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写经

　　日本佛教写经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韩天雍编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韩天雍编著。

　　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与文明，多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汲取与消化，公元五世纪汉字和儒家经典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加速了日本从蒙昧时期走向近代文明。
　　然而，影响日本文化最为深刻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僧侣之间的文化往来更促成了日本书道的形成。
　　佛教文化是在公元六世纪前半叶传人日本的。《日本书记》里记述了钦明天皇时代从百济传来佛教：“百济圣明壬造西部姬氏达率怒斯致契等献上释迎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表劝信佛法，这为佛教传日本之始。作为佛教的伟大支持者，对干佛教在日本有传播之功的当首推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圣德太子摄政，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以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于公元六0四年铁定《卜匕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他还潜心研究佛教教义，撰有《三经义疏》以《法华》、《维摩经》、《胜鬘经》的注释。并亲笔书写了《法华义疏》草稿，富有极为浓厚的六朝书风的余韵，波碟中带有隶意，书风典雅明快，小字宽绰开张，笔力爽快而圆润。由于圣德太子如此崇尚佛教，并身体力行，从而加速了佛教的弘扬。
　　日本最初的写经当是在天武天皇元年（公元673）。《正史》载有：“始聚书生，于川原寺写一切经”。其实写经早在飞鸟时代（公元552－645）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抄写，尚属个人随机因缘的性质。“始聚书生”可以理解为是在官方有组织的形式下进行写经。根据日本学者田中魂堂先生的考证，天武朝时代书写的《一切经》是基于《大唐内典录》而抄写的。《大唐内典录》一切经总计达八百部三三六卷之，可想而知，川原寺《一切经》的书写工作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
　　庆云三年（706）的《净名玄论》，其重要性与影响力仅次于《金刚场陀罗尼经》，为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人朝时期书风的代表性遗品。为弘扬佛法，在没有印刷术的当时，抄写佛经居于诸种佛事之首。人们将书写佛经视为功德无量的大事。无论是善男信女，还是僧侣居士无不投入。修习书写佛经成为一时风尚。
　　然而，日本写经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则是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94），此时正值中国盛唐时，视佛教为国教。日本经历了数百年积极摄取中国先进文化，从而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体制，进人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盛世。
　　奈良朝时期，中日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唐朝首都长安是中国佛教的中心，瞻仰的圣地。日本政府曾派遣唐使20余次，以及大批留学僧。 留学生，留学于长安，长期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耳濡目染盛唐文化。 随遣唐使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有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最澄、空海、圆仁等。他们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中国求学，作为学问来研究佛教，同时他们义都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他们在归国之际，不仅得到了佛教教义的真传，I司时也带回大量的中国书法名品真迹和佛教经典，及各种佛教艺术。由于对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恋，归国后还竭力宣扬中同文化，并制定模仿唐朝贵族教育的制度，为改革和发展日本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譬如：在建筑方面，唐僧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十以及佛寺伽蓝集唐样之大成；雕塑方面，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像、戒坛院四天王像和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均显示出雄伟粗扩、稳重静墙之美术绘画方面，法隆寺的金堂壁画和五重塔壁画规模宏大，简洁的线条，生动地表现对象的立体感，似乎在静静地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辉。 