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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佛教常识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及其检讨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李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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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佛教常识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及其检讨

  李承贵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在宋代儒士群体中,朱熹无疑是最具有佛教知识的一位。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包括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佛教基本概念和命题、佛教内容和特征、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关系等等。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也存在误读之处,值得当今学佛、研佛者认真体会,以建立健康且科学的佛教认知态度。

  关键词:朱熹;佛教常识;认知;困限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79(2004)02 0025 07

  南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且因长期与儒、道互动而交融,事实上已成为朱熹学术思考时必须面对的思想资源。因而不管是排佛还是容佛,朱熹都应有个较为明确的态度,而要对佛教表示一种态度,首先应对佛教基本知识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这种了解和认知的内容包括佛教在中国传播情况,佛教主要概念、命题及学说,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的关系等方面。我们称之为"朱熹的佛教常识"。

  明帝求法与庄老助禅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过程及传播状况,在中国佛教学界向来见智见仁。南宋时期的朱子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怎样一种认识呢?朱熹说:

  释氏生西竺,汉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汉窦后始好尚之。自晋梁以及于唐,其教显行,韩公力排斥之,然后大道得不泯绝,有识之士谓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说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为易见,尚可避者,心之害为难知,溺其说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识高明,熟知其害而务去之乎?韩公谓孟子距杨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谓韩公排释老而其功与孟子齐而力倍之,讵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时,未尝有所谓释老杨墨者,苟欲其无,亦不为过,而谓地不唯五谷桑麻而荑稗钩吻生焉,世岂有种五谷桑麻而不去荑稗钩吻者与?[1](《郑公艺辅折衷》)

  此话告诉我们如下信息:佛教本是产生于天竺国的一种宗教思潮,其进入中国是因汉明帝求事佛法而来;佛教在中国传播至晋梁至唐时期大盛,并影响到唐王朝的物质生产、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引起朝野官吏、文人的恐慌,直接导致了唐时以韩愈为代表的排佛运动。因此,对儒家圣学而言,佛教是洪水猛兽,是杂草,猛兽不除,杂草不清,圣学将无宁日,所以排佛行为是值得赞赏的。正是因为有了韩愈等儒士的排佛,佛教侵害人心、践踏圣学之状况才得以被遏制,儒家圣学之道才不至绝丧。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正如任何一种外来思潮进入一个新的空间一样,并非一帆风顺,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策略的过程。所谓"夫浮屠出于夷狄,流入中华,其始也,言语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晋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离之言而文饰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导之者之罪也"。[2](《吕氏大学解》)这段话则补充了如下内容:佛教产生于落后野蛮地区,始入中国时,因语言不通,也不很流行,人们也不为其所惑;晋宋之后,中国士大夫逐渐与佛教熟悉起来,但好奇嗜怪,以模糊不清的语言比附、修饰它,佛教由此得到发展并渐显迷惑人的特点。朱熹还由此推论:佛教迷惑人,原因主要在于介绍、宣传佛教的人们。

  佛经是佛教思想的载体,佛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佛经的传播。那么,佛经的传入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朱熹说:"佛书多有后人添入。初入中国,只有《四十二章经》。但此经都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韵,分明是后人增加。如杨文公苏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严经》前后,只是说咒,中间皆是增入。盖中国好佛者觉其陋而加之耳。"[3](P2729)这是说,佛经一进入中国,即有被删改的现象。比如最早传入中国的经书《四十二章经》,即被删改过,而所谓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词,都讲究韵,显然是中国学者所加。又如《楞严经》底本内容只是咒语,中间的精彩内容也是后人加入的。可见,佛经在中国流传有一个被中国学者改制的特点:"古亦无许多经。西域岂有韵!诸祖相传偈,平仄押韵语,皆是后来人假合。"[3](P2729)中国学者对佛经的删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佛教的本来面貌:"释氏其书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如晋宋间自立讲师,孰为释迦,孰为阿难,孰为迦叶,各相问难,笔之于书,转相欺诳。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变换推衍以文其说。"[3](P2716)由对《四十二章经》的改造便可看出,佛经在被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以本土思想如老庄思想为牵引,十分随意地对佛经内容进行删改、增添,从而改变着佛经的本来面貌。

