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近代佛教

复兴的曙光 经过回教歼灭之后的印度佛教，在我国南宋宁宗之时，即告消声匿迹。在政治方面，回教人入侵之后，建立了莫兀儿帝国。相继而来的是欧洲的白人，先后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最后便由英国全面统治，而于西元一八七七年成立了英印帝国，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兼做了印度的皇帝。迄西纪一九四八年，始获得独立。但在独立以前的一年，已经由于回教徒及印度教徒的相互仇视而在英国政府的监督下，将印度的版图，分割为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了两个国家。
　　正由于异民族的长期统治，同时有若干知识份子也受了时代思潮的激动，所以争取民族独立，主张民权平等的要求，便日益迫切。为了团结全民以对抗外侮，为了同情贱民阶级的悲苦生活，就有甘地先生应运而起，甘地坚持不合作及不用暴力的主义，以反抗英国政府；他穿上了贱民的服装，以提高贱民阶级的自尊。
　　我们知道，印度教是阶级主义的宗教，印度教之能在回教入侵数百年后尚未灭亡，是由于他们的战斗精神，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及贱民平等思想，并非印度教的产物，倒与佛教吻合。甘地自己也说：“印度教中把不可接触列为教规，那是一种腐化的部份，或只是一个赘瘤。”又说：“请看菩萨（系指释尊）的慈悲，不但施于人类，而是广泛及于一切生物。”（“甘地自叙传”第七章）
　　事实上，今日的印度人民，已不仇视佛教，且以佛教发源于他们的国家为光荣，甚至印度的前总理尼赫鲁要说：“印度是佛陀的祖国，佛教教义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星云法师“海天游踪”一六六页）
　　因此，佛教在印度，已经露现了复兴的曙光，虽其人数的比例，尚是印度各大宗教中的第六位，它们的次第如下：
　　一、印度教：三○三、一八六、九八六人
　　二、回教：三五、四○○、一一七人
　　三、基督教：八、一五七、七六五人
　　四、锡克教：六、二一九、一三四人
　　五、耆那教：一、六一八、四○六人
　　六、佛教：一八○、七六九人
　　七、拜火教（袄教）：一一一、七九一人
　　八、犹太教：二六、七八一人
　　九、各部落原始宗教：一、六六一、八九七人
　　以上统计，系出于西元一九六○年日本出版的“佛教大年鉴”十七页。其中所列的锡克教（Ｓｉｋｈｉｓｍ），它由生于西元一四六九年难能教主（ＧｕｒｕＮａｎａｋ）所创，他出生于旁遮普地方的武士阶级，鉴于印回两教的冲突而研究各宗教教理，发现印回二教的上帝只有一个，它是超乎世间，而永恒存在。他主张内心的真纯信仰，不同意像的崇拜。
　　重视佛教 近世以来的印度，除了其民族独立运动须要佛教的思想，在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也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希望，由于印度佛教遗迹的继续发掘出土，以及梵文和巴利文佛典的研究考察，已向世界公布：佛教虽是古老，佛陀的教义，却被发现仍是如此新鲜而合乎时代思潮的要求。
　　印度政府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特别设有考古部，派员四处探寻佛教的遗迹，如今，凡是已被发掘出土的，均加保护，并整理其环境，同时在加尔各答及鹿野苑等处，成立博物馆，储藏陈列各项佛教的古物，以供来自各国的学者及朝圣者的观摩参礼。
　　据朱斐居士说：“印度政府在近十年来（中略）将每一处通达圣地的公路上铺了柏油，各处圣地也装了电灯，并且在每一圣地，都建有政府的招待所，以接待各国来印朝圣的佛教信徒。政府机关首长的办公厅里，除了甘地先生的遗像外，多加上了幅佛陀圣像。”（“空中行脚”三六页）
　　印度重视佛教的表现，尚有在西元一九五六年，由政府主办了释尊灭度二千五百年纪念大典。西元一九六年，又在德里建设一所佛陀纪念公园（Ｂｕｄｄｈａｊａｙａｎｔｉ　ｐａｒｋ）。西元一九六四年，又由政府协助，在鹿野苑召开了第七届世界教徒联谊会。
　　正由于政府重视佛教，凡是去巡礼佛陀圣迹的外国人，无不受到印度朝野的竭诚欢迎。例如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我国太虚大师访问印度，即有这样记事的诗句：“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又于和中华民国断绝邦交达十五年之后，民国五十二年，我国由白圣法师率团前往朝圣，也受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亲切接见。
