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禅》刊办刊指导思想综述

　　内容提要　在全国数十家佛教刊物中，《禅》刊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刊物，质量和风格一直比较稳定。本文从振兴中国佛教的角度，结合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观察，较为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禅》刊的办刊宗旨和指导思想，提出了“走人间佛教道路是中国佛教的唯一希望”、“振兴禅宗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关键”、“提高信众的教团意识和佛教团体负责人的自身素质、强化寺院住持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是搞好教团建设的根本前提”等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主要是针对《禅》而言的，但实际上，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禅》刊　指导思想　人间佛教　生活禅　教团意识

　　《禅》刊创始于1989年，开始是季刊，1995年改为双月刊，到现在已有十二年的历史。这十二年间，《禅》刊虽然一直是在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人手少、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艰难地运行着，但是，在净慧法师的领导下，经过编辑部历任工作同人的共同努力，《禅》刊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都在稳中求进，现在已经基本上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实现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印刷、上网、发行服务一条龙，结束了过去那种打游击和人员不稳定的较为被动的局面。《禅》刊以弘扬禅宗为特色，以宣传生活禅为宗旨。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禅》刊现已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自创刊以来，《禅》每期都保证向读者推出几篇能够指导信众修行的重头文章，力图帮助信众把佛法与生活统一起来，并先后向读者推荐了净慧法师、耕云先生、元音老人、一行禅师等一批深受信众欢迎的大德知识。《禅》刊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信众的肯定，在教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禅》刊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的原则来进行运作的，实行免费赠阅，所需经费主要是依靠信众自愿捐助。现在，《禅》刊的发行量，已在最初的三千份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增长，读者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以及海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禅》刊发行量的不断增加、读者对《禅》刊的种种赞誉、《禅》刊在教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对我们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来说，固然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收获，但是，我们心里清楚，十多年来《禅》刊之所以能够健康稳步地发展，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波折，这跟净慧法师提出的一整套成熟的办刊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跟外在的成绩相比，我们认为，《禅》刊的指导思想更加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好好地继承和发扬。

　　下面我想就《禅》刊的办刊指导思想作一个回顾和总结，并借此向教界的其他兄弟刊物请教。

一、 创办《禅》刊的初衷

　　1988年初，净慧法师应邀来到河北主持佛教工作，并负责修复赵州、临济祖庭。来河北的第二年，在经费极为紧张和人手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净慧法师毅然决定创办《禅》刊。当时，佛教界除了《法音》、《佛教文化》两个公开刊物之外，各地方佛协所创办的内刊达十余家。已经有了这么多刊物，净慧法师为什么还要创办《禅》刊呢？

　　这得从他来河北的初衷谈起。

　　净慧法师自幼就生活在寺院里，对佛教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从十八岁起，他亲承过虚云老和尚的教诲，对传统丛林生活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种种弊端亦有深刻的认识。解放后，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他一度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这期间，他目睹了中国佛教所遭受的种种创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回到了中国佛协，并从事《法音》杂志编辑工作。这一工作使他有机会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佛教的现状，并对中国佛教何去何从的问题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

　　基于对佛教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佛教现实的观察，净慧法师认为，中国佛教要真正实现全面振兴，教界人士必须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取得共识：

　　1．坚持走“人间佛教”道路，是中国佛教的唯一希望。

　　2．振兴禅宗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关键。

　　3．加强僧团形象建设是提高佛教社会地位的首要前提。而要搞好僧团形象建设，必须加强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教制建设和寺院管理。

　　4．出家人必须坚持以修行和弘法为本分，这是保持僧团本色的根本。

　　5．培养教团意识，强化佛教团体负责人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是提高佛教整体自我调控能力（以便更好兴利除弊）的有效途径。

　　6．要坚定不移地把帮助信众树立正知正见、正信正行，引导信众爱国爱教、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弘法的根本目标。

　　7．坚持佛教的现代化和化现代相统一，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佛教保持强大生命力和摄受力的必要条件，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

　　作为一名从充满战乱和苦难的旧中国走过来的老一辈出家人，净慧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正是在这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驱使下，他甘愿放弃了北京优裕的工作环境，来河北负责赵州祖庭的修复工作。白手起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个中的甘苦自不待言。然而法师却泰然处之。他多次讲，赵州祖庭是一块“试验田”，他来河北就是为了种好这块“试验田”。他所说的“试验田”，就是想通过落实上述理念，来建设一个高素质的清净僧团，为中国佛教探索出一条全面振兴的路子。十余年来，净慧法师所作所为，如创办《禅》刊、提倡“生活禅”修行理念，在青年信众中举办“生活禅夏令营”活动，成立河北禅学研究所，创办河北省佛学院和虚云印经功德藏，在柏林寺恢复丛林生活秩序，等等，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的。

