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的地位及其发展
提纲
一〓绪论
二〓佛教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三〓佛学与科学、马克思主义
四〓佛教与现代社会
五〓如何令正法久住?
六〓小结
绪论
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几千年来,宗教已渗透到社会、政治、法律、哲学、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它仍将长期地存在着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解放初期,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了较合理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从而加强了反帝反霸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到五七年以后,特别是十年洗劫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发展、泛滥,许多爱国的宗教徒被作为牛鬼蛇神受到歧视和摧残,大量的寺观及宗教文物作为“四旧”遭到毁灭性破坏。这极大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爱国热情,破坏了安定团结,给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以可趁之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林彪与四人邦的极左路线,拔乱反正,使我国转危为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十二大以后,党中央遵照列宁指出的对宗教工作要“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思考”的教导,重新审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最近五届五次人大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就体现了这项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一条款比解放以来的三部宪法中有关宗教的规定都要完备和符合国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宗教界的关怀和重视,充分反映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愿望。我们作为佛教徒,应当珍惜这一大好的时市因缘,团结起来向前看。高举爱国爱教的大旗,努力促进祖国的四化建设和佛教事业。这不仅是作为一个爱国公民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讨论振兴佛教的现实的政治前提!
佛教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当时大大小小的国家和部落联盟林立,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婆罗门种姓垄断着国家宗教和各种祭祀仪式的权力和知识。人们不满婆罗门教的垄断地位以及繁琐的宗教仪式,蕴酿着各种思想运动。许多人走向山林寻求真理和解脱,出现了或者尽情纵欲,或者极端苦行,或者事火,或者事牛等九十六种教派,而一般的平民和贱民则处于愚昧和被奴役之中。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教主释迦牟尼佛诞生在迦毘罗卫国净饭王家里,取名悉达多,意一切义成。他聪明智慧,多情善感,从小精习六艺,博览群书,感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生存竞争的残酷,对短暂、危险的世间人事予以无限的同情和深思。相传他在东南西北四城门先后遇见老、病死人和沙门四种情景便决心抛弃富贵,在廿五岁时越城出家,寻师访道。虽然在大雪山苦行六年,仍无结果。于是感到苦行非解脱之道,便下山受牧牛女供养的乳糜,走到尼连禅河边的菩提树下跏趹而坐,发誓说:“我苦不悟道,宁碎此身,终不起于座!”这样经过四十九天静坐思惟,终于在十二月初八睹明星而悟道成佛。不久便到鹿野苑为五比丘转四谛。从此人间有了佛法僧三宝。他说法四十九年,读经之百余会,遣立了庞大的僧团,当时许多著名的宗教领袖都昄依了他。他八十岁涅槃后,由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组织了第一次经典结集。
佛教的创立,在当时是场伟大的宗教革命。表现在:一、它首次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思想,反对那种人为的等级森严的四种姓制度这是一场阶级的革命;二、对具有权威的四韦陀典以及当时六大宗派的哲学理论经过批判而予以革新,降低了繁缛的婆罗门教祭祀的社会作用,特别破斥了尽情享乐和极端苦行的种种邪尼而提出申道的思想。这又是一场信仰与哲学的革命;三、破除了梵生万物及宿命论思想,指出了通过认识客观规律,依靠自力从内心转染成净,转迷成悟的出世解脱的正确道路,这是自我内心的革命,也是对幻妄世界及人生的彻底觉醒。
正因为佛陀经过伟大的革命实践就创立的佛教会有精深的哲理,能正确地说明人生,指导人生,所以很快地得到各阶层人士的教仰和皈依,并先后受到隐胜王、阿育王、戒日王等历代王族的外护,特别是佛陀圆寂后百多年的阿育王,对佛教的兴盛和远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阿育王起初信奉外道,在以武力统一全印的过程中,杀戮成性,统治十分残暴。后来受到高僧的感化而皈依佛教。从此一改过去的残暴性格而专心致力于慈善和道德事业,“为人群和畜类谋求福利”。他既以言教人,又以身作则。他在第一篇敕文中规定了:“大小人物,均需努力”的精进原则。他还训谕人民要为一切众生尽责,管理僧团、修建医院和佛塔、监督布施等等。我国东晋时期的石勒也总是一个专以杀戮逞威的暴君,也因高僧的感化而转变。这类事实充分显示了佛教的巨大的感化力。阿育王在位时还为佛教作了两件最突出的贡献:一、组织了佛教第三次经典结集、维护了佛教经典的统一和完整;二、派遣传教使团到四邻传教,从此,佛陀的慈光照耀到大多数亚洲国家。
