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100高僧

　　古今100高僧(1)

　　洪丕谟 著

　　汉译佛经创始人安始高

　　翻开浩翰佛教典籍，内中如《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五十校计经》等好多种中文译本，都赫然写有译者安始高的大名。统计下来，安始高二十多年所译汉文佛典，共有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之多，从而为我国早期佛经翻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

　　安始高，约公元二世纪时安息国太子，本名叫清，是个非常好学并且笃信佛教的学者。为了献身佛教事业，他不惜把王位让给叔叔，自己则削发出家，以便更加专心致志地学佛，精研阿毗昙论。

　　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始高在游化西域各地后，不辞风餐露宿、路途劳顿，辗转来到中国洛阳。不久，好学勤奋的安始高就掌握了相当程度的汉文，此后并南下游历，先后到过豫章、浔阳、会稽等地。由于他出身王族，所以当时人们都喜欢称他为“安侯”。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了一段时期，所以这时无论朝中还是社会上的信徒，他们除了奉佛祭祀，祈求福德，还很想借助佛教，作一番个人身心上的修持。为了满足中土人士的这种愿望，安始高在他所译佛经中，好多是有利于个人修持的上座部止观禅法。

　　综观这些译著，安始高的译经特色基本有这样几点：一是他翻译的佛经内容，属于纯粹的声闻乘范围，并且基本和止观法门的修习有关；二是在措辞恰当、明白达意的基础上，以直译为主，这样就较多地保存了佛经的原著风味，虽然有时难免颠倒重复，不乏难解之处；三是他经常喜欢用口语形式进行讲解，再由别人记录整理，使所译佛经颇多讲义体裁，如《阿含口解》就是；四是他所译的数息止观等经，往往夹带着一定的解释成分，所以晋朝道安说他所译《十四意经》、《九十八结经》等，很像出于自撰。

　　在这些译著中，安始高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四念住、五停心、六种法门、十六特胜等止观数息禅法，所以对我国后世禅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安始高一共在中国活动了三十多年，由于晚年不知所终，所以，各地有关他的离奇传说，此起彼伏。

　　安始高从事和所译的念息法门，因为和当时道教盛传的“食气”、“导气”、“守一”等法，有着较多的相近或类似之处，所以一时广为流传，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其中著名的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等。此后名僧康僧会又在陈慧处进行学习，并帮他注释了《安般经》。

　　作为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安始高的译经事业以及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赞美。

　　启大乘佛经汉译开端的支娄迦谶

　　东汉桓帝末年（167年），洛阳来了位状貌奇古的月支国僧人，他就是我国佛教史上有名的翻译家，启大乘佛经汉译开端的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平时常省称为“支谶”。大概在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支谶在中土进行了为时十多年的佛经翻译工作。这些翻译，有时由他独立完成，有时也邀竺佛朔进行合作。竺佛朔也是位西域高僧，来华的时间要稍稍早于支谶，对于汉地语言，颇为通晓。

　　支谶翻译的佛经，可以考知年代的有三种：光和二年（179年）所译《道行般若经》十卷，《般舟三昧经》二卷（现存同年所译三卷本），中平二年（185年）所译《楞严经》二卷。另外，晋释道安著述经录时，认为从译文体裁上可以推知为支谶所译的佛经，还有《阿阇世王经》二卷，《宝积经》又名（《摩尼宝经》）一卷，《问署经》一卷，《兜沙经》一卷，《阿閦佛国经》一卷，《内藏百宝经》二卷等九种（内有三种已失传）。再有，支敏度在《合首楞严记》里提到，另有道安未曾看到的《仲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道安为什么按照译文体裁，就可知道这些佛经出于支谶的译笔呢？原来支谶的译经风格，在于用辞质朴，不存文饰，内多音译，梵味较浓，所以译后虽未署名，还是被认了出来。

　　支谶所译这些佛经有个特点，就是几乎全属大乘佛经。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后人往往把他看成是大乘佛经汉译的创始人。

　　综观这些译经，以《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为最有代表意义，尤其是演说般若缘起性空的《道行般若经》，成为后世研究般若理论的原始译著。可是，由于从费长房以来好多经录家，都曾有过竺佛朔也曾翻译《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的记载，所以后来又有人认为，或许这两部经是他俩携手合作的成果。

