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新特点

敦煌学是上世纪初随着莫高窟藏经洞古文献面世与流散海外而兴起的国际性学问，陈寅恪先生称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作为一门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多种民族文化交融内容的综合性学科，在走过了八九十年艰难的研究历程之后，近十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众所周知，由于藏经洞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敦煌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敦煌写本的调查、录校与刊布，并在此基础上做若干个案的分析研究。因此，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敦煌学研究” 应正名为“敦煌文献研究”。这说明，以敦煌写本为主的敦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我们是花了整整两三代人的努力，来打这门学科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改善，科技的发展，收藏单位、科研机构与出版社合作的加强，整理刊布敦煌资料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一系列高质量敦煌文献图录本的相继出版： 1990—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14卷《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从1992年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俄藏、法藏及上海、旅顺、天津、北大等处收藏的敦煌文献及艺术品图录；近几年，北京国家图书馆、甘肃、浙江所藏敦煌文献也相继刊布。与1981—1985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的14辑140册《敦煌宝藏》相比，这些新图录本不仅收录较为完备，而且大多图版清晰、印制精良，极大地便利了资料的查检整理，许多研究者开始摆脱了阅读缩微胶卷的辛劳和看辨认不清照片内容的烦恼，感觉到目清神爽的欣喜，提高了研究成效。同时，与此相应的敦煌写卷各类目录的编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荣新江所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于1994年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著录了此前一直未刊布的英藏S.6981—13624号写卷；五年之后，方广錩编著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王尧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由民族出版社印行；俄国所藏的部分敦煌写卷经眼录则由施萍婷、柴剑虹、荣新江等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此外，国内各地散藏的敦煌写卷目录也逐渐编成公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凝结了100多位敦煌学者十余年心血的《敦煌学大辞典》，于199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则在2000年印行了由郑阿财、朱凤玉主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这两本高质量工具书的出版，成为百年敦煌学研究继往开来的标志性成果。
　　近十年来，敦煌文献检索查核的便利，不仅使我国敦煌学研究者有条件在整体把握原始资料与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去进行分类、分专题录校敦煌写卷的总结性工作，而且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开始涉足有关敦煌历史文化的一些新课题。这一时期，较重要的录校成果有：《王梵志诗校注》（项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敦煌变文校注》（黄征、张涌泉，中华书局，1997）；《敦煌赋校注》（伏俊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敦煌坛经新书》（潘重规，佛陀教育基金会，1994）；《敦煌类书》（王三庆，高雄丽文文化公司，1993）；《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徐俊，中华书局，2000）；《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共10种12册，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1999）。一些过去难以想像的重点大项目开始启动，如浙江大学古籍所的“敦煌文献集成”，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录校全部敦煌写卷，目前“经部”已接近完成；首都师大郝春文主编的“敦煌社会历史文献辑录”，则是按收藏写卷的流水号录校文献，目前第一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已完成前三卷的工作。对过去比较薄弱的一些敦煌学分支学科或课题的研究，如天文历法、体育、医学、占卜、梦书、书仪、碑铭状启、曲谱舞谱、石窟保护、写本修复、藏外佛经、胡语文献等，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来，在一些学者呼吁“让敦煌学回归各学科”的影响下，不但各学科学者自觉运用敦煌资料的积极性提高了，使得敦煌材料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且某些敦煌学的专题研究也能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呈现出更系统、全面、深入的特点。例如将敦煌寺院经济材料纳入河西地区社会生活史的范畴；运用敦煌佛教典籍文书的材料来分析佛教的仪规制度，梳理中国的大藏经史、禅宗史；利用敦煌资料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与意义；探求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的关系；通过研究敦煌壁画的飞天、山水画、人物画、经变画、密宗图像来充实和改写中国的艺术史；在普查敦煌壁画乐器图像的基础上仿制古代乐器；希望通过研究古代敦煌的环境保护与变迁来总结西北开发的历史经验；等等，都使人耳目一新。
　　2000年前后，随着国际敦煌学界举办各种纪念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百周年的活动与学术研讨，一个关系到敦煌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这就是“敦煌学史”的回顾及学科理论的建构。因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与成熟，学科史的建设不可或缺。敦煌学百年历程的回顾和对新阶段的展望，促使人们认识到敦煌学至今没有完整的学术史与学科理论是极大的缺憾。2000年当年在北京、敦煌举办的敦煌文物、文化展，都注意增加了与学术史相关的内容。2001年11月底，北京的5位学者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草创期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重点对王国维、罗振玉这两位早期敦煌学开创者的治学成果和特色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已在去年12月由日本知泉书馆出版，收入了6位中国学者、8位日本学者的论文。2002年8月，世界各国的60多位学者，又汇聚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了“敦煌学史国际研讨会”。可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许多史料的开掘丰富了我们研究的内容，还在于真正提高了各国同行对治“敦煌学史”重要性的认识，也引发了浓烈的兴趣，为在新世纪发展敦煌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次会议还有一个积极的成果，就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响应日本京都敦煌学会干事长、著名学者高田时雄在会上的倡议，同意筹建“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来组织与协调重大敦煌学研究项目的实施，推进学科发展。2003年3月8日，“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ILCDS）在京都举行成立会，4名中国委员与会，日本敦煌学界的一些领军学者到会发言。会议特别强调了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加强各国学者的交流合作关系到学科的前途与命运。委员会初步确定了近两年的重点工作安排（如创建“敦煌学知识库”、参与协调国际会议、举办通讯刊物等）。
　　1988年，《文史知识》编辑部与敦煌研究院曾成功地合办了“敦煌学专号”，受到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好评。 近些年来，许多敦煌学研究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将国际敦煌学深入、顺利地发展下去，敦煌学研究的队伍要后继有人，不可忽视普及敦煌历史文化知识、编写敦煌学通俗读物与简明教材的工作。因此，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分出精力，投入到普及工作中去，成为近期敦煌学界一个令人欣喜的特色。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17册“敦煌文化丛书”，均由敦煌学专家执笔，内容简明扼要，涉及敦煌学的各个方面，语言通俗易懂，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此基础上，甘肃教育出版社在今年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12本，已出8册），着眼于敦煌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作为提高性质的学术专著，则受到了大学文科研究生的青睐。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浙江大学教授褚良才编著的《敦煌学简明教程》，作为在浙江大学理工科学生中开设“敦煌学”选修课的试用教材，开讲以来，在学生中反映很好，选学学生已超过两千人。从2001年8月起，中国国家图书馆、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合作，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举办“敦煌与丝路文化讲座”，邀请国内外敦煌学研究专家演讲，至今已进行了26讲，内容既有对敦煌与丝路历史文化的整体思考，又有遍及历史、艺术、考古、宗教、科技、文学、经济等各种专题的简要介绍；许多演讲均辅以生动形象的图片，深入浅出，而且都和听众直接对话交流，大大激发了广大听众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兴趣。
　　2000年6月，季羡林教授在北京举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正如俗话所说‘行百里，半九十’，藏经洞发现已经一百年，敦煌学研究了八九十年，事情做了恐怕还不到一半，还有更多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我们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勤奋治学，团结合作，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新的成绩。”近期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特点，使我们对完成老一辈的嘱托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