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琴僧东皋心越传略

中国和日本交往的历史很早。古代两国交往，大半通过朝鲜半岛，将汉文化输送到日本。公元七、八世纪时，情况有了变化。从那时起，日本可以不再通过朝鲜半岛输入中国文化，而是凭藉太平洋暖流流向规律的变化直航中国。日本直接派遣使臣和留学生来到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精髓有了捷径，从而促使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进入兴旺发达时期。日本本民族文化接受中国先进文化影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於文字，据说日本自己的文字——假名，就是由遣唐使吉备真备和日本禅僧空海根据中国文字的特点创制的。新创自制文字，是日本本民族的文字。有了自己的文字，结束了自前借用汉字作自己文字的时代。由此孳乳而生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和文化。人们把唐代两国文化交流的盛况，称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次高潮。自此以後，中日文化交流史不绝书。然而直到公元十七世纪，才又一次进入高潮。当代史学家方豪，把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现象称为「日本华化最高时期」。（见《方豪六十自记稿》一七六页）人们有理由把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现象，称之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方豪在文中说：「明末清初，长崎涌到了大批中国人。他们到日本去的原因，不外乎求援、避难、经商或担任译员。据日人中村久四郎的研究，明亡前後，中国人到海外各地求援，而以到日本的为最多。他估计有二十次。……在避难人中，有高僧如真圆、觉海、超然，分别创建长崎三大中国寺庙，即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有传授汉画的逸然性融。有传授小儿科、并以诗、书名世的独立性易（戴笠，字曼公。与同时去日的另一戴笠，字耘野，同姓名。）有开日本黄檗宗的隐元隆琦，并传中国艺术舆食品，提倡唐风雕塑与建筑。又有心越兴俦、诗文书画、冠绝一时，传授琴道。……」据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九卷中统计，十七世纪後半叶中国僧侣、文化人，避清兵人关後形成的混乱局面，东渡避难的人士，其名籍籍可考者达五十余人。大批不满清王朝高压统治的大明知识分子的东渡，客观上触发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深刻变化。如果说，公元七世纪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其特点是日本遣唐使，学问僧前来中国取经，那末，千年之後，又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再一次高潮。而新高潮的特点，便是中国文化人前去日本送宝了。本文所介绍的人物，便是第二次中日文化交流高潮中前往日本送宝，备受日本人民的崇敬，而中国人却一直不很熟悉的高僧——东皋和尚。

东皋禅师姓蒋名兴俦，字心越。初名兆隐，别号东皋，惊峰野樵越道人。东渡後以杜多俦或越杜多为名。公元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东皋生於浙江金华府婺郡浦阳县，今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蒋氏，相传为西汉名士蒋翔之裔。东皋八岁出家，在苏州报恩寺落发受具。年十三广游江浙间。年十八谒觉浪道盛禅师於寿昌寺，参研禅法。年三十二任杭州永福寺住持，驻锡西湖四年，年三十七，康熙十五年之秋，离开杭州，登舶东渡。十二月到舟山，十二月三十日抵日本九州萨摩，月坡禅师举为水户天德寺主。後应长崎兴福寺僧澄一觉亮之招。於康熙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抵达长崎，住兴福寺。翌年，今井弘济请师赴水户。清康熙十九年五月回到长崎，为铁牛、县瑞二僧构陷，诬告师於长崎奉行。奉行日本官职，犹中国之镇守使。七月四日闭师於幽室。水户藩德川光团闻师厄，深愍其冤，再奏幕府并禀将军。翌年七月，蒙准获释，并许其至江户，东皋时年四十有二岁。康熙二十五年，长崎迎其兄蒋尚卿偕妻张斐，康熙三十年五月移居天德寺，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开山祗园寺。康熙三十三年春病发。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示寂於祗园寺，终年五十六岁。

