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紫砂茶具”的禅文化起源和“金沙茶法”

论“紫砂茶具”的禅文化起源和“金沙茶法”　
　　昌迦
　　在中国江苏的太湖之滨产有一种陶器，名“紫砂陶”。它以其它地产的陶质所没有的特点，成为茶具的最佳选择。因此，人们一论茶具，便自然想起了紫砂陶。紫砂陶中的“茶具”，代表了紫砂陶业的文化内涵是特殊的与众不同的风格。在它的发展成熟阶段，已是与茶文化，文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但在紫砂产地的宜兴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七千年间的陶器出土物上可以看到，他们所生产出的陶质是与江浙其他地区的器具没有太大差别的。新时器时代的低温软陶是红色与灰色胎质疏松的生活用具，周代后出现了南方普遍存在的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的高温硬陶。至唐五代以后，这个地区的青瓷已成“盛产”。从这个迹象表明，当地的陶业是以努力生产出高温且抗水的质量为发展方向的。虽然因宜兴产的陶土中含铁量较高造成了烧制青瓷的成色不是最佳的，但当地人们尽量利用釉陶技术的“防水优势”和本地陶土中的白陶土质，来向“瓷”的目标靠拢，以便达到更实用的目的，这是与隔省的浙江杭州陶业没有多大不同的。这也得从陶土矿藏的分布来看待这个现象：地处“宜溧山脉”的“泥盆系石英砂岩层”上部，有一层“原生沉积”的“粘土质岩”，而这个粘土质岩的上部尚有“再次沉积粘土”与其交壤。
　　壶，在中国器具写法中，又写做“盍”，原是“盛浆液”的生活品，古人用它注水、注酒，如原始陶壶，必是注水的用具。周代的青铜壶，可能更用以注酒，汉代陶壶，水酒都可以装了。（硬陶吸水性低。）
　　壶的型制，必是有“流管”的，有“盖子”和“持把”的容器。由于其密闭性好于碗、盆，注液功能好于瓮、瓶，所以人们用于使用率高的场所，如食桌、茶几上。茶壶，也是由此而成为食用茶水盛具的。
　　紫砂陶土作为“伴”茶的材质，在史书上较早记载的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苏东坡于神宗末年出任常州知府时于宜兴讲学，在独山买了地造学堂，改“独山”为“蜀山”。他当时设计的一种专门用来煮水的工具，被后人称为“东坡提梁壶”，就是以紫砂陶土制造的。1976年在彝墅村羊角山上发掘出的早期紫砂陶器中有壶、罐两类。它们是北宋的遗物。壶有高颈壶、短颈壶、提梁壶三种，苏东坡所提倡的提梁壶正是专用于火炉上煮水的那一种。因此，将紫砂陶与茶挂上勾可以从北宋论起。至于紫砂陶之所以有缘于“茶”，乃是因紫砂耐高温烧煮，且储浆不易变质的缘由吧！烹茶的“烹”，即是将干茶料加热后，冲入热水搅拌成茶汁饮用，热水所以必须是另烧的。用粗陶紫砂的烧水壶加热金沙泉水来冲泡——烹茶是苏东坡居士最先提倡的。
　　有关食茶的历史，源于唐代的普及，而在两晋时，“敬茶”就是寺院佛门待客的礼仪了。读经讲禅时用以“饮涤尘烦”。唐宋，余杭成为产茶制茶的产地。北宋后期，杭州龙井寺的辩才和尚引众僧在狮峰山开辟了茶园，狮峰山的龙井茶成为了“名品”。当时禅僧、禅客居士中饮茶之风盛行，东坡居士也是其中时髦的一员。不过他“好”的是宜兴的“唐贡茶”——罗芥茶，这种茶由于水土的缘故，甘甜醇厚，香气馥郁，因是红茶，与龙井绿茶比来“别有一功”。东坡强调：以金沙寺的泉水，阳羡的提梁壶来与之相配，方才美好。可见在他的“东坡肉”外，还是个素食的茶文化“美食家”哩！紫砂陶的真正“茶因缘”快到来了。
