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钟与永乐皇帝的佛教情结

　　永乐大钟与永乐皇帝的佛教情结
　　张 敏

　　永乐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继太祖之后又一位英武而颇有作为的皇帝。同时，他还是一位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帝王，其在位期间赦令铸造的永乐大钟历经五百年至今风采依存，无论从其体量之巨、铸造之精还是铭文之多，都堪称世界佛钟的典范。永乐皇帝亲令赦造的这口大钟实与他浓重的佛教情结密不可分。本文欲就引发永乐皇帝佛教情结的诸多因素，永乐皇帝热衷佛教的各种表现以及这种佛教情结于其王朝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阐明专制集权政权的统治者对佛教的认知取舍所采取的实际主义的态度。不妥之处，敬请指教。一、明成祖朱棣的佛教情缘不是凭空而结的，基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影响，既定佛教政策的成规以及自身的经历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成祖朱棣作为明太祖朱元璋众多子女中比较出色的一位深得太祖器重，而朱元璋与佛教关系之密切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佛教的认识与态度对朱棣的成长及一生的活动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明确指出：“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以儒家学说为经世治国之本，对于为中国之君者几乎毋庸置疑，而明太祖朱元璋作为起自社会下层，对宗教思想在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群众中所具有的渗透力有深刻了解的帝王，则更加注重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并且大力宣扬儒释的一致性，他这样阐述：“夫三教之说，自汉历宋至今，人皆称之。……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但他作为一个尘世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利用儒学和佛道的教义，只能是从“助王纲”这点出发，所以他认为过分崇尚佛道易使“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反之“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所以他一面说“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释道“非帝者证果之场。若不解而至此，靡费黔黎，政务日杜，市衢嗷嗷，则天高听卑，祸将不远，豪杰生焉。”同时他又再三举引“阴翊王度”这句柳宗元的名言，表示对佛教这种作用的认可。对朱元璋佛教见解颇有影响的大学士宋濂认 为佛教“历陈因果轮回之说，使暴强闻之，赤颈汗背，逡巡畏缩，虽蝼蚁不敢践履，岂不有补治化之不足?”朱元璋当然欣然接受，认为若能如此“谈因缘化愚，启聪愚为善于反掌之间，虽有国法何制乎?缧绁刑具亦何以施?岂不合乎柳生之言?阴翊王度，岂小小哉!”。由此可见，“阴翊王度，暗助王纲”是朱元璋对待佛教及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对于从小生活在朱元璋身边，且颇有些雄才大略又足智多谋的朱棣来说，秉承其父的这种思想是很自然的。成祖继位后，他所明确宣布的“朕用儒道治天下”，“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但在提及佛教时，也念念不忘“阴翊王度”之辞，这同其父亲的观点同出一辙，可见明太祖朱元璋之于佛教的态度对永乐皇帝影响之深。而且事实也确实证明，就利用佛教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这一点来说，明成祖确实不失为明太祖的一位肖子。第二，在明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里，针对佛教颁赦过许多相关政令，形成一套较完备的佛教政策，成为以后明朝各代佛教政策的成规，这在某种意义上框定了永乐皇帝之于佛教的关联。
　　首先，建立健全僧官体系。朱元璋解释说：“夫僧者，立身于物表以化人，初不可烦以官守也。然而聚庐以居，合众而食，钱谷有出纳，簿籍有勾稽，不有所司，何以能治?故历代不废。”所以赦令“稽宋制，设置僧道衙门，以掌其事。”这表明明太祖将僧伽管理纳入了世俗官僚化管理的方式中，僧官也成为文武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序列，这是将佛国天堂拉到世间的组织保障。同时，由朝廷干预，将佛教寺院明令划归禅讲教三类，并在此意义上相应界划僧伽组织机构。从而将佛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通过禅讲教的界划进行强化，说明其佛教政策功能化的特点，这是使佛教能服务于王朝统治的制度保障。另外，约法僧人的行为规范，使僧伽的形象依据世俗的道德标准及在统治者立场上所持的道德规范原则而进行整肃。从而使僧人这一佛教文化传播的媒体与载体更快更方便地为世俗所认可，这是使佛教在王权统治中发挥作用的最直接的人员保障。