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藏经传入朝鲜半岛述考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当我国两晋时，以高句丽为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1]其时便有佛教典籍的传入，只数量佷少。两晋之际中国尚未见大藏经的产生。所谓大藏经即是将存世佛典悉数收入，以求其全，故初多称“众经”、“一切经”。不过最初出现的只是目录，现知以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为最早。

至南北朝时，造藏之风骤盛。《释迦方志》卷八载北魏道武帝时造开泰、定国二寺，写一切经。[2]此为几百年后的记载，未必确切。《魏书》载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兄冯熙写一十六部大藏经，这一记载已得到敦煌文书的证实[3]。据汤用彤先生所列，刘宋有一部、萧齐有一部、梁有四部、北齐有三部、北周有二部。[4]另外，《三宝感应要略》卷中载萧齐、陈、北魏、北齐均有写一切经事。[5]

《三国遗事》卷三引《新罗本纪》云：“天嘉六年（565），陈使刘思并僧明观奉内经并次。”[6]另一处引《国史》云：“真兴代王天嘉六年乙酉，陈使刘思与释明观载送佛经论一千七百余卷。”[7]据前引北魏冯熙写藏每藏1464卷的记载，姑且可以把此处的“佛经论一千七百余卷”看作是一藏的规模。载经之数《三国史记》等处皆同作1700余卷之数，唯《海东高僧传》作2700余卷。[8]《海东高僧传》2700余卷之说倒与唐代敬爱寺皇家大藏“写旧经论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一卷”[9]相合。《三宝感应要略》卷中曰：“陈高祖武帝写一切经一十二藏，陈世祖文帝写五十藏，陈高宗宣帝写十二藏。”天嘉为陈文帝年号，如此大数目的佛经一次东传，或即文帝所写五十藏中的一部。[10]

陈时有无全本大藏经传入朝鲜半岛尚不能确定，但到了唐代，则史有明文提到大藏经传入朝鲜半岛。唐代正是大藏卷帙开始固定的时候。

《三国遗事》卷三“黄龙寺九层塔”条载新罗僧慈藏“贞观十七年癸卯（新罗善德王二年，643）十六日将唐帝所赐经像、袈裟、币帛而还国。”[11]“前后所将舍利”条引《国史》曰：“贞观十七年，慈藏法师载三藏四百余函来，安于通度寺。”[12]卷四“慈藏定律”条云：“贞观十七年癸卯，本国善德王上表乞（慈藏）还，诏许，引（慈藏）入宫，赐绢一领、杂綵五百端，东宫亦赐二百端，又多礼贶。藏以本朝经像未充，乞齎藏经一部，洎诸幡幢花盖堪为福利者皆载之。既至，举国欣迎，命住芬皇寺。（自注：唐传作王芬。）”[13]此处本之《续高僧传·慈藏传》，稍有不同，《续高僧传·慈藏传》有关大藏经的地方作“藏以本朝经像雕落未全，遂得藏经一部”[14]，由此可知新罗在贞观时已有雕印佛经之举，甚可注目。[15]按上引史料，似藏经安置地点有“通度寺”、“ 芬皇（王芬）寺”二说，但据“慈藏定律”条又讲到自慈藏归国后佛教大盛，因国人剃度增多才创通度寺，则其归国之时大藏经是放在芬皇（王芬）寺的，或后移于通度寺。贞观五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唐室均写造大藏经，[16]良有赐藏之举。按当时一般的经函规模，一函置十卷，四百余函则有四千余卷。查《历代三宝记》入藏录为3296卷，《仁寿录》为2532卷，显庆间西明寺大藏入藏录为3361卷（这不包括玄奘新译，显然慈藏所携不会有玄奘译文，因为玄奘贞观十九年方有译经之举。），均较此一藏为少，但此藏又未达《开元录》5048卷之数，总地说来，是合乎由少到多的发展的。（上引大藏经卷数据一些最可信的目录。）

