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史料的几点质疑

唐鉴真大和尚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使者。他以僧团形式，数度渡海，历经风涛之险，牢狱之灾，终于到达日本。十年时间，他率领弟子、工匠，在日本朝廷和广大僧俗的支持、配合下，积极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对日本佛教、建筑、雕塑、医药、文学艺术诸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被日本人民奉为律宗开山祖、医药始祖、文化恩人。中日两国学者，对鉴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近几年来，笔者在对这些史料的学习和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现提出求教于专家、学者。
　　关于六次东渡
　　诸多史料，谈到鉴真东渡时几乎众口一词：“六次东渡”。虽也有人提出过质疑，但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我们第一次见到鉴真六次东渡提法，是1962年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的有关纪念文章。而最先记述鉴真东渡事迹的真人元开撰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只是详细记述鉴真东渡的艰险历程，而没有明确提出鉴真东渡的次数。鉴真到底进行了哪六次东渡，说法不一。但有五次东渡，看法是一致的。
　　第一次东渡。唐天宝二年（743）鉴真接受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的邀请，决定东渡。僧人、工匠、水手已邀约齐全，船只也打造成功，所带的佛具、佛像、佛经、漆器、玉器、铜器、药材、香料及大批海粮也都集中到既济寺。出发前夕，发生了人事纠纷，高丽僧如海向扬州采访使官厅诬告道航、荣睿等与海盗勾结，将洗劫扬州。官府追查，将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人捉拿拷问，船只和物资查封。虽然后来事实弄清，是如海诬告，僧人先后释放，粮食和各种物资放还，但船只被官府没收。失去船只，一时难以出海，东渡失败。
　　第二次东渡。六个月后，鉴真买得旧军船一艘，邀约僧人、工匠、水手85人，备好各种物资再行东渡。船至狼沟浦遇大风，船破进水，众人离船，第二天修好，再行渡海。复遇狂风恶浪，军船触礁，物资沉入大海，人困荒岛，幸遇明州官船相救，安置在贸阝县阿育王寺，东渡再次失败。
　　第三次东渡。鉴真在阿育王寺度过一年多后，决定从福州出发再行东渡。他派法进等人先行去福州购船和采办物资，随后又率弟子前往福州，走到永嘉郡后，因扬州诸寺三纲请求官府出面挽留鉴真，不让他东渡，于是官府派差役追到永嘉郡禅林寺，将鉴真追回扬州，没有能顺利渡海。应该说，这是又一次失败的东渡。
　　第四次东渡。唐天宝七年（748）六月再次东渡。在海上漂泊了五个多月，最后漂至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鉴真将所有物资和佛像、佛经全部捐给大云寺。东渡再次失败。
　　第五次东渡。时至唐天宝十二年（753），日本遣唐使至扬州，邀请鉴真再行东渡，鉴真应允。他带弟子、工匠38人及大批物资，于十一月随遣唐使船从黄泗浦出发，次年春到达奈良，东渡终于成功。
　　六次东渡中还有一次是什么时候，说法各不相同。主要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鉴真第二次出发到狼沟浦，船被大浪击破，第二天修好。原有船只，原班人马，原有物资继续渡海，算是一次新的东渡。如杨曾文先生《日本佛教史》便取此说。这就好比我们骑自行车去某地，半途修了一次车，就算是两次去某地，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另一种说法是，鉴真从海南岛回扬州，到达桂林后，笃信佛教的广州太守卢奂邀请他去广州。鉴真应邀去了广州，并为卢奂授了菩萨戒。鉴真没有能从广州出海东渡，也算是一次东渡。