　　支谶的弟子，主要有月支国支亮，后来支亮又传支谦，世称“三支”。

　　西行求法第一僧——朱士行

　　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260年），有个名叫朱士行的汉族僧人，打点行装，从雍州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西行出关，不辞万苦，横渡沙漠，步行来到西域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当时，于阗是大乘佛经集散的地方，他果然在那里求到了日思夜想的梵本《放光般若经》九十六章。

　　朱士行何以要在当时交通条件异常不便、路多险阻的艰苦条件下西行求法呢？原来朱士行是颍川（在今河南省）人，小小年纪因为倾慕佛法，便出家当了僧人。出家后的朱士行，一心研习当时汉译佛经《道行般若经》，并在长安以汉族僧人的身份，为人讲解经中奥义，从而揭开了我国僧人开讲佛经的序幕。

　　随着研究讲解的不断深人，朱士行感到《道行般若经》的译文，有的地方读上去气脉不贯，好像有所删节，有的地方译笔有欠精确，造成意思模糊不清。就这样，带着好多遗憾，他下定决心，西行求取《道行般若经》的原本，重加翻译，以弥补当时这一译本的种种不足。

　　他求得《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后，由于当地声闻乘弟子的多方阻挠，直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方找到机会，让他的弟子弗如檀（法饶）把此经辗转送到洛阳，而自己则被扣在那里，再也未能返回中土，最后寂于西域，年八十岁。

　　《放光般若经》被送回洛阳后，又过了好几年，直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时，才由陈留仓垣水南寺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重新译出后的《放光般若经》风行一时，天下著名学者讲解此经，弘扬般若学说，无不把它奉为圣典。

　　在当时交通极其困难、面对茫茫的沙漠、方向莫辨的艰苦条件下，朱士行能破天荒地以出家人的身份，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行求法，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不仅如此，严格地说，他还是我国佛教史上依照戒法成为比丘的第一人。虽然在他以前，我国已经有了出家僧人，然而当初的出家人，一般只是离家修持，并非真正的依律受戒，而朱士行的出家，则严格按照魏齐王嘉平年间（249一253年）刚传进中土的《僧祇戒本》，进行羯磨受戒。

　　由此，在我国佛教史上，朱士行便有了三个第一：第一次依法受戒成为僧人，第一次以中国僧人的身份开讲佛经，第一次西行求法。

　　“敦煌菩萨”竺法护

　　魏晋年间，有个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文字的月支籍僧人竺法护。曹魏末年，佛教寺院富于图像，缺乏大乘经籍传译，竺法护对此现状感到深深的遗憾，于是决定随师西游，取经弘法。他从西域取回大量佛经，回到长安，为他今后的译经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基础。

　　竺法护（约生活在3～4世纪），本姓支，梵名达磨罗察（刹），祖籍月支国人，迁居敦煌。八岁那年，小法护归依竺高座学习佛法，从师改姓为竺。出家后，竺法护刻苦修行，博览佛经，决心为宏阐大乘佛教，作出毕生的贡献。因此当他看到当时佛教界忽视大乘经籍现状时，便不辞万苦，跟着竺高座西行出关取回梵典。

　　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到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的四十多年里，竺法护一度隐居山里，接着又在长安青门外建寺弘法，四方闻风远来从学的，不绝于途。此后，竺法护又遍游洛阳、酒泉、敦煌等地，一面传道，一面译经。晚年行踪飘忽，不知所终，据说活了七十八岁。

　　由于竺法护佛法高明，原住敦煌，所以人家都乐意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撰《道贤论》，因他“德居物宗”，故而又把他比作为竹林七贤中山巨源一类人物，可见是高士式的比丘。

　　按照僧祐《出三藏记集》载录，竺法护一生共译出佛经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几乎囊括了当时西域流行的所有佛典要籍。为此，僧祐总括：“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竺法）护之力也”。