  朱熹对佛教思想内容的传入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佛氏乘虚入中国。广大自胜之说,幻妄寂灭之论,自斋戒变为义学。如远法师支道林皆义学,然又只是盗袭庄子之说。今世所传《肇论》,云出于肇法师,有‘四不迁'之说:‘日月历天而不周,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山岳偃仆而常静。'此四句只是一义,只是动中有静之意,如适间所说东坡‘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之意尔。此是斋戒之学一变,遂又说出这一般道理来。及达磨入来,又翻了许多窠臼,说出禅来,又高妙于义学,以为可以直超径悟。而其始者祸福报应之说,又足以钳制愚俗;以为资足衣食之计,遂使有国家者割田以赡之,择地以居之,以相从陷于无父无君之域而不自觉。盖道释之教皆一再传而浸失其本真。"[3](P2715)在朱熹看来,佛教是乘虚进入中国的,佛教主旨乃幻妄、寂灭;佛教在中国开始为斋戒之学,后演变为义学,再后来演变为禅学;而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老庄之学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佛教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增多并显现出来,如钳制愚俗,侵害生产,无君无父,因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渐失其本真。因而朱熹认为佛教的诱惑力、佛教的生命力,并不单是因为佛教因果报应等迷惑人的理论,也因为中国文人的附益和支持———"问:佛法所以传至今,以有祸福之说助之?曰:亦不全如此,却是人佐佑之。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3](P2742)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初入时,之所以为学特征一变再变,主体的价值选择起着引导作用。

  佛家"三学"与"轮回报应"

  在佛教中,命题五花八门,概念多种多样,学说千姿百态。作为一代知识精英的朱熹,理解佛教中的命题、概念、学说也自不在话下。如下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其一,关于教、律、禅三学。佛教有所谓教、律、禅三学,教是依佛理渐修,律是依佛戒而修,禅是指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的修养工夫。朱熹说,佛家有三门:曰教,曰律,曰禅。禅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识心见性。律本法甚严,毫发有罪。如云不许饮水,才饮水便有罪过。如今小院号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项: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寿教。延寿教南方无传,有此文字,无能通者。其学近禅,故禅家以此为得。天台教专理会讲解。慈恩教亦只是讲解。朱熹认为,吾儒家若见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会得本领,便自兼得禅底;讲说辨讨,便自兼得教底;动由规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会。[1]即是说,佛家有教、律、禅三门,禅崇尚不立文字,律强调戒规,教则分天台、慈恩、延寿三家,但皆注重对教义的讲解。别看佛家学说纷繁复杂,儒者只要立足自我,悟透自家之道,便可兼佛家禅、律、教三门之学。

  其二,关于法身、报身、化身"三身"说。在佛教中,法身指人先天具有的如来藏、真心、本觉,乃成就佛身之因;报身指以法身为因,经过修习而获得的佛果之身;化身指佛为度脱世间众生,随三界六道之不同状况和需要而现之身。朱熹是如何理解的呢?所谓"释氏说,法身便是本性,报身是其德业,化身是其肉身。问:报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验验底说话。看他画毗卢遮那坐千叶莲珠常富贵,便如吾儒说圣人备道全美相似"[3](P2735)。在这里,朱熹针对所提何谓报身的发问,指出报身即佛教成道圆满之证,并以儒学中道全德美之圣人比附报身,足见朱熹对佛教之报身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其三,关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在佛教中,有所谓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意指众生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如车轮回旋不停地循环,任何思想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故要脱生死,离轮回,需积善成德。朱子是怎样理解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学说的呢?首先,关于生死轮回说创立主体和创立时间问题。生死轮回说是否为佛教创立?又是什么时间创立的?朱熹的回答是:"自《汉书》载鬼处,已有此话模样了。"[3](P2737)又说:"自汉以来已有此说话。说得成了,因就此结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说否?曰:今佛经存者亦不知孰为佛祖之书。"[3](P2737)即是说,"轮回"说在《汉书》中有相似记载,随时间的推移,便约定成俗,而佛经有无此说,朱熹认为无据可考,因为现存佛经中,不知哪本为佛祖所作。而"报应"说,在《尚书》中就已有记载。所谓"鲁可几问释氏‘因缘'之说。曰:若看《书》‘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则报应之说诚有之。但他说得来只是不是。又问:阴德之说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耳"[3](P2735)。就是说,为善得祥、为恶致祸,以及受报主体的动态性等观念在《尚书》中都已出现。第二,关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内容和性质。朱熹说:"‘夺胎出世'之说有之。释道专专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夺胎;释定,故死而能出世。释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3](P2735)朱熹认为,佛家道家皆主生死轮回说,道家有神灵之说,故有转胎之可能,佛家有禅定之说,故可因此而出世。但朱熹确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皆无稽之谈。

