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郡王颇罗鼐敬献给雍和宫的两尊佛像

雍和宫是清代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原为雍正皇帝的潜邸，乾隆九年(1744年)正式改为喇嘛庙。雍和宫改庙的第二年，时为西藏郡王的颇罗鼐特地从西藏给雍和宫敬献了两尊精美佛像，以示祝驾，一尊为释迦牟尼佛说法像，一尊为观音菩萨像。这两尊佛像经历了250余年苍桑，现在仍完好地供奉在雍和宫内，它们以重要的宗教历史和艺术价值受到了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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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释迦牟尼佛说法像供奉于雍和宫第二进大殿——法轮殿正中的宗巴大师像前(图1)，黄铜铸造，高62cm。此像结跏趺端坐，双手置胸前结说法印，头饰螺发，顶有高肉髻，肉髻上又饰摩尼宝珠。面形圆鼓，鼻直口正，双眉上挑，双目炯炯有神，神态庄肃。大耳齐垂至肩。躯体浑厚，双肩圆润，胸部高挺。身着袒右肩袈裟，衣纹呈波谷状，为印度笈多艺术形式，手法非常细腻。领口出现了一些折角式衣纹，形同花边，颇有装饰性。整躯造型端庄，气势恢宏，充分表现了释迦牟尼佛说法度众生的超然气质和风范。

　　这尊造像下面和身后还分别配备了做工精致的台座和背光。台座由两个束腰形须弥座上下相叠构成。上面须弥座为铜质，束腰正面雕饰双狮和做出托举状的金刚力士(鸠磐陀)，座的底边上刻有一行藏文题记。下面须弥座由楠木制成，呈多角叠涩形式，束腰上也刻有狮象等装饰图案。楠木须弥座比上面的铜座明显要宽大，因此整体看起来既稳重又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佛身后的背光也由楠木制成，造型高大，形制为舟形。背光上的雕饰极为繁缛，它的外缘高浮雕云朵状的火焰纹，背光内缘的顶部和左右两边刻七佛像。七佛像皆坐在莲花上，虽然只有七尊佛，但它其实代表的是千佛，寓意“一佛出世，千佛护佑”。背光上的雕工都采用高浮雕，工艺精细，立体感颇强。在背光和台座的衬托和装饰下，主尊庄严神圣的宗教气质更加完美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尊佛像的背光后还有用4种文字书写的题记。从左至右分别为满、蒙、藏、汉4种文字，皆竖行书写。题记内容为造像来源、名称、供奉时间和地点等。现将汉文题记抄录如下：

　　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特指命西藏郡王颇罗鼐将有大利益佛像请至京城供奉，颇罗鼐随与达赖喇嘛共同阅定交钦差副都统索拜，恭请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宫。此像为释迦牟尼佛在西域文严城室罗筏城灵鹫山处转法轮之像。源流经云：凡供此佛之处，法教大兴。又有御制诗赞曰：佛身普通诸大会，充满法界无穷尽；为救世间而献身，究竟本无身可献。如妙莲花出诸水，水与莲花无二性；是则名为转法轮，西天东土何分别。

　　由题记可知，这尊造像是由西藏君王颇罗鼐于乾隆十年进献给雍和宫的，它的铸造时间我们由此也大致可以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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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像现供奉于雍和宫第二进大殿——雍和殿，也是乾隆九年由西藏郡王颇罗鼐敬献给雍和宫的(图2)。此像由名贵的白檀木精雕而成，连座高110cm。观音头戴三叶冠，正中冠叶较高，顶盘大发髻。面相庄严，神态慈和。大耳下垂有耳饰。宽肩，上身袒露，下身着印度式僧裙。僧裙很特别，左短右长，两腿间垂下折角状的裙边。臀部又斜缠一条带子。僧裙紧贴身体，大腿的轮廓清晰地显露出来。僧裙的形式与衣纹表现手法都是7-9世纪印度流行的风格。躯体略呈三折枝式站立，足下有一圆形覆莲座，右手下垂，结施与印，左手放于大腿处(应该执一莲茎)，姿态生动自然。

