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长老与灵涛法师
道安长老与灵涛法师
位于湖南衡阳的南岳,清末及民国时代高僧辈出,早期前辈高僧如海岸、默庵、淡云、敬安,较晚者如妙见、天然、玄妙、道阶等,不一而足。而灵涛法师,在南岳说来,是较晚出的高僧之一。
灵涛法师俗家姓邓,湖南省湘乡县人,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出生。幼年循序就学,十余岁时倾心道教,欲求长生不老之术。传说他青年时期,曾入道观礼一位老道士为师,出家做了小道士,希望修到长生不老,有一天能够“白日飞升”。修了几年没有甚么结果,颇为灰心。后来遇到一位老和尚,为他讲解“无生法忍”的道理,告诉他∶我心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三界唯心所造,万法唯所现的道理。灵涛生具善根,对于和尚所说颇有领会,深受启发,遂一改初衷,立志学佛。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灵涛法师二十五岁,投入南岳祝圣寺,依天然法师座下剃度出家,为天台宗法嗣。天然法师为他命名灵涛,他自号忻车。忻车,合起来是“惭”的意思。天然是南岳大德默庵长老的弟子,灵涛在祝圣寺依师祖默庵受学。默庵是临济宗四十代法嗣,精研三藏,宗、教皆通,灵涛受师祖的影响,颇潜心于禅宗义理。故他于受具戒后,曾参学于尊美、寄云诸大德,修习禅定。
后来灵涛法师为见识增长,他想效法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增长见闻,乃随著同修道友到南洋参访,曾到仰光朝礼大金塔,及参访缅甸、泰国各地佛教胜迹。回到国内后,偶遇长沙翰林萧云爵居士,于交谈中,萧居士问灵涛曰∶
“何谓黑业、白业?”
灵涛一时无以为对,深感惭愧。
案∶“业”为梵语“Karman”的意译,为造作之意。《俱舍论》曰∶“思及思所作,思即是意业,所作为身、语。”至于黑业、白业,即恶业、善业。白业可感净妙清净的乐果,黑业可感秽恶不净的苦果。此又可分为四种∶曰白白业,善业而感乐果者。黑黑业,恶业而感苦果者。白黑业,为善恶交参之业。不白不黑业,是离白黑之相,即是无漏业。这是法相唯识宗特别重视的宗义。
灵涛法师答不出萧居士所问,自感于佛理所知有限,乃收起云游参访之心,返回祝圣寺后,深入经藏,潜心研究,昼继以夜,足不出寺者数年之久,由是学力大进。在他潜心研究佛学期间,于法相唯识宗的经典用功最勤,所以后来以通达唯识称著,在佛学院授课,也以讲授这一方面的论典居多。
灵涛法师自思佛学博大精微,寺院中一般僧侣,大半程度偏低,难明法义,唯有创办僧学堂,乃可提高出家人的佛学知识。以此原因,灵涛法师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与南岳福严寺住持证果、上封寺住持素禅二师共议,合力创办一所南岳僧伽学校,以培育僧材。后来三人决定,僧伽学校设在金鸡林寺塔院。筹备妥善后,开始招生,首届招得学僧五十余人,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开学授课。僧伽学校由灵涛法师担任校长,同时在校讲授《成唯识论》。另一位热心僧侣教育的大德,曾在武昌佛学院担任都讲(相当于后来的教务主任),并代理过武院院长的善因法师,也在僧伽学校授课。僧侣学校开课后,南岳很多寺院中的青年弟子多到僧校听讲,亲近灵涛、善因二师,这种情形遭受保守势力的反对。保守势力以不合作的态度,拒缴分摊的经费,以致僧校只办了一年多,后来以经费不继,不得已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的春末予以停办。
最初与灵涛法师合作创办南岳僧伽学校的素禅法师,他是当地衡山县人。幼时因家庭生活困苦,父母将他舍给衡山金莲庵做了小沙弥。长大受戒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负笈湖北武昌,考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第一届受学,与观空、法尊、大刚、法舫、严定、会中等都是同班同学,素禅在武院受学年余,未读毕业就因事返回南岳。未几被公推为上封寺住持,同时还接办了衡山僧立觉民学校。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与灵涛法师合办僧伽学校,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僧校停办。这时广州的国民政府“北伐军”已进入湖南,到了长沙。湖南当时是由湘军军长唐生智担任省主席。唐生智受一个修密宗人称顾和尚者所蛊惑,有利用佛教的野心,在长沙成立了一个“两湖佛化会”,素禅因在当地名气很大,所以被指定担任湖南佛化会的执行委员。不久,素禅察觉唐生智有利用佛教的野心,便托故离开长沙重返南岳。
