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论

前言 从历史的维度来观察，佛教教团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管理机制，仅是一个以“法”为纽带的松散组织管理体系。印度到中国的佛教组织，大体有三种管理模式：一是印度次大陆文化特色的戒律模式，二是中国宗法制度特色的丛林清规模式，三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革新派提倡的现代化组织管理模式。印度佛教基本上遵从“以戒为师”的原则，按照上座部律法进行佛教组织管理，从三皈五戒到比丘（比丘尼）戒法的制定，使佛教七众弟子依循“六和敬”等团体精神和合共住。当佛教东渐时，印度特色的戒律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随着佛教的传播与繁盛，佛教组织化问题愈加凸显。为了调和印度与中国的伦理道德理念与组织管理模式，中国就出现了诸如道安法师的《僧尼规范》、支遁的《僧集仪度》、慧远的法社节度、南齐文宣王的《僧制》、章安灌顶的《律仪十条》、道宣的鸣钟轨度等自制规范，作为中国出家佛教徒的行为准则。唐代的禅宗四祖道信禅师于蕲州黄梅的破头山“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建立了人数达五百余人的僧团组织，开禅寺（丛林）之滥觞。至于马祖兴丛林，百丈制清规，终于完善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特色的佛教化组织管理制度。随着千年来的历史变迁，佛教丛林制度尤其是近代在内忧（如僧尼泛滥，素质低下等）外患（如寺产兴学等）的煎熬下，已呈苟延残喘之势，令一大批佛教精英痛心疾首，期望能力挽狂澜，改革佛教，此尤以太虚大师（1889～1947）为代表人物。
太虚大师一生倡导“人生佛教”，“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萨瑜伽戒本”，以三佛主义为实践菩萨行的宗旨。为培植僧材，曾先后设立武昌佛学院（1922）、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1931）；并创办《海潮音》、《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刊物，宣扬大乘菩萨道的利他思想。于1929年组织“世界佛学院”，期望促使佛教的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日本等地学习，以从事巴利文、梵文、日文、藏文等佛教文献的研究。
太虚大师鉴于近代佛教的种种弊端，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口号，提倡现代的佛教组织管理体制、财务制度及菩萨道的积极济世思想。虽然太虚大师所提倡的现代佛教组织管理体系没有得到实现，然诸如他1915年作于普陀山的《整理僧伽制度论》等内容丰富，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为今天的佛教组织提供了科学管理的参照模式。本文依照《太虚大师全集》中有关内容，简略地介绍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建设。 中国佛教组织建设的宗旨 根据中国的国情及佛教现状，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教组织建设的宗旨应有二个方面，一是推陈出新，一是三佛主义。推陈出新具有三种含义，即革除、改革与建立。其一是对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与要求的陋习弊病应予以革除，如革除为满足封建帝王将相的神道设教的愚民迷信思想，废除以宗法制度养成的剃度法派陋习及将僧产变为各家师徒私相授受的遗传制度等。二是对不能解决当前人们之所需的落后思想应予以改革，如改革传统遁世高隐的习惯为入世济世的态度，改变从前专顾脱死问题及服务鬼神的心态为服务现实人生的态度。三是要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菩萨道精神，建设由人而菩萨最终成佛的“人生佛教”理念；并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僧寺，建设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佛教僧伽制度；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思想，团结、组织信教群众，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社会环境的佛教信众制度；提倡大乘的人生佛教，并以菩萨道的十善文化引导中国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等各阶层群众皆融洽于佛教，重建礼义之邦的国度。