如许凤仪先生《鉴真东渡》便取此说。其实，鉴真去广州并没有明确想从广州渡海的意图，更没有筹办船只和物资准备渡海的行动。鉴真在广州忙于讲律授戒，参观佛寺，过了一个春天，便回扬州了。即使鉴真有从广州渡海的念头，他也没有明确提及。真人元开撰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中，也只字未提鉴真想从广州东渡。因此，我们不能估猜，更不能将其作为事实上的一次东渡。还有一种说法，将荣睿在阿育王寺被捕算是一次东渡。这更难以令人信服。《唐大和尚东征传》是记述鉴真东渡事迹时间最早、最为详尽的史料，其中并没有明确记述鉴真是六次东渡。六次东渡之说，只不过是后人叙说鉴真东渡经过时加以推定的。就是中国最早绘制的《鉴真东渡行迹图》和日本绘制的《鉴真和尚东征图》也只标出四次东渡线路图，加上第一次未能成行的东渡，总共五次，而不是六次。因此，笔者认为，鉴真应为“五次东渡”，而不是“六次东渡”。其实，五次东渡也好，六次东渡也好，并不影响鉴真东渡的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只不过是史料研究上的一次探讨。
　　关于官厅阻挠
　　鉴真的十年东渡期间，除了受跋山涉水之累，惊涛骇浪之险，饥寒交迫之苦，还受到牢狱之灾。有史料将几次牢狱之灾，归罪于官厅阻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鉴真及其弟子总共受到过四次官府的干预。第一次是在扬州。第一次东渡刚筹备就绪，准备出航。私自随道航和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来扬州的高丽留学僧如海，一心要随鉴真东渡。鉴真对随行的弟子选择很严，必须品学兼优。而如海的品行不端，鉴真将他从随行人员中除去，这是应该的。如海认为这一定是熟悉他的道航和荣睿、普照两个日本僧人向鉴真告的状，于是极为气愤，积怨于他们，便作了一番化装，裹起头巾溜进城里向扬州采访使诬告，说长安和尚道航和日本和尚荣睿、普照等人与海盗勾结，不久要带领五百海盗洗劫扬州城。当时东南沿海盗贼蜂起，公私断行，朝廷并派要员在海上缉捕。扬州濒海，常受海盗威胁。当采访使班景倩听到如海的告密后，极为震惊，立即派捕役将道航、荣睿、普照等人捉来审讯。同时又将他们为东渡打造的船只和筹办的海粮等物资一律查封。经过审讯，弄清情况之后，将诬告的如海重责60大板，勒令还俗。道航等中国僧人立即释放；日本僧人地方不好处置，需要奏请朝廷鸿胪寺。三个月后朝廷下诏释放，每年赐绢25匹，四时给时服，如要回国，随意放行。筹备的海粮物资也归还僧人，惟有船只被官府没收，防止他们入海，整个过程没有牵及到鉴真东渡，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是鉴真一行海上遇险，围困荒岛，被明州官府搭救，安置在阿育王寺。鉴真名气很大，邻近的明州、越州、杭州、台州、宣州都有他的弟子，各为一方名僧。他们得知鉴真东渡遇险，住在阿育王寺，纷纷前来邀请他去讲律授戒，整整花去了一年多时间。他回到阿育王寺后，准备再行东渡，越州僧人舍不得这样年事已高的大德高僧冒死渡海，便来劝说鉴真，挽留鉴真，甚至希望他留在越州不回扬州。鉴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执意要走。越州僧人认为，如果没有日本僧人邀请，鉴真也就不会东渡。于是他们联名向越州官府请求，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诱骗大和尚鉴真私自东渡，请官府捉拿荣睿、普照。官府应越州僧人请求，捉得荣睿一人，普照逃脱。荣睿被押送到京城，路经杭州，被杭州僧人暗中救下。按照唐时的制度，私自出国，要坐大牢的。这次越州官府明知鉴真私自渡海，却没有对鉴真作任何处置，只是处置了“诱骗” 鉴真的日本僧人荣睿。荣睿、普照在广大僧俗的保护下，又回到阿育王寺，商谈东渡大计。应该说，这次挫折对鉴真东渡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第三次是一开始就反对鉴真冒险东渡的高足灵佑，在得知年将花甲的恩师鉴真，九死一生回到大陆一年多仍然不回扬州，估计他还要东渡，心中实在割舍不得。他自知，凭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劝说鉴真回心转意的。