  来书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说,昼夜之道,初无二理。明之于幽,生之于死,犹昼之于夜也,鬼神之情状,见乎幽者为不可诬,则轮回因果之说有不可非者,谓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谓必无是理不可也。熹窃谓幽明死生昼夜固无二理,然须是明于大本而究其所自来,然后知其实无二也。不然,则所谓无二者,恐不免于弥缝牵合而反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迹(伊川语),乃二气之良能也(横渠语)。不但见乎幽而已,以为专见乎幽,似此未识鬼神之为何物,所以溺于轮回因果之说也。大抵未尝熟究圣人六经之旨,而遽欲以所得于外学者笼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谓不可谓无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盖不知此是合有耶?合无耶?以为不可谓必无是理,则是合有也,合有,则盈天地之间皆是此理,无空缺处,而上智之人独不与焉,不知又向甚处安身立命。若是合无,则凡此所谓不可无之理,乃众生之妄见而非真谛也。此其与圣人之心大相远矣。而曰圣人无两心,吾不信也。[4](《答吴公济》)。

  就是说,要识得幽明、死生、昼夜无二理,须先明于"大本",方可知其确实是"一"而非"二"。何谓"大本"?鬼神乃是万物造化之迹,乃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之良性表现,故鬼神所现无幽明之别也。如果仅以幽为鬼神,故陷于轮回因果之说。因此,那些没有精研六经之旨而不识"大本"之人,往往为外学所迷惑而臆测之。至于说到上智之人不在轮回之域,这种观点尤为荒谬。如果说天地间皆有是理(轮回之说),上智之人不在此域,受此限制,却安身何处呢?如果说天地间皆无是理(轮回之说),那么又说不可无,则是众生妄见,非真谛也。因此,此说是二心于圣人也。因此,生死轮回之说有背圣人之旨,不可信。而在朱熹看来,万物皆以"气"为基本元素,而"气"有聚散之变,"气"聚乃物之生,"气"散乃物之灭,"气"则无所谓生灭也。所谓"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释氏又全不以其身为事,自谓别有一物不生不灭。欧公尝言,老氏贪生,释氏畏死,其说亦好。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之而已,释老则皆悖之者也"[3](P2718)。"气"乃万物之源,"气"聚为生,"气"散为死,故无不生不灭之物,佛家则有违此理。因此,"佛家多有‘夺胎'之说,也如何见得?只是在理无此"[3](P2736)。

  文士润色与"经"有节缩

  佛教思想的载体主要是佛经,对佛经的了解状况,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对佛教思想的把握状况。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佛经了解、把握程度也是非同一般。

  其一,关于《四十二章经》、《维摩经》、《传灯录》。《四十二章经》是佛经初入中国时的经籍;《维摩经》则是佛经中传入中国的重要经籍之一;《传灯录》即《景德传灯录》,是北宋时中国僧人所作经书。朱熹对这些佛经的认知是这样的:"释氏只《四十二章经》是古书,余皆中国文士润色成之。《维摩经》亦南北时作。"[3](P2719)又说:"《维摩诘经》,旧闻李伯纪之子说,是南北时一贵人如萧子良之徒撰。渠云载在正史,然检不见。《传灯录》极陋,盖真宗时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杨大年删过,故出杨大年名,便是杨大年也晓不得。"[3](P2732)在朱熹看来,《四十二章经》是经中国文人润色而成;《维摩经》则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创作人是萧子良的弟子,