当五代十国之时，朝鲜半岛为后三国时期，亦有大藏经传入。《三国遗事》卷三“前后所将舍利”条载：“罗末普耀禅师再至吴越，载大藏经来。即海龙王寺开山祖也。（此句或为注文混入。）大宋元祐甲戌，有人真赞[17]云：伟哉初祖，巍乎真容。再至吴越，大藏成功。赐衔普耀，凤诏四封。若问其徳，白月清风。又大定中，汉南管记彭祖逖留诗云：水云蓝若住空王，况是神龙稳一场。毕竟名蓝谁得似，初传像教自南方。有跋云：昔普耀禅师始求大藏于南越，洎旋返次，海风忽起，扁舟出没于波间，师即言曰：‘意者神龙欲留经耶？’遂呪愿乃诚，兼奉龙归焉，于是风静波息。既得还国，遍赏山川，求可以安邀处，至此山忽见瑞云起于山上，乃与高弟弘庆经营莲社。然则像教之东渐实始乎此。汉南管记彭祖逖题寺有龙王堂，颇多灵异，乃当时随经而来止者也，至今犹存。”[18]这记载了后新罗末年普耀由吴越取来大藏经一部后置于水云蓝若的事情。其事代有颂扬，至有《三国遗事》的撰者一然叹“像教之东渐实始乎此”，尤是看重普耀之取回大藏经了。《三国遗事》紧接着又述：“天成三年（928）戊子，默和尚入唐，亦载大藏经来。”[19]《高丽史》纪太祖[戊子]十一年（928）“八月，新罗僧洪庆自唐[20]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王亲迎之，置于帝释院。”[21]这两条材料时间相同，所言事相同，当为一事，默和尚即是洪庆，这是后高丽由十国中的闽取得大藏经。闽主王知审所造几藏，均依《开元录》为5048卷，洪庆取回的或即此中的一部。新罗僧人取得大藏经送至后高丽，或与当时朝鲜半岛政治局势有关。陈景富、黄有福《中朝两国佛教典籍流通考》一文认为此天成三年取回大藏经事与普耀取回大藏经为一室事，云“得经地点相同，得经数目相同，携经还国时间相同”，按之默和尚、洪庆事合，按之普耀事则不合。普耀乃由吴越取回大藏经，洪庆则由闽取回大藏经；普耀携经回国时间不可确定与此同否，从一然行文看，普耀回国似在前，且称默和尚“亦载大藏经来”。况且还有置经地点的不同。不过，前引与普耀同营莲社的弘庆同这儿的洪庆应是一人。

《三国遗事》卷三“台山五万真身”条载净神大王太子宝川、孝明二兄弟入朝鲜半岛的五台山（在长白山余脉，与慈藏有关。）修行之事，宝川结庵名宝川庵，孝明亦结庵，孝明即后来的圣徳王（702—737）。后“宝川庵改创华藏寺，安圆像毘卢遮那三尊及大藏经，福田五员长读藏经，夜念华严神众，每年设华严会一百日，称名法轮社。以此华藏寺为五台社之本寺。”[22]此华藏寺所置的大藏经是由唐朝重新输入的一部或即慈藏带回的大藏经的抄本已不可考见。又可见转读藏经之风此时也已传入，围绕大藏经的一些宗教活动开始展开。至高丽时，转藏蔚然成风。

以上所述的是唐、五代间写本大藏经东传朝鲜半岛，可考者有三次。至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480帙本《开宝藏》雕成后，则有印本大藏经传入高丽，这也直接促成了《高丽藏》的开雕。

《宋史·外国传三·高丽》宋太宗端拱二年（高丽成宗八年，989）条述高丽遣使后云：“先是，（高丽成宗）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高丽使者）归本国。”[23]此次请回的为《开宝藏》之初出本。[24]