　　但是，要介绍近代的印度佛教，必须记得另外两位伟大的居士，那就是达磨波罗及安培克两位功臣了。
　　达磨波罗 达磨波罗居士（Ｄｈａｒｍａｐａｌａ
　Ａｎａｇａｒｉｋａ　１８６４—１９３３），生于锡兰可伦坡市的一家家具制造商的家里，他的家人信佛，却把他送在一间基督教的学校受教育，但他不愿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后来，他受到美籍的佛教徒邬克德上校（Ｃｏｌｏｎｅｌ　Ｈｅｎｒｙ　Ｓｔｅｌｌ　Ｏｌｃｏｔｔ　１８３２—１９０７）的感化，便对佛教的信念坚固起来，进而研究佛教，接着便宣誓将以复兴佛教为其毕生的目的。
　　西元一八九一年，达磨波罗首先到印度巡礼了鹿野苑（Ｓａｒｎａｔｈ），见到昔日的圣地，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他又到了佛成道处的佛陀伽耶（Ｂｕｄｄｈａｇａｙｌａ）。当年他才二十九岁，正好是释尊出家的年龄。这次造访，给了他更多的启发，于是下定决心，就在那年十月的十旬，召开了重兴圣地的国际佛教徒会义。
　　西元一八九二年，他即以“印度教与佛教之关系”为题，初次在加尔各答传道，并创设大菩提会事务所，创刊摩诃菩提杂志，藉以连络各国教友。因此，他又访问了美国、夏威夷、欧洲、日本等国家地区，在各国教友的援助下，他的大菩提会（Ｍａｈａｂｏｄｈ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终于成立。他以佛教已被放逐了八百年之后，现又重回故乡而自慰，关且以此勉人。他说他要以佛陀超越一切阶级的信条，来奉赠给印度的人民。
　　达磨波罗居士在印度为复兴佛教，工作了四十多年。广传教义，培植人材，设立分支机构，便利朝圣的教友。例如在鹿野苑的摩诃菩提社，对于前往朝圣的人，均予借住，唯膳食自理；现在加尔各答的该社，也有专供朝圣教友们住宿的房舍。
　　他病逝于西元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但他给予印度佛教的生机再现之功德，将永为后世敬仰和赞扬。
　　安培克博士 安培克博士（Ｄｒ　Ａｍｂｅｋａｒ）本生于被印度教视为“不可接触”（Ｃａｓｔｅ）的贱民之家，故他在少年时代即遭受到各种场合的歧视和虐待。印度教的制度之不公平和残酷，使他深深地感到不满。后来有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认为他可以造就一个基督徒，便协助他留学英国，并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二次大战后，印度独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司法部长，又成为印度新宪法的起草人及新印度的指导者之一。但他感到，若要改革社会制度的弊端，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实现佛教的四姓立等的社会，方能解救贱民阶级的疾苦。于是，他便宣布，自己改信佛教，劝导他的贱民群众信佛，并于西元一九五五年发起佛教主义运动。
　　终于，在西元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安培克博士夫妇，率领了他的群众约五万人，在印度中部拿格浦尔市（Ｎａｇｐｕｒ）一个四十英亩大的广场上，由印度当代最负盛名的司塔维拉法师（Ｖｅｎ　Ｕ　Ｃｈａｎｄｒａｍａｎｉ　Ｍａｈａｓｔｈａｖｉｒａ），主持典礼，代表僧团，接受他们的集体归依。同时归依的，尚有前高等法院院长尼奥基博士（Ｄｒ　Ｍ　Ｂ　Ｎｉｙｏｇｉ）以及梅令达大学院样长契拿司（Ｓｒｉ　Ｍ　Ｂ　Ｃｈｉｔｎａｖｉｇ）等社会名流。
　　可惜，这位虔信佛教的法学博士，竟于同年的十二月间，抱病出席于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四届大会时，在他演说之后，即与世长辞了。
　　但是，他对佛教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之后，所完成的一部“释迦和他的宗教”，已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四日的“全印度佛教会议”中通过，被采用为印度新佛教徒的圣典。可见他对印度佛教的复兴运动，影响之大而且深了。
　　佛教学者的活动 佛教在印度，自从印度教复兴之后，已为印度教所吸收，他们不以佛教为一独立的宗派，而是将佛教与湿婆崇拜及毗纽ＦＤＦ９崇拜，视为同一个宗教。唯在锡兰方面，仍以巴利语圣典的传持，维系着上座部佛教的纯一的信仰。
