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陕西居士佛教

二十世纪的陕西居士佛教
　　※ 作者： 陈景富
　　二十世纪的陕西居士佛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谈，即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两个阶段。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前后两阶段的居士佛教特点是大不相同的。
　　一、前五十年（主要是1912-1949年）的陕西居士佛教：
　　自东晋十六国时期至于隋唐，长安一直是中国佛教的弘传中心，故史称长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长安佛教史相当于半部中国佛教史”。换言之，离开长安佛教将无法编写中国佛教史。长安佛教亦即陕西佛教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唐亡，政治中心东移，佛教的弘传中心也随之转移，长安佛教急剧衰落，此后的千年中，境内寺院失去往日的辉煌，名僧难见于释史文献，义学寂然，禅宗存而不盛，往日译经弘法的重镇，几成废墟，剩添荒凉。迨至二十世纪头五十年，特别是在清朝灭亡之后，陕西佛教才又显露复兴的势头。这一复兴，主要依靠居士们的努力。当时陕西的著名居士有朱子桥、康寄遥、高戒忍、路和父、余嗣如、杨右卿等。其中出力最大的是前三人。他们所作的功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虔请德学俱优的高僧大德莅陕担任住持，重整纲纪，开展弘法活动：
　　自民国十一年开始，先后到陕西弘法的高僧有妙阔、华清、月溪、倓虚、宝生诸法师，来陕作短期讲经弘法的高僧则有太虚大师和持松法师等。他们都是由康寄遥、高戒忍、李桐轩、朱子桥等居士提出并会同陕西佛教会共同邀请的。其中，妙阔法师担任玄奘大师塔院兴教寺住持，后到大慈恩寺主持新兴办的慈恩学院的工作。宝生法师担任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住持。其余法师多住在密宗祖庭大兴善寺。诸法师的到来，为陕西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创办僧人学校和佛教刊物：
　　民国19年（1930年），康寄遥、杨右卿等居士与华清法师合作，在佛化社创立佛学讲习所，中间经费发生困难，朱氏全力支援，捐助经费，资给米粮，使讲习所得以延续两年有余。同年，朱子桥与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遥、华北义赈会诸善长及陕西缁素于慈恩寺共同发起创设慈恩学院，成立董事会，筹集藏经，延请名师，以期恢张慈恩学说；民国20年，太虚大师应邀来陕弘法期间，又帮助慈恩学院拟定规章及课程，加强领导班子的力量。民国21年，朱子桥又邀请月溪、倓虚两法师来陕弘法，并争取省内外多方支援，捐献资金，助成以倓虚、华清法师为首的大兴善寺佛学养成所。此外，在朱氏所兴办的赈灾慈善事业如养老院、教养院中，普遍进行佛学教育，宣传慈悲行善精神。民国31年，陕西居士们甚至发起成立“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学院”，以求集中精力对《阿含经》进行深入的讲习和补译。身为筹委会代表的高戒忍居士为此辛劳奔走数年，不幸因心血过耗而迁化。由于种种原因，学院虽未开办成功，但居士们对正法的一片诚心则已昭然于世。总之，朱子桥等居士的努力，志在复兴具有悠久历史的陕西佛教，而且在实际上也造成了声势，取得了成果。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学苑全部都是居士首先倡议，然后与僧人合作的产物。从经济基础即办学资金方面上说，居士之力尤大，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居士的居中牵系和鼎力护持，佛教学苑的开办是诚不可能的事情。如佛学讲习所在经费极困难时获朱居士捐助粮米与经费而得以维持两年之久，佛学养成所、慈恩学院的经费亦皆来源于朱子桥等居士及陕西军政首领的捐助。
　　在佛教刊物的编辑出版方面，康寄遥的功劳尤大。他自皈依佛教之日起，即致力于陕西佛化事业，朱子桥在陕西复兴佛教的每一项工作，都有他的一份努力。仅以编辑出版佛教刊物而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寄遥即编辑过《佛化随刊》（不定期）、《大雄》两种刊物，还编辑临时特刊近10种，如《陕西佛化复兴新纪元》、《陕西七年来的佛教》、《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纪略》等。这些刊物都成了后人研究二十世纪头五十年陕西佛教的珍贵资料。