　　在现存竺法护佛经译本中，最主要的有《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正法华经》、《大衰经》等。他所译的《正法华经》为《法华经》在中土的最初全译本；后来，鸠摩罗什新译本《法华经》流行天下，和竺法护所做先期工作在人们头脑里留下的印象不无关系。

　　竺法护的译经风格，由于基本按照“言准天竺，事不加饰”的原则，所以使人读来，大有“质辞胜文”的感觉。

　　当时，在竺法护的译经生涯中，有一帮助手为他作了好些执笔和详校工作。其中如居士聂承远、道真父子，弟子竺法乘、竺法首等，都曾对他的译经事业，作出过相当的贡献。聂承远对竺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等经中繁琐之处，加以整删；道真把竺法护所译经籍，汇编成目，名《竺法护录》（也称《聂道真录》）；竺法首并笔受《圣法印经》等。
　　神通广大佛图澄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中土洛阳来了个状貌清真、神通广大的西域高僧——竺佛图澄。据称，他能够眼视千里之外，并且诵得一口神咒，有役使叱咤鬼神之能；此外，他还会预知吉凶，擅长医术，能够从铃音中听出好多奇妙的事情，是个方外奇人。

　　竺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兹人。九岁那年，就在乌苌国出家，做了个小沙弥。出家后，佛图澄清真务学，努力修习，诵经数百万言，并且先后两次来到罽宾，求法问道。当他在西晋永嘉年间来到东土时，已经年近八十高寿。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远行弘法，并且兴致勃勃，可见他的体质之好。

　　虽说佛图澄年岁已老，可是记忆力和思维力，依然好得出奇。他善解文义，即使没有读过东土的儒家经典，可是当他和诸学士辩论时，仍能够辨析疑滞，若合符契，没人能够扳得倒他。

　　后来西晋灭亡，北方政权落到石勒手里，是为后赵，石勒是个崇佛的人，对于佛图澄的高明佛法和精湛方技，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所以称他为“大和尚”。平时，石勒要是碰上什么军政大事，都必定先要请佛图澄预卜吉凶，方才作出决定。借着这个有利因素， 佛图澄只要找着机会，总是劝导石勒少行杀戳，多施德化，不为暴虐，改革弊政。

　　石勒死后，石虎废其子石弘自立，迁都于邺，年号建武。石虎也是个崇佛的帝王，他对佛图澄的尊敬，较之石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朝会之日，石虎总是让常侍以下官吏帮着为佛图澄抬轿，并由太子诸公扶上殿。其时，只听到主者喝“大和尚”，便满殿肃然起立，鸦雀无声，恭迎佛图澄的到来。此外，石虎还派司空李农每天早晚去佛图澄住处问候起居，太子和诸公则每隔五天，前去朝谒一次。

　　佛图澄在石赵虽然受到特别的礼遇，可依然考校并严守古来相传戒律，过着“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的节俭生活，并且以此作为身教，给弟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佛图澄在石赵弘法期间，凡他所到州郡，无不建立佛寺，计有八百九十三处之多，一时相率出家，几乎形成风气。不过，形式之外，佛图澄更加注重佛法内容，躬行实践。为此，当石虎尚书张离、张良各起大塔时，佛图澄却斥为：“为人如果贪吝积聚，方受现世之罪，何福可希？”由此他告诫石虎：“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何解殃祸？”

　　由于佛图澄的渊深学问和冰雪操行，一时投拜到他门下的弟子多达成千上万，著名的除中土僧人道安、僧朗、竺法雅、竺法汰、比丘尼令安首外，尚有名僧竺佛调、须菩提等远从天竺、康居等国前来拜谒受训，向他学习佛法。

　　建武十四年（348年）十二月八日，年届一百十七岁高龄的佛图澄，功德圆满地圆寂于邺宫寺。在入寂以前，佛图澄语重心长地对石虎说：“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污，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终无福佑。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石虎闻言，悲恸呜咽，知道无法挽回，就为他在临漳西紫陌凿圹营坟，准备后事。

　　关于佛图澄一脉的传承，《高僧传·义解论》说：“中有释道安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并戒节严明，智宝成就。使夫慧日余辉，重光千载之下；香吐遗芬，再馥阎浮之地。涌泉犹注，实赖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