东皋之东渡，本欲有所作为於明代江山的恢复大业。但事舆愿违，中华之事，不复再问，从此潜心传介中华文化。他把中土有数千年优良传统的古琴艺术，广植到扶桑沃土中，灿开了经久不败的艺术花朵，长达二百年不衰。他的书法、绘画和金石篆刻艺术，也给日本文化艺术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以琴学的传播最为深邃。四传弟子儿玉空空把东皋尊为日本琴学的发韧者。五传弟子备前玉堂曰：「宽文中归化僧心越，留锡水府，善鼓琴。廷宾传心越弹法。德庙命伶工辻丰前守舆廷宾，谋被本邦之乐於七弦曲成也，进奏於殿中，可谓盛举矣。自是後四方稍稍有道琴事者。呜呼！使百年既绝之徽音，再振其响於後世者。心越、廷宾之功，岂不伟哉！<见宽政三年刻《玉堂藏书琴谱》)按文中「廷宾」。即小田东川野二六八四—一七六三）为东皋再传弟子。廷宾原束阜门人杉浦琴川家僮，受琴艺於琴川，尽传东皋之学。廷宾晚年开门授徒。日本著名琴人设乐纯如、多纪蓝溪、幸田子泉、杉浦梅岳、县空等皆出其门下。门生弟子，多达百人，一时称盛。东皋以後，有小田东川野为之推波助澜，中国琴学得在日本广为流行二百余年而不衰。

关於东皋的琴学师承，由於缺乏资料，现在尚难明确论定其传授渊源。惟据井山竹逸《随见笔录》转载杉浦琴川《东皋谱序》云：「指法者据於庄蝶庵所校正。」又据香亭迁人《七弦琴之传来》称「东皋谱中有其在中土从褚虚舟所学之曲」。按：庄臻凤，字蝶庵，扬州人。生年约早於东皋十余岁，著有《琴学心声谐谱》，刊於清康熙甲辰三年。在东皋东渡前，庄谱即已问世。东皋东渡前已持有该谱，应无疑问。庄蝶庵在《琴学新声》谱中刊其自己创作的琴曲十四首，大部分附有歌词。东皋所刊琴谱亦大部分有歌辞。如北京图书馆庋藏日本明和辛卯（一七七一年）铃木龙校定的《东皋琴谱》所收十五曲皆附歌词。可见东皋琴学即使未能亲炙於庄蝶庵，其受庄蝶庵的影响则是肯定的。至於褚虚舟是何许人，现在还不清楚，今简介《东皋琴谱》在日本刊行的情况，可以窥见东皋琴学在日本流行之普遍。

东皋生前未刻谱，示寂後，弟子据所记，或刊刻，或传钞，皆名其谱为《东皋琴谱》。今据查阜西《清代琴曲集成提要·和文注琴谱》所引松井廉一九一七年刊《谈琴》书中所考，共得《东皋琴谱》三种：

一、宝永中杉浦所编五卷，五十七曲，未梓。
二、享和中宿谷慎更编，文化中二本三岳校订者九卷，四十四曲，稿存上野图书馆。
三、文政中儿岛凤林辑三卷，四十六曲，谓为仅存梓本。

我国亦珍藏东皋琴谱两种，俱属海内孤本：

一、四卷本《和文注琴谱》。此本为乌程周庆云所藏，现归上海图书馆。共收古琴曲四十一首，周氏《琴书存目》称是日本东皋越杜多撰。《和文注琴谱》之名为周庆云所加。可见周庆云不知道作者「东皋越杜多」为何许人。

二、日本明和辛卯（一七七一年）刊、铃木龙辑《东皋琴谱》，收十五曲，皆附琴歌。此谱今藏北京图书馆。我国古琴家查阜西先生藏有此谱钞本。

前年东京友人钞寄东京日比谷图书馆藏书目录，其琴谱部分，记载所藏东皋琴谱多达十种，可见日本民间尚藏有不少未见著录的东皋琴谱。日比谷书目中有《东皋心越自笔琴谱》五十卷，卷帙之浩繁为诸谱之冠。既云「自笔」，当是东皋手迹，应是传世的《东皋琴谱》中最珍贵的版本。长期以来，东皋和尚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日本人民不断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会怀念东皋。（注一）最近的一次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六日到三月二十五日在日本水户市茨城县立历史馆举行的「东皋心越特别陈列」形式的东皋遗存文物展览。日本音乐史学家岸边成雄先生，特撰文介绍东皋在日本传授中国琴学不朽的业绩。作者有幸得到主持这次展览的茨城县历史馆馆长市村正二先生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九日寄赠的这次展览的文字和图版资料，弥足珍贵。这次展览说明东皋和尚的高大形象在邻邦友人的心目中永恒不灭。

