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顿北渐公案看祖师禅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衰微零落，几乎至于灭绝。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它的伟大势力的只有禅宗。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传承连绵以至于今日。我们推崇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拼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于岭南一带，北宗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声名盖国，势焰熏天，若不是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和尚出来，南宗实难有出头之日。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对神会仅有些微薄淡漠的印象。由于胡适先生，从敦煌写本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禅宗史料，才使我们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对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古德，自然由衷地产生一种景仰的敬意。可在这景仰的同时，回顾隋唐以后禅宗史，却又触引起我一种特殊的感想。有人会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主以慧摄定。这是始于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于是，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旨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鹜空谈立办，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乃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没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侈谈已经“见性”。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近代中国的僧侣，很多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一般具缚凡夫，惑业深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难以显露，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著。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用“本来无一物”的偈子战胜了神秀禅师，于是，五祖的衣体，不传于大众推崇的神秀上座，而传于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但慧能禅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的偈子。换言之，就是说要先有神秀的境界，才可以进入慧能的境界。可惜后来的人，只看到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神会为了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基拆去，使后来一般学者，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基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哀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当然，这也与后来的学者没有深切地体会到神会的苦心不无关系。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对某些方便法门有些偏赞之处。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大乘的“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尝抹煞“毕竟空”，不过有所侧重罢了。后来的人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拒斥不纳。以致于在佛教里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绝非当初那些菩萨的本怀。神会造成这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也不失为一种方便。后来一般学者不善于学，囿于偏执，不能圆融，故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

　　其实，主张南顿与北渐圆融一致的，历史上早有其人。石头希迁和尚在其所著《参同契》中，已经喊出了“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其后宗密就是在神会和尚为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之后，站出来主张南北调和的突出代表。胡适先生《荷泽大师神会传》（因神会住荷泽寺，故后世以荷泽称之，其宗派亦被称为荷泽宗）说：

　　宗密自称是荷泽法嗣，但他对于神会的教义统统感觉一种呐呐说不出的不满足。他在《师资承袭图》里也说：“荷泽宗者，尤难言述。”……宗密在《（圆觉经）大疏抄》里，态度更明白了，他说顿悟是不够的，顿悟之后仍须渐修，这便是革命之后的调和论了……宗密诸人，不知道这种解放的本身便是积极的贡献，却去胡乱寻求别种“荷泽深意”，所以大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学术文存·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346～347页。】。

　　细读宗密原著，觉得“大错”的似不是宗密，倒是胡适先生了。因为，宗密主张“顿悟之后仍须渐修”，恰恰是把立于塔尖上的人与下面的塔身统一起来，“调和”起来，并非把二者截然分开，这何错之有？顿悟与渐修是体与用的统一。这是宗密调和南北之争的一个根本立足点。神会鉴于当时渐教大行的情形，作为对治的方便，而强调“无念”为宗，但并非以此排斥他宗。宗密强调禅教的圆融统一，认为圆融则皆是，执一不通则皆非。这种辩证思维，体现了体与用、悟与修、定与慧、知与行的圆融统一，避免了执著一边的主观片面性。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里，开宗明义即指明达摩所传之禅体现了佛说顿渐之教、禅之顿渐二门完全一致的精神，而当时讲说之人，或偏于彰显渐修，或偏于传播顿宗，造成“禅”与“讲”的对立。他主张顿悟资于渐修，其会通南北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宗密以佛教真空妙有相圆融、同证无生法忍作为禅宗南北之争的最终归宿：“真空者，是不违有之空也。……妙有者，是不违空之有也。虽各述一义，而举体圆具，故无违也。”他期望后学克服偏执一边的局限性，以慈悲为怀，融通诸宗，十分感慨地说：“哀哉！此方两宗后学经论之者，相非相斥，不异仇雠，何时得证无生法忍？今顿渐禅者亦复如是，努力通鉴，勿偏局也！”【《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大正藏》卷四八，404b。】

　　在顿悟、渐修圆融统一的基础上，宗密更侧重渐修，以此作为修道、得道的下手功夫。他指出，要像六祖所说的那样，“无一切心”，没有长期的渐修是不可能的。能够不断地除去旧习气，无打骂仇恨他人之心，无营求令得之心，无嫉妒求胜心，无忧饥冻心，无恐人轻贱心，“损之又损”，这就是修道；能够做到对违境、顺境都无贪嗔爱恶之情，于一切都无所住而生其心，即是得道。宗密之所以强调渐修，完全是针对众生罪业深重、习气难除而施设的，目的是使人心净化，使众生从根本上求得解脱。

　　总之，宗密对禅宗南北、顿渐之争的调和，其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主张教有顿渐，人的根机有上中下之别；佛教的根本教义是不变的，而弘法的手段是随缘而变化的；顿悟离不开渐修，渐修才能达到顿悟；“先哲后俊各有所长，古圣今贤各有所利”【《禅源诸诠集集都序》卷二之下，《大正藏》卷四八，412c。】；必须存其法，去其偏颇，以人就法，而不是以法就人。这些对于正确处理佛教（含禅宗）各派的争端，更全面地把握佛法的真谛，更好地接引不同根机的众生，使之走上解脱之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佛教至今并没有衰亡，仍有其存在、发展的价值的话，那么，其中也就有宗密会通佛教各宗，扬长避短，发挥其综合优势的一分功劳。裴休《禅源诸诠集都序叙》说：“圭师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噎尽除；顺佛心而横亘大悲，穷劫蒙益”，称赞他不愧为“会教之人”，“毕一代时教之能事”【《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大正藏》卷五一，306c～307a。】，充分肯定宗密会通佛教各宗，调和佛教各宗，调和禅宗南北之争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其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今天看来，也是至当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