　　太虚大师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构想出佛化社会的理想，这便是其精心构思的佛僧、佛化、佛国之三佛主义。
　　所谓佛僧主义，即重视二千年来历史背景的僧寺改革，建立健全的中国佛教组织管理体制及财务管理制度，使寺僧真正发挥其弘法利生的功能。太虚大师根据他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及《僧制今论》等著作，从十个方面来论述其佛僧主义的理想：一、联合有志之士成立有思想有组织有纪律的现代僧团。二、鉴于社会上“寺产兴学”等非法剥夺寺产的行为，应全力保护佛教财产。三、革除以剃度、法派等宗法制度占有十方僧寺财产为子孙私产的传承制，实现财产归属佛教教团公有。四、改变僧人以超度鬼神谋生的陋习，学习佛教专业知识，实现出家人“共营资生事业”及服务人民大众的利他生活。五、废除侵占寺产为私有的大小寺院住持及相关职事。六、尊敬及拥护选贤任能制度、办学校教育及作利济社会事业的青年僧人。七、寺院经济应用作教育青年僧人及改良寺僧的生活，及利济社会慈善事业等的费用。八、发扬一般澹泊清高而勤修戒定慧学的有德僧人；并劝导其实行护宣正法、觉世济人的菩萨行。九、不适应出家清苦生活的僧人有还俗的自由；因地制宜地改革僧服，但必须与俗人有异。十、对于不能遵行戒律，破坏僧纲的恶僧，迫令还俗。太虚大师认为具足这十条，即可建立健全的佛教组织制度和财务管理体制。
　　所谓佛化主义，即除出家僧人以外，应广泛地吸收在家佛教徒，依靠广大信众，由真正了解佛教，及热心拥护宣传佛教的居士，成立“敬佛法僧、信业果报、正身语意、淑家国世”而有组织有纪律的佛教社会团体，如佛教正信会、佛学会、居士林及佛化新青年会等在家佛教徒的组织。
以在家佛教徒组成的佛教正信会等组织应具有如下社会功能：一、辅助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扫除鬼神迷信，提升人民的伦理道德思想，使佛教成为正智的信仰。二、辅助道场的建设，维护佛教财产，改良寺僧的生活。三、尊敬及拥护有德的菩萨僧，以为僧众模范及人天师表。四、整理及阐发佛学义理，使之为文化教育界所推重。五、辅助佛教社会弘法工作，提倡僧伽教育及其教化社会民众。六、以简单正确明了且近人情理的语言来阐释佛学，并向军、政、绅、商、农、工、教学各界人士广为宣传，使大众普遍的接受佛教，至少不再反对佛教。七、辅助出家僧人积极开展救济社会的教育、慈善、福利等事业。八、坚守自己的岗位，以佛教的因果论及十善行，辅导各阶级各社会民众，渐渐养成社会的佛教善行。九、提倡为世界人民服务，积极的参加各种政治经济等社会进步事业，以及救国救世的运动。
所谓佛国主义，即是努力改善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环境的菩萨行为，亦即净化世间，美化世间的行为。认同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彼此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因而创建人间净土，是佛子的责任。故尔应联合出家僧众及在家信众等广大佛教徒，组建“中国信佛民众会”、“国际信佛民众会”等统一性佛教组织，争取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弘法利生行动，努力传播救世救心的根本精神。在精神方面，为改善各种经济、政治、教育等社会制度，及引导实行各种佛教化的社会文化，若文字、语言、礼俗、风尚、思想、学说、艺术、教化等的运动。使婚、丧、庆、吊等一切民众行为，均接受佛教的十善行化。在物质方面，则创造水陆空界的交通便利，开辟各种林场、农场及工场、商务等生产事业，为人民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源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一切生命界都能得到生存的快乐。
　　三佛主义的核心精神是“佛教救世主义”，也称之为“佛教救国论”。鉴于社会的复杂性，以上的构想不可能速达，必须在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全国性佛教组织的构想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却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管理的佛教组织，虽然有共守戒律及剃度、法派传承等关系作为组织规范，但内部仍然缺乏严密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体制，使世界化的庞大佛教组织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在中国的佛教管理，基本呈三种趋势：一是佛制戒律的自我管理（道德约束），虽然佛陀时代有严密的羯磨制度（相当于民主议会制度），但在中国却没有实际严格运用于组织管理，而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形态；二是共住清规的丛林内部自治性质的组织管理，由于清规具有宗法制度性质，仅是一个家庭化的生活管理模式。