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特色及其作用

　　试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特色及其作用

　　周润年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院长

　　法尊大师曾经在谈到藏族教育时说：“西藏的教育，就是佛法。离了佛法，也就没有教育了。”①这话虽然言过其实,却也不无道理。千百年来，藏族地区曾用寺院佛学教育代替社会的学校教育，寺院即是学校，喇嘛就是教师，佛教经典就是教材。在藏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教育机构中，除了一小部分官办的学校及私塾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培养人才诸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形式，或者说它已具备了学校教育的某些特征和作用。

　　（一）

　　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八世纪中叶，赞普赤松德赞为进一步发展佛教教法，在西藏山南扎囊县境建立了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并聘请印度和藏族僧侣十三人为教师，招收学僧二十五人，学习藏文及佛教教法，这就是藏族历史上最早的寺院教育。此后，随着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发展到了全民信教的程度。随之大大小小的寺院星罗棋布，遍立整个藏族地区，据干隆二年（1737）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申报理藩院的数字：达赖所属寺院3150座，僧侣302560人；班禅所属寺院327座，僧侣13670人。②如果把格鲁派以外的各教派所属寺院和僧侣加在一起，将远远超过以上这个数字。这些大大小小的寺院不仅成为当地宗教、政治、经济的中心，而且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历史上，藏传佛教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等五大教派的寺院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一)重视耳闻相传的宁玛派教育

　　宁玛派在佛教的修行及教学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多种教育方法，其中耳闻传和语旨传二种是宁玛派教育方法的精华。耳闻传这种教育方法主要在该派的阿巴经师中应用。阿巴是专在村镇念经咒和行医的法师，他们一般不注重研习教理和著书立说，只靠耳闻相传的方法教育下一代。他们只要有男孩，即从小教读藏文字母；8岁后教经咒；16—17岁后教医学；成人后教防雹、驱邪、降妖等法术和仪轨。所传授的经文和医书需天天背诵，直到熟练。如无子嗣，阿巴则向同氏族子弟或亲朋好友传授经咒和医术，继承其职。这种教育方法，至今还在个别偏僻的农村和牧区应用。

　　语旨传这种教育方法主要是该派采取极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传授的，共分为两大传授系统：一种称为经典传承，即直接传授旧有经典；另一种称为伏藏传承，即将发掘埋藏的经典直接传授。在修习大圆满时，要求人的思想空虚明净，专注一境，摆脱各种欲望和诱惑。这样，才可能达到修大圆满法的完满成果。宁玛派的这一教法，与汉地佛教中“明心见性”的教义大约相似。此外，宁玛派在修习方法上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习惯在深山密林或幽静的洞穴中独自修习密法。有的还在严寒雪地或酷暑夏日中赤身静坐，苦练功夫。他们练功主要以把握心体和以气养身为主，并逐月减食，力求练成仅在口内含数粒青稞即可维持自己的生命。

　　宁玛派后期寺院的教育方法特别注重戒、定、慧三学的探讨和研究。戒、定、慧三学是佛教修行过程及其教学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方法。一般宁玛派的寺院都要求学僧不仅学习密宗佛学理论，同时也要学习显宗佛学理论。当学僧精通这些理论后，即可以进入密宗的灌顶、传承和讲解等实际训练。此外，宁玛派重视发扬学术民主和主张争鸣辩论的教育方法。各寺院的学僧皆可举行公开辩论的学术活动。凡要求进行辩论的学僧，事先要向寺院的领导提出申请报告，并宣布自己辩论的题目。然后寺院的领导根据情况，安排时间和讲坛，届时由申请辩论的学僧主坛演讲，发表自己对教法的见解。是时，寺院的任何一位僧人皆可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反问或驳斥。总之，宁玛派的教育方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二)注重“讲、辩、著”的噶当派教育