人们在崇敬和怀念东皋和尚不朽业绩的同时，回顾东皋抵达日本时所碰上的周折和麻烦，以及後来所受到的打击，诚令人嗟叹不已。东皋东渡以来的艰难步伐，实在难以想象。揆其原因，计有两端：一为当时日本尚属锁国时期，严禁外国人人境。一为受中国本土佛门派系之争，即所谓「僧静」的余波在日本的反映。

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年）以来，长崎港由德川幕府直接管辖，长崎港被指定为日本允许外国人人境的唯一通商口岸。当时日本尚属镇国时期，非经特别许可，外国人即使已获在长崎登岸，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十八年前朱舜水束渡时已深感人境之难。朱舜水在其《与孙男毓仁书》中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长崎，十九富商联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朱舜水集》四八、四九页，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其《答魏九使书》中云：留住唐人，既数十年未有之典，而近日功令更加严切。欲留一人，比之登龙虎之榜占甲乙之科，其难十倍」。（同上）东皋东渡之时，海禁未弛，一般人难以被允许入境。只有一种情况属於例外，即佛门高僧可获特许。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起，陆续东渡的中国高僧有：逸然性融、独立性易（即戴笠）、澄一觉亮、隐元隆琦、木庵性瑶、大眉性善、独吼性狮、千兽性安（即县瑞）、高泉性彻等数十人。在佛门中，他们皆属於临济、黄檗二派，而以隐元隆琦的威望为最高。隐元於二八五九年在日本长崎创建黄檗山万福寺，而东皋却是曹洞宗禅僧。日本虽也有曹洞宗禅僧、如鳖山雪、龙蟠松云等。但东渡的中国禅僧却无曹洞宗传人。临黄二宗禅僧既居上游，对其他宗派的禅僧每加排挤，这是明末清初中国本土禅门宗派之争在日本的反映。

中国禅门宗派之争，起於费隐道容撰《五灯严统》一书。《严统》前二十卷悉本《五灯会元》，仅将天皇悟以後各代，及云门法眼二宗，《会元》所标为青原下几世者，改为南岳下几世。又将卷六末未详法嗣，移置卷十六後，而著无明、慧经。於是无明、慧经二禅僧列於「未详法嗣」。又云湛然，圆澄二实僧来源无据。《严统》如此著书，大伤洞上之心。洞上显学觉浪道盛为无明之孙。三宜盂若为湛然之子。因此二家为原告，费隐为被告，掀起禅宗史上所谓甲乙两宗大哄。甲乙者，顺治十一、二年、甲午乙未也。而东皋本为洞上，又於顺治十一年戊戌，谒见觉浪道盛，已为临济所忌刻，《严统》之争，在当时知识界中颇不以为然。黄宗羲在《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中云：「两家是非不必为之辨。（《南雷文集》卷四）其《复钱牧斋书》云：「济曹门诤，不啻小儿儿戏。云云。(《灵峰宗论》五之二）。可见两宗之争，有损佛门和气，为当时学人所不直。陈垣先生有《清初僧诤记》一文，载在《辅仁杂志》九卷二期，记其事綦详，可参阅。顺治十六年原告觉浪道盛卒。十八年，被告费隐卒。《严统》之争，告一结束，但其不良影响却波及二十余年後东渡的东皋，给东皋身心上的打击甚大。

东皋在长崎弃舟登岸时，译官得知禅师不属临济黄檗。面有难色，既怕违反长崎奉行的法令，又怕临黄僧侣有异议。因说服东皋自承是黄檗一派，放弃曹洞。东皋坚持不许。译官以禅师不谙日语，即诳称东阜是黄檗派蒙混过关。禅师不懂日语，莫明其妙地闯过人境这一关。不料此事被日籍黄檗僧铁牛道机和中国禅师干凯性安（县瑞）抓着把柄，一再向长崎奉行告发，遂使东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惴惴不安。