高丽成宗[庚寅]九年（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十二月，遣兵官（应为部字之讹）侍郎韩彦恭如宋谢恩”，因宋太宗赐大藏经之事。[辛卯]十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夏四月庚寅，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下教赦。”“冬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及御制。”[25]此事《宋史·外国传三·高丽》亦载：“（淳化）二年，遣使韩彦恭来贡，彦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祕藏诠》、《逍遥詠》、《莲华心轮》赐之”[26]知同带回的另有御制佛乘文集三部，并且，成宗之请大藏经是为了雕印佛经；然韩彦恭入宋时间作淳化二年则《宋史》之误。《佛祖统记》亦载此事，亦作淳化元年[27]。此次请回的仍是初出本。“（淳化）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28]

《宋史·外国传三·高丽》：宋真宗天禧三年（高丽显宗十年，1019）十一月“（高丽进奉使礼宾崔）元信等入见，……求佛经一藏，诏赐经。”[29]

高丽显宗为资考妣冥福而创大慈恩玄化寺，寺有碑，为一巨制。[30]碑阳首题“有宋高丽国灵鹫山新创大慈恩玄化寺碑铭”，末记年月天禧五年（1021）七月，由寓居高丽并任官高丽的宋人周伫撰文；碑阴首题“高丽国灵鹫山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末记年月太平二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此依《二十史朔闰表》[31]）秋相月（七月，见《尔雅·释天》，另见楚帛书，如刊于《文物》1960年第1期中一文），由高丽大臣蔡忠顺撰文。[32]二文均致力于褒扬显宗之纯孝，详细地记述了建寺的经过和与建寺相关的一些事迹。碑阳记天禧（原作“天德”，显误刻或误抄）元年四月迁成宗灵柩于京城附近，称乾陵，然后择农闲之时在近陵处的灵鹫山创立大慈恩玄化寺，积四载而成，然后于寺中安置显宗考妣真影，又命高僧住持，且又纳地及奴婢等，此后“圣上（显宗）又曰：‘既兹胜概，广集缁徒，须求龙藏之真诠，俾状蜂台之盛事。’特差专介，具录厥由，乘风驾涛，浮深涉广，远朝中国，表请藏经。天子览其奏，嘉其孝，锡汉诏十行以褒之，送释典一藏以助之。诏曰：‘……俾还进纳，特命颁宣。……今特赐卿大藏经一藏并匣帕全，至可领也。……’”天禧元年（1017）四月迁陵，随后创寺，四年后寺成，则约当天禧四、五年，此后方有求藏之举，又碑文撰于天禧五年（1021）七月，则求藏当天禧五年七月之前。碑阴记载丁巳年（天禧元年，1017）四月迁陵后，遂立寺，大殿建成后，又于寺内西北地建了一座安置显宗父母真影的真殿，随后在庚申岁（天禧四年，1020）十月感得舍利，由此看来，大慈恩玄化寺建成的时间是在天禧四年十月之前，那么碑阳所记“积四载而成”的“四载”是举其约数了。而建寺的时间也可推断在天禧元年（《高丽史》载大慈恩玄化寺显宗九年六月始创[33]，当天禧二年，或误，）。随后又记多样感应灵异之事，并称 “兼以昨令差使将纸墨价资去入中华，奏告事由，欲求大藏经，特蒙许送金文一藏，却不收纳所将去价资物色。”此所述求藏之事与碑阳为同一事。一“兼”字可见把求得大藏与诸种所谓感应并列。后又记大臣制赞，首记命姜邯赞制《大藏经记》，亦见大藏经于大慈恩玄化寺之重要。合碑阳、碑阴可知求藏的时间大致在天禧四年至天禧五年，很可能在天禧五年（1021）初。由称天子赐藏，可知由宋朝输入藏经，此时契丹尚未开雕藏经。