　　（三）、多方募集资金，大力修复了一批具有悠久历史、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派祖庭和佛教灵境，为佛教的复兴准备了环境条件：
　　这一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二、三十年代进行。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陕西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朱子桥将军入陕至灾区查灾放赈，暇日游访隋唐名刹，入目者竟是一片荒残，于是发愿逐一修复。1930至1937年间，先后整修的祖庙及古塔有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兴教寺、青龙寺、铁塔寺（千福寺）、泾阳大壶寺（惠果寺）
　　，终南山净业寺、草堂寺以及增设南五台之茅蓬等，此外还加固了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长安华严寺的杜顺和尚塔及清凉国师塔、兴教寺玄奘师徒三塔。其中，整修慈恩寺和加固法门寺塔用力最多。在慈恩寺，除全面粉刷寺宇、添设僧寮和整理寺院周围环境之外，还修补了大雁塔，费用达2万余元；此外又整饬了规约，迎聘新的住持，实行丛林制度等等；寺僧所需一切资粮概由朱子桥及五台普济佛教会、张环海居士供给。在法门寺，以修塔为主，兼修大殿、山门和补足塔上佛像等，总费用达5万元以上，“主其事而倡导之、监督之、经之营之”者，“朱居士力尤多”
　　。各处修葺工役均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弘法、赈灾兼而顾之。
　　（四）、为陕西乃至全国佛教的复兴，影印和请置经藏“法宝”：
　　民国12年（1923）11月30日，康有为在西安卧龙寺讲演时，于尘封的书架上发现有古本大藏经，细考之，确认为宋刻明印本《碛砂藏》。朱子桥来陕赈灾，获知《碛砂藏》此一“鸿宝”幸存于卧龙寺，于是回上海与叶恭绰、狄宝贤、蒋维乔、徐乃昌、丁福保、黄翌昌、吴兆曾、李经纬、李圆净和释范成等缁素面商影印出版流通事宜。最后以卧龙寺所藏《碛砂藏》4548卷为基础，补之以其他古本（如西安开元寺藏宋本、北平松坡图书馆藏宋思溪本、叶恭绰藏宋景定陆道源本、康有为藏元普宁本、福州涌泉寺藏元亦黑迷失本、狼山之明永乐本）。最后影印出版的《碛砂藏》共6351卷（比原始版本仍缺11卷），装订为591册，印成500部，耗资32440元。国之重宝、中华民族之优秀遗产终于得以保存至今。除影印《碛砂藏》此一壮举之外，朱子桥等居士还多方为业经修复的古寺请置三藏法宝。当“慈恩学院”成立之日，朱子桥居士同时答应为其筹请龙藏一部、大正藏一部、正续藏各一部。此外，朱居士还筹备出版了一些佛教典籍，如释密林所撰《密教通关》等，在此书中，朱居士为之制序，自署云：“灌顶弟子朱庆澜（子桥之字）超愿谨序于真言宗祖庭长安大兴善寺”。
　　以上叙述说明，在二十世纪前半期陕西佛教的复兴事业中，在家居士是一支中坚力量、决定性力量，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二十世纪头五十年陕西佛教的核心就是居士佛教。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陕西佛教已经衰败之极，僧宝寥落，经籍荡然，寺院荒残，毫无经济基础可言，因此，非有大檀越不足以起衰振微，挽狂澜于既倒。而此时此刻能够担当起此一大任者非居士而谁！
　　二、后半个世纪（1949-2000年）的陕西居士佛教：
　　对这时期的居士佛教也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谈，即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两个阶段
　　。
　　在前三十年时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即政治运动比较多，尤其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在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佛教在具有左倾思想的人的眼里往往被误认为是封建迷信，从而干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佛教人士甚至被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批判，勒令还俗，大量的宗教房产、文物被摧毁、破坏。这时的佛教实际上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在后二十年的时间里，随著大陆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包括佛教在内的整个宗教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枯木逢春，如雨后春笋，处处显示出蓬勃的生机。