音乐方面，政府设有乐、寮，教授歌舞、笛、唐乐等，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至圣武天皇（公元701－756）天乎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日益兴隆，佛教写经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圣武帝神龟二年（公元725）为祈求国家平安，令各诸侯国的寺院谨慎祈诵《金光明最胜王经》以镇妖护国。圣德天皇在位二十五年，笃信佛教，于天平十二年（公元 74）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夺，以东人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同时写经所分官立、寺立、私立三个种类。写经所好比印刷厂，是为充实经藏而设置的经典制作所。东大寺当然是写经所的最高权威机构。一切都将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进行。从而为日本佛教写经奠定了基础。
　　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都酷爱中国的书法艺术，对王羲之的书法史是心追手摹，潜心研究不遗余力。圣武天皇被誉为学王书风的第一人。 在日本正仓院御物帐中，有圣武天皇三十一岁时的御书《宸翰杂集》，集录了六朝和隋唐人有关佛教方面的诗文一百四十余首。笔势沉着劲健，雄浑而谨严，生动地显露出六朝人楷书的特性，又不时地流露出盛唐的气象来。此外，还传有“东大寺额”，笔势严正稳健；“铜版敕书”气力横溢，楷法谨。大皇退位后取僧号叫沙弥胜满，可见他对佛教的虔敬之心。
　　光明皇后（公元700－760）是圣武天皇的皇后，她精通和汉文化，曾与天皇一道皈依于佛门，并设立悲田院、施药院，以无边的慈悲之心普渡众生。皇后擅长书道，素有“千古灵腕”之美誉，气格高古，尊为“日本第一，骎骎乎凌驾于‘三笔之上”’。所临王羲之《乐毅论》堪称是她的代表作，笔力遒劲，古风犹存，直逼魏晋风度。《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也是她的得意之作，笔力雄健、泼辣，洋溢着丰富的节奏感和跃动之美。
　　奈良时代，随着氏族政治的土崩瓦解，政治方面开始朝着中央集权化的道路前进，佛教也由原有的氏族所支撑的氏寺而转移到国家寺院体制的轨道上来。即写经由前代个人的、任意的形式走向了组织化的体制，由氏族以成就愿望或信仰为目的而过渡到以充实经藏为其主要目的，出现了国家经营的写经所，经卷的书写也成为专门的职业。官立写经所起到了充实佛教经典的作用，以镇护国家为宏旨。奈良时代的写经书风人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大武持统朝至天平初年间（686－729），这一时期写经以滋贺县太平寺、常明寺和东京根津美术馆藏的《和铜五年长屋王发愿大般若经》和《神龟五年长屋发愿大般若经》为代表。此时正是律令。制度确立的时期，佛教制度日趋完备，朝廷、寺院的诸法令、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写经的事业也正在中央朝廷及贵族的统辖之下有组织地进行着。这些写经中可以看出在残留六朝书风余韵的同时，尚处在消化吸收隋唐样式的过渡时期。
　　第二期，从天平六年至天平胜宝年间（734－757）。这一时期也是奈良时代的鼎盛时期。佛教成为国家宗教，写经事业和造寺、造像一度成为国家的事业。从《圣武天皇敕愿一切经》来看，此时已经拭去了人朝书风影响的痕迹，表现出接受隋唐书风影响的写经书体。然而，作为这一时期的写经代表，当首推《光明皇后御愿经以即《五月一日经》）。、这部写经历时四年，书写七千卷，居众多写经之首。此外，还有玄防发愿的《千手千眼陀罗尼经》和放置在国分寺塔里的《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二月堂烧经》。这些写经都是选择最优秀的写经手抄写，使用最上等的金银泥来书写，其书风多学欧阳询、锗遂良的笔法。
　　这一时期《一切经》的书写极为兴盛。对干特殊的经典，流行着同一经卷的多次抄写本，并以多种版本流行于世。在佛教众多典籍之中，当时书写得最多的是《法华经》、《最胜王经》、《大般着经》、《华严》、《金刚般若经》、《观音经》、《阿弥陀经》等等。这些经卷少则上百多则达千卷以上。同一种经的大量书写，与当时的佛教组织有关，从抄写经卷卜可以反映出寺院的门派、信仰等等。
　　第一期，从天平宝字年间至宝龟年间（757－770），随着思想、经济、生活态度卜的转变，其温雅的书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而取代它的则是富有创意的新兴书风。传圣武天皇《贤愚经》亦称《大圣武》即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部写经打破了以往写经的常规，每行经文字数不等，是一卷破格体的大字写经，文字大小错落，顿挫分明，富有重量感，锋芒外露显出霸气，似乎受北魏雄强的龙门造像书风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阳刚之，从而结束了长期因袭的写经模式。因为要表现至高尤卜的佛，单纯的温雅已不适宜，还需表现出庄重感和
　　深邃的魅力。此外，受这一大字写经影响的还有《中阿含经》、《增壹阿含经》、《法华经》等、这些书写经有别于最盛时期规整瘦劲法度森严的楷法写经，而是受大圣武书风所引发，呈现出北魏斩钉截铁、沉着痛快，以宽博取胜，富阳刚之美的雄强书风。
　　写经所在奈良朝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奈良朝写经生中涌现出许多书艺精湛尽其中，一难宝郎、山边诸公，冈日佐大津、大部浜足，高屋赤麻吕等为这一新兴书风的卓越代表。在他们的写经卷中，似乎可以看出个性书凤的流露和浑厚古朴的美。辛国人成以习千秦之法书著称；爪工家麻吕得欧阳询楷法之神髓；志斐麻吕深受褚遂良书风影响；科野虫麻吕、山边花万吕素以方笔闻名于世；建部虫麻吕则以圆笔结体而饮誉书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