涵，同时也把佛教无远弗届的传播到世界各国，改变了更多人的一生。因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佛教是照亮世界的一盏明灯。”而在这个当中，毫无疑问的，文人的笔应是传播佛法的重要媒介之一。
　　文学是人类感情、思想的发抒，一篇好的文学作品，除了要有美丽动人的文采与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外，更要在思想、理念的传达上，发挥教化世道人心、陶冶人格性情，导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功能，所谓“文以载道”，正说明了文人负有以文字教化人心的使命。
　　从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文人或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或经常与高僧往来，酬答唱和，可以看出佛教对文人有相当的影响。由于文人受到佛教的薰陶，故能在文字上发挥补偏救弊、使人心转恶向善之功，而不致流于无病呻吟、遣辞造句的文字游戏。可以说，佛法丰富了文人的生命，开拓了文学的新面貌，而文人学佛则助长了佛法的宣扬。例如苏东坡在佛法中得到法益之后，非常护持佛教，有一位范蜀公不信佛法，并且非议说：“平生事，非目所见者，未尝信。”苏东坡听了就说：“怎可如此？吾人患病，请医生把脉医疗，医生说：内太寒则服热药，内太热则服寒药。你何尝见过脉动，但是对体内的寒热则信之不疑，何以独对佛法讲求眼见才肯相信呢？”
　　佛教与文人，两者相得益彰，彼此相互辉映，为人间激荡出智慧的火花，留下千古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