　　振兴佛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单靠一两个寺院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借助各种宣传形式，在教界进行广泛地宣传，以争取更多人的认同和参与，从而营造一个互相往来、互相学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气氛。《禅》刊正是为了实现这一使命而创办的。因此，《禅》刊自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希望办成一个站得高望得远，能够真正担负起护持三宝、接引信众、净化社会责任的，有个性、有特色的刊物。

二、禅刊的定位和宗旨

　　《禅》刊的宗旨是：提倡人间佛教，宣传生活禅，护持三宝，令正法久住；帮助信众树立正知正见、正信正行，觉悟人生，得安稳处；引导信众爱国爱教，奉献人生，利乐有情，庄严国土。这一宗旨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禅》刊对佛教、对信众、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宗旨也可以引用净慧法师的原话表述为“继承传统（契理），适应时代（契机），立足正法，弘扬禅学，开发智慧，提升道德，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与这一宗旨相适应，《禅》刊的基本定位是：

　　1．以人间佛教为宣传的主题

　　人间佛教是相对于山林佛教、隐逸佛教和为死人服务的佛教而言的。人间佛教的两个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利他的大乘菩萨发心，即世而出世、入世而济世、即生死而了生死、即烦恼而证菩提的修行方法。隐逸佛教的特征是：自了的发心，深居林间、远离社会人群的修行方法。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唯有坚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佛教才有希望。

　　为什么说人间佛教是佛教的唯一出路呢？在“生活禅系列丛书总序”一文中，净慧法师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提倡“人间佛教”对于振兴中国佛教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历史回顾，得出结论说，如何现实地去定位佛教与现实人生、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佛教的兴盛由是，佛教的衰亡亦由是。历史告诉人们，佛教的繁兴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社会人群。任何脱离社会的做法，只会把佛教更快地推向衰亡。

　　他回顾说，佛陀时代，印度思想界极其纷乱复杂，各种思潮迭起，形形色色的外道见达九十多种。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之所以能够兴起并独领风骚，迅速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一种为大多数人所乐意接受的社会主导思潮，这同佛陀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关注世间伦理道德和终极价值关怀的建立，关怀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以及心灵的净化、社会的祥和这一既出世又入世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
到了部派佛教时代，由于上座部比丘比较保守，拘泥于教条，执著于丛林苦行的修行方式，从而使佛教渐渐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群，成了一种经院式的为少数人所独享的学术佛教。于是，一度因佛教而黯然失色的婆罗门教，借中印、北印法难之机，重新抬头，不断地占领佛教的信仰市场。在咄咄逼人的婆罗门教的刺激下，从大众部中衍生出来的早期大乘佛教，借助般若中观这一思想利器，开始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针对上座部佛教的批判运动，大力宣扬即世而出世、以中道为特征的全新的修行理念，高扬“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乘菩萨精神。大乘佛教所发起的这场运动，不仅为佛教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挽救了佛教，而且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乃至整个东方文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此后佛教经过两百多年的蓬勃发展，慢慢地转入了以瑜伽为特色的中期大乘佛教时代。经过几代优秀瑜伽学者的大力弘扬，佛教的唯识教理和因明学说，被阐释得极为缜密而系统，除了少数专门从事研究的人能窥其堂奥之外，大多数普通信众则只好望教兴叹。这一时期的佛教，在表面繁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危机，为后来佛教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那就是佛教学术化的倾向日渐浓厚，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大众的距离日渐拉大，佛教的生活基础和信众基础越来越薄弱。公元六世纪和七世纪初，印度佛教史上发生了两次大的教难--北印法难和东印法难。经过这两次浩劫，佛教的元气大伤。此时，在婆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度教，因吸收了佛教的营养，迅速地壮大起来，并占领了中印、北印绝大部分信仰市场。佛教开始进入密乘时期，然气象大不如从前。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佛教，净慧法师讲，在唐代，中国佛教虽然宗派发达，义学兴盛，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但是这当中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佛教学术化、贵族化的倾向日趋明显，佛教与现实生活和广大平民之间的距离日渐拉大，佛教的现实基础和信众基础也就相应地削弱了。结果“会昌法难”一来，禅宗以外的其他各大宗派，尤其是天台、华严、贤首诸宗，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在这危难的时刻，多亏禅宗拯救了佛教的慧命；若不是禅宗，中国佛教的历史恐怕得改写了。禅宗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进而风靡全国，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原因就在于，禅宗扎根于现实生活，接近广大信众，注重内心的真修实证，而不执著于外在的物质形式和经典文字，提倡自耕自活、自食其力，主张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关键是要在当下去落实生命的觉悟和解脱。禅宗的这些做法和主张，使它获得了其他宗派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摄受力。