《宋史·外国传三·高丽》载宋真宗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二年，1021）“询遣告奏使御事礼部侍郎韩祚等一百七十九人来谢恩，且言与契丹修好，又表乞阴阳地理书、《圣惠方》，并赐之。”[34]此次谢恩当即因碑文中所载赐大藏经之事。韩祚往宋朝谢恩的事，《高丽史》也有记载：高丽显宗[辛酉]十二年（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六月丁卯，遣韩祚如宋谢恩”，十三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月丙子，韩祚还自宋，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35]较《宋史》多出了宋帝赐藏的内容。

显宗（在位二十二年）时开始雕印大藏经，相传是为了乞免契丹之入寇[36]。据大觉国师义天之《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云：“显祖则雕五千轴之秘藏”之语，可知其以《开宝藏》初出本为底本。《高丽藏》初本不仅内容全同《开宝藏》，就是版式也全同。显宗后，经徳宗（在位三年）、靖宗（在位十二年）至文宗时，续刊《开元录》未入藏并宋朝新译。将之与现行高宗时刊大藏经目录对照，可见由天字号之《大般若经》至英字号之《集诸王礼忏仪等》四百八十函为显宗所刻，杜字号之《大乘庄严宝王经》至更字号之《大藏目录》等九十四函为文宗续刻，两者合约六千余卷。[37]

高丽文宗[癸亥]三十七年（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三月“己丑，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辛卯，幸开国寺。”[38]

宋神宗元丰八年（高丽宣宗二年，1085）“十二月甲戌，高丽国进奉使人乞收买大藏经一藏、《华严经》一部，（神宗）从之。又乞买刑法文书，不许。”[39]

《高丽史》载宣宗[丁卯]四年（1087）“二月甲午，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夏四月庚子，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40]此开国寺大藏即文宗三十七年由宋所得者，归法寺大藏则或为宣宗二年由宋购得者。

高丽亦由辽朝输入大藏经。《契丹藏》于辽兴宗朝开雕，至道宗朝成，有579帙。

高丽文宗[癸卯]十七年（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三月丙午，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41]官版《契丹藏》的雕成年代有两说：一据《旸（或考当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金石萃编》卷153）的镌刻年代为于咸雍四年（1068），并《辽史·道宗纪》所载“咸雍四年二月癸丑，颁行《御制华严经赞》”中的《御制华严经赞》为《契丹藏》付阙经目的最后一种，而认为咸雍四年为579帙《契丹藏》的雕成年代；[42]一据此初所引的清宁九年的史料而判断《契丹藏》的雕成年代当在清宁九年或之前[43]。从现有材料看，把《契丹藏》雕成年代定在清宁九年之前尚不可取。应县木塔中所出的官版《契丹藏》零卷的题记均晚于咸雍四年。[44]有学者考证前此圣宗统和间（983—1012）尚有一钞本大藏经存在[45]，或许清宁九年流入的正是一钞本《契丹藏》；当然也可能是未足579秩的印本《契丹藏》。

辽道宗咸雍八年（高丽文宗二十六年，1072）“ 六月丁丑，高丽遣使来贡”，“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46]此事亦载《辽史·二外国记·高丽》[47]。

义天1086年自宋回国后又向辽朝搜求佛典，积极致力于购入契丹藏，辽道宗赠予义天“大藏及诸宗疏抄六千九百余卷”（《大觉国师外集》卷十二，金福轼《灵通寺碑》）。[48]

高丽肃宗[己卯]四年（辽道宗寿昌元年，1099）“夏四月丁亥，辽遣横宣使宁州管内观察使肖朗来，兼赐藏经。”[庚辰]五年（辽道宗寿昌二年，1100）“春正月庚辰，辽使肖朗还，王附表以谢。”[49]

高丽睿宗[丁亥]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春正月庚寅，辽遣高存寿来贺生辰，仍赐大藏经。”[50]

