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济学（上）

佛教经济学（上）
　　／作者：E.F.Schumacher 译者：张大卿
　　译按：作者E.F.Schumacher是德裔英国人，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及英国政府长期经济顾问，本文取自作者1973年版小书Small is Beautiful.
　　“正命”（正确的经济生活）是佛教八正道之一，显而易见，由探讨“正命”，将可以导出佛教经济学。
　　佛教国家经常宣称要忠实于他们的传承。缅甸的官方刊物上有句话说：“我们新缅甸国看不出宗教价值与经济进步有任何冲突，精神健康与物质充裕并非对立，它们是天然的盟友。”接著说：“我们将能够成功地把现代科技的长处和我们传统的宗教和精神价值结合起来。”另外又说：“我们缅甸人有一份神圣使命，务使我们的梦想和行动符印我们的信念，我们将永远这样做。”
　　这些国家毫无两样的假定它们能够依照现代经济学架构起经济发展计划，他们从所谓先进国家中邀请当代经济学专家做顾问，制定其所追求的政策，并建构起宏伟的发展蓝图，如“五年计划”之类。似乎没有人想到佛教的生活方式可以带来佛教经济学，就像以物质为重心的生活方式带来当代经济学一样。
　　经济学者们，如大部份专家一样，通常都带有一种形而上的盲目，都假定他们的本科是一种不带任何先决条件而绝对不易的科学真理。甚至有些人以为，经济律则如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能免于形而上学或价值观念影响。我们无意卷入方法论的争执，且让我们只引用一些基本知识来比较一下佛教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
　　“人工是财富的基本来源”，大家都同意这点。但当代经济学却把人工或工作（相对于闲暇）当成一种比“必要的恶”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依雇主的观点，人工仅仅是成本的一个项目，即使不能用自动化完全减免，也要减至最少。依工人的观点，工作不是一种效用，而是个人闲暇和舒服的牺牲，工资即为此牺牲的补偿。因此雇主的理想是不靠工人而能有生产，工人的理想是不靠工作（受雇）而有收入。
　　这些态度对学理和实际的影响极为深远。工作的理想变成是摆脱工作，任何方法只要能减少工作负担即是好事，在自动化尚未完全实现之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分工”，典型的例子如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一书中称赞的别针厂，在这样的厂里，不再是人类长远历史以来实践的专业分工（译者按：如所谓你纺纱我织布），而是把生产过程分成极细部份，以便最终产品能快速制成，每个人所做的贡献都微不足道，且大半属于非技术的四肢劳动。
　　佛教认为工作的功能有三种：（一）使人有机会运用和发展他的才能；（二）在与他人共同工作中，克服自我中心；（三）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和服务。循此又可推出无尽的看法，例如：把工作方式安排得愚蠢无意义、无聊或让工作者心神不宁，是近乎一种犯罪行为，它意味著对商品比对人有更大的关心，它无异于一种缺乏慈悲的恶行，它所流露的最原始生存面的贪著，已达到毁灭人类心性的程度。同样，把闲暇当成工作的报偿，也是对人生存基本真谛的误解；工作和闲暇在生活中相辅相成，一旦两分，工作的喜乐和闲暇的幸福就受到破坏。
　　依佛教观点，有两种机械化必须分辨清楚：一种是增进人的技巧和能力，另一种是使人变成机械奴隶，这两种如何区别？阿难陀?古马拉斯瓦米（一个有能力谈现代西方和古老东方的智者，英文名Ananda K. Coomaraswamy）说：工匠能明确区分机器和工具，如织地毯机将经线绷紧，工匠需用手指在其上编织，因此是一种工具；动力纺织机则是一种机器，它取代实质上的人力工作，显示对文明（译者按：此指工作中的人格）的破坏。很明显，佛教经济学很不同于当代唯物主义的经济学，因为佛教认为文明的本质不在扩大欲求，而在人格净化。同时，人格基本上要在工作中形成，工作若适当考虑工作环境的人类尊严与自由，则对工人与产品都有助益。印度哲学家兼经济学家J.C.Kumarappa对此问题做了以下概括：
　　“如能正确理解和应用工作特质，那么，工作与提高才质的关系就如饮水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它培养和鼓舞更高尚的人，也督促他尽其所能地做出最好的工作，它把人的自由意志导引到正确方向，并把人身的动物习性做进步的提升训练，同时它提供人表现价值高低与发展人格的绝佳环境。”
　　找不到工作机会，可以使人沦于绝望处境，不只因此没有了收入，同时少了因规律性工作所带来的滋养和活力，那是无可取代的价值泉源。当代经济学家可能致力于计量分析，看充分就业是否合算，或者推行一种非充分就业策略（译者按：此指维持某百分比的失业率），以便确保更大流动性的劳动力和更稳定的工资，他们衡量成功的基本标准，往往是特定时间内的总生产量。哈佛教授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说：“假使商品的边际迫切性（marginal urgency）很小（译者按：此指商品市场的供过于求），那么雇用劳动力最后一人或最后一百万人的迫切性也很小；为了稳定起见，如果我们付得起某种百分比失业率的代价，那么，我们宁可如此；代价不过是维持失业者能忍受的生活水平。”
　　从佛教观点看，这是一种颠倒知见，因为它已把商品看得比人还重要。把消费看得比创造性活动（译者按：此指工作）更重要。它意味著把重点从工人转向商品，把人转移成次一等，这是对恶势力的屈服。佛教经济计划一开始就必须是全民就业的计划，这不是一个就业率或生产力求其极大的数理问题，而是一个人人需有业可就的实际问题。大体来说，妇女不需要出外就业。工商界大幅雇用妇女可能被视为严重经济衰退的征兆（译者按：此显示作者对妇女工作权有明显偏见，同时也与作者对工作有三重功能的见解冲突），听任小孩的母亲在工厂工作而让小孩在外胡闹，在佛教经济学者眼中，犹如让技术工当兵一样不经济。
　　唯物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商品，佛教主要关心的是解脱。佛教的解脱是“中道”，它绝不反对现世的富裕，因为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贪著；不是享受舒适，而是渴望舒适。佛教经济学的主旨是俭朴和非暴力，就一个经济学人的观点来看，佛教生活方式有其微妙的合理性：它是以小小的财力达到令人额外满意的结果。
　　对当代经济学家而言，这很令人费解。他们惯于用每年消费额来衡量“生活水平”，他们假定消费越多，水平越好。佛教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看待问题的态度极不理性：因为消费仅是人类福利的一种手段，目标应该是用最低的消费获取最大的满足。如果衣著的目的是为了保暖和美观，那么，我们就要以最小的力量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用最小的布料年消耗量和最小的劳力投入。劳工用得越少，留给艺术创造的时间和余地就越多。举例来说，现代西方追求复杂的裁制设计，比起在一块未经剪裁的布料上做技巧折纹而言，就显得高度不经济，后者往往有更多美感。高度愚蠢的做法是把衣料做成易于磨损的款式，另一种低俗的做法是故意把它做得丑陋、庸俗。关于衣著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必需品。商品的所有权和消费只是达到目地的手段，佛教经济学旨在系统地研究：如何以最少的代价达到特定的目的。
　　(1987.7.《新雨月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