　　紫砂器进入“茶具”概念的标志，当从“小型壶具”的开发算起。从而好似日用品的“炉煮粗陶”，一变成为了精工捏制的“文人雅器”。可以说，东坡居士的功劳是不可没的。他对金沙泉水的评品，足以让泉边的金沙寺成为文人品茗的“好去处”，从而让那“小型”的“文人的雅器”构思出“精妙”　来！
　　明代正德年间，有一个“闲静有致”的僧人，名已不可考，其人常与陶业工人往来。他在金沙寺用精细练过的紫砂土“捏筑为胎，规而圆之，使刳中空，踵傅口柄盖，随陶穴烧成。”（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当然，其成果并不是“独个把玩”的，而是“人遂传用”。也就是说，金沙僧的行为是明显的处于有意识的向品茗文人推广一种“茶文化”——乃是一种全新的，以小型器具“热水投茶泡饮”为方式的饮法！饮茶方式的改变，造就了紫砂文化的迅速成就。读书士子吴颐山带着书童来寺内读书，书童名“供春”，好学而聪明，跟着金沙僧学来了“捏壶”的本领，居然以后成了制作紫砂茶具的名家。
　　由于从“粗器”向“精品”的转化，大型的制陶工具不再适用了，更由于此茶具源生于“非专业陶区”的金沙寺内，供春与寺僧所用的“工具”，也必然是“因地制宜”的创作发明出来，而与陶业工人们的工具不同。“削竹为刃，斫木为模”，明末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记载的制作技法，也与现代”手工壶“技术没有什么差别了。金沙僧捏壶的造型已不得而知了，供春的壶则有“树瘿”、“龙蛋”、“印方”等艺术化的变式。正德年的十六世纪初，紫砂器走出了“独树一帜”的一举！紫砂器从此真正从日用陶器中独立了出来，放弃了数千年来人们崇尚与追求的釉瓷技术，“半烧结”做为紫砂器的功能要求被提了出来。在有利于“茶质保鲜”的前提下，壶型的审美功能，泥色砂质的变化，在一开始即被主观所强调了。
　　饮茶习惯的改变，造成了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产生。而这样的饮茶方式，正是禅寺的生活方式之一。禅寺制度中，有一个名为“普茶”的节目：众僧于禅座上随意休息，有侍僧送上点心，并为每人注上一杯茶水，同时，老和尚讲些轻松有趣的话题，让众僧在平等的氛围中，放松一下参禅劳顿的精神，以便于重新抖擞，将禅参到底。侍僧手中所持的茶具名为“瓶”：注茶的是“茶瓶”，注净水的是“净瓶”。这种器具原是出于印度文化中，由佛教僧人传入我国，是修“头陀苦行”的僧人必备的佛教“法器”之一。瓶腰有一入水口，瓶上是一细管的出水口，细管上有一扁环，有防止水液污手的功能，使用者汲河泉水时，将布巾做滤布扎在入水口，因为过滤了水中的生物杂质，这样进入瓶中的水即成“净水”。注水从细管放出，由于细长，可以确保出水量准确无误。净瓶在旅行中水不易洒出，不容易污染，是实用的僧人用物，与“钵”一样重要。在佛教文化中，瓶钵的瓶，专指“净瓶”的类式。在禅院中，它既是“供佛”的供具，还可用来待客。僧人用以提神的茶水，即是以净瓶冲泡茶汁饮用的，而非将茶炉上煮茶的提梁壶提来提去的为众僧注茶的。（那样的方式很不安全。）所以提梁壶最多不过是将水烧热，再倒入瓶中，放入茶叶后分注各杯中。双手奉持茶瓶，可以“暖手”的功能在小型壶具上也得到了体现，“江南湿冷”在文人茶具中被“瓦解”了。我们有理由说：制造一个与净瓶一样的茶具是当时人们想到的。（居士不得用“僧物”，故净瓶不为俗人持用。）而改造净瓶，保留净瓶功能，为金沙僧创制茶壶的初衷。嗜茶者上山品泉吃茶，人手一壶的那种温暖祥和，许是正德年间金沙寺特别的风景哩！