由于诸大丛林或山头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缺乏统一的协调与管理，于是就有了第三种管理模式——僧官制度。僧官制度即由世俗政权任命僧侣为各级僧官，以管理僧尼事务、统理佛教的制度。僧官的主要任务为：掌管僧籍，以僧律统辖僧尼，并充当朝廷与佛教教团间的协调者，在官方有关机构统领之下，处理有关佛教事务。太虚大师鉴于佛教组织管理的落后状况，提倡佛教组织世界化、统一化。根据我国佛教特色及国情，参考西方基督教的教区统一管理制结合日本佛教的宗派管理制度，他构想出了一套自主的民主的高效的佛教组织管理机构。并分佛教信徒为有别于传统分类的七众： ┌长老众………学行服务三十年以上者
│学行众………求学比丘及宏法菩萨
┌僧众┤服务众………出家从事农工商者
│ └尼 众………剃度修行之女众
佛化┤ ┌皈戒众………皈戒修行之男子
└信众┤研究众………研究佛学之人士
└女 众………在家修学之妇女 未从事弘法利生事业的僧人为服务众，以从事各种工作自养；并摄受研究佛学的人士，使佛教徒的含义外延更为广阔。其中学行众为佛教的中坚力量，虚老要求大力培养。在中国佛教统一机构之下，分辖佛教住持僧和佛教正信会两大团体。下面分而述之。
佛教住持僧
此是管理出家僧尼的机构，下辖总团体和别团体。总团体的总部为佛法僧园，下辖总部各直属单位和各省区的分部；别团体即以八宗并弘的理念，建设八宗本寺及支寺等学修道场。
（一）、总团体 总团体应建有规模宏大功能齐备的佛法僧园，作为一个国家佛教的总务机关，它应当统摄佛教各宗派，公选道德高深、修持过硬的统教大师一人，带领各教育、文化、慈善、教务、弘法等部门人员，总理中国佛教。除日常全国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外，还有传戒讲戒、融通各宗的修持中心、佛学讲堂、佛典迻译的广文堂、从事佛教艺术等研究的众艺堂、从事佛学研究的般若波罗蜜林、图书资料中心、交流接待中心、佛典出版刊发中心等专门机构。总部建设佛教银行、工厂等各种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组建世界布教团三百人，分成若干组，每组一位布教长及若干布教员，派往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在总团体下有三级管理机构：
1、持教院 全国各省区分设持教院，上对全国性佛教组织负责。应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一次）的持教院主一人，主持一省教务，督率持教院职员，各行其常务。再由各宗寺正信会等推选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的论议法师八人，以决议、监督一省教务及委任该省各地办理特别教务。在持教院讲堂，论议法师每日必须轮讲大小乘经典。并有责任主持佛学研究及宗教比较研究等学术研究活动。
由持教院主委任任期一年的调查员四人，常年巡视全省，分途调查各种弘法事务，定时报告持教院。并设书记一人，会计一人，庶务一人，各司其事。
每一持教院必须建立一所仁婴院、佛教医院、佛教慈儿院等公益性慈善机构，发扬佛教济世利民的传统。
2、行教院 各省区下设行教院，设公选任期三年的行教院主一人，主持一县教务。又推举任期一年的宣讲法师十人，每日在院内讲堂中，轮流弘法讲经。建设公共佛教图书馆，引导群众学习，并于教务厅开佛学辩论会，以增长佛学知识。聘请佛教通俗宣讲团员，遍至各种场合宣讲佛法。
3、宣教院 于乡镇设立宣教院，由省级行教院派遣宣教院主一人，聘请宣讲法师四人，承办宣教院务。宣教院大概日常事务：一、每星期日在院中宣讲佛法一次。二、每星期轮往该院所在村落宣讲两次。三、每逢朔望日及佛菩萨圣诞节，引导信教人士集体礼拜、祈祷、歌颂、忏摩、施食、放生等法事。四、若因特别事缘，当会同佛教通俗宣讲团，前往各地的各种场合宣讲。五、每日在院中诵经批宣化。六、努力发展佛教信徒。七、若遇到群众须做法事，在不废院中常务的情况下尽力义务为之。