世界有些宗教的传播是野蛮的,带着侵略和强制性的,而佛教的传布史却是极其文明和辉煌的。表现在:“一、动机纯洁:它单出于传布教化,勤求正法,自度度人的目的,不杂以文化侵略、民族侵略的私意这是佛教慈悲精神的体现;二、智慧和勇敢的结晶:传教求法之士是孤征万里,越崇山、涉巨海、饥歺露宿,时经十数年,虽九死一生,不折其心。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徒对耶路撒冷的朝拜多属于一种真挚的宗教感情,而佛教徒多出于对真理的渴求和为正法的传播而交往,故以理智居胜。三、翻译事业伟大而严肃,极富科学性。并且把译经与育才、宏教与求法结合起来,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四、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各国的交往常以佛教徒为主。僧侣来往的频繁,不仅使传的译的经典异常丰富,同时也促进了哲学、文学、建筑、天文、地理、医药、农业技术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佛教徒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是无法估量的。
佛教大约在一世纪中叶传来我国。中国文化极重仁义及理性,涵宏兼摄,而佛教的慈悲和智慧为本。因此它与中国文化结合,既无兵争之祸,又来全化中国,以玉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佛教。主要表现在:“一、自唐以来,印度几乎无佛学,其传多在中国;二、诸国所传佛学多属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三、中国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唾余;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特别重视般若智;五、中国之佛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
概括说来,佛教在我国历史上还起过如下作用: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如与西域的沟通、文成公主入笠等;二、中国佛教向日本、朝鲜和越南等邻国的传播,增进了各国的了解与和平共处。三、过去的物质及文化生活是较落后的,佛教的传播给人民以崇高的精神享受的同时,净化了人心,安定了社会,间接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在各朝代的鼎盛时期尤其如此;四、寺院常常成为一地的文化中心,对于文化的建设和留传起过重要作用、特别在落后地区和边地。五、僧侣在修桥补路、植树造林、赈灾济贫等公益事业中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六、佛教有时被人民作为精神支柱和武器用来对腐朽的统治阶级进行警告和反抗斗争。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也应看到,佛教常被统治阶级用来麻痺人民的斗志;有些寺院曾与地方豪强勾结剥削人民;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出现过滥建寺院,滥收徒弟,加上一些不正当的民间迷信渗透到佛门中来,从而破坏了佛教的纯洁性,引起许多的混乱。这些特点在国家衰弱时尤其显著因为在各朝代走向衰落时,对人民剥削加重。人民有的为求神保佑,有的为逃避傜役赋税,有的受天灾人祸为谨生路而大量私度出家,政府无力控制。这样上层建筑消费日益庞大,经济基础日益削弱,形成恶性循环,往往导致官道民反,最后以新桃换旧符告一段落。历史表明,国家兴盛,佛教也兴盛;佛教的正常发展反过来又能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近一百多年来佛教之所以委靡不振,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统治阶级日益腐朽衰落;另一方面则是乾隆十九年后废除了考试发度牒制度,政使私度僧尼大量增加,许多僧人不懂教理,不讲戒律,自身失去控制。从而破坏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声誉。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汲取这一历史教训。
曾有些人被现代物质文明冲昏头脑,盲目鼓吹“科学万能”,另有些激进人士片面强调了社会的矛盾性、斗争性,从而以今人的眼光要求古人,否定了佛教在历史上起的伟大作用,这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以及日遭破坏的自然环境,认识到了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要振兴佛教,必须充分肯定,佛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是好的,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它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各种优良传统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
佛学与科学、马克思主义