　　此像也配有雕工精致的须弥台座和背光，皆由楠木制成。须弥座为方形束腰形式，束腰上下分别饰有仰覆莲花瓣。背光呈舟形，造型非常高大。高110cm，宽40cm。其形制明显是从早期印度和尼泊尔造像上的马蹄形背光演变而来。背光外缘也刻有火焰纹，但比较细小，背光上自上而下刻“六纅具”，这是藏传佛教佛龛龛楣上常见的一组装饰题材。其中，顶部刻大鹏金翅鸟，自顶部而下两边对称刻龙女、摩羯鱼、童子骑飞马、狮、象，皆为高浮雕，雕工十分精细。这尊像的背光后也书写了四体文题记，亦为竖格书写，自左至右依次为满、蒙、藏、汉4种文字。其中汉文题款为：

　　西藏郡王颇罗鼐恭庆

　　曼殊室利大皇帝为众生安逸大兴黄教建立新庙，敬进白檀庄严利益罗吉硕哩佛交来使囊素开津品尔——于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京具奏旨供奉于雍和宫，番称鉴赖滋克，蒙古称尼泊尔悟哲克齐，华称观音菩萨。〖HT5”，5SS〗

　　可见，这尊观音像也是西藏郡王颇罗鼐敬献给雍和宫的，不过敬献的时间比上一尊释迦牟尼佛说法像要晚6个月。

　　二

　　这两尊佛像不仅以造型完美、工艺精细而引人注目，而且它们的独特风格更加值得注意，因为这两尊佛像的风格都属于仿古风格，反映了清代西藏佛像艺术仿古风格流行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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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说法像所仿的是早期克什米尔风格。克什米尔，古称宾、迦湿弥罗，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它的记载颇多。它位于喜玛拉雅山西面，东临我国的新疆、西藏，南面是印度，西北与巴基斯坦接壤，连接着中亚、南亚和东亚广大的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古代历史上，它凭着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东方和西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巴次大陆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交流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同时也得以不断地吸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并将它们溶为一炉，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区复合型的文化艺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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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什米尔有着悠久的佛教和佛教雕塑艺术历史。就佛像艺术而言，克什米尔早期主要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大约到七、八世纪时开始形成本地区风格。西藏16世纪著名佛教史学者多罗那他(1575——1634年)在其所著《印度佛教史》中说：“迦湿弥罗过去继轨中部和西方旧派，后来诃须罗创立绘画浮雕二者的新风格，现在称为迦湿弥罗式。”由于受传统艺术和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该地佛像艺术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复合形式，有犍陀罗艺术的遗风，有笈多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有中亚波斯萨珊文化的印痕，还有本地区特有的工艺技术的影响，这些文化艺术因素共同构成了该地独特的佛像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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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存的早期克什米尔佛像遗存来看，像雍和宫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像这种造型的佛像大约有十余尊，说明当时这种佛像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造像题材和样式。同早期原作相比，雍和宫这种佛像在整体造型、大小规格和局部表现上基本与早期造像相仿。但是通过仔细比较分析，仿作和原作还是有区别的。归纳一下大约有五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现在佛像头部。早期佛像头顶较圆，肉髻呈球状，螺发不太清晰，有明显的打磨痕迹，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造像遗风；而这尊仿品头部比较宽平，肉髻呈半球状，肉髻上还嵌有圆形宝珠，螺发非常清晰，完全是明清佛像的形式和做法。二是体现在面部。早期佛像面形圆鼓，颇有肌肉感，鼻梁扁平，双目低垂，神态生动而典雅；但仿作面部就比较刻板，鼻梁高挺，双目平直，缺乏个性化特点。三是体现在衣纹上。原作与仿制品都身着袒右肩袈裟，衣纹呈波谷状，领口皆有装饰性极强的花边，但早期佛像衣纹不甚明显，时隐时现，显得十分自然，而仿制品的衣纹则非常清晰，分布也十分均匀，完全趋向程式化。四是体现在台座上。台座的造型及装饰题材原作与仿作基本相同，但原作整体造型及力大士、狮子的雕刻等都非常自然生动，风格古朴，而仿作明显显得僵板、生硬，缺乏生机。五是体现在铜质及工艺上。原作与仿作都用黄铜铸造，但原作与仿作所用黄铜还是有所区别，原作黄铜为铜锌合金，应为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偷石；仿作黄铜合金中可能掺与了较多的铅。因为用材合金成分不同，原作一般体量较轻，而仿作一般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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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承德外八庙管理处也各收藏有一尊与雍和宫这尊释迦牟尼佛说法像造型风格完全相同的佛像。两尊佛像台座上都刻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题款，说明两尊造像皆出自清宫造办处无疑。