如上各级佛教组织的建设规模很精练，一处仅设一个佛殿及众多的弘法、学修机构（传统佛寺多是佛殿而没有什么弘法设施），目的是方便信众，简单实用，有别于传统的寺院格局。虚老设想道：持教院，于省中交通适宜处或由旧寺改建，不立佛殿，中间建一讲堂，约能容坐五百人者。置持教长室一，论议厅一，附设研究佛学社、拥护佛教社、教务厅各一，及诸僧房便可。行教院，于县中交通适宜处或改建旧寺处。置讲堂一所，附设研究佛学社，拥护佛教社，佛教通俗宣讲团。阅经楼一所，供一切人博览。宣教院，但一佛殿、一宣讲堂，附佛教正信分会入会所及寮房等。慈儿院当建成能容纳千余人的学校模式。应置若干教室、膳堂，内附设事务厅、佛教正信总分会及佛教救世慈济团。中间建一离人住处三丈远的佛殿，内供释迦佛像，能容纳千余人礼拜。 （二）别团体 此是依八宗并弘的理念，开展各种寺务活动。各寺依所在地理，归属于各级总团体的管理机构。别团体下设八宗本寺及支寺、尼寺、法苑、莲社等，又分为授学处及修行处二大类。大体是改革原有的佛教丛林弊端，建立新的佛教丛林制度。其特点是学修并进，保持佛教古老丛林的民主选举制，以弘法为家务。现有各寺院庵堂及其产业，太虚大师提出大胆的改革方案，认为其财产除充佛法僧园、持教院、行教院、宣教院、支提、梵剎、仁婴苑、慈儿苑、施医苑、预科大学、专宗大学、阿兰若（即养老堂）之外，其余因地制宜，作农修场、工修场、商修场，以服务人民。工、商事业以佛化用品及不违佛化者为限。一般的寺院组织建设，太虚大师的构想如下： ┌研究部
一、教务┤宣讲部
└图书部
┌修持部
二、法务┤
└法事部
三、事务─蔬食部 按照太虚大师的设想，寺院应设教务、法务、事务三部门，将传统寺院专于自修的功能变这自利利他式的现代佛教新局面。
佛教正信会
佛教正信会是为了方便在家佛教徒的辅助管理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护法团。其机构设制自分国—省—县—乡四级，依附于持教院（省级）、行教院（县级）、宣教院（乡级），并设立佛教通俗宣讲团、佛教救世慈济团、研究佛学社、拥护佛教社等护法团体。研究佛学社的任务是对大小乘佛学、各国宗派理论、各种文字的佛教文献及各国的佛教历史等研究项目，并对各种佛学与社会各种交叉学科如佛学与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国民礼俗、中外古今各派哲学、科学、宗教的研究等。佛教救世慈济团则广泛开展救灾（援拯焚溺、赈济饥荒、消防水火、救治兵伤）、济贫（传习技艺、开垦荒地）、扶困（安养老耄、保恤贞节、矜全残废）、利便（施舍灯明、修造桥路、义置舟渡）等公共福利、慈善事业。而通俗宣讲团则在工厂、城乡、道路、舟车、军营及监狱等处以劝导行善止恶为宗旨，通过印送文告、编演戏剧及随机诱导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宣扬爱国守法、勤业互助、惜物诚信、和平环保等佛教济世观，并大力宣传十善菩萨思想，改良社会不良风气，实现人间净土的理念。宣讲团的任务将要达到弭兵止杀、息斗和战、劝戒偷盗、劝戒邪淫、劝戒奢华、劝戒烟赌、改良婚礼、改良丧制、改良家族、改良交际等的社会效应，使佛教的伦理道德思想深入民心。
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建设图：
┌─┬─┬─────┬─┬────┬────┬────┐
│佛│建│ 总团体│ │中国本部│持 教 院│行 教 院│
│ │ │ │佛│ 银行 │ 仁婴院│ 宣教院│
│ │ │佛 │法│ 工厂 │ 医病院│ │
│ │ │ │僧│ │ 慈儿院│ │
│ │ │教 │团├────┼────┼────┤
│ │ │ │ │各国各地│持 教 院│行 教 院│
│ │立│住 ───┼─┴────┴────┴────┤
│教│ │ 别团体│ 本寺─┐ │
│ │ │持 │八宗 ├┬授学处 │
│ │ │ │ 支寺─┘│ │
│ │ │僧 │尼 寺─┐┘ │
│ │ │ │法 苑─┼─修行处 │
│ │团│ │莲 社─┘ │
│团│ ├─┬───┼────┬────┬──────┤
│ │ │佛│总团体│总 会│总 分 会│分 会 │
│ │ │教├───┼────┴────┴──────┤
│ │ │正│别团体│佛教通俗宣讲团 │
│ │ │信│ │佛教救世慈济团 │
│ │体│会│ │研究佛学社 │
│体│ │ │ │拥护佛教社 │
│ ├─┴─┴───┴────────────────┤
│ │非建立团体 │
─────────────────────────── 　 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建设不仅是理论，而是不断努力，致力于中国佛教界的组织统一化工作。1912年，以敬安法师及江苏常州清凉寺青海法师及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等为首，率先成立全国佛教社团的统一机构——中华佛教总会，1915年被政府撤销，同年青海等又重组中华佛教会，竭力保护寺院合法权益。 1924年，太虚大师参加在庐山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佛教联合会，联合佛教组织，创建中国佛教联合会。鉴于社会兴起“寺产兴学”的毁寺之风，太虚大师等佛教界僧俗于1930年，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1931年，在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大会，太虚大师任主席一职。然因内部不和，太虚大师辞职。1935年，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第七次全国大会，因取消省佛教会而招致反对。