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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建寺与鉴真弘律诸事考论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黄 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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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刹扬州大明寺,是名闻海内外的佛教名区、旅游胜地,方外尊宿住锡于此,骚人墨客吟咏于此,从南朝、隋、唐以来屡建屡毁。鉴真弘扬佛法,传布律宗,东渡扶桑,使大明寺成为佛苑名刹、律宗祖庭,并见证中日经济文化的交往。该寺始建于何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原始档案亦已不存。鉴真事迹,史籍记载亦很简略。今试就大明建寺年代和鉴真弘律诸事略作考证。

关于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大范围

为了使考证周严,不致遗漏,首先得确定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大范围。

今见最早明确提到大明寺建于南朝的文献为北宋参知政事宋庠《登大明寺塔》诗:“寂寞南朝寺,俳徊北顾人。”明太常寺卿罗王己《重修大明寺》云:“孝武纪年以大明,此寺适创于其时,故名。”以年号命名,亦有旁证,如祖冲之在孝武帝大明六年制成历法,史称《大明历》。

南朝刘宋孝武年的大明纪年为公元457年至464年,计八年。我们可以首先考虑在这八年当中寻找建寺之年。然而,作为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一步应先将范围尽量扩大,囊括一切“可能”。

历史上曾有人将公元645年称为“大明九年”,例如唐初李廷寿所撰《南史》称“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指责此说“谬不可言”,理由为孝武帝之大明年号终于八年。其实未必没有“大明九年”。孝武帝刘骏崩于大明八年闰五月,其子刘子业继位。子业暴戾,肆骂其父,纵粪于孝武之陵,次年两次改元,分别称永光、景元。十一月被废,十二月刘彧即位,改元泰始。子业未入宗庙,刘宋人不承认他为一代天子,他的年号也往往不被认可。人们以“大明九年”称之,乃为了否定废帝子业的永光、景元年号。因而,“大明年间”可下延至465年。

按照改元惯例,一般从正月起实行。但决定改元,往往在前一年决定,并提前诏告天下。因而早在孝建三年(456)国人就已知道“明年改元大明”,若干设施便有可能同“大明”挂钩。正如今在20世纪之末就开始以“21世纪”命名。因而以大明寺命名,还可能再推前一年至456年。

事还不止于此。明帝的即位诏书云:“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宁乱。”(见《宋书·明帝本纪》)由此看来,“大明”还不专属孝武帝。他的父亲宋文帝就有“大明”之说了。文帝刘义隆即位于景平二年(424)七月。他崇尚佛法,大建寺庙,这时所建寺庙以“大明”为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若说该寺定基于文帝即位之时的424年,也可于史有据。

综上所述,大明寺建寺时间初步定在公元424年到465年这四十二年的范围内寻找,才不致有遗漏。

关于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小范围

在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大范围内逐步加以排除,可以确定科学可信的最小范围,从而达到或者接近我们的目标。

(一)大明二年以后无建寺可能。请看以下三点史实:

1、刘宋武帝、文帝皆崇佛,尤其元嘉年间全国大建佛寺。但孝武帝斥佛。大明二年,他借口有僧人谋反,下诏道:“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见《宋书》卷九十七)他还制定多种条例,责令大批“非戒行精苦”的僧人还俗。在这种形势下,广陵若再建寺,似已不可能。

2、广陵遭受兵乱,几乎被毁。大明三年春,南兖州刺使、竟陵王刘诞反于广陵,孝武帝派沈庆之征讨,六月,广陵城破。《资治通鉴》记当时情况云:“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余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可见除了小孩之外,广陵居民几乎全部杀光、赏光。此后数年内不可能兴工建寺。

3、诗人鲍照著名的《芜城赋》即写刘诞乱后广陵极度荒凉破败的景象,鲍照死于泰始二年(466),其时广陵城尚未复苏。广陵人民生存尚无可能,岂有余力建寺?