　　三叶冠观音菩萨像也是一尊典型的仿古之作，所仿原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东印度，从7世纪到12世纪，这种造型的观音像在东印度一直是十分流行的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东印度同时，这种观音像在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也很流行，其风格虽略有变化，但造型样式基本一致。在印度、尼泊尔和西藏三地流行的三叶冠观音站像中，最为流行、样式最为稳定、标准的当推流行于尼泊尔的观音像。尼泊尔的观音像姿态舒展，身躯高挑，与清代西藏所仿观音像也最为相似。因此，与其说雍和宫这尊檀香木观音像仿自东印度，不如说直接源于尼泊尔的7-12世纪流行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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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是同时毗邻印度和我国西藏的一个高山王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佛教艺术传统，在古代，它不仅为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且作为一个自己有着雕塑传统的国家，它在印度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地融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雕塑技艺，创作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大量优秀的佛教艺术作品，他们的工匠和艺术作品在历史上对我国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大大地超过印度对我国的影响；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已处于沉寂状态，而尼泊尔艺术在我国西部、西北及北京等地区却表现得异常活跃。因此，对于尼泊尔艺术，我们是不可以低估的。从国内外各公私博物馆收藏的尼泊尔早期佛像看，三叶冠观音菩萨站像比较多见。无独有偶的是，在北京故宫雨花阁也供有一尊西藏造白檀木三叶冠观音菩萨像。此像供在雨花阁一层东面的上乐金刚坛城前，高93cm，是清宫中最大的檀香木观音像。此像头戴三叶冠，脖子上挂珊瑚串珠，衣裙上缀满串珠璎络和画珐琅佛像饰件，背光形式及上面的雕饰与雍和宫观音像相同，背光后也书写了汉、满、蒙、藏四体铭记。其中汉文为：“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旨供奉番造白檀香自在观音”。从铭文看，它也是由西藏进献的，不过进献时间比雍和宫的观音像晚了7年。

　　事实证明，三叶冠观音菩萨像也是清代西藏佛教造像中一种十分流行的仿古题材。除了上面我们已知的雍和宫和故宫两例木雕观音像外，现存各地的西藏铜造像中，这种题材和样式的造像也非常多见，我们就不举例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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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尊造像背光后题记中提到的颇罗鼐这个人物。颇罗鼐是当时统领西藏军政大权的西藏郡王，这两尊佛像都是在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时由颇罗鼐从远在万里之遥的西藏送到雍和宫供奉的。由此可见，这两尊造像的历史价值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它的历史价值我们从颇罗鼐这个人物的事迹中可以得到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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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罗鼐全名颇罗鼐·索纳多吉(1689——1747年)，18世纪西藏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原为西藏行政首领拉藏汗手下一名军官。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侵扰西藏，颇罗鼐率军奋力抵抗，因寡不敌众，被准噶尔军监禁。获释后，他暗中聚集力量，后来在配合清军反击准噶尔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康熙六十年(1721年)，受封为一等台吉。雍正元年(1723年)，升任噶伦。雍正六年(公元1728)，阿尔布巴发动内乱，首席噶伦康济鼐被杀，西藏政局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从雍正五年(1727年)的一封驻藏大臣奏折中可见当时西藏政局之一斑：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副都统宗室鄂齐奏：臣至西藏审视情形，首领办事之人互相不睦。达赖喇嘛之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文索诺木达尔扎之处，康济鼐为人甚好，但恃伊功绩轻视众噶伦，为众所恨。阿尔布巴禀性阴险，行事异于康济鼐，而索诺木达尔扎(即达赖喇嘛之父)因娶隆布鼐二女，三人和为一党，若挑唆达赖喇嘛和康济鼐不睦，必至争竞生事，再，噶伦甚多，反增烦忧。②