1945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社会司设立‘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指定太虚、章嘉、虚云、圆瑛等为委员，开始重整中国佛教会。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整理计划的要点是：(1)、政府应本着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原则，切实保护僧寺及其财产。(2)、开展僧尼普及教育及兴办农场等。(3)、办理社会服务及社会慈善事业。(4)、办理僧寺信徒的登记，使该会成为统一的佛教组织。(5)、参政议政，表达佛教徒的政治要求。(6)尽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等。然而就在其雄心勃勃地着手准备创建佛教统一组织后不久，随着太虚大师的圆寂，重整中国佛教会的计划终于失败。虽然中国佛教会的组织工作没有完全得以实现，但太虚大师等先辈为中国佛教组织的统一化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重视教育特色的佛教组织 太虚大师一生重视教育，他为佛教统一性组织构想了学僧制，即出家僧侣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才能胜任佛教组织及弘法工作。学僧制分律仪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及观行参学处四个学级，共修学十二年，最终完成大士学位（比博士还高一级）。现将太虚大师学僧制的组织规模等图示如下： ──────────────────────────────
创 建 处所 修学年限 机 关 人数 应得学位
──────────────────────────────
律 仪 院 沙弥半年 每 省 一所 上 士 位
比丘半年 约 四 千 人
普通教理院 四 年 每三省一所 学 士 位
约 五 千 人
高等教理院 三 年 全 国 一所 博 士 位
八 百 人
观行参学处 三 年 二 百 人 大 士 位
────────────────────────────── 对于学业有成的僧人，安排在相应的机关开展弘法利生工作，如佛教教务机关如佛法僧园、持教院、行教院、宣教院、布教所、律仪院、教理院，佛教文化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编译所、出版所等，佛教慈善事业单位如慈幼院、赈灾局、施医院、济贫局等，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
在太虚大师《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一文中，更为详尽地设想了佛教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共分五个教育阶段，使佛学教育完全贯穿到国民教育中，使社会普及教育成为佛学教育的基础，又以佛学教育促进社会教育的发展。太虚大师的五阶段教育说分述如下：
（一）、佛学院小学部
1、分设在各省县区。2、学制六年十二期。3、年满六岁，出家或在家孤儿供给食宿，其余的走读。4、课程设置同社会普通小学，但修身等课用佛学。5、毕业时授三皈依，得信士位。择优者转升中学，劣者补习二年后，介绍学农工商，并要求将一部分工资收入回报学院，以供养下一批学生。
（二）、佛学院中学部
1、分设在各省区。2、学制六年十二期。3、由本院小学择优录取，完全供给衣食住宿。4、课程同普通中学，但修身用佛学，最后三年增加佛学课程比例。5、毕业时为传授五戒，得净士位。愿出家者升入学戒部，在家者转入大学部，或学习农工商等专业。工作后每年以收入的十分之三报酬本院。
（三）、佛学院学戒部
1、依各省区的寺院改设。2、学制二年四期。3、由本院中学部择优录取，完全供给衣食住宿。4、专攻佛教律学、持戒、威仪、唱诵，及梵文、英文等。5、毕业时传受比丘戒，菩萨戒，得学士位。毕业去向可升入大学，或作小学教员及配住寺院。
（四）、佛学院大学部
1、普通大学
（1）在本院。（2）、学制为四年八期，每期八十名，共六百四十名。（3）、由学戒部择优录取，完全供给衣食住宿。（4）、课程设置为佛学及中外文字与生理、心理等各类实用性科学。（5）、毕业时得修士位。可升入专宗大学或任中学教员与其它职务，或派往各寺院修学。
2、专宗大学
（1）、在本院。（2）、学制为二年四期，每期六十名，分般若(三论、少室、天台)、瑜伽(唯识、南山、华严)、真言(显教真言、净土) 三宗，共二百四十名。（3）、由普通大学择优录取，完全供给衣食住宿。（4）、学习专宗教理与行果之修证。（5）、毕业时得开士位，可升入研究部，或任通常大学教员及各职务与国内外布教师。
（五）、佛学院研究部