以上三点,只需举其中一 点即可证明大明二年后十数年间无建寺可能。

(二)大明元年之前未建成大明寺。

根据《高僧传》及扬州府县志,东晋时佛教传到扬州(当时称南兖州,治所为广陵,刘宋时同),建有决定寺、法云寺。刘宋元嘉年间建有广陵中寺、菩提寺、南安湛之出任南兖州刺使,在广陵城修整高楼,“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寺、惠汪精舍、慧照寺,”未出现大明寺之名。《宋书》记载,“元嘉二十四年(477)徐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可见徐湛之大兴土木,主要是建亭台楼阁,而未建庙。元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450—451)北魏太武帝南犯,驱杀广陵居民万余口。他是北朝“废佛法难”的始作俑者,其时即使扬州有寺,也会被他毁灭。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大明元年之前扬州不存在大明寺。但这不排除文帝“大明定基”时广陵大明 寺也予定基。不管是文帝定基还是徐氏筑城,也必毁于北魏太武帝的毁城灭佛行动。

建寺时间可锁定在大明元年

刘诞在元嘉二十年即被封为广陵王,出镇广陵。二十六年起“以广陵彫弊,改封隋郡王”。后又徙封南徐州(今镇江)等处。“大明元年秋,又出为都督南兖、南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馀如故。因索虏寇边,修治城隍,聚粮治仗。”(见《宋书》卷七十九)可见大明元年广陵城内曾大兴土木。这是正史所载大明年间广陵建设的唯一一件事。既在此年搞城市建设,就不能排除建寺的可能。其时间范围,最多再向前或向后各推一年。因此,大明寺的建寺年代可锁定在大明元年即公元457年。此与“大明定基”说亦无抵牾。

至于相关纪念日、纪念年的确定当取决于对实际日期的考定,但可增加人为因素。这当中有两个惯例当可考虑。

(一)一 般以开建为期,而非以建成为期。因开建时间可确定,建成往往无了期。你说大明寺何时建成?我看直至今天还未完全建成,因为还在不段加建。再如北京大学建于何年?曾争议多年,设定多次。后决定以光绪下诏为始,遂再无异议。

(二)当具体日期不在起始之时时,往往可定在起始之时。例如中共“一大”开幕于1921年7月23日。我们可把建党日定在七月的第一天,从未有人提出定在“一大”闭幕的一天。

可见从惯例考虑,将大明寺建寺之年设定在大明元年为宜。即使将来考古发现大明寺建于大明年间的其他年份,仍可维持元年建寺说,不必再改。

如果以上考论可为僧众、学界接受,则2004年大明寺建寺1547周年,亦可称定基1680周年。

鉴真在律宗传承中的位置

唐代佛教地位虽不及道教,但佛学大盛,宗派林立,百家争鸣。各宗派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往往溯源追根,直至佛祖。如禅宗以释迦牟尼大弟子摩诃迦叶为初祖,直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并兼东土初祖,世系分明。以下各世宗祖皆有史可据。尽管天台等宗极诋此说,但禅系尚能自圆其说。律宗崇尚戒律,虽世系不及禅宗齐整,有时隔代相传,然亦将佛学思想溯至佛祖。据律宗最主要的经典《四分律》,释迦说法时所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偈语即为制律之始。

释迦圆寂后一年,迦叶主持僧团第一次集结,阿难受命诵出诸经,优婆离则诵出戒律。后世律师便称优婆离为“持律第一”。然优氏所诵,今已不存。

第一次结集后,法师异世相承。多家经典将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波笈多作为“异世五师”,南传律藏则有经典将优婆离、驮写拘、工须那拘、悉迦婆、目犍连帝须作为异世五师。前五世纪末僧团第二次结集,上座部获胜。优婆笈多有门徒五人,对律学各有自己的见解。其中昙无德作《四分律》,后译为汉文六十卷。全书内容分四部分,从身、口、意三方面对出家比丘、比丘尼规定详细戒条。据《律宗纲要》等典籍,后世律师便把昙无德奉为律宗第一代祖,并把《四分律》作为最重要的律典,加以转注弘扬。

魏嘉平二年(250)中印度昙摩迦罗到洛阳,传译优波笈多另一门徒婆粗富罗的戒本《僧祗戒心》,此乃戒律传华之始。五年后,安息昙无谛至洛阳,传授昙无德《四分律》。后世律师奉昙摩迦罗为律宗第二代祖。

北魏孝文帝时,法聪律师在平城讲授《四分律》,后世将他奉为律宗第三代祖。然法聪乃是口授,未载简牍。

法聪的弟子道覆撰《四分律疏》,被后世奉为律宗第四代祖。《续高僧传》称“道覆律师开创此部”。

长卢慧光幼习戒律,北魏末年师从道覆,受具足戒,后任国僧都,至东魏入邺任国僧统。他重制《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删定《昙无德羯磨戒本》,从而被奉之为“光统律师”,后世奉他为第五代祖。他还传授《十地经论》,又被奉为地论宗之元匠。亦通禅理,列为禅学名僧。