  但正史中却无记载;《传灯录》则是粗陋之作。
  其二,关于《心经》、《般若经》。<心经》《大般若经》皆为
  佛教主要经籍,朱熹对它们的了解程度怎样呢?"问:《心经》
  如何?曰:本(大般若经》六百卷,《心经》乃是节本。日:他既
  说空,又说色,如何?日:他盖欲于色见空耳。大抵只是要鹊
  突人。如云‘实际中不立一法',又云‘不舍一法'之类,皆
  然。',[a](咫730)《心经》是《大般若经》节本,《心经》于色见空,
  但讲道则如凶猛的鹤一样突袭人,让大冷不及防。比如一方
  面言"不立一法",另一方面又言"不舍一法",即是如此。又
  云:"《大般若经》卷轶甚多,自觉支离,故节缩为《心经》一卷。
  ......若《圆觉经》本初亦能几何?只鄙但甚处便是,其徐增益
  附会者尔。"阎(四16)由于《大般若经》卷轶浩繁,又支离破
  碎,故有人将其节缩成《心经》,而《圆觉经》初本也极鄙陋,多
  处是中国文人附会增加的内容。
  其三,关于《楞严经》、《圆觉经》。朱熹说:"《楞严经》本
  只是咒语。后来房融添人许多道理说话。咒语想亦浅近,但
  其徒恐译出,则人易之,故不译。所以有咒者,盖浮屠居深山
  中,有鬼神蛇兽为害,故作咒以禁之。缘他心灵,故能知其性
  情,制驭得他。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诵咒如叱喝,又为雄毅
  之状,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川(卿32)《楞严
  经》本是咒语,此咒语过于浅近易懂,僧徒担心译出后,易为
  人们接受,所以不译。而咒语的作用则是要禁拒鬼神、蛇兽
  之害。又云:"(圆觉经》只有前两三卷好,后面便只是无说,
  后强添。如(楞严经》,当初只有那阿难一事,及那烧牛粪时
  一咒,其余底皆是文章之士添。',[a1(卿32)《圆觉经》、<楞严
  经》都有精彩之处,不过附比、增饰之处也很多,而《楞严经》
  内容重复,所立思想贫乏。所谓"《楞严经》只是强立一两个
  意义,只管叠将去,数节之后,全无意味"阁(砚716)。
  其四,关干《金刚经》、《华严经》。《金刚经》、《华严经》皆
  为中国佛教重要经籍,朱熹对这两部经的看法是这样的:"沈
  存中记水中《金刚经》不湿,盖人心归向深固,所感如此。因
  言:后世被他佛法横人来,鬼神也没理会了。又日:世人所谓
  鬼神,亦多是吃酒吃肉汉,见他戒行精洁,方寸无累底人,如
  何不生钦敬。"阁(卿32)按沈存中的记载,《金刚经》人水而
  不湿,意指向善而毅力坚强,所以能怀柔人心,使众生归依,
  以致鬼神都无法抵挡住佛法的影响。俗世人之所称鬼神,皆
  酒肉之徒,见佛教僧人严于戒律、品行高洁,如何不对其产生
  钦敬之情!那么,《金刚经》究竟有些什么主张呢?
  或问《全刚经》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须菩提问‘云
  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两句上。故说不应住法生心,不应
  色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
  说‘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集
  中灭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谓‘降伏'者,非
  谓欲遏伏此心,谓尽降收世间众生之心入它无余涅繁中
  灭度,都教你无心了方足,只是一个‘无'字。自此以后,
  只管缠去,只是这两句。如这桌子,则云若此桌子,非名
  桌子,是名桌子。‘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女来';离一切
  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说个‘无'阁(程刀。-
  2731)。
  在朱熹看来,《金刚经》的根本思想就是"云何住,云何降
  伏其心",而"无所住而生其心"以解决"何住"之问题,"令人
  无余涅架中灭度",即尽收世间众生之心人无余涅架中灭度,
  最终至无心,所以《金刚经》思想核心是个"无"字。那么,《华
  严经》呢?所谓"桦严合论》,其言极鄙陋无稽。不知陈了翁
  一生理会这个,是有甚么好处,也不会厌。可惜极好底秀才,
  只惩地被它引去了!又日:其言旁引广谕,说神说鬼,只是一
  个天地万物皆具此理而已。经中本说得简径白直,却被注解
  得越没收煞"图(即30)。在朱熹的心目中,《华严经》是极鄙
  陋无稽。
  "四大"源儒与语本庄列
  关于中国佛教思想的来源,向来见智见仁。古代中国人
  持自我中心论的立场,认为佛教思想出自中土,当今有些学
  者则概以中国佛教思想乃纯属印度佛教之延承。那么,朱熹
  对中国佛教思想的渊源作了怎样的应答呢?
  其一,由'‘四大"说看。佛教有所谓"四大"说,"四大"指
  地、水、火、风四种原素,此"四大"和合变化,可造一切色法。
  即是说,世界万物和人之身体,均由"四大"变现而成。朱熹
  认为,佛教之"四大"即儒家魂魄聚散之说。他说:"释氏‘地、
  水、火、风'之说,彼所谓地水,如云魄气;火风,如云魂气。又
  说,火风先散,地水后散,则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风后散,
  则其疾暴。释放氏地、水、火、风,粗而言之:地便是体,水便
  是魄,火风便是魂。他便也是见得这魂魄。"[s](咫735)朱熹
  进一步指出,佛教所谓地水,即指魄气,火风即指魂气,而魂