如此完备的佛教政策为永乐皇帝利用佛教进行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且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现实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更会令永乐皇帝倍受鼓舞，证明了他的佛教情结颇有现实意义。第三，在朱棣由一藩王而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中，他的重要谋士僧人姚广孝是出了大力的。这也促就了永乐皇帝的佛教情缘。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姚广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洪武中……太祖选高僧侍诸王，……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明太祖绝对想不到，燕王朱棣恰是在和尚的怂恿鼓动 下造反，这实在有违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以“诵经荐福”的初衷。“及太祖崩，惠帝立，……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道衍练兵后苑中，……日夜铸军器。”“及燕王举兵，初战不利，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趋之。 二、永乐皇帝热衷佛教，比较突出的表现则有序佛经、作佛曲、撰僧传等。而就工程之大、影响之深、传世之久而言，永乐大钟的铸制当属比较显赫的了。永乐年间，“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南京赦建报恩寺，役囚万人。”凡此种种，都反映出成祖对阐扬佛教的热衷。永乐十八(1420)年四月十七日，他为《法华经》“御制”了一篇序文，题为《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在这篇经序中，他对《法华》，对佛教大加颂扬，称赞其“此诚济海之津梁，而烛幽之慧炬也。”并且象儒家讲“文以载道”一样，成祖肯定经以载道，所以他说：“道非经无以寓，法非经无以传，缘经以求法，缘法以悟道，方识是经之旨，清净微妙第一希有，遵之者则身臻康泰，诸种善根，圆满具足。……虽然善恶两途，由人所趋，为善获吉，为恶获凶，幽明果报，不爽锱铢。观于是经者，尚戒之哉!尚勉之哉!”成祖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余作经序，无非是为了宣扬“不爽锱铢”的善恶因果报应，以使人们知所趋、知所避，这仍然是用佛教来“阴翊王度”以“善世”。不过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话由一位皇帝说出来，其分量谁都知道，比普通的“劝善”不知要重多少倍，因为真能实施报应的连成祖自己也非常清楚，不是上天，不是佛祖，正是他自己。《明史·艺文志三》还著录有成祖“御制”的《诸佛名称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成祖还撰有《神僧传》九卷。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初六日，他“御制”了一篇《神僧传序》，对于“神僧”的意义以及他撰写《神僧传》的用意都作了说明，序文如下： “神僧者，神化万变，而超乎其类者也。然皆有《传》散见经典，观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遍，是以世多不能尽知，而亦莫穷其神也，故间癑阅，采辑其《传》，总为九卷，使观者不必用力于搜求，一览而尽得之，如入宝藏而众美毕举。遂用刻梓以传，昭著其迹于天地间，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为神者有可征矣。用书此于编者，概见其大意云尔。” 明成祖为僧人广立传记，反映出作者同佛教关系的密切程度，当然这也是出于安抚人心，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他撰经序也好，编僧传、佛名经也好，实在不是在为佛门作功德(作为一生儒染于佛教的人，他未必没有这种想法)，而是用另一种语言来宣扬世俗的政治教化。谈到明成祖热衷佛教，永乐大钟的铸制是需要重书一笔的。这口高悬于北京西郊觉生寺(俗称大钟寺)，铸造于永乐年间的铜制大钟，重约46.5吨，钟身内外，铸有各种佛教经咒近百种，共约23万余字，其中主要部位铸有《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之所以铸此《名经》，最明显的用意是对世人劝善规过，这在其《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后序》中可以看出：“……朕主宰天下，轸念群生，弘体慈悲，发欢喜心，间取诸佛如来、菩萨、尊者名号，著为歌曲，广布流通，俾从受持讽诵，积善修因，以共成佛果，日臻快乐，此朕一视同仁之盛心也。然所著歌曲，无虑千百亿佛，无一字而非真言，无一语而非至善，如布帛菽粟之济人利世，不可一日而无者。”既然这些佛如来名称如“布帛菽粟”那样“不可一日而无”，将这些名号铸于钟上，“每击，八十一卷三十二分，字字皆声，粟是一击，竟华严一转，般若一转矣。内典云：人间钟鸣未歇际，地狱众生刑具暂脱此间也。”