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敦煌生活（一）

唐宋时期的敦煌生活（一）

走近敦煌

抗日战争的1942年，在寒冷的敦煌莫高窟，北大教授向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么？”5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有同样的激情吗？莫高窟是祖先留下的老照片，在祖先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总可以多少发现一点自己今天的影象。藏经洞留下的是祖先的残破的日记，翻检一下，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宝贵历程的一部分。

从藏经洞到莫高窟到敦煌学，一百年了，敦煌的学者们，一点一滴地恢复着人类的记忆，如同征服太空一样扩展着我们历史的空间。

走近敦煌，你会感到不虚此行的。

藏经洞封藏之迷

藏经洞发现以后，中外学者对于这个宝藏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宝物为什么封藏起来？因为发现了一些碎纸和残卷，一个流行很久的说法是废弃说。敦煌某个寺院的废弃物，长期堆放，最后无法处理这些神圣物品，就封存起来（斯坦因）。另一个说法认为是西夏的军队进攻敦煌，为了避免这些经卷遭受战火，所以提前封存起来，此为避难说（伯希和）。

最新的说法是荣新江教授提出的。藏经洞就是当初敦煌三界寺的图书馆，而这个寺院在敦煌并不是最大最好的寺院，为了年久失修的经卷，在一个纸张缺乏的时代，他们必须经常收集这种纸张（包括废纸）用来对经卷的修补，而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当时修补的经卷。另外，从外国探险家保存下来的藏经洞照片来看，藏经洞里的经卷是有序存放的，经卷都是用经帙（一种包袱皮）捆扎好的，甚至可以看到用千字文顺序作出的标示。这就否定了废弃之说。

为什么封藏呢？以往的西夏进攻说是有问题的，因为用错了证据，把黑城出土的文书当成了敦煌出土的文书。新的说法是与新疆伊斯兰教有关。喀拉汗王朝（以新疆喀什为政治中心）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曾经向信仰佛教的和田发动圣战，战争前后持续了三十年。和田战败以后被迫也皈依伊斯兰教，同时对原来的佛教进行破坏，许多佛教僧侣逃亡境外。当时的和田与敦煌关系密切，和田的佛教僧侣逃亡敦煌的大有人在。和田发生的宗教灾难在敦煌引起恐慌，对伊斯兰教的东向发展进行了过高估计，于是在公元1006年左右，三界寺为了保全寺内最重要的财产，提前把自己的图书馆封藏起来。虽然后来新疆的伊斯兰教并没有打过来，但敦煌很快也陷入混乱，于是藏经洞一直封存着，直到忙忙碌碌的王道士走进来。这个说法的诱人之处不仅在于使用了新的证据，而且暗示着今后敦煌考古的美好前景，因为当时敦煌佛教寺院众多，采取相同措施的不应该只有三戒寺一家。这就是说，敦煌可能还有未发现的藏经洞。

敦煌学

以藏经洞出土文书和莫高窟艺术以及相临地区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是敦煌学。敦煌学的资料涉及历史、地理、语言、宗教、文学、考古、艺术、中外文化交流等多种学科，与传统的学科即有重合又有交叉，所以敦煌学在内容上难以统一，呈现出多学科的性质。敦煌资料一开始就流散到世界各地，敦煌学因而具有了国际性的特征。第一次使用敦煌学概念的是陈寅恪，他强调敦煌学所代表的世界学术新潮流，主张中国学者应该预流，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但以往说起敦煌学，多强调伤心的一面，而这正是陈寅恪所不同意的。中国敦煌学起步最早，但长期落后，近二十年才取得重大成就，不愧于敦煌所在的中国。陈寅恪概括敦煌学是新资料和新问题，此前的敦煌学研究，中外学者们在资料整理上花费了巨大精力，新世纪的敦煌学，在新问题的研究上将展现更广阔的前景。

信仰着的人们

敦煌文书中，以佛教文献为最大综，约占汉文文献的90%左右。毕竟是一个佛教寺院的图书馆，这是不足为怪的。其他种文献的保存，有的世俗文书是为了珍贵的纸张的再利用，有的比如道教文献，也许是为了供批判使用。当然，不是所有文书都能了解之所以保存下来的理由的。

大量佛教经典保存下来，除了寺院和僧侣们的努力以外，普通的信仰者也做出了贡献。当时的信仰者相信，抄写佛经本身就像念经、施舍一样是一种功德，有利于自己信仰的表达，也有利于自己的生活。于是，一卷卷佛经就这样抄写了出来。贞观十五年（公元641），正逢中国历史上少有太平盛世，皇帝唐太宗为此获得了不少赞誉。这一年的七月八日，辛闻香抄写了《报恩经》一部，不知为什么，他与父母分离，流落他乡，而父母音信全无。他抄经的目的是希望父母今生幸福平安，而来世与父母不再分离（S4284）。

公元695年大年初一，张万福和妻子吕氏抄写《观世音经》一卷。因为他们从沙州（敦煌）来到甘州（酒泉）而与父母分离，所以写经祝愿父母和亲戚，今生长寿平安，来生进入天国极乐世界（藏日本书道博物馆）。700年的五月二十三日，阴仁协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为了父母祖先、和家大小，也是为了还愿。他曾经许愿如果官到六品，每月抄写佛经一卷，如果到五品，每月写经二卷。他的愿望虽然已经实现有时，但因为一直在战争中，没有办法得到纸墨，所以未能还愿。现在，他已经官为大斗拔谷副使了，终于有机会还愿，写了这卷佛经（S87）。

普通信仰者的信仰，总是与生活日用联系在一起的，敦煌文书提供了很古老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