这时共产党人在南岳组织工农群众,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纷纷成立,素禅受南岳总工会会长旷戊生、南岳农会旷典的影响,颇同情于这种工农运动。他也号召僧侣,提倡工禅、农禅,并率领僧人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专制的示威游行。灵涛法师对素禅的这些活动,也深表赞同,并予以支持。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国民党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部的团长许克祥,以共产党人的工会、农民协会“欺凌”出征军人家属,愤而“反共”,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将工会的纠察队,及农民协会自卫队缴械,白色恐怖笼罩全省。这时衡山县政府以素禅、灵涛、空也等法师同情工农运动支持共产党,对他们恨之如骨。乃以佛化讲习所在长沙召开会议的名义,通知素禅、灵涛、空也三人到长沙开会。空也闻讯,知道危机在即,他立即下山远走北京。素禅、灵涛则抗命不去。衡山县长陈某亲率枪兵,假藉游山为名,到上封寺把素禅拘捕。待下山到祝圣寺捕捉灵涛时,灵涛先一步离寺躲避,得免于难。素禅被捕,关押在南岳三元宫内。并押到各寺庙中,打香板以示众。后来衡山县长以“捉虎容易纵虎难”的顾虑,加给素禅一个“勾结赤匪,破坏佛教”的罪名,予以枪杀。素禅死后,他的弟子运回其遗体予以火化,塔葬于南岳天柱峰下,这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夏历八月的事。
灵涛与善因二位法师,躲过了十六年的这场劫难,事情平静后,又考虑到停办的僧伽学校。后来二人经过一番苦心策划后,商得祝圣寺的同意,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把金鸡林塔院的南岳僧伽学校迁到祝圣寺,改名为“南岳佛学讲习所”,灵涛法师在讲习所讲授《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课程,善因法师讲授一般佛学。灵涛、善因二师,培育僧材心切,孜孜不倦的传道授业,坚持不懈,把佛教传习所维持了二十年之久,造就了大批的僧侣人才。其中近代名僧如明真、曼慈,及台湾台北松山寺的道安、灵根等法师,都是南岳佛学讲习所毕业的。而灵涛法师弘化三湘,道誉远播,早年曾任湖南督军的赵恒惕,后来担任湖南省长的何键,都是佛教信徒,都曾到南岳向法师致候。
灵涛法师在讲习所授课期间,对于教理的钻研从不松懈,他以授课所需,著有《摄大乘论随录》、《因明入正理论随录》二书。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灵涛法师的好友,精于唯识学的唐大圆居士,受请到祝圣寺讲学,见到了灵涛法师的著作,赞叹灵师研究的深入,是一位解行并重的法师,并为以上二书作序。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设置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要人叶剑英担任训练班副教育长。不久周恩来到南岳视察,号召各阶层联合抗日救国,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巨赞、宝生、灵涛、演文等法师被推动下,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出上封寺方丈宝生法师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官住持刘光斗四人为副会长。会中设若干股,演文任训练股长、巨赞任宣传股长、明真任文书股长、曼慈任庶务股长,并推举出灵涛法师为书记长。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首先在祝圣寺、南岳寺、福严寺、上封寺及大善寺等寺院,召集青社僧侣和道士约七十余人,举办了军事训练班。训练结束后,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及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沿途贴标语、发传单,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他们为抗日救亡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灵涛法师于是年年底,带领学僧数十人,迁居到桂阳双泉庵。是年灵涛老法师高龄六十六岁,他何以在垂暮之年离开南岳,内情不得二知。他在双泉庵,带著学生半耕年读,过著所谓农禅的生活。他仍孜孜不倦于经典的研究,在耕读之余,撰写《金刚经随录》一书,还写了一写诗。有一首诗云∶“有门不闭平而乐,与世无争梦亦清;一卷《心经》无碍,人间净土慰平生。”这可说是他在桂阳期间的自我写照。
一九五一年,岁次辛卯的七月二日,灵涛老法师示寂,世寿六十八岁,僧腊四十三夏。遗留的著作有《因明人正理论随录》、《摄大乘论随录》、《金刚经随录》等多种。老法师示寂后,灵骨归葬于南岳上封寺普同塔内。文化大革命期中,塔毁骨散。一九九一年,他的门人灵根法师(台湾台北松山寺董事长),捐资建塔于祝圣寺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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