　　自从供春于金沙寺学得制壶后，又将技艺传给了其徒弟时朋，时朋又传其子时大彬。时大彬在游历了如今的上海地区，在现在的松江地域与广大文人交流后，又将壶制造得更小，创制了紫砂器几十种从未有过的款式。1965年，在扬州出土了明代万历四十四年的一件胭脂红的紫砂六方壶，底部刻有行书阴文“大彬”二字。从这把壶的风格上看，是一件经过“文人化”熏陶过的文人壶无疑了，应该是时大彬游历松江以后的作品。在明清时代的旧窑址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大块的陶壶残片，有的竟还在底上打印和刻着“时大彬”的款识。不过与现代茶壶不同的是，这些壶“容量非常之大”。这些壶实际上并非是时大彬的作品，而是当时商业发达以后，商人对陶货出产地进行的“特殊标识”。好比阳羡的茶叶出自很多岭峰之间，而罗芥的茶是有名的唐朝贡茶，于是“罗芥茶”就成为了阳羡地区的茶名品牌。我想，明清时代宜兴陶货已是远近闻名，而时大彬在文人中的名声，也足以使这个地方的陶货要在商业过程中沾上”时大彬“的光——一见时大彬即知是“宜兴陶货”也！这种大壶不是泡茶的器具，而是柴灶上烧水的“水壶”，何以见得，你若去看这陶壶的盖子，便会发现盖子的钮上没有气孔，所有的盖子都是一律不通的！众所周知，茶壶盖上的气孔是为了出水注茶时的水流量而设计的，没有气孔注茶就不方便，若杯子小些时，沸水还会冲到手指上，所以，所有茶壶都有出气的孔。只有柴灶上的烧水壶，是不应在盖子上留气孔的。因为，注入冷水时，打开的盖子若是通气孔，水蒸汽会从气孔喷到手上，无法拿起盖子的。又因为烧水壶倒出热水时，不存在直接与小型杯子接触的机会，大多是倒入盆碗储用，所以出水不稳也无大碍。综上原因，这种大壶不是泡茶的茶具，只是民间百姓日用生活中的“粗陶水具”而已。
　　从明正德年始至现今，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传徒弟数人。“金沙茶法”也随着紫砂茶器的传承成为了现代冲泡茶的鼻祖。紫砂大师们在传承供春技艺的同时，也将金沙寺“禅门茶”饮用方式中讲究茶汤温度、冲泡方式、冲泡器具乃至水质、陶质、容量器型等等诸多因素汇为“一体”，又将唐代陆羽的《茶经》文化向前推动了一步。有趣的是，陆羽少小为孤，为佛门所抚养，是自小生活于寺院的“文化人”，他向社会介绍了那个时代的饮茶方式，还只是“茶膏”沸水点注式的。茶膏的备制，分杯与沸水的保温十分麻烦，虽然佛门饮茶已经成为普及，但将茶末、茶叶投入瓶中冲泡是必然发生的“精简”。所以，明代“不重玉珠重紫砂”的崇尚紫砂壶的风气，完全是由于瓷壶冲泡有茶汁陈变之虞，故而才有金沙僧紫砂壶、供春大彬小壶的造化之功，得此“茶陶互益”的结果。所以说，禅门饮茶法的发展，构成了紫砂茶器产生的温床。紫砂茶具与原始陶盍、周代青铜礼器盍及汉代民间“浆水壶”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最多也只是泥盆系的原生沉积粘土来造的器皿，茶与酒、茶与米浆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现在有人无视这个历史，说紫砂茶壶是紫砂民间日用品的“精制化”，是道理不足的。茶具成为文人书案雅玩，不是“酒水”的缘故，而是“茶”的原因。