　　近世以来，印度与锡兰两地，对于佛教虽各持不同的态度，但在研究方面，均有很多人才和许多贡献。唯在印度的佛教学者，因其不能将佛教置于独立的地位，总以印度教作为正统的思杨，所以不无缺点。然而，印度学者接受了西方人的治之方法，故能持一客观和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佛。他们研究的对象，初受锡兰的影响，着眼于巴利语圣典；后来扩大范围，乃以梵文及巴利文圣典为主，作语言学及文献学的考察，傍及哲学、考古学、历史学和美术等的研究。最近又增设了专攻佛教学的大学和研究所，同时派遣留学生至日本等地，研究佛教。
　　当然，印度佛教的复活，既是仰助于达磨波罗的反哺，在学术上的启蒙，也不例外，达磨波罗的摩诃菩提协会创立之后，即有几位印度学者，去锡兰研究巴利语，因而奠定了印度近代佛学的研究基础。
　　西元一八九二年，便由印度人，在加尔各答创立了佛教圣典协会（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此之前，则有弥多罗（Ｒａｊｅｎｄｒａ　Ｌａｌａ　Ｍｉｔｒａ，１８２４—１８９２）、斯脱利（Ｈａｒａ　Ｐｒａｒａｄａ　ｓａｓｔｒｉ，１８５３—１９３１）和达斯（Ｓａｒａｔ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Ｄａｓ　？—１９１７）三人，为近世印度佛教学的草创者。弥多罗著有尼泊尔佛教目录（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ｐａｌ，１８８２），一八八八年又出“八千颂般若”的校订版。斯脱曾协助弥多罗对于尼泊尔佛教文献的整理，后来则亲自到尼泊尔作了两次寻访佛典的写本，并且校订了“不二金刚集”（Ａｄｖａｙａｖａｊｒａｓａｍｇｒａｈａ，Ｇ　Ｏ　Ｓ，１９２７）。达斯乃为印度人研究西藏佛教的先驱，他进入西藏，踏访藏文佛典，并对喇嘛教进行调查的结果，除了撰写报告Ｉｎｄｉａｎ　Ｐａｎｄ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ｎｏｗ，（１８９３年）等之外，又于一九八年校订了西藏语的佛教史“如意法善树”，一九二年则著成“藏英辞典”。
　　以上三人，也可算是“佛教圣典协会”的先驱者。此后，该会的工作是每年刊行年报，校订原典，释译和出版，与孟加拉亚洲协会（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１７８４）合作，成为印度学者研究佛教的中心。
　　其次，要推达斯的弟子韦提耶勃莎（Ｓａｔｉｓ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Ｖｉｄｙａｄｈｕｓａｎａ，？—１９２０），他曾协助达斯，担任佛教圣典协会的事务。他初学于加尔各答大学，后至锡兰研究巴利语佛教，归国后便任加尔各答大学的校长，他的专长是印度论理学，著有“印度论理学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ｏｇｉｃ，１９２２）等，乃为研究因明学的基础书。他的继承者是白罗亚（Ｂｅｎｉ　Ｍａｄｈａｂ　Ｂａｒｕａ，？—１９４８），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巴利语的主任教授，他的主旨是在究明佛教之所以成立的历史背景，故著有“佛教以前的印度哲学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２１）以及邪命外道之研究等的论书。
　　同在加尔各答大学内的印度佛教学者，尚有巴他茶利耶（Ｖｉｄｈｕｓｈｅｋａｒａ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ａｙ与Ｂ·Ｃ·劳（Ｂｉｍａｌ　Ｃｈｕｒｎ　Ｌａｗ）两位教授，前者以研究梵文及藏文文献为主，后者则为巴利文文献的大师。
　　巴他茶利耶曾于西元一九三一年，将龙树的“大乘二十论”及提婆的“四百论”由藏文还元为梵文，一九二七年则将“因明入正理论”译为印度文，并且著有“佛教的基本概念”（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１９３２），迄今仍以垂暮之年，校订“瑜伽师地论”的梵本中。
　　Ｂ·Ｃ·劳的学术领域很广，除了佛教教理的研究之外，对于佛教史、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和耆那教等，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已达五十册，乃为近世印度学者之中著作量最多的一位。在研究工作上，他是白罗亚的后继者，他的主要著述有巴利语圣典的校订、英译和传记的撰著，另有“巴利文献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ｌ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３３）、“古代印度之种族”（Ｔｒｉｂ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１９４３）等。
