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明的变迁

西域文明的变迁
　　古罗马人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称作Serindia，由Ser-（赛里斯）和-India（印度）两个词组成，意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1]中国史书把这个地区称作“西域”，指甘肃玉门关以西地区，相当于现代地理概念的“中亚”。在中国史书中，西域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更为广泛，有时还包括西亚，埃及乃至东罗马。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这个标尺，剑桥大学丹尼尔（G. 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发“六大文明”。其中，旧大陆有四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新大陆有两个：墨西哥和秘鲁。[2]所谓“西域文明”，则指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之间产生的文明。
　　西域三十六国最初使用汉文。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古城，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相继发现西汉王莽年间的汉简。
　　东汉末年，小乘佛教从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传入西域。在犍陀罗佛教影响下，佉卢文表达的犍陀罗语成为塔里木盆地佛教经堂用语。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德兰斯（J. L. Dutreuil de Rhins）在和田收集的佉卢文《法句经》残卷，以及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佛经，有助于说明这一点。除了宗教用语外，于阗、鄯善、疏勒和龟兹等西域诸国，还把佉卢文当作官方文字。斯坦因在和田、尼雅、楼兰等地发现大批佉卢文世俗文书，主要为公元3－4世纪鄯善王国文书档案。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勒科克（A. von Le Coq）在苏巴什古城和克孜尔千佛洞还发现佉卢文题记和账本，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
　　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尤其在印度笈多王朝时代，印度文化全面复兴。印度佛教徒纷纷改用婆罗谜文和梵语作为佛教经堂用语，并且对西域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公元5世纪初，法显从长安到印度求法，途经塔里木盆地南部鄯善、于阗等地。他在游记中介绍说“从此（指鄯善国，今新疆东南部）西行，所经诸国皆如是。惟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法显说的“天竺书”指婆罗谜文，而“天竺语”则指梵语。斯坦因在新疆米兰佛寺发现笈多体婆罗谜文，就属于这个时期。
　　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土著居民，主要由讲吐火罗语、塞语（斯基泰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构成。西域最初流行的三种——汉文、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对西域人来说，皆为外来文字。如果以文字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那么西域文明的产生不早于公元4世纪。最早尝试用婆罗谜文拼写于本民族语言的西域人，是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阗人。他们大约在公元4世纪开始用婆罗谜文拼写于阗塞语，从而创造了于阗文。随后，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也用婆罗谜文拼写本民族语言——龟兹语（Tokharian B）和焉耆语（Tokharian A），大约在公元7世纪创造了龟兹文和焉耆文。
　　公元840年，维吾尔——回鹘人从蒙古高原西迁中亚，并在吐鲁番等地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回鹘人本来使用突厥鲁尼文，到吐鲁番后逐渐改用中亚粟特文拼写本民族语言，大约在公元9世纪创造了回鹘文。回鹘文对中国北方民族影响巨大，蒙古文就来自回鹘文，而满文又来自蒙古文。作为元帝国五族共和的象征，回鹘文与梵文、藏文、八思巴式蒙文、西夏文和汉文一道，刻写在元顺帝年间所建居庸关过街塔上(插图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埃德尔（M. Erdal）和格隆克（M. Gronke）刊布了新疆莎车发现的一批黑汗王朝文书，包括7件阿拉伯文契约，5件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7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年代在公元11－12世纪。[5]13－15世纪称雄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也用阿拉伯文拼写突厥语，通称察合台文。如今这种文字成了现代维吾尔文的标准字体，并与汉语拼音、回鹘式蒙文、藏文、壮语拼音一起，印刷在人民币上(插图 2)。
　　纵观西域文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发时期”：
　　主要以楼兰文明和于阗早期文明为代表，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这时，西域本土文字尚未产生，塔里木盆地诸国主要使用汉文、佉卢文、婆罗谜文、粟特文等外来文字。公元前2世纪，匈奴是西域的霸主，这个时期的西域文化深受中亚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所以高昌古城附近车师大墓出土了许多匈奴文化色彩的艺术品。公元2世纪末，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此后，西域文化深受犍陀罗、大夏等地希腊化佛教艺术影响。斯文赫定在楼兰LB佛寺遗址发现的木雕，斯坦因在米兰佛寺遗址发现的壁画，就明显带有希腊化佛教艺术的色彩。
　　第二阶段“鼎盛时期”，
　　主要以于阗晚期文明、疏勒文明和龟兹文明为代表，年代在公元5－8世纪。中国僧人到西方求法，最初不在印度本土而在于阗。唐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书，不慎落入和田河，他带回的梵语经典实际上是在和田重新收集的，可见中国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受于阗佛教影响。在美术方面，唐朝大画师尉迟乙僧，就是一位于阗人，他的绘画技法不仅影响了有唐一代的中国画风，而且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美术亦有重要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龟兹成了西域佛教另一个重要传播中心。中国佛教史上一代名僧鸠摩罗什，就是龟兹人。前秦建元九年（373），苻坚仰慕罗什的盛名，派大将军吕光伐龟兹，迎请罗什至凉州（今甘肃武威）。此后，罗什在凉州传教十七年。至后秦时，姚兴复派兵讨伐凉州，礼聘罗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大约九十八部各种西域语言的佛经，在罗什主持下翻译成汉文。其中五十二部保存至今，并收入《大藏经》。
　　第三阶段“变迁时期”
　　主要以吐鲁番等地的回鹘文化和喀什噶尔等地的黑汗王朝文化为代表。这两个王朝的兴起，遂使塔里木盆地开始了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吐鲁番地处东西交通孔道，不仅是多民族聚居地，而且有许多来自中亚、西亚的外国侨民。印度佛教、西亚火祆教、叙利亚景教、波斯摩尼教，随之传入吐鲁番。
　　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峪沟千佛洞发现一个中世纪图书馆，据说藏有17种文字书写的24种语言书写的各种宗教文书。
　　公元9－11世纪，西域民族与文化发生巨大变迁。疏勒、于阗等地的印欧语系民族，被突厥语系民族无情地逐出历史舞台，而西域佛教文化则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这一切均导源于突厥系民族在中亚七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建立的黑汗王朝。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王朝对佛国于阗发动了长达24年的“圣战”，终于在1006年灭亡于阗。许多学者认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就和黑汗王朝攻陷于阗直接相关。此后，喀什噶尔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公元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就是一位喀什噶尔出生的突厥学者马哈木 喀什噶里在巴格达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