  魄之气说乃吾儒所有,所以,四大之说原自儒家。所谓"他
  (佛)的四大,即吾儒所谓魂魄聚散"[,〕(刃730)。不仅如此,
  佛教"四大"说还有窃《淮南子》相关思想之嫌。朱熹说:‘旧:
  精气为物,魂乃精气中无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阳
  之神;魄者,阴之神。'释氏四大之说亦是窃见这意思。人之
  一身,皮肉之类皆属地,涕唾之类皆属水。暖气为炎,运动为
  风。地水,阴也;火风,阳也。"阁(玛8)而"四大"的变化分散
  之意,又是偷得《列子》相关思想而来:"今看《圆觉》云:‘四大
  分散,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是窃《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
  人其门,我尚何存'语。"川(凡713)总之,"四大"说不管是为
  儒家所有,还是窃取《淮南子》相关思想,或者偷白《列子》,都
  说明佛教"四大"说内容皆窃自中国固有文化。
  其二,从音韵、语言方面看。佛经输人中国的过程,自是
  中国学者改造的过程,而中国学者对佛经的改造,其武器便
  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语言文化。所谓"老子先唱说,后来佛
  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3](卿17)。具体言
  之,比如,佛经讲究音韵,讲究声律,正是窃中国诗词韵律而
  来。朱熹说:"杨文公集《传灯录》说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
  否?如何旧时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会做中国样押韵
  诗?"[a](卿13)佛祖是西域夷狄人,不可能懂中国音韵声律
  之学,因而佛经中的押韵诗只能是从中国文化移植而来。再
  如,佛经中的语言也多偷取中国古书中的语言而来。朱熹
  说:"列子言语多与佛经相类,觉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来中
  国,多是愉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后来道家做《清静
  缈,又却偷佛家言语,全做得不好。佛经所谓‘色即是空'
  处,他把色、受、想、行、识五个对一个‘空'字说,故日‘空即是
  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谓是空也。而《清静经》中偷
  此句意思,却说‘无无亦无',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
  会得他‘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之意,全无道理。佛家偷得
  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
  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
  也。',[3](凡714)在朱熹看来,佛经中的言语多与《列子》中言
  语类似,因而佛经言语乃偷《列子》而来。而佛教初传中土
  时,也大多是以《老子》之意去改做佛经,比如佛教所说"空"
  正是由老学之"无"而来。从翻译的角度看,佛经初译时十分
  杂芜,或以数个汉字译佛经中之一字,或以一个汉字译佛经
  中数字,但如今十分工整,句齐字褐,声律和协,皆由中国诗
  词规则而来:"其所窃,岂独承蜗削镭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
  一说焉,夫佛书本皆胡语,译而通之,则或以数字为中国之一
  字,或以一字而为中国之数字,而今其所谓揭者,句齐字偶,
  了无余欠,至于所谓二十八祖传法之所为者,则又颇协中国
  音韵,或用唐诗声律,自其唐之稍黯如惠洪辈者,则已能知其
  谬而强为说,以文之顾服衣冠,通今古,号为士大夫如杨大年
  苏子由者,反不悟而笔之于书也。呜呼!以是推之,则亦不
  必问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伪迹状明白,益无所逃矣!宋
  公之论,信而有证,世之惑者,于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6〕
  然而,佛家愉取中国思想文化之事实,不仅不为一些士者所
  不知,反而不遗余力地去宣传,以欺世盗名,迷惑世人。
  其三,从名词、概念角度看。中国佛经中的许多名词概
  念,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的名词概念移入佛经之结果。朱熹
  对此持信不疑:‘旧:‘活拨泼地'是禅语否?日,不是禅语是
  俗语。今有儒家字为佛家所窃用,而后人反以为出于佛者:
  如‘寺'、‘精舍'之类。"[3](阶3的在禅宗话语系统中颇为时
  尚的"活泼拨地"之语本是俗语,而"寺"、"精舍"之类,本为儒
  家名词。足见佛家窃用了儒家名词。又如,"佛家先偷列子。
  列子说耳目口鼻心体处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为十
  八戒(此处更举佛经语与列子语相类处,当考)。初间只有
  《四十二章经》,无慈地多。到东晋便有谈议,小说及史多说
  此。如今之讲师做一篇议总说之。到后来谈议厌了,达磨便