　　进入明清以后，中国佛教总体上开始走向衰落，到了民国时期，几乎是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佛教自身的角度来看，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佛教与现实生活和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佛教潜在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实现，佛教被降格成为超度亡灵的教门；而另一方面，佛教界人才奇缺、僧尼的伪滥现象严重、僧尼的素质下降、僧团的形象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佛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更加剧了佛教与现实生活的脱节。这两方面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窒息了佛教的生机。民国年间，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清醒者，目睹了中国近代佛教界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所面临的悲惨处境，忧心如焚，四处奔走相告，以谋求佛教的振兴。太虚大师率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口号，并大声疾呼要改革教制，加强僧团建设和僧才的培养，组建中华佛教总会，以提高佛教的整体自我保护能力。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限，太虚大师所提出的振兴佛教的一系列理念未能变成现实。尽管如此，太虚大师所指明的道路和所提出的很多想法却是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和继承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佛教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历史早已经给了我们启示。通过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兴衰的历史回顾，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结论，坚持走人间佛教道路，将佛法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是中国佛教的唯一出路。离开了这个基本方向，佛教必将在日趋激烈的中外文化大碰撞中被无情地淘汰。因此，《禅》刊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宣传人间佛教。

　　2．以禅宗为弘法的中心

　　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的一个总方向，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法门。人间佛教必须依靠具体的法门才能变成现实的教化力量。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也好，南传佛教也好，都面临着“人间化”的任务。汉传佛教中的各大宗派，如禅、净、律等，都可以作为实践人间佛教的入手处。净慧法师之所以要选择禅宗作为实践人间佛教、振兴中国佛教的胜方便，这固然与他所继承的是禅宗的法脉、所住持的是禅宗的道场有关，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禅宗在整个佛法中和在中国佛教史上所处的地位非常特殊，以及禅宗强调在现实生活中落实修行的方法与现代人的根机非常契合。

　　禅宗又称为“佛心宗”，是佛教中唯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故又被称为“宗门”、“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最上乘”，而其他宗派都属教门。在整个佛法体系中，禅宗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佛法的真精神。禅宗的精神贯穿于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讲到极处，都与禅宗相融通。所以要振兴佛教必须从振兴佛教的真精神开始，也就是从振兴禅宗开始。反过来讲，中国佛教离开了禅宗重视实修实证的实践精神，必将丧失其本来面目。

　　印度佛教虽然包含了禅宗的精神，但是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宗派。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长期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产物，它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它最能够代表中国佛教的特质。会昌法难以后，天台、华严、法相等诸大宗派一时衰落，唯有禅宗一支安然无恙，枝繁叶茂，龙象腾骧，独步天下，成为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主流，并东流朝鲜、日本等地。如果没有禅宗，唐宋以后的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乃至世界佛教史将黯然失色。禅宗对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而且深远，目前，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这种影响正在逐步地传播到西方国家。唐宋以来的中国佛教史告诉我们，禅宗兴盛佛教就兴盛，禅宗衰落佛教就衰落。因此，振兴中国佛教的最佳选择，莫过于从振兴禅宗开始。

　　佛教最讲究契理契机的原则。现代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较古人已有很大的不同：生活环境更复杂，生活方式更丰富，生活节奏更快，内心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更大；另一方面，现代人追求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愿望较古人也更强烈，以科学为主的理性精神也更浓厚，追求生活享受的心情也更迫切。面对现代人，佛教该如何帮助人们获得心灵的解脱呢？从契机的角度来看，应该说禅宗最有优势。较之其他宗派，禅宗的修行方法更强调自力，理性色彩更明显，生活气息更深厚，对世法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更强，很容易跟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比如，六祖所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以及他所开示的“一行三昧”和“无相、无念、无住”之修行方法，很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净慧法师选择了禅宗作为《禅》刊宣传的主题。为了突出禅宗的在现实生活中修行的特色，1992年，净慧法师正式提出了“生活禅”的修行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在青年佛教信众中开展了别具一格的“生活禅”夏令营系列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生活禅开题》一文中，净慧法师对生活禅的修行理念作了具体的展开，其要点包括：“继承传统（契理），适应时代（契机），立足正法，弘扬禅学，开发智慧，提升道德，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修习生活禅的基本要求就是：“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也就是说，要“将佛法净化人心（利乐有情）、净化社会（庄严国土）的精神，完整地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在做人的分分秒秒中；要将佛法的精神具体化，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与自己的信仰原则融为一体，实现法的人格化，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