笔者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因研究中韩两国佛教关系史的需要，曾经到甘肃、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五个省以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市的百余所相关寺院进行参访调查，大部分寺院都已整修一新，恢复弘法活动。反映大陆佛教发展情况的事例还有佛学院、佛学研究机构、佛教专刊的日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陆共有佛学院 30余所，佛学研究机构（院、所、室、中心）至少2４个，佛教期刊至少23种，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佛教学术研讨会至少30次。众多的佛学院、佛教研究机构、佛教专刊的创办和佛教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培养僧才和弘扬正法做了许多工作。此外，佛学研究学术领域中的求实、求真学风和态度的确立，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大陆佛教的发展变化。
　　陕西佛教的发展是与大陆整体佛教发展同步的。全省现存约200所寺院大都整修一新，其中尤以各宗祖庭如法门寺、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兴教寺、草堂寺、香积寺、净业寺以及卧龙寺、广仁寺、青龙寺等变化最大。佛教专刊有《陕西佛教》和《真言》两种。陕西佛学院正在筹备之中。研究机构有三个。在长安佛教、佛教国际关系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以及经典校释等，成绩都很可喜。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陕西的居士佛教也呈现出一定的新气象。
　　陕西的佛教居士一般以师从同一个寺院的住持法师或禅师者组成一个居士群，每一个寺院都有其相对稳定的居士群。寺院接受皈依者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规矩的：
　　（一）、要求皈依者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在接受某人皈依前要对其进行认真的考察，询问其所掌握的佛教基本知识，诸如什么是佛教，什么叫正法，还有三宝、三藏、三学、五戒十善的内容等等。
　　（二）、要求皈依者对佛法具有诚心，诚心是归信、发愿、精修的前提和根本。只有具有一定的佛教知识，并且具有诚心的人才算具备了入道的基本条件。此外，有些寺院如大慈恩寺等对皈依者的文化程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换言之，要求入道者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水平；有些寺院对此则要求不严格，而以是否具有诚心作为主要条件。从目前居士队伍的实际情况看，各种文化程度的都有，一般说，都市寺院的居士群文化程度要高于乡村寺院的居士群。
　　（三）、经过考查合格之后，还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履行一定的手续，才能最后成为正式的居士。皈依的仪式按“三皈五戒仪轨”进行，由师父在佛前为皈依者起法号，讲解五戒十善，或师徒共同念诵有关经文。一般要经过一个多小时，仪式才告结束。受三皈后，由当寺发给“居士证”（即皈依证），居士证上有师父的签字、印鉴和三宝章等。从领到居士证的那天开始，这个人也就成为一名正式的佛教居士，与出家僧人一样同列入传法世系之中。居士证虽由某一寺院颁发，但却通用于全国，也就是说，只要出示居士证，任何一个寺院都会把你当居士接待。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居士经常参加法事活动的场所是颁证的寺院。每一个寺院相对稳定的居士群并非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居士们与任何寺院之间都没有必然的从属、隶属关系，参不参加寺院的法事活动，参加多少次均出于本人的自愿，由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自改革开放以来，居士入道与僧人出家一样，也已经逐步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这不仅有利于了解居士佛教发展的情况，更重要者在于极为有利于提高居士的素质，因此也更有利于佛法的弘扬、普及。至目前为止，陕西居士的数量在10万人左右，有些法师接受皈依的在家弟子多达一万几千人。