  人来只静坐,于中有稍受用处,人又都向此。今则文字极多,
  大概都是后来中国人以庄列说自文,夹插其间,都没理会
  了"闭(卿14)。这是说佛家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也
  是偷《列子》耳目口鼻心体六件而来,而且佛家的谈议静坐,
  也都是《庄子》、《列子》相关名词、范畴的演化。
  其四,从学说、思想方面看。朱熹认为,在学说、思想方
  面,佛教也有对中国思想、学说的偷用。朱熹说:"佛氏之学
  亦出于杨氏。其初如不爱身以济众生之说,虽近于墨氏,然
  此说最浅近,未是他深处。后来是达磨过来,初见梁武,武帝
  不晓其说,只从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说人心至善,即
  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庄老之说从而附益之,所以
  其说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谓‘顽空'、‘真空'之说。
  顽空者如死灰稿木,真空则能摄众有而应变,然亦只是空耳。
  今不消穷究他,伊川所谓‘只消就迹上断便了。他既逃其父
  母,虽说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断之
  矣。"〔'〕(段713)就是说,佛教所谓不爱身以济众生之说与墨
  家相近,但这不是佛家思想精深所在。佛教思想精深处,可
  由其行禅、顽空、真空说去看,顽空如死灰搞木,真空虽是统
  摄众有而应变,但皆是空,因而于世界毫无关爱,因而是自
  私,此自私思想出自"拔一毛不为"的杨朱之学。后又以老庄
  之说附益之,使其说愈加神秘、精妙。在朱子看来,佛教在中
  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亦表现为对中国不同思想的窃取。而
  《四十二章经》中有中庸不偏之精义,朱子认为此思想乃偷老
  庄而得。所谓"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经》,其说甚平。如言弹
  琴,弦急则绝,慢则不响,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庄之
  意"['](卿29)。所以,佛教窃取中国固有思想是全方位的:
  或问,子之言释氏之术原于庄子承稠削惊之论,其
  有稽乎?朱于曰:何独此哉?凡彼言之粉者,皆窃取庄
  列之说以为之,宋景文公于唐书李蔚等传既言之类。盖
  佛之所生,去中国绝远,其书来者,文字音读皆象数译而
  后通,而其所谓禅者,则又出于口耳之传,而无文字之可
  据,以故人人得窜其说以附益之,而不复有所考验。今
  其所以或可见者,独赖其割裂装缀之述,扰有隐然于文
  字之间,而不可掩者耳。盖凡佛之书,其始来者,如四十
  二章、遗教法华、金刚光明之类,其所言者不过清应缘业
  之论,神通变见之术而已。及其中间为其学者,如惠远
  僧肇之流,乃始稍窃庄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取正,以为
  出于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于假借,则遂显然墓取其意
  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严所谓自闻,即庄子之意,而圆觉
  所谓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列子所谓精神入
  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类不可胜
  举!61。
  佛家对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窃取决不限于"承绸削镶"
  之论,首先是利用老庄的文字语言以附益,其次是《楞严经》
  所谓"自闻',观念,即源自老庄的相关思想,而《圆觉经护四
  大"各离说,则来自列子相关思想。总之,佛教中的精华精彩
  处,都是窃取庄子列子而来。佛教之所以偷窃中国固有思想
  文化,原因在于文字不通禅又限于口耳之传,故只有以中国
  固有文字概念附会之,如是而来,佛教经籍、思想无不表现
  为对庄老列等思想的窃取。佛家窃取中国相关文化思想,虽
  因附益篡改频繁而难以辨清,但其割裂装缀之迹仍是清晰可
  见,是掩饰不了的。
  禅道风行与佛教大坏
  两宋时期,禅宗几成中国佛教的代表。朱熹对禅宗也不
  乏认识。
  首先,对禅宗讲道说法方式的认识。朱熹说:"禅只是一
  人呆守法,如‘麻三斤'广干屎撅'。他道理初不在这上,只是
  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
  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乱,久后光明自发。所以不识字
  底人,才悟后便作得渴颂。悟后所见虽同,然亦有深浅。某
  旧来爱问参禅底,其说只是如此。其间有会说者,却吹嘘得
  大。如果佛日之徒,自是气魄大,所以能鼓动一世,如张子韶
  汪圣锡辈皆北面之。,,[7}(P339一340)朱熹认为,禅宗主张专
  注一心以悟道,虽不知悟得什么道,可一旦有悟,便夸大其
  辞,广为吹嘘,鼓动一世,致使一些名儒也拜其为师。禅宗言
  道虽运思精巧文饰吹嘘,且能迷惑一些儒士,但其话语背后
  却一团漆黑:"或问:禅家说无头当底说话,是如何?日:他说