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近代文化,使世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形式的宗教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无不受到严重的冲击。因此,我们研究并认识佛学与科学(本文特指自然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善提,恰如求兔角”,这里正是本着佛法不离世间法的精神类加以探讨的。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度被误解为迷信的佛学不断为科学的结论所证实。为在宏观方面,“虚空世界不可穷尽”,已为天文学所接受;微观方面,“一缽水中有八万四千虫”,则被显微镜所证实;“微尘可析,乃至邻虚”,也与原子物理学的概念相符;“诸法实相”,或称“一真法界”的宇宙观与通过数学计标认识的四度空间同属于不可思议的境界。如此之例,不胜枚举。我们进一步将二者加以对比就会发现:科学的立场是客观的,而佛法的立场绝对排除主观的我执;科学是理智的产物,破除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谬见,佛法是理智的彻证,深入地破除了人类心理上的迷执和愚暗;科学家本着对真理的信念,注重想象的同时,依事物的因果律进行罗辑思惟、经过实验而作出正确结论。而佛教徒本着对解脱的信仰,运用止观更深入地观照、体证世界一切事物的真相而觉悟四谛之理。非仅如此,佛学宣示的“百法”深入地研究了一切精神与物质的现象,并从理论上把它们辨证地统一起来。而科学对精神领域知之甚妙,在物质方面也只涉及“百法”中有关物质研究的一部份,而且各学科林立,缺乏真正的统一;佛法给人以崇高的精神享受与究竟解脱,而科学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控制自己不造威胁一切文明的核武器和环境污染等。孙中山先生曾说:“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这见解是十分精辟的。欧美及日本的科学研究居世界之首,而研究佛学,皈依佛教的科学家、博士、主人越来越多,这与佛学的博大精深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它创造性地将科学成果用之于社会革命。既是这样,则佛学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乍看起来的那样水火不相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将它的根本的哲学命题以及由此导出的社会理想与佛学的三法印以及由此提出的世出世间的目标略作比较,而排除它们由于面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不同产生的具体实践目的和方式的差异,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答合科学性,且相当客观和富有革命性。恩格斯反对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看成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他指出:“只有运动才具有普遍的意义”。从而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提供依据。而佛教认为一切皆动、皆变、皆生、皆灭,从而提出“诸行无常”这一法印,用来说明贪著无常的有为法是痛苦的根源,只有革除贪欲,使心无念无住,才能获得解脱。又如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构成运动”,而且这种“运动是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这就从哲学上推翻了居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上帝造物”说和牛顿的“第一次推动”说,人而提出人民是世界的主人,并说明了人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可能性。而佛教认为一切诸法从因缘而生,空无自性,所谓“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据此提出了“诸法无我”这一法印。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居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梵生万物”以及“我思故我在”的断常之见。正确地揭示了三世因果的客观规律,教育人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指出“事物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这种规律当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正是根据这一哲学命题,马克思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理论。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从而证悟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些对立事物不可分别的境界,据此提出了“涅槃清净”这一法印。也即大乘佛教的根本法印“诸法实相”。这“实相”境界虽然可强名为“客观存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可见对于亲证这一境界的佛陀来说,讲唯心或讲唯物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对世间人来说,讲唯物,是为了遵循宇宙的客观规律向外改造自然;讲唯心,是为了依靠精神的能动性向内彻证实相之理。这都不过是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人依自身实践的需要提出来的口号。若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则背离了辨证法的原则。有的人急于否定精神证入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的可能性,我们不妨听取一下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认为: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可以相互转化即不能化为乌有,而且每一种运动形式都是由其它运动形式按一定的数量关系转化而来,“其转化关系(自然定律)在一定条件下是不变的”。