高丽睿宗时（1105—1122）“慧照国师奉诏西学，市辽本大藏三部而来。一本今在定惠寺。（注：海印寺有一本，许参政宅有一本。）”[51]一然撰《三国遗事》在元至元、大徳间（1280—1307），其时朝鲜半岛尚至少存有三部《契丹藏》。慧照即释宓菴《慧炤国师祭文》[52]和李资玄《慧炤国师真赞》[53]中的慧炤。

宓菴为宋元时高丽僧人，其《丹本大藏经庆讃疏》[54]述其修缮《契丹藏》之事，或刻印配补，或抄写使完，其中称“大宝来自异邦，秩简部轻，函未满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是藏来自契丹，乃明白无疑。自1974年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塔（应县木塔）中发现《契丹藏》零本后，有学者便认为宓菴记述的《契丹藏》的形制不确，《契丹藏》为应县木塔所出的卷装本，非如宓菴所述的册装本。1987年，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塔中发现辽代印经一箱，其中除卷装本佛经外又有册装本佛经多种，纸薄字小，罗炤考定为《契丹藏》中的零册，但不属于常说的官版《契丹藏》，可能是覆刻《契丹藏》的单刻经，也很可能为某一全藏中的零卷。由宓菴此疏看，辽朝确曾雕印过册装本小字大藏经。这说明宓菴的记述是确切的。[55]不过，宓菴所修缮的这一部册装本大藏经如何传入高丽已不可考。但不是辽帝赐送应可肯定，因官版者乃是卷装本。

《高丽史》卷十有一条有趣的材料：宣宗[戊辰]五年（1088）二月“甲午，以辽议置榷场于鸭江岸，遣中枢院副使李颜托为藏经烧香使，往龟州密备边事。”[56]虽然主要讲的是高丽打着做生意的旗号“密备边事”，但至少也说明大藏经是丽、辽间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不然为何偏偏以“藏经烧香使”为名议榷场之事。

从以上的记载确然可考者看，《开宝藏》七次传入高丽，有七部，或由宋帝赐送、或为高丽购买；《契丹藏》六次传入高丽，有八部，或由辽帝赐送、或为高丽购买。大都为赐送所得。这往往是高丽与宋、辽之间“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尚有不可确考者，为数亦不少。加之《高丽藏》之雕印，宋、辽间高丽所拥有的大藏经的数目已相当可观。

义天入宋搜得佛典3000多卷后，于高丽宣宗七年（1091）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义天录》）三卷，收入正藏以外的经律论章疏科判著作1010部、4740卷，这成了他刊印《高丽续藏经》的目录底本。[57]

蒙古兵火使显宗、文宗所雕《高丽藏》经版、义天刊《高丽续藏经》经版都遭到破坏，印本也逐渐散失。至高宗二十三年（1236）又行雕造大藏经，历十五年成，收佛教典籍1511部、6805卷，共81137页，俗称“海印寺八万大藏经”，此为今本之《高丽藏》。新雕本以官版之宋本为底本，而与契丹本对照，故由《契丹藏》补阙不少，如《大宗地玄文本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一切经源品次录》、《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百卷之《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58]据前引《三国遗事》可知高宗新雕藏经时《契丹藏》至少存有三部，其参考《契丹藏》是很便利的，故由之补阙不少。今本《高丽藏》的经目组织以《续贞元释教录》为依据，是很独到的一面，这已属于整个汉文大藏经的发展了。现在，今本《高丽藏》已是研究《开宝藏》、《契丹藏》所不可或缺的了。

虽有《高丽藏》的再次雕造，而汉地大藏经仍有传入。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遣司徒刚塔里、中政院使忽笃帖木儿使高丽，“以僧性澄、寺人允坚等所进佛书一藏归诸清平山文殊寺”。[59]李穑《报法寺记》则记王城南一大伽蓝元于顺帝时两次输入大藏经，一当戊子岁（至正八年，1348），一当丁末岁（至正二十七年，1367），均取自江浙。[60]