  得分明处,却不是。只内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紧处。
  于此晓得时,便尽晓得。他又爱说一般最险绝底下话,如引
  取人到千初之崖边,猛推一推下去。人于此猛省得,便
  了。,,[3}(P2733)所以,在朱熹眼中,禅宗说法讲道在形式上虽
  精致精巧,且有光彩能蛊惑人,但在内容上却粗陋、诡橘、支
  离虚夸。朱熹对禅宗语言特征的看法,是一种实用性的立
  场,朱熹不会去追问禅宗何以出现这种语言和思维方式,更
  不会去追问禅宗语言和思维背后所深藏的意义世界。
  其次,对禅宗特点的认识。先看禅宗诱人之道。在朱熹
  看来,禅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还是拥有自己的特色
  和魅力的,而这些特色与魅力却能让平民叩头址儒者羡慕、
  让士大夫归依。从理论上讲,要识得禅宗之害,不得不去学
  禅习禅,但一旦钻研进去了,又不得不为禅宗的巨大魅力所
  吸引,不得不陷于"禅洞',一‘人须是向里入深,去理会此个
  道理,才理会到深处,又易得似禅。须是理会深处,又却不与
  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
  深处,定走入禅去也,,[8}(P372)。禅宗何以能让人爱恨相交
  呢?因为禅宗有方便法门。禅宗有一个成佛的方便法门,那
  就是顿悟。儒家成圣,要格物要穷理,传统佛教要有修持静
  坐读经守戒等工夫,方能成佛,这些在禅宗这里全免了,因
  而禅宗的成佛方便法门迎合了人类懒惰的天性,儒士们怎不
  趋之若鹜呢?朱熹说:"今之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何故?盖
  为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奈何这心不下,没理会处。又见
  自家这里说得来疏略,无个好药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禅
  者之说,则以为有个悟门,一朝入得,则前后际断,说得惩地
  见成捷快,如何不随他去!此却是他实要心性上理会了如
  此。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
  其所。非独如今学者,便是程门高弟,看他说那做工夫处,往
  往不精切。,,[3}(P2740)一些儒士不愿用功,不知儒学自有此
  理,又发现禅家提倡的悟道成佛工夫简易,所以被佛家诱了
  去。不仅如此,禅宗还倡言人人皆可成佛,而且具有一种平
  民情怀。"老氏煞清高,佛氏乃为通逃渊羲。今看何等人,不
  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最无
  状,是见妇人便与之对谈。如果老与中贵权要及士夫皆好。
  汤思退与张魏公如水火,果老与汤张皆好。又云:果老乃是
  禅家之侠。,,[3}(P2740)禅宗所施教者,无大人小人之别,无官
  吏商贾之异,无男人女人之差,无好人坏人之分,只要有一个
  归佛之诚,敬佛之心,谁都可以成佛。而禅僧大多又平易近
  人,广交朋友,善于沟通,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禅宗争得了人
  缘。
  其三对禅宗在佛教史上地位的看法。尽管禅宗风靡海
  内,浸染生灵,催新学术,但朱子对禅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
  的地位却是语出惊人。其一言"禅有非其佛祖"之意:"孟子
  不辟老庄而辟杨墨,杨墨即老庄也。今释子亦有两般:禅学,
  杨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则自是假,今无说可辟。然
  今禅也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试看古经如《四十二章》等经可
  见尸3}(P2713)其二言禅宗混迹佛家而"九分乱道也',:"禅家
  已是九分乱道也,他又把佛家言语参杂在里面。如佛经本自
  远方外国来,故语音差异,有许多差异字,人却理会不得;他
  便撰许多符咒,千般万样,教人理会不得,极是陋尸"}
  (P2700)在朱熹看来,禅家所言所行已九分乱道,又把佛教语
  言杂在其中,使人难以理解佛教之真貌。其三言禅宗"丢失
  了佛家的细密,却平添了粗暴',,故是佛学之不幸:"禅学炽则
  佛氏之说大坏。缘他本来是大段着工夫收拾这心性,今禅说
  只惩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见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
  是大段细密,今禅说只一向粗暴。,,[9}(P2686)在朱子看来,佛
  教原本立大段工夫收拾心性,禅却不理会此而任意地去行;
  佛家本法虽不见大的道理,却也细密严谨,禅则粗暴无礼,尽
  弃佛法佛理。因此,禅宗的兴盛不是佛教之喜,而是佛教之
  忧,不是佛教的新途,而是佛教的挽歌,概言之,是佛教的衰
  败之象征。
  启示性识见与教训式误读
  如上所示,朱熹在佛教常识方面的知识确实丰富广博,
  且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一些对佛教禅宗误读之处。这
  里有必要集中谈一谈。
  其一,启示性识见。朱熹不愧为一代学术宗师,其关于
  佛教常识的认识,有诸多启人深思之处。比如,认为佛教传
  入中土得益于士大夫的附益、文饰和老庄列思想的牵引,并
  因此而发生变化,这一看法显然会诱使有心人进一步探寻佛