　　从皈依者方面来说，自正式成为居士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应当而且必须按照有关戒律规定过佛教徒的生活，亦即努力按三皈（佛、法、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五法具足（具足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闻、具足慧）
　　、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诸法去实践、去修持。以上诸法固然涉及戒定慧三学问题，但重点却在于从身、口、意三个方面去提出要求、实行规范。无论从持戒或行十善、八正道等哪一方面来说，居士们普遍做得都比较好，这主要表现在居士群中不仅犯罪率极低，而且即使是一般的违法乱纪行为也是很少很少的。居士的家庭生活和睦、社会关系融洽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无疑与身体力行上述诸法有著密切的关系。尤其要提到的一点是诸法中的布施问题。自古及今，“乐善好施”一直成为在家居士的美誉。陕西居士不仅“具足闻”，而且还乐于向别人讲述、宣传闻法，这显然是一种很好的“法施”。在“财施”方面，陕西居士也继承、发扬了过去的传统。近十余年来，各祖庭以及佛教灵境的整修扩建工程之大是近世所未曾有过的，营建资金往往达到五、六百万甚至数千万，这些资金或全部、或大部是来自于居士的捐献。如果说二十世纪头五十年祖庙的修葺是少数“多财富乐”居士所做的功德，那么近二十年来祖庙的重光，则是广大居士（整个居士群）共助赞成的结晶。仅从广大居士有能力施财护法这一点上，也可看出二十年来陕西佛教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居士群面貌有了可喜的改观。此外，有些居士，主要是文化较低的妇女，经常到寺院帮助做些杂务，藉以表示其皈依三宝、护持佛法的虔诚态度。有的居士则利用其掌握的工程技术为寺院无偿设计蓝图，帮助施工等。广大居士都以能为寺院、为弘扬佛法出力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宗教生活方面，由于居士来自不同的地域，属于不同的阶层，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所选择的宗教生活的内容以及过宗教生活的时间、方式等，彼此颇不相同。这又可以从集体的宗教生活与个人的宗教生活两个方面来谈。在集体性宗教生活方面，一般都参加寺院每年循例举办的大型法会。如密宗祖庭大兴善寺，自1993年以来一直坚持显密兼弘的宗旨，一年之中除日常功课以外，至少举办十一次法会。法会期间，居士们和僧人一起听法师讲经说法、念佛、绕佛。法会圆满的那天，居士和一般信徒的数量多达万余人。西安唯一的禅宗道场卧龙寺现有住僧70余人，至今严守禅门规制，每天除早、晚上殿外，坚持打坐14支香，坐7支香，行7支香。此外，每年秋冬定期打禅七，共70天，九月十五日开始加香（讲规矩），时间为20至30天；十月十五日起七，至腊月二十五、二十六结束；每天坐12支香，行12支香；养息时间为下午4点至5点30分、晚12点至隔天凌晨４点。修禅是封闭式的，要求绝对的静，因此不让居士参加（担心其不能坚持而影响众僧），但寺中专门为居士设有念佛堂，每天从早晨至晚上寺院关门前，居士都可以到念佛堂念佛。在住僧较多、佛事活动正常的寺院，一般都有居士和寺僧一起上殿做早晚课 。比较大的寺院还将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定为居士活动日，届时，居士们便齐集寺院，交流学佛心得，供佛敬花等。
　　在个人的宗教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是最明显的。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居士一般不太拘于常例的法事仪式，而是研读经典，藉以获得佛、菩萨和善知识的启示，觉悟佛法真理。他们之中，研习唯识学者有之、修密教者有之。在整个居士群中，静坐、念佛是最普遍的修行方式，原因是这两个法门既简单易行，时间也好安排，而且不受文化层次高低的限制，最适合于忙碌的在家人。事务忙的人，修持时间可长可短，地点可以在户外户内，不求多多益善，只求持之以恒；事务不忙的人，尤其是年事已高的老者，则喜欢到寺院里，三五人、十余人不等，或习静，或念佛。在陕西，尽管近代以来佛教式微，但由于崇法信佛有著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无论城市或农村，奉佛世家都占有一定的数量；又据居士说，由于本地的僧风好，陕西的居士皈依三宝的信、愿、行都比较虔诚、执著。但是，从总的情况看，由于陕西佛教正处于逐步恢复时期，僧才缺乏，制度也欠完善，各寺院的弘法活动很不平衡，一般地说都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居士佛教受此影响，发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