慧光以其地位之崇,从者甚众,最著名者有道凭、僧范等“十哲”。十哲之外有法上、昙德、道云等,多开宗立派。洪理、昙隐、道云专门从事律部。道云撰《四分律疏》九卷,后被奉为律宗第六代祖。

道云弟子分为道洪、洪遵两个系统。洪遵在关中传布《四分律》,至其再传门人法砺形成相部宗,又再分化为西塔、东塔二派,仍属律宗。道洪(汤用彤疑即静洪)有徒七百,称为匠主,后世奉为律宗第七代祖。

道洪七百弟子中最杰出者为智首。智首著《四分律疏》二十卷、《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隋文帝时在长安大禅定道场讲律,唐太宗时任僧纲,被奉为律宗第八代祖。

道宣俗姓钱氏,丹徒人,隋大业年间从智首受具。著述宏富,有《四分比丘尼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续高僧传》、《后续高僧传》等二十五部一百余卷。声教广播域内,得其授律者千百人。因他曾住终南山,故他被奉为律宗第九代祖的同时,又为南山开山之祖。其时律宗又一宗师法砺(与道宣皆为道云四传弟子)开创相部宗,在律宗内部与道宣之南山宗分庭抗礼。相部旋又分为东塔、西塔二宗,于是律宗内形成三派鼎峙。东塔、西塔虽一时称盛,但不久衰弱,而南山宗传承长远,故后人称律宗又往往专指南山宗。

道宣弟子众多。其中周秀传道恒,道恒传省躬,省躬十九传至宋代真照、行居,法系中断。至明末扬州三昧和尚再衍南山香烟,成为华山律宗始祖。再传十六代至光宣间浩净,世系分明。入民以后仍有律宗大师(如弘一),但世系尚未排明。

道宣另一弟子文纲又曾师从道成,为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法主。文纲弟子众多,其中道岸为中宗受菩萨戒,并请中宗墨敕,从而使南山四分说盛于江淮。又一 弟子弘景主持长安实际寺,曾三次应召入大内供养为受戒师。

鉴真18岁在扬州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后随道岸“西游二京,究学三藏”。21岁从弘景受具足戒,转益多师,登坛讲律。27岁回扬州,主持法会,普济众生,为四万余人受戒,从而被誉为“一 方宗首”、“江淮化主”。

鉴真东渡后,为圣武上皇、孝谦天皇及皇太子以下四百多人授菩萨戒,为灵福、忍基等80余人舍旧戒重授菩萨戒。从中国带去的弟子思托、法进、法载等广收日本弟子,使律学代代相传,至今律宗传人广布日本全国。由此之故,鉴真被奉为“扶桑律宗太祖”。扬州大明寺、日本唐招提寺皆为律宗祖庭。

以上所述律宗传承关系,并可参见本文末之《律宗法系示意图》。该图仅作示意,每一环节往往有多家说法,仅取其中一说。此世系虽与禅宗相距较大,却与天台宗较为接近。天台宗奉龙树为高祖,陈朝智者为四祖,与道宣同时稍后的湛然为九祖。

从律宗传承可以看出,鉴真处于律宗正统法系之中,得主流宗祖传授。他设坛扬州,传法江淮,开宗日本,来路明朗,师承严谨,世系分明,后继兴旺,在世界佛教律宗发展的长河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鉴真离华渡海的宗教原因

鉴真面对日僧请求,一邀即诺,历劫渡海,去华赴日,其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而宗教原因乃为本根。

唐室奉道教为国教,尊李耳为教主。武瞾临制,为寻求宗教支持,便崇佛斥道。鉴真生于武后执政时,并在周武年间长成,恰逢崇佛时代。他所出家的大云寺,即据武后之令而建。因怀义所进《大云经 》中有女主之符,故各地建大云寺为她更号登基服务。鉴真的师父道岸、师祖文纲备受武后及中宗、睿宗礼敬,极一时之荣。玄宗即位,铲除诸武,宗教政策当然变更。他亲注《老子》,追赠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尊扬州道士李含光为国师,迎至大同殿受上清经箓。又多次下诏沙汰僧尼,禁止民间铸佛写经。朝廷支持下的道教、儒学对佛教大加鞑伐。于是僧尼地位一 落千丈,佛教发展遇阻。

