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代的译人和译经——中国佛教史话之十二

　　西晋时代的译人和译经——中国佛教史话之十二
　　方　之

　　司马氏的西晋王朝，是继三国之后比较统一的王朝。但因西北各少数民族相互攻伐，战争连年不断。因此建都在洛阳的西晋王朝，只存在了五十二年(公元265一316)。在这五十二年中，佛教较之于三国时期却有所发展，来华的西域僧人和本国僧人以及居士的译经事业，又有新的进展，寺院的建设和出家的僧尼都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西晋王朝的统治阶级支持佛教的结果。
　　据史料记载，西晋的佛教活动，主要是翻译经典。译经的人，有中外僧俗一十二人。其中主要的译人是竺法护、无罗叉、竺叔兰和帛法祖等。现将各译人和译经的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祖籍月支，世居敦煌。他八岁出家，因礼竺上座为师，故改姓竺。他笃志好学，万里寻师，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三十六种语文，收集了大量梵本经典带回敦煌，毕生从事译经事业。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他译出《光赞般若》等经一百七十五部，合三百五十四卷。他是西晋译经最多的人。他译经，得到优婆塞[1]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大力协助。
　　安法钦，安息国沙门。他学赡众经，幽鉴无滞。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至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于洛阳译出《道神足无极变化》等经五部一十六卷。
　　疆粱娄至，此云真喜，西域人。他志情旷放，弘化在怀，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一部一卷。
　　无罗叉，于阗(今新疆和田)沙门，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仓垣水南寺与竺叔兰共译《放光般若经》一部三十卷(此经原是三国时期朱士行从于阗抄写，共九十章六十余万言。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他派弟子佛如檀等十人送还洛阳，后辗转传到陈留仓垣水南寺，才由无罗叉和竺叔兰译出)。
　　竺叔兰，居士，祖籍印度。其父避难来中国，住河南，生叔兰。叔兰幼年时，从二舅谘受经法，一闻便悟，并习梵、汉两种语文及诸文史。他与无罗叉共译《放光般若经》后，自己又译出《异毗摩罗诘经》三卷和《首楞严经》二卷。
　　帛法祖，又名帛远，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幼年出家。他学通内外，尤精《方等》。在长安，以讲习为业，于西晋惠帝时，译出《菩萨逝》等经十六部一十八卷。
　　释法立，不知何许人。他智道弘拔，悟物为先。西晋惠帝时，与释法炬在洛阳共译《诸德福田》等经四部一十二卷。
　　释法炬，姓氏不详。他器量高峙，游化在怀。西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初与释法立共译四部经。后法立死，他即自译《优填王》等经四十部，合五十卷。
　　聂承远，居士，明解有才，笃志务法。先助竺法护译经，后自己于惠帝时译出《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
　　聂道真，居士，聂承远之子，初与其父助竺法护译经，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等经二十四部，合三十六卷。
　　支法度，沙门，不知是何许人。因姓支，可能是月支人，或是中国人从师姓。他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译出《逝童子》等经四部五卷。
　　若罗严，外国沙门，译出《时非时经》一部一卷。《经》后有《记》云：“外国法师若罗严，手执胡本，口自宣译，凉州道人于阗城中写记”(《开元释教录》卷二)因为没有译经的年代，智升说：“且附西晋录中”。
　　上述各译人的译经数量，都是依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的统计。西晋王朝的全部译经，智升说起自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至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凡经四帝五十二年，缁素一十二人，译出经戒集等及新旧集失译诸经，总共三百三十三部，合五百九十卷。
　　西晋译经，总的说来，尚不能尽如人意， 也就是说翻译水平还不高。因此后人研读西晋译经者极少。东晋道安对西晋某些人的译经有所评价。例如《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评竺法护的《光赞般若》译本，说他纯用直译，因而文辞粗糙。他说：“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就是说他的译经，重质不重文。评无罗叉与竺叔兰合译的《放光般若》，他说：“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这就是说他们删繁就简，其结果很可能会有遗漏。不过删繁就简的译经，岂止西晋时代有，中国译经史上表明后世也有。
　　西晋的译经，虽然涉及到许多方面，而几位主要的译人，如竺法护、无罗叉、竺叔兰、帛法祖等人的学术思想，仍以弘扬《方等》、《般若》为主。这是当时的学风，是社会上义学沙门所一致的趋向。
　　由于佛经的大量译出，这不免引起土生土长的道教徒中某些人的嫉恨，他们起来要与佛教争高低。据传佛道之争，从东汉就已开始[2]。原因是佛教为外来文化，必然要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相冲突，这是必然的。所以在西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出现了王浮的《老子化胡经》，以扬道抑佛。但是不管道教徒如何抑，而佛教却在日益发展。不但译经增多，而且据唐代法琳的《辩证论》卷三说，西晋的长安和洛阳，共有寺院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干七百余人。由此可见佛教信仰在西晋时代，已经是相当普遍了。
　　注释：
　　[1]优婆塞是Upasaka的译音，意为清信士，即在家信佛的居士。
　　[2]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