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宗的圆融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华严宗的圆融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在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中，华严宗是最强调圆融的一派。圆融是它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它处理一切问题的总原则，也是它修行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圆融思想是华严宗教理的核心内容，逐渐得到佛教各宗派的共识，滲透到中国佛学的各个方面，并且成为佛教各派进行理论和实践融合的不竭动力。

　　华严宗并不主张孤立地看待任何事物或现象，它的圆融思想是建立在一切万法互为条件而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上。所谓“圆融”，是指一事物只有联系他事物才有意义，只有处于特定的关系中才能成立。华严宗认为，一切万法是佛智慧本体（称“佛性”、“自性清净心”、“一心”、或“法界”）的作用或表现，均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容摄，相互平等，没有矛盾冲突的和谐统一之中，共同构成现存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说，华严宗用以概括其全部教理的“法界缘起”，就是一切法相互融通而共为缘起的学说。因此，圆融思想本质上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理论。澄观指出：“融通万法，令无障碍。”（《华严经随疏演义鈔》卷一，《大正藏》卷三十六第3页下）华严宗讲圆融的目的，在于确立万法之间协调、和谐的关系，消除隔阂、滞碍。离开了这种万法融通理论，“法界缘起”乃至华严宗的整个教理体系就失去了理论支柱。

　　华严宗人或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圆融思想，或者针对不同对象诠释其圆融关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泛。从历代华严宗人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华严宗圆融思想的五方面内容，也可以说是其教理的五个特点。

　　其一，从本体与作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方面讲圆融。

　　华严宗认为一切事物或现象是本体直接的、全部的显现，本体与作用，本质与现象之间存在着圆融关系。法藏曾以“真”与“妄”为例予以论述：“真该妄末，无不称真；妄彻真源，体无不寂。真妄交彻，二分双融，无碍全摄，思之可解。”（《华严五教章》卷四，《大正藏》卷45，第501页下）“真”与“妄”相依并存，作为本体的“真”与其作用的“妄”存在着相互渗透（交彻），相互融通（双融），没有滞碍（无碍），相互包容（全摄）的关系。在华严宗的概念体系中，和“真”属于同类概念的“理”、“一”、“性”、“体”、“净”、“果”、“心”等，相对于和“妄”属于同类概念的“事”、“多”、“相”、“用”、“秽”、“因”、“法”等，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圆融关系。华严宗人反对抛开本体讲作用，离开本质谈现象。例如，宗密在论述杜顺重视“事理圆融”，反对孤立地讲“事法界”时说：“除事法界也，事不独立故，法界宗中无孤单法故。若独观之，即是情计之境，非观智之境故。”（《大正藏》卷四十五，第684页下）因此，他讲“事法界”时总要联系“理”，讲“理法界”时总要联系“事”。在这种体用圆融方法论指导下，华严宗人描绘的世界既是本体世界又是现象世界，既是解脱世界又是轮回世界，两者是相即不二的。这也是法界缘起理论的一大特点。

　　其二，从统一体中对立面的不二和同一方面讲圆融。

　　无论现象的性质相同还是不同，哪怕它们在统一体中处于对立的位置，都存在着不二或者相互等同的关系，即甲是乙，乙是甲的关系，这叫做“相即”。法藏在论述“六相圆融”时，讲了“总别”、“同异”、“成坏”的相即关系。以“总别”为例。“总相”是整体（指舍），“别相”是构成整体的部分（指椽、瓦等），从总与别的关系讲，“若不别者，总义不成。由无别时，即无总故。此义云何？本以别成总，由无别故，总不成也。是故别者，即以总成别也”。（《大正藏》卷四十五，第508页上）如果没有部分（别），就没有整体（总），整体是由部分组成，这叫“以别成总”。另一方面，没有整体，也就没有部分，因为部分只有在整体存在的前提下才成为部分，这叫“以总成别”。当人们得到“总”时也就得到“别”，反之亦然。由此得出“总即别”和“别即总”的结论。“若不相即者，总在别外，故非总也；别在总外，故非别也。思之可解。”（《大正藏》卷四十五，第508页中）就“六相圆融”学说而言，是论证统一体中一切事物均处于“总别相即”、“同异相即”、“成坏相即”的圆融状态；就“相即”学说而言，是说明统一体中一切事物都具有不二或相互等同的关系。

　　其三，从不同事物或现象可以相互包容、渗透的方面讲圆融。

　　华严宗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甲中有乙，乙中有甲的关系，即“相入”的关系。法藏在《五教章》卷四中用“自他”两物的作用强弱（“有力无力”）来阐述“相入”的含义。他认为，在所有缘起事物中，若某物“自体”的“力用”较之“他物”的“力用”强大，此物即具有摄取“他物”于自身的绝对优势。反之，“他物”如果完全失去自己的“力用”，则必然进入某物自体之内，亦即双方可以互相包容。这是依据事物所具有的作用的差别来阐述事物的相互包容关系。

　　其四，从事物或现象普遍联系的方面讲圆融。

　　从表面上看，一切事物都是独立的、有差别的，由于它们都包含着相同的理，所以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融通。有差别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事”与“事”的融通和谐、互无妨碍，就是一幅永远描绘不完的画卷。逐一类推每一事物与它事物的这种“圆融”关系，谓之“重重无尽”或“无尽圆融”。这正如宗密在《注华严法界观门》中解释“事事无碍法界”时所说：“一切分齐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无尽故。”（《大正藏》卷四十五，第684页中至下）显而易见，这种无尽圆融的学说彻底否定了事物的孤立存在，强调了事物的普遍联系。