其时天台、三论开宗较早,范围广大。法相宗因玄奘西天取经、慈恩译经,名声大振。华严宗集法藏大成,显示深厚佛学功底。禅宗别开生面,得到发展。律宗虽有辉煌,但随着诸武被除,已不可言功。何况台、论、法、禅、华严诸宗皆属正宗大乘,律宗虽“由小入大”,仍常被大乘各派视为小乘异端,从根基上予以讥讽。鉴真本为禅宗出身,得律宗授戒,可谓“由大涉小”。因此玄宗斥佛,佛门遇冷,而律宗犹难。

律宗的困难,更在于内部的派系论争。道宣、法砺各开南山、相部而对峙,相部再裂为西塔、东塔,三派论争之烈甚至超过各大宗之争,后来由朝廷出面调解也未见效果。周秀、道恒、省躬、慧正衍绪南山法系,鉴真乃退处江淮。法砺唱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戒体论。怀素曾在玄奘门下从事译经,采用新译《俱舍论》的学说,唱色法戒体论。南山宗则唱导心法戒体。东塔宗怀素著《四分律开宗记》二十卷、《四分律疏》十卷,纠驳其宗师法砺,自称为新疏,斥法砺之疏为旧疏,西塔满意的弟子定宾、大亮及再传弟子昙一(亦可视为鉴真的师兄弟)著《四分律发正一义记》等为法砺辩解,纠驳怀素,同时“斥破南山”。鉴真对弟子思托、法进等人既讲南山道宣,又讲相部法砺。因而在律宗内部三大派中,西塔、东塔对其不满,南山也可能视他为不纯。他晚年在国内立足、发展已很困难。

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皆是日本效法的榜样。其时佛教传到日本已二百年,几经兴废。奈良时期统治者希望借助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日人出家,私度成风,自度极多,乃至“诈称圣道,妖惑百姓”。于是文武天皇、圣武天皇多次诏禁私度。即使上流佛徒,亦缺“三师七证”,从而自卑于法系不明,出身不崇。他们迫切需要得道高僧传道受戒。但各宗派(如三论、法相、华严诸宗)多为日本人入隋或入唐取法而归,或高丽转传,及个别印度人赴日传法,而其本身在国内地位并不显著。律宗也已有传,亦因其位不尊,传而不盛。唐土南山一宗,世系分明,前追于听佛祖说法,后及于为皇帝授戒,嫡传鉴真自身亦已成为一方宗首,足有资格为日本天皇授戒。道岸已不可能东渡,故他们想方设法迎请鉴真。

佛法无边,没有国界。当鉴真听到日僧介绍日本情况,表达邀请他的诚意,便高兴说道:“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见真人开元《唐大和尚东征传》)于是决定“东游兴化”。随鉴真东渡的扬州佛子法进《七言伤大和上》诗所云“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正是同时代人对他东渡弘律精神的写照。

可以设想,若鉴真继续留在国内,发展前景将非常黯淡,斥佛政策和宗派论争的风险很可能大于海上风浪。日本有发展空间,他便抓住契机,开辟新土,弘扬律风。渡海乃是他睿智决策。

鉴真的佛学风格及其对今人的启迪

鉴真虽为律宗之江淮宗首、日本始祖,但他并不专宗一派,专守一见,而是转师多家,广采宏取,从而体现博大胸怀。

鉴真早年出家从扬州大云寺智满为沙弥,而智满乃禅宗尊宿,故鉴真学佛乃从禅宗起家,由律宗受戒。其时不仅禅、律有争,即律宗内部三派亦争论颇剧。他从南山宗大师受戒后,对相部宗仍取相容兼取态度。他曾与义威同从道岸受戒,但义威又从西塔宗宗主满意学法砺之律。鉴真便从义威习法砺之《四分律疏》,后又从满意嫡传弟子大亮习法砺之说。西塔大亮的再传弟子朗然、神皓及东塔宗宗首怀素的再传弟子清江,皆被鉴真转收门下。荣睿、普照来华,本满意的弟子定宾受戒,后转求鉴真东渡,鉴真不持门户之见,欣然应允。可见鉴真学贯三宗,兼及禅、法,摈弃门户,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鉴真到日本后将他的佛学风格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鉴真东渡之前,“奈良六宗”皆已有传。尤其法相宗势力最大,玄奘的日本弟子道昭被天皇授以大僧正之位。洛阳大福寺和尚、华严宗尊宿道璿亦应荣睿、普照之邀,先于鉴真渡海至日本(开元二十四年·736),从而成为日本华严宗第一传。