朝鲜半岛的佛教是汉语佛教圈的一部分，自隋唐以后，其发展的步伐几与中国同步，本文所述的大藏经一事就是很好的例证，单从《高丽藏》的几次雕印看，高丽是先于辽、而尤胜于日本的。

[1] 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页226-227，中华书局，1982年。

[2] 参见饶宗颐：《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载《饶宗颐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见《魏书·冯熙传》。据敦煌卷子S.996《杂阿毘曇心》卷六末题记，太和十三年于洛阳任内写一切经十部，每部1464卷，此《杂阿毘曇心》卷子即是当时流入敦煌者。参见饶宗颐《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

[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593，中华书局，1955年。

[5] 转引自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第二章第一节“皇家官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6] 《大正藏》卷49，页987下。

[7] 《大正藏》卷49，页994上。

[8] 陈景富、黄有福：《中朝两国佛教典籍流通考》，刊《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

[9] 《静泰录》，《大正藏》卷55，页181上。龙朔三年（663）写此藏，合旧经论并玄奘新译共816部、4066卷。四川卧佛院46窟左壁刻有《静泰录》的经目序和经目（参见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调查》，刊《文物》1988年第8期）。

[10] 转引自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第二章第一节“皇家官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 《大正藏》，卷49，页990下。

[12] 《大正藏》，卷49，页994上。

[13] 《大正藏》，卷49，页1005中。《大正藏》此处标点多有误，兹依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中所引，略省并一二处。严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下册，《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北，1967年。

[14] 《续高僧传二集》，卷32，江北刻经处刊本。

[15] 关于雕版印刷的开始时间，尚无定说。张秀民据明代邵经邦《弘简录》（16世纪）的记载认为始于7世纪中期的贞观十年（636）或稍迟。宿白认为明人没有根据地说唐初的事不能轻易相信，他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的七条材料的绝对年代在9世纪中期而印刷水平已非最初的状况，认为印刷术的开始时间要在9世纪中期之前。另他据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日本神户景云四年（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日本皇帝雕印的《陀罗尼经》，间接地推断唐玄宗时期为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载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按若《续高僧传》所载不误则贞观时确已有雕版印刷了。

[16] 参考《佛教大藏经：八—十世纪》第二章第一节，页49。

[17] 真为模画其像，说明还龙王寺中存有普耀的画像；赞即是其下的四字韵语。

[18] 《大正藏》，卷49，页994中。

[19] 《大正藏》，卷49，页994中。

[20] 唐则泛称中国，与日本同。

[21] 《高丽史》，卷1，页19，日本国书刊行会本。

[22] 《大正藏》，卷49，页998、999。

[23] 《宋史》，页14039，中华书局校点本。

[24] 按照童玮的研究可知，《开宝藏》雕成后有三次校勘修订：

咸平修订本——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到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的校订本。

天禧修订本——宋真宗天禧初年（1071—）时的校订本。

熙宁修订本——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

同时还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和《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至此，《开宝藏》北宋末年已达653秩，6620余卷。（参考童玮“汉文大藏经简述”，载其所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华书局，1997年。详细的研究见他所著《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复原》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5] 《高丽史》，卷三，页44。

[26] 《宋史》，页14040。

[27] 《大正藏》，卷49，页400中。

[28] 《宋史》，页14044。

[29] 《宋史》，页14044。中华书局校点本此处标点有误，此依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中所引，文原刊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后收入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2年。

[30] 碑文见录于刘承干《海东金石苑附录》，有民国十一年刘氏嘉业堂刊希古楼金石丛书本。读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一文，见其中由《辽文存》卷4引有此碑碑阴一段有关大藏经流入高丽的文字，遂检此碑，由《海东金石苑附录》而得。宿白文中于昨字后注“天禧四年”，以为求藏时间在天禧四年，但未说明依据。又宿白以为此处与上引《宋史》天禧三年求得佛经一藏之事所指为同一事。