　　“生活禅”的这些提法，把佛教从根本上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既丰富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同时对禅宗来说也是一次真正的复归。

　　3．以信众为主要读者对象

　　《禅》刊主要是为信众服务。这一定位要求《禅》刊的文字内容要适合信众的修行，要符合“未信者令信，已信者令增长”，“修行未入门者令入门，已入门者令增进”的原则，要帮助信众树立正知正见、正信正行，也就是《法华经》所说的，要令信众“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是《禅》刊与社会上普通的佛教学术刊物不同的地方。

　　4．以修行为最后的落脚点

　　《禅》刊不是一个学术性、文化性的刊物，而是一个用来指导信众修行的宗教刊物。《禅》刊当然要传播佛教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但它的落脚点却是为了指导信众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修行。《禅》刊所选用的文章，一般都要求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指导价值。

　　除上述基本定位之外，为了更好地贯彻办刊宗旨，净慧法师还希望《禅》刊的文字内容能够体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识，并通过宣传，吁请教界也能够自觉地养成这些意识：

　　1．忧患意识--对佛教的前途和命运，要有一种至诚的关怀和使命感；对佛教自身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所面临的挑战，要有一种清醒的警觉，并生起真切的忧患感和紧迫感。

　　2．教团意识--佛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僧团、每个信众、每个宗派乃至各个不同地域的佛教，都是这个整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应该对佛教教团生起一种真切的认同感。只有这样，佛教才是一个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健康整体，才有能力主动自觉地兴利除弊，适应社会，教化世人。

　　3．形象意识--每一个佛教信徒，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代表着佛教。佛教在世人心目中地位的高低，将取决信徒的形象之好坏。因此，我们必须树立起形象意识：出家人要有出家人的品格和威仪，做出家人的本分事；在家信众要按在家信徒的戒律来要求自己，持五戒、行十善；僧团要像个僧团，道场要象个道场。好的形象实际上就是在对世人行不言之教。这就叫“以身表法，以身弘法，以身护法”。

　　4．本分意识--出家人和在家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出家人的本分事就是修行和弘法。出家人只有坚守自己的本分，僧团才能够做到不变色、不走样。在家人的本分首先是尽好作为普通人应尽的世间义务，其次是搞好个人的修行并扮演好护法的角色。在家人如果尽了自己的本分，人际关系处理得好，工作干得出色，心态安详，自然就能够吸引那些不信佛的人亲近佛法。

　　大概是受商品经济思潮的影响，出家人和在家人“本分错位”的现象比较普遍。出家人忙于抓收入，长年累月地搞经忏佛事，竟然连早晚课都顾不上，更不用说二时斋供、早晚坐香、诵戒布萨、讲经打七等传统佛事活动了。出家人如果忘记了自己修行和弘法的本分，僧团将不成其为僧团、寺院将不成其为寺院了。这对僧团形象的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在家信徒失去本分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很多人常常借修行为名，终日谈玄说妙，自绝于社会人群，人际关系搞得很僵，不安于自己的本职工作，逃避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给世人的感觉是，不学佛时倒还正常，学佛以后却变得古怪起来。这叫做以身谤法、以身毁法。

　　5．护法意识--要坚决批判和揭露一切形式的附佛外道和邪教，摧邪显正，维护佛教的尊严，保证佛法的纯洁性，避免信众误入歧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护法意识，听任种种披着佛教外衣的邪教、外道肆意泛滥的话，必将酿成后患，不仅于国家有害，而且还会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

　　6．人才意识--加快培养高素质的僧才，是振兴佛教的关键中的关键。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佛教之所以很久以来低迷不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家人的素质普遍太低，优秀的僧才太少，难当住持正法的大任。所以，树立人才意识，加快人才培养，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个长期任务。

