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入世之道

佛教的入世之道

释　索

　　跋涉过两千多年的漫漫长路，中国佛教已经沐浴在新世纪的晨光里。

　　两千多年来，佛教的生命轨迹也是无常无我，既有风和日丽中的悠然自得，又有刀光剑影下的喘息挣扎，而且始终在这种“因果链”中沉浮，难以达到所期求的“涅槃寂静”的境界。那么，佛教又将如何顺利地通过21世纪的时光隧道，让佛日能够闪耀在更广阔的时空呢？

　　只有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现在，关于这一话题的议论，已经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再讨论“要不要”的问题，也不需要再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去作理论的阐释，而是要思考“要怎么做”的方法问题，去引导、推动、光大、完善人间佛教的实践。简而言之，就是要探讨佛教的入世之道。

　　如果说印度佛教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还是重在从出世到入世的理论构筑与阐释，那么，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重在佛教入世理念的实践，重在把具有超脱性特质的佛教融入特别关注现实人生的中国社会文化之中，实现其化世导俗的理想追求。这也是中国佛教引“大乘”以自豪的理由。确实，就整个佛教的发展形态看，中国佛教凸显出大乘佛教的特点。但是，中国佛教走过了荣耀和辉煌又经历了屈辱和沉寂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佛教进行反思，他们从兴衰的历史与现实中看到“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真相，认为中国佛教是“名大实小”，尽管有浩如烟海的理论演绎，但是，发扬大乘佛教的实践却是沧海一粟，而且又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尤其是，当我们放眼世界时，当发现历来被我们不无贬义地称为“小乘”的南传佛教，也在积极地有效地造福社会人群，而羞愧汗颜时，我们难道只是把大量的精力和才华放在“南行取经”上(抑或“东渡取宝”)，再去“充实理论”？这里决不是反对和否定重视与加强对佛教的全面研究、理论整合，更不是反对与否定积极地广纳博取，而是希望我们不要再“形而上学”，要真正学习和汲取别人的精神，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走出自己的路来。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敢于正确地对待佛教自身存在的历史教训与现实缺陷，就不难发现佛教在信仰活动中所存在的明显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重形式，轻实质，修行标准错位。作为一种宗教自有其相应的形式，诸如特殊的衣食习惯、活动方式等，体现出它的信仰理念与宗教特性，是构成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某一种宗教的礼仪形式大多与其产生、传播、发展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民族风俗、社会制度等自然的、人文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即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此，它也是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符合佛教缘起论的道理。就外在形式与所体现的信仰理念来说，应该是遵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道理。随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实质。形式与实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佛教徒的修行风采。修行的实质应该是佛教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行和济世度人的崇高智慧。然而，佛教界却存在着“貌合而神离”的现实。为数不少的僧众缺乏或根本没有正信，但僧像俨然，混迹佛门；而往往是这些“形象中人”，尽管背地里心行恶俗，却要以“修行人”自居或是被信徒称道！这是佛门中一些“僧徒”道德沦丧、品行恶劣而招致社会讥讽、唾弃的滋生内因。回想历史上“三武灭法”，当时尽管原因复杂，而僧徒的行为不轨是灭法的最有力藉口。现在社会上假冒僧人招摇撞骗，也不能不说是佛门这种价值评判标准错位所带来的“副产品”，致使社会一般民众分不清什么才是佛教僧众的本色，只能以貌取人了。

　　二、重传统，轻创新，弘法方式落后。佛教基于“三法印”所揭示的规律，主张佛法不离世间法，要随顺变化了的世间万象，契理契机。能够根据机缘而方便善巧，是佛教得以长期生存下来的一个关键，“方便善巧”是佛教弘法方式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突出特点。现在讲来，虽然要坚持优秀的传统，但是不要拘泥于传统的形式，而是要运用大家喜闻乐见的、适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文明的、积极有效的方式，来展现、弘扬、推动佛教正法，化世导俗，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服务，为社会的和平安定出力。在佛教历史上，正是因为佛教信仰活动方式具有先进性的特点，才使佛教的社会影响具有广泛性、深刻性、深远性。中国佛教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就在于它敢于不断突破以往缺乏生气而循规蹈矩的宗派流弊，创造了鲜活生动、简洁明了、形神兼备的修行理念和弘法方式。禅宗中的“五家七宗”，并不是分庭抗礼的世俗帮派，实际反映了当时的大德高僧们不断探索、革新、完善的精神与勇气。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佛教的弘法活动中还有不少人不敢革除显然不适应时代的旧习陋俗，甚至对一些显然是封建迷信的方式还津津乐道。这种抱残守缺的心行，窒息了佛教的生机与活力，毁辱了佛教的精神与形象。

