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间的信仰基础

清代民间的信仰基础
　　我有个朋友他喜欢研究佛教，并且颇有些心得。前几日他找我写个东西，想让我谈谈中国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演变。我对佛教一知半解，原要推却，但碍不过面子只好从命。但想来想去不知该怎么去写，迟迟不能动笔。将苦闷诉之于朋友，他才悲天悯人的说你随便写点吧，写你了解的或者你感兴趣的就行，他真是菩萨心肠啊。回来想想，干脆就从中国民间的信仰基础去谈点吧。
　　弘一大师曾著文不赞同将佛法视为宗教，认为“佛法是宇宙间一切奥秘的洞见，而宗教只是在常人中的形式。”然而在我看来，佛法的传播正是基于这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那么佛法又用什么方法进驻人心呢？当然我绝非质疑弘一大师的见解，且不去论弘一大师的本意，只从这个“形式”说开去，谈一点。
　　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自天竺传入，当时尤以南朝梁武帝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迅速的接纳并痴迷于此。不惜倾国之力大肆建造各种寺院僧庙，故留下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诗句。然而他们这些作为并非为真佛法，而是执著于表面，亦即“虚相”。不求真义与探求本相，这也是达摩祖师为何失望离去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此，佛法得以从最初的上层阶级的独好，转而流向民间成为普渡众生的底层阶级民众的精神指引或寄托。自达摩嵩山少室峰传二祖慧可始，以此为发端开创中国禅宗，并由六祖慧能于曹溪发扬光大，从此中国佛教便开始了其近千年的辉煌灿烂。
　　然而由南北朝至隋，再至唐的这段时期，佛法并未引起统治阶级足够的重视。唐初，秦王李世民与隋将王世充恶战遇险，传说少林武僧出手救援化解危机，之后世民登上皇位对此磨齿难忘，从此少林声名大振。这只不过是个传说，而且所谓的名声在外，在这里是指武功而非佛法。况且有唐一代尊道家为正宗，佛法仍只能是做陪衬。就连一向为老百姓所信奉的观世音菩萨，也要为避讳太宗之名而改称“观音”。唐之后的宋、元、明等时代，佛法今在民间流传，即令上层显贵有好者，也无非个人行为，影响力有限。
　　明末，白山黑水之地虎踞龙盘。谁也想不到一个最初全族老幼尚不足万人的少数民族女真，竟能与庞大的明王朝分庭抗礼甚至占据上风。其崛起速度之快，至今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众所周知，女真赖以称雄的资本来源于强大的军事实力。满洲八旗的虎狼之师奔突南北、叫嚣东西，杀戮与血腥成为“女真满万不可敌”的注脚。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以征战杀戮为自豪的民族，其上层统治阶级竟然信奉佛教！这让人费解吗？其实也很好理解。佛法教人行善积德、广施善事，十恶业中“杀生”位列首席，其对应的报应是“短命、多病”。历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万寿无疆”，然而过多的征战杀伐显然会使自己“遭报应”，生命长度将大打折扣。清太祖努尔哈赤靠十三副铠甲起兵，靠一部《三国演义》征战。谙熟《三国》的他，一定对诸葛亮七擒孟获返回蜀地时因觉自己杀业过重恐折寿命而在江边祭鬼的一幕记忆犹新。因此，颂经念佛替自己和子孙“消业”成了一种心理需要，久而久之，这个习惯就传承了下来。
　　顺治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南征缅甸追杀明王室后裔；西讨流寇张献忠；东扫两广驱逐福王，之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江南之地，更颁发剃法令。一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酿成数以万计的惨剧。一切的一切都只为“江山一统”。孝庄文皇后在紫禁城里恭奉佛像为前方征战的满洲子弟祈福，年幼的顺治更是在这种大环境里接受熏陶，直至最后抛弃皇位皈依佛门。如果说清初统治阶级的奉佛仅仅是为了心理上获得慰藉，那么到了康熙时代乃至往后的雍正、乾隆、嘉庆诸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无一不尊佛礼佛，就是出于有利统治的目的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态度使得佛教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极高地位。
　　清朝的统治者虽然来自关外少数民族，却具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和统治技巧。确切的说，佛教在清朝时并不能完全称之为“国教”，这是因为有清一代极为重视儒家。在清朝以孝治天下的基本信条下，儒家思想备受统治者重视。然而，在朝廷内部，由于统治阶级信奉佛教，从而使得上行下效，在官宦世家多数也是以儒治家，以佛修心。由于佛法中劝人向善的主旨与儒家“仁”的思想相契合，很符合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所以清朝实际上是一个儒佛并重的时期。这种指导思想在清朝历代统治者那里并非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而是切实的落实到行动中，这也是为何清代会有“永不加赋”的圣旨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廷的这种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初满汉民族矛盾，扭转了民众对于政府的敌视态度。