　　7．现代意识--现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各种社会思潮纷呈迭起。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要实施其教化功能，必须树立起现代意识，与时俱进，积极主动地去了解社会，接触新事物，不断地调整和丰富自己的弘法方式，以便更好地适应时代，契合人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佛教现代化。现代化不是要改变佛教信仰的立场，迎合世俗，而是为了更好地化现代；现代化仅仅是手段，化现代才是最终的目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各宗教之间对信仰市场的关注将会日益敏感。中国佛教要想继续生存并发展下去，就必须要搞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自已的适应能力和摄受能力。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8．开放意识--要从佛教的整体观念出发，加强寺院与寺院之间、僧团与僧团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之间、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学习，打破狭隘的门户之见和山头意识，摆脱自我封闭、夜郎自大等不健康的心态，自觉地走出山门，了解其他地方佛教的发展情况，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这是全面振兴中国佛教必备的一个心理条件。

　　9．奉献意识--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应该自觉地培养一种奉献意识和服务意识，经常组织一些利国利民的活动，如慈善救济和环保等，回报社会，回报大众。这既是实践人间佛教和生活禅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佛教塑造良好社会形象、体现其社会价值的一种最直接、最有力的形式。

　　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禅》刊要特别强调吁请教界加强对上述意识的培养。

　　佛教教团不像其他宗教有一套完整、严格的教阶制度，它不依靠带有行政色彩的权威机构来实现对整个教团的调控，而主要是根据佛制戒律，依靠大众的自觉自律，以羯磨（类似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来达到兴利除弊、保持教团的清净和健康运转的目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代王朝为了加强对佛教的控制和管理，逐渐在佛教教团之上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和僧籍管理制度，由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操作和实施。因此，中国的佛教教团管理，实际上是双轨制，一方面是政府的僧官制（负责对寺院僧团的都察）和僧籍制（主要是通过度牒制和试经制度，来控制出家人数），另一方面是教团内部的住持责任制（由住持全面负责管理僧团方方面面的事务）。以度牒制为主要内容的僧籍管理制度，虽然是政府用来控制僧尼人数的，但客观地讲，它对防止僧尼伪滥现象、稳定僧尼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代佛教中最为明显。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每个王朝开始的时候，僧籍制度都还比较健全，僧尼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比较稳定；但是随着王朝统治的日渐腐败，越到后来私度僧尼和卖牒敛财的现象越严重，僧籍制度遂遭到破坏，僧尼伪滥的现象变得普遍起来，僧团的整体素质也就自然下降了。而僧尼素质的普遍下降必然会导致教团内部的住持负责制受到冲击。其表现是，传统的十方丛林慢慢地演变成了子孙庙，法派、剃派等门户意识和山头观念在教界越来越严重，很多住持素质低下，目光短浅，滥收徒众，疏于管教，在其位不谋其政，寺院管理混乱，道风日下，寺院与寺院之间互不往来，整个教团成了一盘散沙。这样一来，佛教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对整体的调控能力，即使有少数寺院道风较好，僧人的素质较高，也改变不了佛教整体衰败的命运。清末和民国年间发生的几次庙产兴学风潮，每次都是拿佛教开刀，而佛教竟至于衰微到如绵羊一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佛教教团意识太薄弱，没有凝聚力，没有自我净化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当时虽然出现了有限的几个清醒者，如太虚大师等人，看到了佛教界种种致命的弊端，特别想通过筹建中华佛教总会一类的佛教教团调控机构，来加强教团意识，增进佛教界的凝聚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改变中国佛教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状况。奈何整体都处于睡梦之中，有限的几个清醒者又能何为！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国佛教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一直困扰着中国近代佛教健康发展的一个致命难题--如何加强教团整体自我调控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各自为政的状态，以保证佛教的健康发展--依然存在。各个寺院的住持和佛教团体负责人，对佛教所应承担的责任仍然很重大。他们自身素质的高低和责任意识的强弱，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过宣传，强化寺院住持和佛教团体负责人的责任意识，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佛协组织的桥梁和纽带功能，组织诸如研讨会之类的交流活动，把诸山长老和各地佛教团体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就全面振兴中国佛教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达成共识，然后形成文件，向全国佛教界作广泛宣传，并指导和督促各地寺院和佛教团体去一步步地落实。目前中国佛教教团的整体调控，也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运作的。不过，要知道，这些共识或者文件只是一种建议，不具有行政的权威性。因此，要真正把它们变成实际行动，还得通过强化住持责任意识来完成。如果寺院住持或团体负责人自身素质不高，汲汲于个人的名利，对佛教的前途和命运漠不关心，缺乏使命感，不去认真落实这些文件的精神，那么佛教教团的健康发展还是没有保障。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地宣传，强化各寺院住持和佛教团体负责人对佛教的责任感，吁请他们自觉地培养忧患意识、教团意识、形象意识等，全面复兴中国佛教才有希望。假如每位寺院住持都具备了这些意识，当代中国佛教的诸多弊端，如道风不振、滥收徒弟、僧尼素质低下、僧才不足、僧团形象不佳等等，便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是《禅》刊之所以要始终不渝地呼吁和宣传上述思想的原因。