千兽性安、俗姓陈，福州长乐人。生於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年），航渡长崎後，为崇福寺二世。後又禅万福寺六世。一七〇五年示寂。铁牛道机，日本石见州人，生於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年十九剃发受具。顺治十一年，费隐禅师法嗣隐元隆崎东渡来长崎。铁牛谒师於长崎崇福寺。十八年，隐元创莴福寺於宇治黄檗山，铁牛旁督诸事。康熙十四年，依木庵性瑶禅师之劝，举为江户白金瑞圣寺二世。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年）示寂。县瑞和铁牛是构陷东皋最坚决的中日二禅僧。东皋一再向他们表示友好，也无济於事。现钞录铁牛道机於康熙十八年末给东皋的一封信：《呈心越禅师书》如下，其咄咄逼人之势，可见一斑。

「菊月念日所赐教谕，腊月五日，灯下薰读，兼受唐扇绢画之惠。谢谢不既。承谕腊月中将登黄檗，祝我木师老人稀诞，又来东都而扣敝室，是虽雅情，不能领谢；吾国制法，素禁唐僧滥入东都。前年黄檗南源和尚适谒远勖独湛和尚，径来江城公议严辣，事酷涩滞。因之瑞圣海福二刹，共系官议。尔後法制，愈严重禁唐僧非有公许而来东都。公若来敝寺，则非但公系官议，瑞圣亦处同犯重禁之罪。况公是长崎住僧也，非有公事，官何以容许之乎—其或有事将非东都，长崎运使达之官府，亲得公许而後来此，庶几事无阻隔，不尔则恐不遂也。揆公未谙国法，徒动此念也。所以缕缕晓之而已。但希黄檗事毕，宜回东明镇重俟时，余不敢赘。」

铁牛道机复东皋之函，现藏茨城祗园寺。一九八二年茨城县历史馆举行「东皋心越文物展览」时，曾展出此函原件，读此信可见当时反对东皋的黄檗中日禅僧，其态度之坚决与夫不近人情。

一六八〇年即康熙十九年庚申、日本延实八年，东皋的处境日益艰难。他於正月从长崎来到大阪，是月下浣往山城州，谒梅峰禅师於兴圣寺、谒木庵禅师於黄檗山，东皋呈所撰《上黄檗木和尚书》，信中极力申辩自己的冤屈，恳求木和尚出面保全。看来当时形势，木和尚亦爱莫能助。木和尚者，木庵性蹈，俗姓吴，闽晋江人。亦费隐门弟子，康熙元年继隐元席，举黄檗二世，康熙二十三年示寂。是年五月，东皋回到长崎。五月十五日，东皋撰《日本来由两宗明辨》一文，「两宗」谓曹洞临济各禀领师承。「明辨」谓明其来历，辨别根由。东皋已意识到由县瑞和铁牛推动的构陷自己的形势已不可逆转，预撰《明辨》以申明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上木和尚书》和《明辨》这两篇重要文献的钞本，今藏日本水户彰考馆。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所料，是年七月四日，东皋在长崎被奉行拘留并投之狱中。东皋时年四十二岁。系狱中一年之後，水户藩德川光围援之以手，康熙二十年秋，东皋被释放。德川光圆迎禅师至江户，馆於小石川别邸，被礼作上宾。

前已述及十七世纪时中国禅僧应日本佛界之邀，东渡弘扬佛法的人数甚众。他们的东渡自然不能说舆国内形势毫无关系，然而究竟是佛门的缘法是主要导因。他们来到日本，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日本长崎崇福、兴福、福济三大寺的修建，就是明证。可是东皋和尚东渡的动机，舆上述高僧有明显的区别。应该说，东皋之东渡，本非弘扬佛法，也不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而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我们能够从以下的蛛丝马迹中寻绎东皋东渡的初衷。