于是，他联合扬州诸寺三纲，联名向官府请愿，想借官府的力量，劝鉴真死了东渡之心回扬州。官府接到请愿书，便派差役一直追到永嘉郡的禅智寺，将途径此地的鉴真“护卫”回扬州。途中鉴真受到各地官员僧俗的欢迎和供养，鉴真照样应请讲律授戒，因为官府对差役有过交待，对鉴真要好好防护，不得对鉴真无礼。因此差役对鉴真是以礼相待的。回到扬州后，官府也未对私自渡海的鉴真作任何处理，只是要龙兴寺的僧人严加看护，不要让他再冒险出国。这次追回鉴真，是扬州诸寺三纲的请求，而不是官府的本意。第四次是日本遣唐使得知鉴真六次东渡五次失败，未能到达日本。邀请唐国高僧到日本弘扬佛法、整顿戒律、光大圣教是朝廷的本意。于是，遣唐使便向玄宗皇帝请求，邀请鉴真等五人去日本。玄宗是奉行道教的，他没有反对遣唐使邀请鉴真，只是希望带几个道士去。日本是不行道教的，不好请道士去。为了不让玄宗龙颜不悦，便选了两个青年留在唐国学道士法，而主动收回了聘请鉴真的奏章。他们想在回国时，顺道拜访鉴真，邀请鉴真一行随遣唐使一道去日本。以上几次情况，都不是官府主动干预。而是地方僧徒为防止鉴真这样享誉全国的大德高僧冒险渡海，请求官府干预的。官府虽然也有明知鉴真私自东渡，也没有按条令对他作任何处理。玄宗更没有提出不让鉴真去日本，而是遣唐使主动收回奏章的，更谈不上官府阻挠。再说，明州太守、振州别驾、广州都督，以及桂州、江州、端州太守，明里暗里都知道鉴真私自东渡，他们不仅没有处理他，还亲自带领官员僧俗相迎，乃至亲自掌勺做饭，供养鉴真等人。因此说，鉴真东渡受官厅阻挠应当受到质疑。
　　关于日本使节报丧的时间
　　唐广德元年（763）五月六日，在日本辛勤工作了十年的鉴真，在唐招提寺结跏趺坐圆寂，享年76岁。
　　鉴真去世后，日本朝廷是何时向扬州寺院报丧的？日本安藤更生先生在《鉴真》一书中，说是唐大历十二年（777）日本才派使节到扬州龙兴寺报丧，扬州僧人得到消息，汇集龙兴寺举行盛大法会哀悼三日。中国学者傅杰先生在《鉴真大师传》一书中，也说是唐大历十二年第14次遣唐使入唐，副使小野石根等到扬州传送鉴真大和尚圆寂的消息，扬州僧侣集中龙兴寺举哀三天的。也就是说，鉴真圆寂14年后，日本才向扬州报丧的。而成书最早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是说日本宝字七年（763）癸卯春鉴真圆寂，宝字八年（764）甲辰日本遣唐国使便到扬州龙兴寺报丧，扬州僧侣著丧服集于龙兴寺举哀三日。前后报丧的说法相差13年，孰是孰非？
　　傅杰先生在文中特地指出，是第14次遣唐使来中国报告鉴真圆寂消息的。但据《辞海》“遣唐使”条目载，日本从630年至894年，总共有13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那么777年就不可能派第14次遣唐使。公元733年之前，日本共派出了九次遣唐使，差不多平均每10年左右时间一次。第10次遣唐使是753年派的，如果777年派出的是第十四次遣唐使，那么差不多平均五、六年一次，如此频繁派遣唐使显然是不大可能。据王勇先生在《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中说，日本宝龟十年（779）五月二十七日派过一次遣唐使，那么两年之前的777年会不会派遣唐使？《唐大和尚东征传》上明白地记述，鉴真是宝字七年癸卯圆寂的，是宝字八年甲辰派使节到扬州报丧的。癸卯与甲辰正好相隔一年。此外，733年前平均十年派一次遣唐使，鉴真753年随第10次遣唐使到日本，十年后的763年圆寂，正好10年左右时间，差不多可以又一次派遣唐使了。由此可以确信，日本使节到扬州龙兴寺报丧，应当是唐广德二年（764），即鉴真圆寂的第二年。
　　参考书目：
　　《唐大和尚东征传》 真人元开撰 扬州大明寺藏本
　　《鉴真》 汪向荣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鉴真》朱福火圭、许凤仪、姚国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鉴真大师传》 傅 杰著 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鉴真》 安藤更生 日本吉川弘文馆
　　《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 王勇主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