鉴真初到奈良,入住东大寺。东大寺并非律宗一家,而是六宗兼学,鉴真与其他五宗虽有部派之争,却能和睦相处。他还容许弟子兼奉二宗,甚至三宗,直接宣传天台等宗的教义。道璿收了一大批日本弟子,向他们讲授《华严经》兼授律戒,又令他的弟子忍基、善俊、忠惠、真法从鉴真的最得意的弟子思托学律。思托除讲南山律疏外,又讲相部律疏。此成为佛教传播史上诸宗相容的佳话。

鉴真虽双目失明,却在东大寺主持开写《大藏经》,计5048卷,其中包括他从扬州带去的多种律典及天台宗《摩诃业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典籍,从而将日本写经活动推向最高潮,此亦世界佛学史上一件盛事,由此也确定了鉴真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

鉴真曾入唐宫太医署习医,并深通音乐、建筑、工艺。他把这些技艺带到日本,在弘律同时广泛传授,实际是把佛学传播与经济、科技的交流结合起来,使律宗真谛更容易被世俗所接受,从而扩大了佛法的传播领域。再者,《四分律》所讲20种犍度中就有皮革、衣、药、房舍、安居。故鉴真所为,实际也是以实际行动对律宗教义的弘扬。

鉴真的佛学取向,亦有他的佛学渊源,尤其与南山传统密切相关。律宗所供奉的宗祖昙无德本为上座部佛教,《四分律》亦为小乘律典。汉代大小乘佛教同时传入中国,部派区分不明。唐代大乘佛教逐渐成为主流,小乘很难立足。道宣虽从律宗八代祖智首受戒,但入唐后又参加唯识宗开山玄奘的译经活动,接触大量佛典原著,转而研究佛教史。通晓历史,便能站在更高处审视各宗各派。他发现《四分律》中记载沓婆比丘修成罗汉果后又期望修习利他之行,乃与大乘教义相通。戒本所云“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等语亦与大乘之《华严》、《法华》诸经之意相通,因此就形成了律宗“由小入大”或“由小入大”的说法。大小乘尚可相通,何况一大部派内的各宗派之间?其时律宗已分化为以道宣为首的南山宗和以法砺为首的相部宗,道宣为求得律宗异传,曾打破门户之见,拜访法砺,进行切磋。道宣之后,文纲与周秀严守南山,但又从法砺之徒道成学律(一说道成非法砺之徒,而另为一系,而满意、怀素直接传承法砺,此不论究),又曾收怀素为徒。道岸另一弟子义威,又曾从满意学律。故南山开山之祖就有相兼相容的风格。道宣、文纲、道岸、鉴真这四代宗主皆在持守本根的同时展现兼容并包的气度。

可是,律宗若干传人将戒律僵化。周秀以后律宗在中国虽传一千余年,但势力始终不敌禅、净诸宗。文纲的弟子道岸、弘景、玄俨有数千弟子布于宇内,除鉴真外皆未能将文纲一系传承下来,东塔、西塔更是法系断绝。幸鉴真吸取了他们若干律学成果,使这些成果在鉴真律系中保存下来。法相、华严、天台诸系成果也在鉴真律系中得到体现。可见偏于门户,以邻为壑,甚至认友为敌,最终是束缚自己,削弱自己。鉴真兼容诸家,甚至以敌为师,不仅没有削弱自己,反而在发展中强化了自己。佛教史上诸多史事,如释迦之于调达,惠能之于神秀,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七八世纪时 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成实宗、俱舍宗亦相继传入日本,流行上流社会,律宗与之并称为“奈良六宗”。当今日本佛教有13宗160派,净土宗、禅宗、天台宗、日莲宗势力较大,然律宗宗法仍存,传承明晰,已历八十余世,为持守戒律、弘扬佛法不断努力,并始终对中国表示友好。天台宗虽是较大宗派,但已揉合台、密、禅、律四宗教义,而区别于中国天台宗。故鉴真后学不仅在律宗本身发展,而渗透到其他宗派。

至今僧徒出家受戒和日常生活仍需受戒律行事,而这些戒律又多为当年道宣所讲,故律宗通于各宗。律宗本身虽不显,而其教义在各家宗派中得传承弘扬。

鉴真的佛学取向,不仅是对律宗的贡献,也是对整个佛教事业的贡献,对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贡献。他的方法论贡献已超越佛教界。如今昌明百科学术,继承与弘扬鉴真留下的方法论传统,当是非常有益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取诸家,乃是保护自己、促进自身发展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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