这里恩格斯既反对常见(因有运动),又反对断见(不能化为乌有),但却可能依据运动的相互作用规律实现一系列转化而趋于一种稳定的运动形式。这与佛教真是不谋而合。统观佛教,表明的正是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的转依思想。那么根据什么转呢?佛说:“我坐道场,但通达十二因缘法”(见《大宝积经·家楼那会》)又说:“非我作十二因缘,亦非余人作。有佛无佛,生因缘而有老死,是法常住。”(见《大智度论》卷二)可见十二因缘即是一系列的转化关系,顺着十二因缘轮转则趋向生死,逆着十二因缘,则获解脱。众生苦难的自然根源就是不能明了和掌握十二因缘法则。恩格斯曾经评佛家思想属于辨证思惟,并赞赏其“只对于在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才有可能”,这种评价绝不是无因而发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理想就是实现人类社会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这在佛教依靠戒律建立起来的僧团内正是体现了这两项原则,因此出家人被称为六合僧,所谓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这虽然是依赖特定的条件实现的局部性的共产主义,但它能流传二千多年不能不说是佛陀理想在世间的体现,并希望以此启发整个社会而施以良好影响。
佛教虽然不否认存在众多的神鬼,但并不认为他们是超自然的力量,不过这里的“自然”概念比通常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因此,从根本上说佛教徒是无神论者。同时,佛教从实践角度上讲唯心,而在纯理性上是没有唯心唯物之分的。尤其是否定“梵生万物”的无我学说,决定了佛教与其它任何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批判宗教及哲学上的有神论和唯心主义的言论是不适用于佛教的。另外,由于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佛教,这就使大量的封建迷信附会到佛教中来,从而使有些人把佛教当作迷信加以批判,这就纯属误解了。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佛教,少数了解佛教的人,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采取了缄默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加深了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和谬见,这无疑是振兴佛教的一大障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佛教与现代社会
现在科学日益昌明,马克思主义影响十分广泛,为什么世界上还有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二强的人信仰宗教?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准备从宗教的起源方面对此略加探讨。
宗教的起源,概括说来自三种原因:一、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异己力量存在着愚昧与恐惧的心理状态;二、人类对真知的渴求和寻求解脱的实践;三、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各阶级对宗教的利用。我们对现代社会略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三种因素的实质没变,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复杂的内容。如紧张的社会生活、物质享受的诱惑以及社会道德败坏、核武器竟富和环境污染等从另一方面使人产生困惑和恐惧,心理负担日益加重;法国文学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在多少人低着头鼓不起劲的时代,在这个充满了以享乐为荣,以追求短促无聊的物质受用为急务的行尸走肉的环境中,凡是离群遁世的人总是可敬佩的”。这多少反映了一点现代人由于精神空虚产生的心理倾向。其次,当人们看到知识无涯,而智力競争令人厌倦时,当生命科学取代物理学成为带头科学并不断证实古代理论的学时,都会唤起人们研究宗教,实践宗教的兴趣。恩格斯就曾肯定理论的自然科学要“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因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展过程”。现在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几乎与科学的发展成正比的事实就是证明;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其它矛盾斗争日趋激烈复杂,各国领导人和各社会集团更趋向于扶植宗教,利用宗教,如新加坡就强行规定中学要开设佛教课;伊郎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震动世界,美国单新兴宗教就将近三百种。这类事例是很多的。周总理曾经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只要人们还有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这也说明宗教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仍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英国哲学家桑塔亚那认为:对信仰的需要是人所固有的,是普遍存在的,它代表了人性一种真正的需要。因此,简单地把宗教当作一种幻觉打发掉是办不到的。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随着信仰它的欧美国家多次对外侵略扩张而扩大其影响,加上它无孔不入的传教运动和卓有成效的慈善教育事业,所以信仰它的人最多。但它的历史充满着侵略,迫害和权力斗争,如十字〓东征、宗教审判厅,等级森严的教阶制等。它和伊斯兰教、犹太教一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现代科学相背离,在许多问题上解释不清。伊斯兰教也是靠圣战而扩张的,带有更多的民族性和排他性。因此这两教很难成为未来的理想的宗教。而佛教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有着丰富而科学的理论。如果我们认真地将各种宗教加以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佛教体现的总的精神是理智的、平等的、自由的、客观的、彻底的、具体的、圆满的、积极的和入世的,它是实用的最理想的宗教。