首先应看到，东皋的东渡是在特别紧急情况下仓促成行的。他在《日本来由两宗明辨》文中写道：「山衲心越，因唐山明清剥复，天下大乱，兵戈未宁，欲觅避秦无地。偶有人为余言扶桑之请，故不揣愚昧，一时浪路而行。」此处东皋把东渡的缘由，写得吞吞吐吐，惟不言自明，他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成行的。所谓「浪跄而行」。可以想象其弃陆登舟时的狼狈相。只有在前无退路、後有追兵的紧急情况下，才会「浪跄而行」。东皋另有《东渡述志》诗，说得更加明白露骨，可为「浪跄而行」四字作注脚。诗曰：「畴昔渡海时，沿海系艨艟。苍生何颠沛，赤子尽飘蓬。涂毒劫民物，堪悲使祝融。楼台皆灰烬，城市成故宫。哀哉伤五内，涕泪悼无穷。故园非我有，身世一场空……。」这还可以说是，「田园寥落干戈後」的必然景象。但诗中接着说：「船中戎器少，饷供提来多。人人称将佐，威风怎奈何！……」这几句话可大有文章了。试为逐句诠释之。「船中戎器少」是说此船不是普通商舶，而是武装舰艇，不过武器不多。「饷供提来多」是「来提饷供多」句法的倒装。此船不仅可供巡逻，而且兼发粮饷，可见是一条有武器装备兼司供应的後勤舰艇。「人人称将佐」是说乘坐小艇的是许多互不隶属的指挥人员。「威风怎奈何」！这些特殊乘客惹不起还十分威风。再与东皋文中所说「浪跄而行」联系起来，请想一下，东皋离开中国大陆附舶东渡时是什麽一幅情景，所乘之船又是怎样一条船。可以肯定，东皋一夥人是在兵败无援狼狈逃窜的情况下离开大陆的。而所乘之船则是临时徵得的一条武装指挥船。此「不传之秘」，人们可以判断东皋曾经参加过浙东抗清义军的活动，是无庸置疑的。

再者，浙东抗清义军中，就有东皋和尚的家属成员他的胞兄蒋尚卿其人就是。一六八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东皋由江户赴长崎迎接其兄蒋尚卿和张斐的来到。其兄蒋尚卿的生平无考，但与张斐同来日本，其为抗清义军成员是肯定的。张斐是何许人，来日本干什麽？则有案可稽。张斐字非文，初名宗升，浙江余姚人。明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生。康熙二十五年张斐来日本，目的是「乞师」。明末志士到日本「乞师」，计十七次之多（或谓二十次），张斐是最後一次乞师的义士。他於日纪元贞享三年七月来到日本，求援於水户侯德川光圈，未获成功。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在所撰《日中文化交流史》书中著录此事。木宫曰：「明朝绍兴人张斐密拥明室一个後裔来到长崎。」所谓「明室一个後裔」，当然不是说蒋尚卿，也许是一位舆张、蒋同来日本名叫「穆迓居士」的人。荷兰高罗佩辑《东皋诗选》中有「穆迓居士舆家兄同舟抵崎，俄经半载有余，其叨庇之情，胜於至戚」之语。至於张非文，人们并不生疏，中日两国学人都有记述其生平事迹的文章。日本学者今关天彭著《明末潜渡日本之张非文》，载於《文史学研究所月刊》三卷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我国学者章炳麟著文介绍张斐遗著《莽苍园文稿》，兼叙其生平。为了解东皋曾经参加明末抗清义军活动造一重大史实，今节录张斐友人荀光衡（任）在《朱张二先生传》文中，有关张斐生平及乞师日本的经过如下：

「张斐字非文，号霞池。少好学，不治章句，卓肇有奇节。国难後慨慕鲁连，周流结客，自号客星山人。常愤禹域荡沦，口口仿扰，多结义士，以寓厥惽。然耻以儒自表，与侠客大铁椎之徒相善。初甲申变作……顷之，朱毓仁姚江至自日本，遇於吴兴…言水藩好士。斐大喜日：吾国之兴，必有藉於日本。今水户侯好义舍此安适乎！遂奋不辞家而航长崎。光围遣史臣大串元善见之。斐曰：放失之夫，非求用也。欲一谒尊侯而决心事耳。时幕府修文偃武，惮事远征，故再到长崎，卒不获命而去。……光圆贤而厚赐之，且赠以白银。遗著有诗、文、笔语，莽苍园文稿。後卒，不知所终（《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十二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