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怀导师忆因缘
永怀导师忆因缘
释宏印
~ 摘自福严会讯第十期 ~
印公导师舍报圆寂了,我接听到消息时,内心不免涌上一丝难过不舍之情;老人家虽登百龄嵩寿,而晚年多病,诸行无常,法尔如是,伟大如佛陀,也一样经历“老病死”而入灭!福严精舍筹备编辑《印顺导师永怀集》,嘱我为文,实难辞免,兹再次略述我是何因何缘而亲近印公导师,又是何等影响力,使我始终如一以导师思想为圭臬,终身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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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出家因缘,实是阅读佛书,引发献身入佛门的最大信心及动力。由于剃度师父没有办成佛学院,而当时全台湾男众佛学院又几乎停摆;我从沙弥时,三年多的求学未成,到兵役三年返吉祥寺时,都是在没有人指导下而自我摸索自我研读,其心情苦闷而又疑惑增多,佛法宗派繁多,异说杂陈,对初入佛门又浅学的我,真是茫然而又无头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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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德宏、开澄、普献三位法师的展转因缘及引介,六十一年夏入住慧日讲堂,在短时间内,我即全部读完《妙云集》;又以住持印海法师的鼓励,从六十三年开始,我即进入大学院校为大专佛学社演讲。从此在“教学相长”的因缘下,越读越深入,体会越深刻。我曾发表了一些介绍导师思想的文章,如〈妙云集的精神与特色〉、〈妙云集宗趣窥探〉及〈怎样读妙云集〉,又因佛光山出版社的稿约,写了一篇〈印顺导师对台湾佛教的影响〉。以上诸文,蒙导师慈悲摄受,经性滢法师收编,由正闻出版社出书流通,以下再提出几点,叙述印公的卓越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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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博大、学术精湛:
印公导师著作等身,他自己虽谦称只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而实际其所展现的思想领域,层面之广,已不限于一宗一经一论一派而已!过去我即说过:“我觉得印顺长老是已达到能对佛法提出‘全面性’看法的人。……在佛法的学纲,佛学的系统上,对于信、解、行、证及教、理、行、果,或者对教义、教制、教史都同时具有博大且精深的见解。”以今日而言,目前国际佛教,热衷于“原始佛教”的研究,而导师有关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的著作,如《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杂阿含经论会编》、《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及《性空学探源》、《唯识学探源》几本书,从文献引证或义理抉择,当今汉传佛教华文领域,我看不出有人能取代其著作。那些提倡“复归佛陀的教导”的法师,或是标榜不仅只是照著讲,更能接著讲的学人,依我看来,他们现阶段的成就,只是在攀龙附凤之后,又自抬身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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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公导师著作的精辟见解,确有独到折人之能耐,如他老人家所写的〈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被认为“围绕新唯识论而展开的这段学术公案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太虚上阵了,周叔迦出场了,但在熊本人看来,太虚也好,周叔迦也罢,其文章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唯有印顺法师与熊的争论,算是真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见颜炳罡《熊十力》p. 32——香港中华书局/二十世纪中国名人小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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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导师有一篇比较会通儒佛之间的精辟文章——〈修身之道〉,讨论格物致知的见解;导师说:有人释格物为“格物欲”,以格为格拒的格,物为物欲,似乎训诂有问题。《大学》说“物有本末”,《中庸》说“不诚无物”,物是身、家、国、天下的具体事物,并不是格除的对象。(《我之宗教观》p.80)又说:“程、朱不知格物致知的意义,反以为‘大学’有了缺文,这才照著自己的意思(混禅于儒的新见解)补上一段。”如说:“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但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宛然是禅者口吻,真是好大口气,格物致知,属大学始教,为修道的下手功夫,依儒学说:‘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而理学家却说得那么高妙,这真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了!(《我之宗教观》p.89)