[31] 依《契丹国志》则当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西汉时历家取十个岁阳与十干对应，此前有十二个太岁年名和十二辰对应，于是可以用岁阳和太岁年名组合纪年，后为干支纪年法替代。（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三册，页844—848，中华书局，1994年）此碑并用这种方法纪年，碑阳“天禧五年岁次重光作噩”当辛酉岁，碑阴“太平二年岁次玄黓阉茂”当壬戌岁，在辛酉后一年，《契丹国志》误。

[32] 《高丽史》载显宗十二年[辛酉]（天禧五年，1021）八月己末“王如玄化寺，亲篆碑额。尝命翰林学士周伫制碑文、参知政事蔡忠顺制碑阴并书。”不确，蔡忠顺制碑阴在此后。

[33] 《高丽史》，卷四，页61。

[34] 《宋史》，页14044。

[35] 《高丽史》，卷4，页64、65。

[36] 蒙古兵火毁去符仁寺藏大藏经经版后，高丽又有雕藏之举，李奎报作《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其中追溯此事作显宗二年（1011）。李文载《李相国集》卷25，见《高丽名贤集》第一册，页272，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6年。

[37] 参考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三部“大藏经概说”，杨白衣译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38] 《高丽史》，卷9，页140。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2，页15，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校刻本。

[40] 《高丽史》，卷10，页145。

[41] 《高丽史》，卷8，页118。

[42] 张畅耕、毕素娟《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九期，1986年）详细的作了付阙经目的复原，把《御制华严经赞》断为最末一种。罗炤《再论〈契丹藏〉的雕印年代》（刊《文物》1988年第8期）一文中称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和《辽史·道宗纪》咸雍四年有关记载推断成于咸雍四年，但未具体引证《辽史·道宗纪》的内容。碑文年月为咸雍四年三月，恰在颁行《御制华严经赞》后一月，约略透露出这么一点消息：至《御制华严经赞》颁行后，579秩全藏成后，《契丹藏》的雕印便遽然成为一股大潮流。

[43] 如周叔迦（见其《漫谈大藏经》一文，文载其《佛教基本知识》，中华书局，1991年）；童玮（见其“汉文大藏经简述”）。王尧《辽刻〈契丹藏〉发微》（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期，1983年）一文中称：“据《辽史》、《契丹国志》诸史所记，（《契丹藏》）当在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始刻，道宗清宁八年（1062）竣工。”遍检此二史未得清宁八年之说。有日人妻木植良持清宁八年刻成之说（转引自张畅娟、毕素娟《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一文）。估计此说亦是根据了清宁九年《契丹藏》流入高丽的记载。

[44] 据罗炤《再论〈契丹藏〉的雕印年代》（刊《文物》1988年第8期）；《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刊《文物》1992年12期）二文所引。

[45] 参考罗炤：《再论〈契丹藏〉的雕印年代》；《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

[46] 《辽史·道宗纪》，页274，中华书局校点本。

[47] 页1522。

[48] 王巍：《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刊《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

[49] 《高丽史》，卷11，页163、164。

[50] 《高丽史》，卷12，页182。

[51] 《三国遗事》，卷3，《大正藏》，卷49，页994中。

[52] 《东文选》卷109，下册，页292。祭文中所称的“航海西迈，得净因髓。洎还东土，化冾于时。天子北面，为一国师。”正是指他“奉诏西学”的事迹。

^[53] 《东文选》卷50，中册，页88。

^[54] 《东文选》卷112，下册，页326。

[55] 参考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一文。

[56] 页147。

[57] 王巍：《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58] 参考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第三部“大藏经概说”。

[59] 李齐贤《有元高丽国清平山文殊寺施藏经碑》，见《益斋乱稿》卷七，《高丽名贤集》第二册，页290。

[60] 《东文选》卷75，中册，页427；又载《牧隐先生集》文稿卷6，《高丽名贤集》第三册，页839。二本文字稍异，各有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