在我国,儒教中的封建性的内容显然已难适应现代社会,不过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它仍将以各种形式发挥其潜在的支配性作用;道教经典偏于伪杂,其地方性的原始天尊的概念已与科学时代不相适应,但它在修身养性及医药等知识方面仍具有价值。这样看来,佛教仍是我国最主要的宗教。佛教不仅在古代为大多数的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等之所供奉,而且为近代的许多革命家如宋平子、童太笑、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至玉鲁迅等之所推崇。所以佛教在我国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
佛教的丛林集体生活制度很能适应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使佛教不仅不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反而能在多方面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寺庙多在山上,不需占用多少土地,却有利于古文物的保护和风景区的建设,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和植树造林。佛教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科学各部门的学术研究,有利于开展国际上的文化交流,能满足国内外广大佛教徒的愿望,提高祖国的声誉。这些对于我国三大任务的早日实现,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民族团结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佛教内部说,法相宗有着严密审实的理论体系,容易为科学家和文人接受;禅宗常能立竿见影,净土宗则之根普被。它们不一定要高深的理论修养,简便易行。所以法相宗、禅宗和净土宗最适合现代社会,能得到较大发展,而其它宗派则相应有所发展。
如何令正法久住?
何为“正法”?严格地说,修行人和合具足教、理、行!果,则有正法。按通常说法,佛灭后,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住世一千年,末法有一万年。但依佛敕宾颈卢等十六尊者住世宏法,等弥勒佛应化时方入涅槃的说法,则但有佛、法、僧三宝在世,则名正法,此属别论。尽人皆知,“佛法敕僧传”,受持二百五十戒,方能称为比丘,比丘依律和合共住,方名为僧伽,所以佛说:“我灭后毘尼即是汝等大师”“乃至五人解律在,能令正法久住”,可见,解律持戒不仅是出家人的根本,也是正法久住的根本。但作为信仰和持戒又需教理来指导,因此通达教理十分重要。童太笑曾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上彻下,这是最可用的”。这说明出家人以身作则,严持戒律与研究教理、宣传教理多么重要。尤其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文明的提高激起人们种种的欲望,加上各种思想、学说异常混乱,这加重了持律和研教的困难,同时更显得持律和研教的重要。
佛教近百年来本极哀微,加上十年浩劫,更处于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各地宗教政策落实情况又参差不齐,因此当前急需注意如下问题:
一、抓紧培养僧伽接班人和专门人才,加强经典和佛教读物的出版流通;
二、配合政府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及教内依据律并改革丛林制度,使之与社会相适应;
三、加强教理研究,并尽量用科学的通俗的语言将合时的典籍加以阐释宏通,使广大教徒建立正确的坚定的信仰。
四、做好佛教文物的整理维护工作和旅游接待工作,配合国家四化建设,提倡二禅、农禅等自力更生办教的精神。并努力促进慈善事业和植树造林的。
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每个佛教徒都必须爱国爱教。必须不断加强自己的佛学修养和宗教实践,这样才能善于汲取社会上的科学知识而避免不良风气的影响。孔子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佛教的兴衰史及现在各地落实宗教政策参差不齐的情况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小结
佛教是一个光荣、伟大的宗教,它必须适应而且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无数高僧大德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笠,必须靠我们辛勤地发掘。正法久法靠国家的保护,群众的帮助和僧众的努力,因此,爱国爱教,深研教理,严持戒律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让我们团结起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佛教的发扬光大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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