1、在本院。2、学制四年，约共六十名。3、由专宗大学择优录取，其余大学毕业生可参加旁听，完全供给衣食住宿。4、加学专宗课程，培养行解相应的高级佛教人才。5、毕业时得大士位，可充任佛教中的一切教职。
五学部的教学计划费用非常庞大，太虚大师构想了发行佛教教育债券及开办工厂、银行及建设佛教教育基金会等方法筹集资金，设校务董事会及理事会进行现代化科学管理。基本做到了宗教与教育的分离，即教育独立于教界，因而不会受教界的影响（如寺院经济状况不佳等）而停办。如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首任董事长是梁启超），能在社会变乱的年代维持许多年，完全得益于独立的教育体系和现代化的办学模式。 太虚大师佛教组织论的现实意义 由于太虚大师处在一个极度变乱的时代，受当时的人文、思想、历史的影响，他的僧制改革理论也随之变迁，他在《复亦幻书》中说：“揆度我们将成一欧美式的民主国，故《整理僧伽制度论》，为适应建设。然以国内军阀割据，改变迭起……故适应改为《僧制今论》。民国二十年后，外因世界经济大恐慌，内觉中国佛教会无有全国性之健全组织，另为《建僧大纲》拟议。今更缩为先建菩萨学处，皆由中国经济、政治无一确定之趋向。”眼看着他的僧制改革理论无法实现，他无奈地面对时局的变迁，发出由衷的感叹。虽然僧制改革失败了，但他对佛教组织建设的理论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促进佛教的普及教育，世界佛教文化的交流及佛学研究的风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建设思想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佛教的宏观管理 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论不仅在理论上打破了传统佛教各自为政的散漫局面，也在现实社会中促进了佛教组织的统一，诸如参加世界佛教联合会、中国佛教会及各省分会的建立等。统一性佛教组织有保护佛教徒的合法权益，向社会传达了佛教徒的心声，有利于广泛开展佛教的济世利他事业，树立佛教的正面形象，维护佛教教义的纯正，进行佛教内部的民主管理与监督等功能。
2、体现佛教的教育特质 严格来说，佛教是由凡而圣的教育体系，其内容丰富，涵盖自然人文等各个学科，因而佛教又有智慧的宗教之称。太虚大师的佛教组织论非常注重其教育功能，一方面融摄世间出世间二级教育为一体，以期对人生自童蒙到成年实现佛教的全程教育模式；另一方面运用佛教的寺院及严密的四级管理体系，广泛开展弘法教育，以图实现人间佛教化（也称之佛教救国论）。
3、严密的教区制度 太虚大师把中国分为五大教区：（一）、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山东、东三省、甘肃、新疆区；（二）、川、滇、黔、桂区；（三）湘、鄂、赣区；（四）、浙、闽、粤区；（五）、苏、皖区。在各省级设持教院，县级设行教院，乡镇一级设宣教院，宣教院对所在地的信徒进行登记，实行精简严密而统一的管理体制，使一盘散沙状的中国佛教徒归在中国大教区内，便于开展佛教教育及一系列弘法活动。
4、提倡菩萨行的自利利他思想 传统佛教多保守自封，多厌世出离精神而少菩萨度世情怀，甚而以怪异苦行自娱，或灵异感通惑人，或度死荐亡谋利……太虚大师提倡菩萨学处，肩负度世化生的责任，以布教所、宣教院等形式积极传播佛法，广泛开展佛教文化、佛教教育及社会慈善事业，让佛教的心灵救助与物质救助普及人间，使现实众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5、依照自由平等的慈悲精神，实行丛林民主化管理 古老丛林制度的人事安排大体有两种，一为行筹制，即丛林民主选举制度，推举有德高僧为方丈候选人，每人在竹签刻上被选举人的名字，获多数选票者居之，三年一任，可连选连任。丛林执事由方丈提名挂牌通过，任期一年。然由于地方长官对丛林人事的干涉，因而另一人事安排事实上为地方长官推举制，即经地方长官的推举和丛林大众的通过（或者说是接受），委任方丈。太虚大师遵循丛林清规，结合现代民主选举理念，构想出现代寺院的人事管理制度。
这些佛教组织管理制度，对新时期的中国佛教组织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希望身处管理阶层的佛教徒能重视当今的僧制建设，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使佛教更好地发挥其济世利民的功能。
参考资料：
《太虚大师全书》
印顺著《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
于凌波著《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
郭朋著《太虚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麻天祥著《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