　　三、重来世，轻今生，信仰追求颠倒。这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以及印顺法师改称“人间佛教”而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界始终坚持的准则，目的就是要突出佛教的入世本怀。可惜，目前中国佛教活动中仍然普遍存在着“鬼的佛教”、“死的佛教”现象，还有“神道设教的迷信”！佛教寺院是弘扬正法的中心，僧众的活动特点直接决定着全体佛教信众的信仰倾向和活动性质。遗憾的是，不少寺院一年到头不向信徒宣讲佛法，只是忙于赶经忏超度亡魂，纸醉金迷，烟雾迷茫；佛教寺院成了“神鬼的联合国”，把原本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佛菩萨变成了迷信的偶像，将鲜活的佛法和崇高的追求贬低为“神鬼的陪葬品”！我们不反对寺院适当地举办受民众欢迎的传统佛事活动，但是，决不能变相鼓励信徒本末倒置，只考虑来世转生的事，而不考虑或者轻视对现实人生的改造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学说，其根本目的在于教育人们重视现实的彻底改造，鼓励人们勇敢地除恶兴善，积极地完善社会人生。提倡“人间净土”、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等正法精神，就是为了确立佛教信仰追求的价值理念。

　　可以说，以上所指出的几点问题是未来中国佛教必须认真对待、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怪了。这些都是佛教入世的巨大障碍，是实现“人间佛教”理想的关隘。当然，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心理的诸多因素，使我们必须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那么，目前当务之急，起码应该抓好以下几点：

　　一、加强佛教徒、特别是寺院僧众的信仰建设。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的改革运动，从杨仁山、太虚到印顺、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领袖人物，他们热切提倡“人生佛教”并极力推广“人间佛教”的初衷，就在于要加强佛教的信仰建设，从而实践大乘佛教理念，确立佛教的立世之本。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及其后表现出“复兴”现象，而至今还能焕发出“生机”，关键就在于佛教界的仁人志士们始终能够正本清源，对佛教现实保持着可贵的理性批判精神，对佛教未来具有深切的积极探求品质。佛教的信仰建设，就是在佛教的四众弟子中广泛宣扬和确立佛教的根本精神，充分发挥大乘佛教积极化世导俗的菩萨心行，树立崇高的信仰追求和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贯穿于整个的信仰活动之中，用美好的人格形象去感染人、教化人、引导人、净化人，把佛教的正法理念和人生智慧化作服务社会人群的有生力量，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健康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其中，关键就在于要有“美好的人格形象”，而其成就的根本就在于树立“崇高的信仰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人天师表”的僧众(当然也包括其他信徒)，是否要有“三思”——1、为什么信佛？2、信佛干什么？3、要有什么样的形象？

　　二、建立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机制。应该承认，佛教界众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尽力服务社会，但是因为缺乏系统有效的机制和方法而显得无力。这除去一定的社会因素制约外，缺少历史的胸怀和胆魄是关键。在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社会也希望佛教界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贡献，这是“天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寺院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的甚至还十分富裕，这是“地利”；广大佛教徒也越来越多地愿意为社会人群作出贡献，这是“人和”。如何才能发挥作用，一是需要有胸怀大志的领袖人物，二是需要有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但是，目前中国佛教界的一些人却把大量的力量用于修建佛寺佛像上，竞相攀比，奢侈豪华；相反，不支持佛教教育文化事业，不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究其原因，恐怕与追求个人的“千秋功名”有关，即迷恋于“我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一些佛寺被“旅游经济”搞的晕头转向，失去了佛教信仰应有的纯洁性、神圣性、精神性，只念招财进宝，不念普渡众生，使不少食利小人混迹佛门，严重污染了社会空气。这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保持信仰的纯洁性与服务社会的关系，已经是关系到佛教未来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对关心佛教未来的人来说，是否要有“三问”——1、服务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2、佛教服务社会的最好方式是什么？3、如何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有效地展现其信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