　　若说净瓶与茶具的因缘才是相姻的：时大彬的高足李仲芳所制作品曾被时大彬所赏而“自署款识”。故当时有人即讲这真是“李大瓶，时大名也！”由此也可见，明代时在当地是将茶具之“壶”称之为“瓶”的。宋代的禅宗典籍《五灯会元》中记载了许多以茶论禅的生活状况，也记录了茶具名称。比如有一则：普愿禅师命沙弥携茶一瓶，盏三只到庵，又：婆煎茶一瓶携盏三只至，谓曰，“和尚若有神通即吃茶”，等等不胜枚举。可见茶的吃法也是多样的。但不论如何，“以瓶注茶”是一样的。瓶与壶的关系，有功能上的联系，只不过若是铜瓶、瓷瓶便不如紫砂陶瓶陶壶的能够保存茶质了。这样想来，就可以理解金沙寺僧为什么重视“陶制茶具”了，紫砂陶的透气性陶质和无泥腥臭味，是其他材质所不可替代的。茶法决定了茶器形制与材质的选择。现代饮茶冲泡法是禅宗茶法的遗风，紫砂茶器冲泡法的存在，说明了“禅宗茶法”的确还在中华大地的民众生活中起着“主流”的作用，它早已融入到文人生活的书案雅玩中，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了，必须知道，禅文化，是紫砂器文人化的“根”。
　　有学者在宜兴古窑址发掘出宋元“军用水壶”——韩瓶，由此认为紫砂茶器有可能是韩瓶的发展，但是，从当时一切民用品、军用品的陶器上，我们都看到了“釉”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陶土质料的讲究，与紫砂茶具不尚釉的透气性追求，实在是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虽然南宋时宜兴是宋金战争的“主战场”，陶业也为军事所支配，大量生产需求量极大的“军用行军壶”也是自然的，但茶器艺术毕竟与战争杀戮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宜兴陶业的兴盛，也都与“和平”息息相关：春秋战国，越国大臣范蠡携西施隐于此地，不问政事、军事而业陶为生；北宋的苏东坡，蜀山讲学，品泉饮茶；明代的金沙僧创捏“文人壶具”，这一切无不是稳重、质朴与闲雅温和的表现！事实上，一旦战争云起，陶业便成“危卵”，宋金之战、太平天国战争、中日之战、解放战争之时，陶业停顿，几无声息。而若从紫砂陶土矿的出产地黄龙山来看紫砂的开采，那是北宋以后的事情了。自从军事工业——行军壶的烧造以后，人们发现了可以代表紫砂矿源的“五色土”。五色土的发现，才是紫砂材质的真正起源。所以，这全然不是“军事专家”的功劳，还当归功于僧人。估计在宋代，黄龙山下的村民因战争而贫苦不堪。一天清晨，村外来了一个游方的僧人，在不断的吆喝一句古怪的话：“卖富贵咯，卖富贵咯！”村民们好奇，围着那僧人看，当他有疯病呢！有人问：“富贵也有卖的呀，你有富贵吗？”僧人说有啊，跟我走。于是众人随着僧人走到了村外的黄龙山上。在黄色的石英砂岩上有厚厚的黄土，拨开黄土，可以见到黄、白、红、紫、绿五色的“原壤”，洁净无瑕，用手摁摁，粘糯细嫩。僧人对众村民说：“以此土来调和配方制陶器，动动脑筋行动起来，大家还愁没饭吃，无富贵吗？”众人恍然大悟：僧人出卖的“富贵”原来就是“智慧”啊！
　　以上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点出了紫砂陶的起源和配方皆不出黄龙山内。事实上，金沙寺僧所传的供春、时大彬一系，所用的陶土皆是以黄龙山周围矿土为材料来制作茶器的。紫砂文化从一出世，即以禅茶文化用“商业”的方式向丝绸业发达的地区传播开来了。我们在扬州古墓中能看到时大彬的真迹，正说明了卖富贵的异僧与金沙僧，两人隔时代的合作所结下的成果是被印证了的！从这以后，清末民初上海工商业的发达，又导致了以“铁画轩”为中心的新一轮“紫砂茶器热”的风靡，那是后话了。——“紫砂大师”代有传人。“金沙茶法”得以传播是真实不虚的，只是现代都市里的人们，无暇择用砂陶茶具，而以玻璃杯、瓷杯来代壶”烹茶”、“饮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