三、 处理好几对关系

　　为了保证《禅》刊的内容既符合佛法，又符合宗教政策，同时又能契合读者的实际情况，少出差错，净慧法师指出，在编选稿件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把关，注意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

　　１．政与教的关系

　　正确地处理好政与教的关系，是保证《禅》刊正常运转的头等大事。这对关系如果没有把准，不仅《禅》刊自身的发展要受到影响，同时也会给整个佛教带来不利。虽然《禅》刊是“在教言教”，不议政、不干政，但这并不是说《禅》刊就不讲政治原则。实际上，《禅》刊一直坚持用“爱国爱教”的原则，来处理政教关系。这一原则可以具体表述为：一方面，要通过大力宣传佛教的正知正见和正信正行，来加强佛教自身的纯正信仰建设、组织建设和人才建设，引导信众过好正常健康的宗教生活，这就是爱教；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掘佛教教义、教规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积极引导广大佛教信众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这就是爱国。如果再进一步联系江泽民总书记去年十二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我们还可以把它展开为四个方面：1、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2、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3、要努力对佛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发挥佛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为提高公众的道德水平服务。4、要自觉地引导信众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多年的办刊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严格地按照上述要求去做，我们才能够把政与教的关系处理到位，做到不出差错。

　　２．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对待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禅》刊一向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坚持“各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和平共处”的原则。由于《禅》刊主要是为佛教信众服务的，所以，最适宜的做法就是在教言教，对其他宗教的教义和信仰，不去随便议论，更不去妄加批评和贬损，以免挑起宗教间的矛盾。这样做实际上是对佛教的爱护。

　　３．宗门与教下的关系

　　《禅》刊虽然以弘扬禅宗为主，但是，对待宗门和教下的关系，一直坚持“藉教悟宗”的做法。宗门和教下是一体的，密不可分的；没有教下的扶持和充实，禅宗将会变得空洞无物和不可理解。因此，《禅》刊除了宣传禅宗历代祖师的言教和五家七宗之宗风外，也同样重视宣传教下的基本经典和法义。只要是有利于信众树立正知正见，能方便信众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修行，不论是天台、华严、唯识、中观还是净土，《禅》刊都应该借鉴和吸收，不要贬损其他宗派或法门。佛教八万四千法门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体现了佛教的博大和圆融。单举一宗一法而废他宗他法，实际上就是对佛法圆融整体的破坏。偏赞可以，偏废则不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禅”实际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概念，它可以囊括佛教的一切法门，只不过是因为要契合时代的需要，特别强调“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这一特色而已。

　　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禅》刊要持久地生存下去，除了要保证文章的质量之外，还必须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既要照顾到初发心信众，未入门者令入门，未开佛知见者令开佛知见，同时也要照顾到学修有一定基础的老读者，令他们不断提升，进一步悟佛知见、入佛知见。如果总是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没有创新，《禅》刊的前景将不是很乐观的。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需要根据读者反馈的信息及时地进行调整。

　　５．可读性与理论性的关系

　　禅是活泼的，富有生活气息的，因此，在风格上，《禅》刊应当尽可能地体现这一精神。《禅》不是学术刊物，它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帮助信众好好地把修行落实在生活中。《禅》刊的内容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准确地传达出佛法的真义，同时又要有一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能够抓住读者的心。这实际上就对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作者不仅要懂佛法，而且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修证体验和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能力。从根本上来讲，佛教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主要来自作者的真修实证。

　　以上是《禅》刊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些思想是净慧法师经过长期反复地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而总结出来的。它凝聚了净慧法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佛教修养以及在主编《法音》杂志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熟的办刊经验。十多年来，《禅》刊编辑部工作人员，虽几经变动，但都试图按照净慧法师所提出的这些指导思想，努力地经营《禅》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离这些指导思想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改进；正如全面复兴中国佛教不是一下子就能到位的一样，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

　　“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侪竭全力以赴之！

　〔明尧，1966年生，湖北英山人。199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为《禅》刊编辑，河北佛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