因此,我时常说:印公依中观讲中观,依唯识讲唯识,甚而跨及其他领域,谈儒学也依纯儒学而谈(如上例可知),不但真能“还其本来面目”而且是“发前人所未发”。导师思想的犀利透澈,抉择辨异,实是超迈前贤,卓越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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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僧格高洁、淡泊平实:
民国九十一年六月,我与净耀法师率团到福建参访,于泉州崇福寺拜见常觉法师,法师出示他撰写赞颂印公的对联,文曰:
“演性空持中道,学宗龙树,教门尊泰斗;
处时变立高标,德比弥天,浊世导清流。”
法师真是印公早期及门弟子,此联词语,颇能贴切的彰显导师一生的行谊、风范。谈到导师的品格操守,待人处世,其言行身教,充分让人觉得表里一致。生活简朴,平实平淡,气质自然,神态自若,虽然在病痛中,依然流露那自在、安详、平静 。我们敬仰导师,固然不必把他老人家偶像化,神化、完美化;然而,我以为以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形容印公也是十分恰当的。导师不搞政教关系,不作媒体包装,犹记得导师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得日本大学授与文学博士,那时乐观长老及某些人,颇持异议,杂音纷起,我因负责流通正闻出版社事宜,曾建议导师,将《中国禅宗史》一书,刊载中央日报,以广流通,表彰导师的学术成就,结果导师却说:“不必了”。印公导师,忘名忘利、淡泊无求。导师生活起居一如常人,没有神迹以惑众,评斥怪力乱神;导师在《教制教典与教学》一书中,提出“劝除三病”和大家共勉,导师特别指出:学佛者不外修持、演教与兴福三类,一、修行是好事,但不可怪。二、演教是好事,但不可慢。三、兴福是好事,但不可俗。此文说的恳切,兹不具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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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没有门户、待人平等:
印公导师的成就及为人,我想亲近过他老人家的人,都能从不同面向而多少窥见其“宫墙之美”。这里,再来谈些个人与导师互动的吉光片羽之因缘。笔者从六十三年起,即密集的到淡江、文化、兴大法商学院、辅仁、台大及政大等佛学社团演讲,同时经常担任大专佛学夏令营的营主任,因此与学术界学者颇有互动。从六十七年起,因杨白衣老师的推荐,首次到圣印法师创办的万佛寺中华佛学院任课,之后陆续在七所佛学院授课,也曾任职教务长及院长。我的讲课,大都以印公导师的书为教材,积极弘扬太虚大师对佛教的改革理念及印公人间佛教“人菩萨行”非神化非俗化的运动精神。我的活动及风格,深受虚大师及导师影响,七十四年,与菩提树月刊创办人朱斐居士同时应马来西亚佛青总会之邀,两人到大马巡回弘法,朱居士竟然对我说:“宏印法师,台湾教界把你归为印顺派的人!”我听到大吃一惊!我只是觉得推动虚大师及导师的改革思想,能带来佛教更健全健康的发展。印公导师跨越中国佛教宗派门户,甚至横跨汉传、藏传及南传,并以回溯根本佛教而开展其大乘深观广行的“人菩萨行”,导师哪里有自立门户,开宗立派的个人色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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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弘法因缘,从早年大专佛学社,到各佛学院授课,参与佛青会,足迹遍及马来西亚十一州,到新加坡演讲十次,到美国巡回演讲,走过十六州。中国大陆、澳洲、香港也有弘法因缘。这些讲演,有时也想换换题目,可是邀请单位及听众,却大都要求我介绍印公思想,这就是我的主客观因缘吧!我不是印公的剃度徒弟,也不是及门弟子,自己的出家求法因缘,有幸让我亲近了印公导师。回想三十多年来与导师确有甚深“法缘”,但是我也觉得我与导师学团没有深厚“人缘”;约八年前,美国的印海法师及妙峰法师二位长老,于不同时间到嘉义探望我,却同时提到说:“我们导师,在福慧僧团开会时,曾提议请宏印加入学团成员。”我听到此讯息,觉得这样就够了!一切的一切,就像导师在自己关房门前的对联:
“ 一切如幻如化,此生随缘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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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我追忆导师,导师的身影,导师的一言一笑,前尘往事,随著时光的消逝,终将无常无声无息!然而,导师的智慧思想,启发我,引领我,那将是生生世世,永不磨灭的法乳深恩啊!最后我以一首诗来表露自己最近的心况:
“淡出江湖等闲看,人间云雾两相忘,
豪情不减菩提心,世路多歧任因缘。”
宏印敬悼写于
印公圆寂后十日清晨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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