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江灿腾居士论“佛学研究与修行”

驳江灿腾居士论“佛学研究与修行”
　　／悟慈
　　前两天于参访道友中，读到新两月刊第三十一期，张慈田访江灿腾而报导的《佛学研究与修行》一文（以下简称江文），觉得其中有多则错谬之处，应提出更正，以导视听。
　　第一个错谬是江文谈到：“印顺以月称的《入中论》为依据，撰写《唯识学探源》，尽管学术成就甚高，也未引起社会的注意。”然而考印公导师《唯识学探源》一书系上探原始佛教之唯识思想的雏型并溯及部派佛教之唯识思想的演化，文中或引阿含的教说，或举昆昙的论证，彻始彻终都未尝引用或解释月称《入中论》的只宇半语，更不见其于义理方面有丝毫地方关涉于《入中论》者，则何来“以月称的《入中论》为根据”之说。
　　第二个错谬是江文中谈到：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实践面”很小，“说不定也曾有人用来批评印顺说‘是佛教思想的巨人，是行动实践的侏儒。’”文中并引慈济的例子说：“为什么‘慈济医院’是证严创办，而不是印顺？”“印顺自己决不是一个会主动创办医院的人。”那么在此请问江灿腾：“为什么‘慈济医院’是证严法师创办而不是江灿腾？”“江灿腾哪一天是不是也会主动创办医院呢？”其实可以想像的是，当初证严法师向印公导师请问创办医院一事的时候，印公导师应该不是主观情意地、一味地表示反对，而是情智综合地、客观地对证严法师分析说：盖医院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困难？过去有过什么样失败的例子；如果医院盖不好，怎么对信众交代等等。由于有这么好的师父能够洞烛机先地提出多层面的问题所在，这也就难怪证严法师的慈济事业能使失败减至最低而办得有声有色了。犹记得三、四年前，笔者所就读的佛学院师生于参访花莲的慈济医院时，证严法师就当著我们全体师生的面前，至恳地说预计在医院大楼中设立一个导师室，因为导师是他最大的精神的领导中心。那种感佩导师而出诸于口中的动人的演说，于今想来都还震人心弦的。
　　如果读过妙云集的人就会知道印公导师于其论著中多处提到：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以自己所知所行的学问、事业去摄受和自己有关的人，导他们于正知见、正行为上，那么这即是以人去成就佛事的人间佛教的典范了，所以航海家是，宗教家是，医生是，苦力也是。于今观诸印公导师的事行不也就是如此吗？以病弱的身体（却是卓越的思辨能力）默默地在为佛教的思想做厘清的工作，以微妙的管笔宣说法界等流的正教正法，使行者能够有所依遵，而行于事行上，而证于证境上，而或再宣说于自己所能摄受的众生上。那么只要假以时日，当妙云集的妙音弘布开来的时候，相信是“华雨香云遍地春，人间佛教必可成”的。其实，人间佛教打从释迦牟尼佛出于人间、成道于人间，就早已宣扬开来了，经过二千多年的展转流传，也一直都是人问处处有佛教的。这怎么能够说印公导师的人间佛教“从无佛教史的经验可以印证”呢？或许应该说人间佛教早已香花处处，只是江灿腾一直是不闻不问罢了。
　　如果江灿腾能够多多启发自性的“光明面”，不再只是“在研究的角度上”来研读印公导师的著作的话，那么用它“来消除生活的烦恼或精神上的苦闷”是特具神效的，如果有幸而能于身心有所裨益，并用来影响周遭的人，落实于人间佛教上，这才真正能够“对家乡父老有所交代” 。
　　又，江文中说：“这些思想，如要落实在台湾传统佛教的道场恐怕不容易。”其实不然，就以狮子吼月刊第二十九卷第一期，昭慧法师发表的“从太虚大师对僧教育之改革──评现代中国僧教育之发展趋向”一文中所举的大甲永光寺真智法师的例子来说，就笔者所知，真智法师不但是得力于早期的佛学院教育，其所受之于印公导师妙云集思想的启发也是很深的。记得就在三年前的那一个暑假，我到永光寺去参访时，法师就很诚恳地对我说：“导师用笔把它写出来，虽然我没有这样子的文笔，但是我要用我的身体把它行践出来，用口把它宣扬开来。”余观真智法师对永光寺徒众、信众的领导，说它是印公导师人间佛教的道场的典范，实在可以当之无愧。也深信目前及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会把印公导师的思想在道场中实践出来。
　　就以笔者为例，当初决定出家是因为觉得佛法太殊胜了，后来在佛学院中受到宏印法师传授的妙云集的思想的启发，更深深觉得佛法的研究如果不是为了众生的苦痛的解救的话，那么佛法存在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而且，在自己所认识的道友、信众中，也深深地让我觉得：当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接触到妙云集（大部分是《成佛之道》）的时候，他会因此而生起修学佛法的信心；有信心的人，他会更因此而发心出家广度众生。
　　印公导师除了在思想上、在精神上这样子引领著四众弟子以外，他自己本身也切切实实地在实践著「人间佛教”的。就举最近的例子来说吧，比如从前几期的佛教杂志里就可以知道印公导师曾捐赠二十万给中佛会、捐赠二十万给法光研究所、捐赠二十万给圣严法师主办的“中华佛学第一届学术会议”，也更在三年前以“正闻出版社”的名义捐赠五十万给福严佛学院做为重建的基金。这都是“人间佛教”最佳的写照啊！
　　另有一点错谬的是在江文中谈到印公导师在“戒、定、慧三学中，他也大为忽视了‘定’的正面功能。他在答王恩洋的‘空有之间’一文，曾坦承‘学空多病，且其病特深，而又终不可不学’。他是知道其中的困难和必要性。可是读他的《成佛之道》，却觉得他并未将这方面的困难经验，有效地疏解。走他的成佛思想途径，其实不很容易。”此中“空有之间”的这一段文宇，印公导师并不是用来诠释习“定”的困难和必要性，而是针对慧学中的空观而言的。江文中又说：《成佛之道》并未将学定的“困难经验，有效地疏解”，这个话又偏差了。所谓戒、定、慧三学增上是说三学有相依相因的关系，绝没有不修戒而能成就定，不修定而能成就慧，不修慧而能得解脱的道理，但也并不是说有了戒就一定能得定，有了定就一定能得慧、得解脱的。此中依戒能得定的关键点所在，印公导师在《成佛之道》中已经很明白、“很有效地疏解”了。因为依戒而能得定，这除了要遵守根本戒律、僧团公约、生活律仪以外，更要于日常生活中“密护于根门、饮食知节量、勤修寤瑜伽、依正知而住”。于日常生活中这样子去著力（《瑜伽师地谕》称为“根律仪”）才真正“能净尸罗，亦是定方便”（见《成佛之道》页196～202）。此外，在“大乘不共法章”中对于修定的种种要点也都有著很剀切的提斯，只要读通《成佛之道》的人都会知道的，在此也就不再详提了。
　　弘扬佛法的正确知见是每一个佛教徒责无旁贷的事情，这是写作本文的一个动机。最后析愿一切众生能于三宝的正法光明中，获得清凉、自在、解脱。（寄自苗粟?竹南）(1990.3.《新雨月刊》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