  教在中国传播的特征;再如,认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有一个由简单纯洁到变样的过程,这一观点无疑是有助于
  人们对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规律的把握的;而关于佛教之
  发展兴盛意味着儒家圣道之式微"异见",则可促使人们深
  入思考佛儒关系;尤为振聋发馈的是,朱熹竟会提出佛教在
  中国的发展过程亦是丧失其本真的过程和禅宗的产生意味
  着佛教的大坏的"奇论",这就会催促人们进一步思考佛教的
  真精神佛教与禅宗的异同及禅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的地
  位等重大问题。此外,在朱子视域中,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
  实际上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因为佛教的思想内容、概念
  命题名词表达次句类型等等方面统统为中国学者所改编、
  所装饰所损益。这无异告诉人们,佛教进入中土后,便无真
  正意义上的印度佛教,而是中国化的佛教。
  其二,教训式误读。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误读有多处表
  现。如对《维摩经))P生的时期及其作者,明知正史中都没有
  答案,却予以默认;如认为《楞严经》的内容是驱鬼神蛇兽之
  害的咒语;相信((k刚经))A水而不湿的神话;判禅宗语言、教
  人方法为诡橘支离装神弄鬼;如简单地将因果报应学说、生
  死轮回学说看成是不懂鬼神乃阴阳二气聚散从而盲目崇信
  鬼神之结果,但佛家立生死轮回说,旨在破我执、法执,以济
  度众生沉沦于生死之海中的精神学说,自有其独到的价值;
  如简单地认为"不舍一法',与"不立一法"为矛盾,而在佛教
  中,"不立一法',是形而上,是真谛,"不舍一法',是形而下,是
  俗谛,是佛教处理俗真两界关系的重要学说。再如对佛教与
  中土学说关系的误读,朱熹每每言佛教"偷窃"中国故有思
  想,事实上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的一个互动的过程,佛教
  在很大范围内吸收了许多中土相关思想,反过来,中土思想
  也带上了许多佛教色彩。即佛教中国化无疑是中国学者利
  用本土思想文化资源进行翻译解释的过程,这种解释过程
  应该理解为一种思想境际转移的当然行为,而不应理解为一
  种"窃偷"行为,因为以本土思想文化概念转译一种外来思
  潮,"对应"是前提,何以将此种"对应"理解为偷窃?此类"佛
  法中源"说,究竟反映了朱子一个怎样的文化心态?也是很
  值得当今学佛研佛者思之再三的。
  其三,误读之因缘。朱熹何以产生对佛教常识的误读?
  如下几个因素或许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朱熹认知佛教
  受其"前理解"限制。"前理解"是指认识主体解读一个对象
  之前所具备的知识经验。朱子过分地使用这种知识经验(儒
  学的知识和价值),使其关于佛教的认识发生错位,处处以儒
  学为绝对性坐标。第二,朱熹对佛教缺乏应有的体验,对佛
  教的学说佛教价值拂教思想缺乏认同,从而难以"同情地',
  理解佛教,他不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去认识佛教,而更多地是
  从"我"出发。第三,朱熹研究佛教的结论和幼稚的拒斥心
  态。朱熹称自己出入佛教十余年,对佛教花过相当的功夫,
  但其考究的结果却是:"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
  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的一寸,
  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烁无余矣,毕竟佛家无是处。,,['"}
  (P2358)与佛教的博大精深和特殊价值相比,与朱熹的学识
  相比,这一武断的结论是让人大失所望的;而那些充斥朱熹
  著述的蔑视佛教的语言:"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具备,不必它
  求。,,[3}(P2723)则表明朱熹面对佛教的心态过于蝙狭。
  参考文献:
  「l]((朱子大全》卷七十三「M].
  「2]((朱子大全》卷七十二「M].
  「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朱子大全》卷四十三「M].
  [5]((朱子语类》卷第三[M].长沙:岳麓书社,1997.
  [6]((朱子大全》(别八)[M].
  [7]((朱子语类》第十七[M].长沙:岳麓书社,1997.
  [8]((朱子语类》第十八[M].长沙:岳麓书社,1997.
  「9]((朱子语类》第一百二十四「M].长沙:岳麓书社,1997.
  「l。]((朱子语类》第一百四十「M].长沙:岳麓书社,1997.
  (责任编辑:余小江)

  第37卷第l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7 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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