　　同为白罗亚的弟子，尚有达脱教授（Ｎａｒｒｉｎａｋｓｈａ　Ｄｕｔｔ），他的最初著作有“大乘佛教的诸相及与小乘的关系”（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ｈａｙａｎ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ｎａｙａｎａ，１９３０），“初期佛教的教团”（Ｅａｒｌ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ａｃｈｉｓｍ，１９４１），但他主要的特长在于梵文佛教，故于一九三四年校订了“二万五千颂般若”出版，一九五二年又校订了“法华经”出版，此后继续校订含有“根本说一切部毗奈耶”及“三昧王经”的“吉特写本集”，当他在加尔各答大学退休之后，即任孟加拉亚洲协会的会长等职。
　　由于以上诸位大学者的薰陶之下，加尔各答大学的佛教学者辈出，俨然形成了一个加尔各答佛教学派。其中包括现任那兰陀大学巴利文研究所所长马克尔杰（Ｓａｔｋａｒｉ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Ｆｌｕｘ，１９３６）；一九五六年去世的巴咯却（Ｐ．Ｃ．Ｂａｇｃｈｉ），乃是著名的中央亚细亚考古学者；麦琴达尔（Ｒ．Ｃ．Ｍａｊｕｍｄａｒ）是专功东南亚这所佛教史的学者。
　　与加尔各答大学同为佛教学研究之中心的，则为维湿瓦巴拉迪大学（Ｖｉｓｖａ　Ｂｈａｒａｔｉ），大学的特色，是以梵文与汉文佛典的研究为主。在巴咯却教授担任副校长期间，出有“二种梵汉语汇”（Ｄｅｕｘ　ｌｅｘｉｑｕｅｓ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ｃｈｉｎｏｉｓ，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国的佛教圣典”（Ｌｅ　Ｃａｎｏｎ　ｂｏｕｄｄｈｉｑｕ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１９２７，１９３８）。另有萨斯特利教授（Ｎ．Ａｉｙａｓｗａｍｉ　Ｓａｓｔｒｉ），将汉文的“观所缘论”、“稻芊经”、“大乘掌珍论”、“十二门论”等还元为梵文。Ｓａｎｔｉ　Ｂｈｉｋｓｕ　Ｓａｓｔｒｉ则将“发菩提心经”、“发智论”等还译为梵文。摩克波提耶（Ｓ．Ｋ．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教授校订了“三无性论”及“金刚针论”等书。帕罗塘（Ｐｒａｌｈａｄｐｒａｄｈａｎ）教授校订了“阿毗达磨集论”，于一九五年出版。
　　另有摩诃菩提协会，在鹿野苑设立出版社，将巴利语圣典，译成印度方言出版，该会僧侣会员的摄化对象，多为印度人及欧洲人，因其不乏饱学的比丘。
　　现在佛陀的祖国，已有几所研究佛学的中心，例如普陀那的伽耶斯瓦研究所（Ｋａｓｈｉ　Ｐｒａｓａｄ　Ｊａｙａｓｗ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那兰陀的巴利文研究所（Ｎａｌａｎｄａ　Ｐａｌ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波奈勒斯的印度大学等。
　　总之，在今日的印度，研究佛学的风气，已不寂寞，并已有了相当的成就。（以上取材于日文“近代佛教讲座”（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六页）。
　　教团的概况 今日印度的佛教，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虽不乏高人，在教徒的摄化方面，却尚不够理想。也就是说，知识的或学问的佛教，固然已经在上层结构的大学里生根滋长；信仰的或生活的佛教，还未能够渗入印度人的社会，更未能够普及民间，纵然印度教徒也崇拜佛陀，那却不是真正的佛教。据朱斐的“空中行脚”三十七页说：除了印度僧伽，现在锡兰僧十五人、缅甸僧十二人、日本僧六人、中国及泰国僧各十人，信徒仅得四百万人。又据查询所知，印度比丘及沙弥约二十多人，能够宏法的比丘，仅三四人而已。这以印度人口的比率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佛寺的建筑，现有印度的、锡兰的、缅甸的、日本的、泰国的和西藏的。我国则有李俊承居士捐资、德玉法师督建于鹿野苑的中华佛寺，由果莲比丘尼建于拘尸那释尊涅处的极乐寺，由永虔法师建于佛陀伽耶的大觉寺，由仁证法师建于舍卫国的华光寺，由福金喇嘛建于那兰陀的中华佛寺。
　　正由于佛教的教团，在印度尚极脆弱，目前急须展开佛教信仰的复兴运动，印度政府也有意协助。只是宏法及住持佛教的僧尼太少，所以，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中国人，盼望能有更多的僧尼前去印度，为复兴印度的佛教而献身。
　　本书选自《世界佛教通史》的上部，即《印度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