　　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颇罗鼐坚定地支持康济鼐。他一面在后藏聚集人马准备反击，同时奏报清朝中央政府：“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会同前藏头目于六月十八日将康济鼐杀害，臣即收聚后藏军兵防守驻扎。阿尔布巴等复发兵来侵，被臣杀伤无算。今臣带领兵众剿扑阿尔布巴等。伏祈皇上速遣官兵进藏，剿天逆魁，以安西藏。”③结果颇罗鼐率军攻克了拉萨，擒获了阿尔布巴，取得了平叛的胜利。在众人劝说将阿尔布巴杀掉之时，他断然做出等清朝大皇帝来处置的决定。这次成功平息阿尔布巴事件不仅充分表现了颇罗鼐处乱不惊，足智多谋的胆识与谋略，更显示了他申明大义，维护西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远见卓识。

　　颇罗鼐因在平定西藏噶伦内乱时功绩卓著，深得清廷信任，不久清廷便将管理西藏地方的大权交给了他。当时的西藏社会，因连年战乱，已是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为此，颇罗鼐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他宣布免除过去的一切征税；其次，重视宗教文化方面的重建工作，他先后主持雕刻了全套《甘珠尔》，修缮了拉萨大昭寺、小昭寺；新建了很多佛塔，铸造无数的佛像。这些改革措施使整个西藏社会很快达到了人心稳定，经济繁荣。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鉴于西藏形势好转，雍正皇帝派军护送因噶伦内乱后驻锡噶大惠远庙的第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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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方面，他要求清朝中央政府削减在西藏的驻兵，一为减少皇库支付；二为减轻西藏老百姓的负担。雍正皇帝颁赐诏书：“贝勒颇罗鼐输诚效力，唐古特之兵亦较前气壮， 今北京极多兵力驻扎拉萨，未见多用。因此留兵500名，两名官员，另两名官员等返回。”④清朝原来在西藏的驻兵为2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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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外关系方面，他缓解了与边界不丹的紧张关系。他用兵调停不丹内乱，使不丹“派使臣向文殊怙主世间主人大皇帝和吉祥大地之自在主人大法王(颇罗鼐)进贡呈书”，⑤从而建立了不丹向清朝皇帝和西藏地方政府逢年进贡的制度。

　　颇罗鼐在西藏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给西藏社会带来了繁荣和稳定，他本人也因此赢得清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和支持，颇罗鼐先后被封为贝子、贝勒、多罗贝勒，乾隆四年(1739年)，被封为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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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罗鼐掌管西藏地方政务前后达19年之久。他执政期间，不仅促进了西藏社会的安定、生产繁荣，更加强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开创了驻藏大臣会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新时期。在西藏社会繁荣稳定的时期，颇罗鼐从遥远的西藏送佛像到雍和宫供奉，恭贺，正表现了他长期以来忠于朝廷，顾全大局的一片忠心，反映了清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亲密的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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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雍和宫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像和三叶冠观音菩萨像，都是清代西藏地区制作的精美的佛教艺术作品。虽然这两尊造像不过是清代西藏佛教造像艺术中比较流行的两种仿古样式和题材中的两件实例，但是它们却有着一般仿古作品不具备的优胜特点和文物价值：它们做工精细，形象生动，风格鲜明，是清代西藏同类题材和风格中最为突出的两尊造像；它们都带有确切的制作年代标记，这种年代标记对我们研究清代西藏佛像艺术仿古风气的形成与发展，鉴定同类仿古题材和样式造像的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们都是由当时统领西藏军政大权的西藏郡王颇罗鼐从远在万里之遥的西藏送到雍和宫供奉的，它反映了清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亲密的关系。另外，这两尊佛像都是在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时送到雍和宫的，是雍和宫由雍正潜邸改为喇嘛庙的重要历史见证。

　　①张建木：《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协会编印，1983年。
　　②③《清实录》卷52《世宗宪皇帝实录》。
　　④多卡夏仲·次仁望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1页。
　　⑤《颇罗鼐传》第756页。

　　(作者为雍和宫研究室研究人员和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