　　其五，从修行实践的方面讲圆融。

　　《华严经》所述的具体菩萨修行有一个特点，它倡导继承以往佛教的全部成果，把一切佛教修行规定，甚至把原本不属于佛教系统的修行规定也予以接纳，编排成一定的有序结构，共同作为成佛解脱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步骤。华严宗人完全接受了这套修行规定，同时又以圆融思想予以解释，形成自己独特的修行理论。这就是“行布门”与“圆融门”的统一。一方面，华严宗人承认“证有阶降”，有“圣贤位次”，另一方面，他们又认定“理无深浅”，行布与圆融的关系是“此二门相资，互无障碍。”（澄观：《大华严经略策》，《大正藏》卷三十六第705页中）澄观解释：“行布是教相施设，圆融乃理性德用。相是性之相，故行布不碍圆融；性是相之性，故圆融不碍行布。”（同上引书，《大正藏》卷三十六第706页上）用这种圆融方法理解《华严经》不胜枚举的修行规定，就得出了“一修一切修”，“一断一切断”，“初发心便成等正觉”等结论。修行全部佛教法门中的某一种法门，就意味着实践了所有的法门；完成了整个修行过程中某一阶位的修行活动，就标志着获得了所有阶位的修行功效。这是鼓励修行极具号召力的口号，也是圆融思想的实践价值所在。

　　华严宗的圆融思想对中国佛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相即相入”、“无尽圆融”、“即事即理”、“事事无碍”等等，逐渐为佛教各派所接收。特别重要的是，自宋代开始加速进行的佛教各派的融合实践，也直接受到华严圆融精神的促动。北宋初年，省常（959——1020）倡导的华严与净土的融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使用的经典主要是《华严经·净行品》，但是他所融合的信仰对象、修行内容和修行目的要广泛得多，甚至超出了《华严经》的范围。他指出，通过学习《净行品》，“行菩萨行愿，尽此报已，生安养国，顿入法界，圆悟无生。修习十种波罗密多，亲近无数真善知识，身光遍照，令诸有情得念佛三昧，如大势至；闻声救苦，令诸有情获十四无畏，如观世音；修广大无边行愿海，犹如普贤；开微妙甚深智慧门，犹如妙德；边际智满，渐次补佛处，犹如弥勒；至成佛时，若身若土，如阿弥陀。”在崇拜对象方面，省常把华严经典和净土经典中讲的佛菩萨混合起来，共同作为崇拜对象。他所崇拜的主佛是毗卢遮那，这里又有普贤和文殊（即文中的“妙德”），吸收了华严宗从《华严经》中概括出来的“华严三圣”。还吸收了净土宗从净土经典中概括出来的“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大势至和观世音。另外还加入了弥勒经典中讲的未来佛弥勒。为了“令诸有情”达到解脱，兼容并蓄多位佛菩萨原本具有的种种功能，正是进行这种崇拜对象融合的目的。在修行内容方面，省常倡导修习的“十种波罗密”、“亲近无数真善知识”等，属于《华严经》的修行内容。至于“闻声救苦”之类，则是净土类经典讲的内容。省常把它们不分主次、优劣地完全接受，共同作为成佛的条件。在修行目的方面，省常希望“生安养国，顿入法界”。所谓“生安养国”，指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净土宗人的修行归宿。所谓“顿入法界”，是进入佛的境界，既无东西方位之分，也无生前死后之别，这是华严宗人的修行目的。省常不问两者的区别，把它们共同作为解脱的目的地。

　　这种超越宗派界限，学说体系以及经典类别的融合，从教理根据上说，与“融通万法，令无障碍”的思路是一致的。从社会实践效果上看，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据宋白说，省常的说教，“士人闻之，则务贞廉，息贪暴，填刑网，矜人民；释子闻之，则勤课诵，谨斋戒，习禅谛，悟苦空；职司闻之，则幕宽仁，畏罪业，尊长吏，庇家属；众庶闻之，则耳苦辛，乐贫贱，精伎业，惧宪章；善者闻之而迁善，恶者闻之而舍恶。”（上引均见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并序》，《圆宗文类》卷二十二）是否有这样的作用和功效自然值得怀疑，但省常倡导的学说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则不容置疑。这种华严与净土的融合充分发挥了佛教的教化功能，至于这样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否与传统佛教经典有违，则始终无人过问。

　　华严圆融学说的各项具体内容，均来自对《华严经》中神话故事描述和神通境界描述的理论重塑和改造。强调圆融，有利于激发修行者的信心和勇气，吸引来自不同阶层的信徒；有利于消除宗派间的排斥、仇视和争斗，促进不同宗教、不同派别的融合发展。一方面，这种创新教理适合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从而具有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这种教理在理论上的缺陷也引发实践上的弊端。过分强调事物间的和谐、一致，完全消除了事物间的矛盾、分歧；过分强调事物间平等，完全泯灭了事物间的差别。这些又往往导致实践上不顾具体情况的急功近利，违背客观规律的以偏盖全。圆融之弊已有学者指出来，但就总体而言，圆融思想在促进中国佛学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