　　然而，纵使统治阶级施以何种恩惠政策，其本质并未能得到根本改变——一切服从于统治阶级利益。任何有悖于这个前提的事情都会遭到无情的打压。自康熙平灭三藩之乱到乾隆禅位这一百余年间，佛教已深入千家万户，甚至成为一种民俗。在封建时代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佛教中关于“极乐世界”的描绘，无疑让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找到了心灵的依托。而儒家思想中“安于天命”的说教，更让他们相信今生的辛苦劳作与种种不幸都是“命中注定”，唯一能做的除了承受就是供佛、礼佛、崇佛，寄希望于“修来世”。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作祟，才使得佛教轮回转世的传说得以根深蒂固的种植在国人的心头，挥之不去。这种看似愚昧的做法在17、18世纪的中国可谓普遍现象，其强大的生存力令人难以想象，任何试图改变它的力量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从未有过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始于咸丰元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运动。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是非功过在此不作任何多余的评价，国内外众多学者参研、投身于此，相信早晚会有公论。我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谈谈我对太平天国最终失利的看法。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创始人洪秀全是靠“拜上帝会”起家的，这个所谓的“拜上帝会”（“拜上帝教”）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变异。那么为什么洪秀全凭借一个变异的“异教”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能令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蜂拥追随呢？这里有个历史机缘的问题。在具体分析他的原因之前我先就洪秀全个人的前史作一粗述：洪秀全并非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是一个叱垞风云高瞻远瞩的英雄，他早年是十分醉心于考取功名的。然而可惜的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位洪先生屡考不中，这个不中不是说中不了进士，实际上哪怕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从未光临过他，这让满心壮志的洪秀全倍感失意。在一次落魄广州时，他无意中在书摊上买到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没想到书中关于上帝与天国的描绘，让一度心灰意冷的洪秀全一下子振作起来。他突发奇想，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甚至认为自己屡考不中是上帝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他命中注定应该是“黄袍加身”的人，又岂能成为清廷所赏给的“秀才”呢？于是，他便找来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开始了他的“伟大计划”。
　　从上述行为中不难看出，洪秀全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有点“狂想症”的底层失意者。然而当所谓的历史机缘在这时恰好给他敞开一道缝隙时，他没有浪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已经从广州来到了广西金田村，在那里早已云集了太平天国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十年前中英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国对外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从而背上沉重的赔款包袱，而为了还请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将这一重担转移给底层百姓。加上1840——1850年代，是全球白银短缺的时代，底层阶级民众们原本沉重的生活负担因此而变本加厉（清代赋税全部以白银交付，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使用铜钱，而白银短缺后与铜钱比价上升，负担自然加重）。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偏远地区的广西就要比内陆地区的老百姓更加水深火热。而地方官员不加节制的横征暴敛也使得当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降至历史的最低点，民众反清情绪开始抬头。洪秀全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秘密的传教。其教义中关于“土地均分”与“太平天国”的美好描绘让众多已经对清廷丧失信心的民众群起响应，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数万之众，其扩张速度之快耸人听闻。由于清廷地方官员的贪酷导致清廷所尊奉的佛教与儒家的思想控制力在这时已经出现了坍塌的迹象，于是当洪秀全挟天父、天兄护佑万民并指引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雷霆之势杀到时，民众心里数代人积累起来的“佛祖”与“圣人”的地位终于被“上帝”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