以钟为载体，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对于随时随地宣扬善恶因果的永乐皇帝来说，实在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在说清了以上种种主客观缘由之后我们不难看出，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铸此大钟，其用意决不仅止于单纯对佛法的弘扬，这也不符合永乐皇帝对于佛教的一贯态度。更深一层的用意则是通过这口大钟的铸造向世人表明，因“靖难”而攫取帝位的朱棣，是得到“诸佛”庇佑的。正如他在《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御制感应序》中所说“……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务。凡有所出，一出于至诚，是以佛经所至，屡获感通。”这一方面为自己通过战争杀戮从侄子手中夺取帝位的不正当手段找到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借口，同时又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位谦恭赤诚，呕心沥血的仁义之君的形象，以掩盖其“当年燕飞啄孺子，南兵百万为沙虫”的凶煞之气。所以永乐皇帝赦令铸制的这口永乐大钟在单纯的佛门梵钟意义之外，更被赋与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就像佛教随着政治统治者操作利用手段越发娴熟而日益成为政权运行中的工具，越发成为政权的附属一样，永乐大钟是永乐皇帝利用佛教“阴翊王度，暗助王纲”的一颗砝码。 三、永乐皇帝的佛教情结在他实施统治的过程中成为其政策的有力补充。  民间自宋元以来有“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惑，有沦肌冶髓，牢不可解者” 

　　而且佛教之于其它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佛教中佛和菩萨虽然是崇拜对象，但不是主宰宇宙的神，不同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不会发怒，不审判众生，不会因人们触犯了他而把人送进地狱。人们服从佛的说教，并不是服从于一种权力，一种限制，而是服从于他自己的本性。”〖HT6”，6SS〗B20〖HT5”，5SS〗这对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颇具吸引力。当人们执着地追求幸福，以佛教所描述的美好的彼岸世界作为心灵慰藉的时候，现实社会的不完美则成为一个过渡，一种充满希望的等待，从而协调了专制与被专制的不平衡，这对于王者而言无异于一条统治的捷径，所以对于统治者，佛教也就从最初的单纯祈福的手段，太平吉祥的象征，逐渐发展成为争取人才的途径，而终至于自觉地将佛教作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让人们在对佛的愉快的信任中完成对那些“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HT6”，6SS〗B21〖HT5”，5SS〗的“天子”国王们的绝对服从。
　　在永乐皇帝的统治中，利用佛教更为突出的体现则是对藏族僧侣官员的封赐。《明史·西域传三》记载：“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而“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所以洪武年间，曾先后封前
　　元摄帝师喃迦巴藏卜等四五人为“国师”、“大国师”。到成祖时，则“兼崇其教，自阐化(赞善、护教、阐教、辅教)等五王及(大宝、大乘)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阐师、僧官不可悉数”。〖HT6”，6SS〗B22〖HT5”，5SS〗僧人封王是史无前例的。永乐年间，不仅受封藏僧的人数远远超过洪武时，而且封予的职位也远远高过洪武年间。可见，在利用佛教作筹码以换取江山的巩固上，永乐皇帝比起他的父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对于明初封赐僧侣官员的用意和目的在《明史·西域传三》中有如下叙述：“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一总结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明代对于藏族地区所采取的“御边”政策的目的与手段，也体现出佛教对于专制统治的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永乐皇帝对于佛教的热心护持，到头来仍是出于为其王朝统治服务的功利目的。佛教的利益，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互相融合的结果。犹如万松行秀指点耶律楚材所说：“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可谓是历史经验的沉积以及现实需求下的精辟之论。而永乐皇帝只是在利用佛教维护统治方面更为务实，操作也日趋娴熟。即如永乐大钟，那雄浑的钟声，传颂的绝不仅仅是祥和悦耳的佛如来名号，更是其背后皇权至尊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