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楞伽经》后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祖师达摩以付二祖曰：“吾观震旦所有经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为心法。如医之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
　　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死生，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语矣!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
　　楞伽义趣幽眇，文字简古，读者或不能句，而况遗文以得义、忘义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于世，几废而仅存也!大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庆历中，尝为滁州，至一僧舍，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从是悟人。常以经首四偈，发明心要。
　　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圜，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
　　元丰八年九月九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摘自《圆明文集》
[简释]
　　一代文豪苏东坡居士，诗词文章，领袖当时，亦为后世人称道。然而，他出入禅门，交游有道之士，诗文酬唱，尽得风流雅兴之故事，则为世人轻忽矣。《书楞伽经后》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与本经的因缘，他对经教理趣的信仰态度，还有他对人生磨难的潇洒的情怀。故而，本文不可不读。
　　东坡居士自出川入仕后，并未放弃他的入佛因缘。中年后，诗文常涉禅趣，诸如：“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送参寥师》)“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次韵秦太嘘见戏耳聋》)他的参禅可谓“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庐山烟雨》)他的悟境可见于《赠东林总长老》：“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本文作于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苏轼年已五十，于朝中新旧党争中屡遭排挤，自言“老于忧患，百念灰冷”。然而，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有风雨也有晴。他路过南都(南京)拜见了年长的张安道，这位“得清净觉”的老者，在为宫滁州时，从一僧舍获得一部手抄的《楞伽经》，“从是悟入”，自觉觉他。今见苏轼，即请他书写，并出资请钱塘(杭州)善刻书者刻板印刷成书，广为流通。金山寺的长老佛印亦赞助其事，还把书板藏在寺中，以为常住。因缘具足，终于成就一大善业，亦是佛门一段佳话矣。
　　苏轼散文似行云流水，于此文可见一斑。先评本经“真实了义”，推崇备至；次则直斥禅悦者“无所不至”；“不由经论”则误人误己，可谓痛快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