　　噶当派创立了独特的“讲、辩、著”的教学方法。“讲”即讲说佛经。噶当派以善于讲经著称。他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教育者必须具有广博的佛学知识讲经要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可将枯燥的教义讲得深入浅出，使学僧乐于接受。“辩”即辩论经义。噶当派非常注重辩经这一学习方法，在学习佛教典籍中，多采用辩论的形式。辩论一般是一问一答，双方互相辩难。在辩论中，答辩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镇静，集中精力回答问题，不能因为问难的人态度不好而发火。这种辩经的学习方法，使单调枯燥的学经生涯增添了几分学习情趣。通过辩经，使学僧从默背诵读的学习中解脱出来，从而加深了对教义的理解。“著”即著述论典。重视典籍的编纂也是噶当派教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该派大力倡导编写和翻译论典，致使许多学僧一生孜孜不倦，努力著述，编纂出大量的典籍。如那塘寺的僧人迥丹日比热赤编纂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俄?雷必喜饶和俄?罗丹喜饶二人曾编纂和翻译显密宗、声明学和因明学等典籍达一千余部，成为噶当派著名的学者，人们尊称他们二人为大俄译师和小俄译师。

　　噶当派寺院教育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学僧。僧人最初入寺后，分编在称为“夏仓”即初级学经班内，由一位具有学问的僧人教授藏文书法、正字法、文法、佛学基础知识等，学习时间大约5—8年，一般早晨7—9点为上早殿时间，晚上8—11点为学习时间，主要以背诵课文为主。初级学经班毕业后，不用考核，即可转入高级学经班学习，学习的内容除“噶当七大教典”外，还有《现观庄严论》、《中观论》、《因明论注释》、《因明学》等。其中《因明学》一科分为5班，即略本摄类学班、中本摄类学班、广本摄类学班、因明类学班和释量论学班。学完高级学经班的全部教材，大约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每年的高级学经班毕业的学僧中只有1—2位僧人可获得“格西”学位，而绝大部分学僧不能获得这个学位，只能当一辈子贫苦僧人。

　　(三)修习“五明佛学”的萨迦派教育

　　萨迦派的教育程序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于刚入寺院的学僧，多为师徒之间进行的随意性教育。从教育的内容来看，各寺院对僧侣特别是童僧的教育，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文字教育，即教授藏文拼音、语法和书写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二是经籍教育，即教授学僧一些常用的佛教经典以及背诵通常宗教活动所使用的经文和咒语等；三是寺规教育，即对学僧进行各种戒律和寺院规章制度等方面的教育；四是技能教育，即对学僧进行各种实用技能方面的教育，如做酥油花和糌粑施食供品，学习跳宗教舞蹈，掌握喜金刚、胜乐金刚、空行母、时轮金刚等仪轨。

　　第二个阶段，学僧完成三个月的夏季安居静坐后，即可外出朝拜宗教圣地。在朝圣旅途中，若遇到萨迦派的寺院，必须遵守该寺的戒律和法规，同时要拜见寺院的堪布或高僧，并在他们面前宣誓遵守菩萨行。此外，学僧每到一圣地，皆应表示诚心诚意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众生谋利。

　　第三阶段，学僧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上师，请求上师传授教法和灌顶，同时瞭解思维过程的三层基础：首先，欢喜金刚的祈祷仪式必须学到；其次，三种密宗的论述必须背诵下来；再次，在心中塑造某些神像的意念。此后应受四种灌顶即瓶灌顶、密灌顶、智慧灌顶和句灌顶。只有完成上述的仪式，方可进入密宗道修行的步骤和次第。学密开始的第一步即是所谓的“四加行”修法，密宗行者视此为入密门的前导。所谓“四加行”即强调皈依发心、大顶礼法、供曼陀罗、念金刚萨埵百字咒或35佛忏悔文。

　　第四阶段，在5—10位已受过具足戒的比丘面前，由堪布为学僧授比丘三具戒。一是别解脱戒，为原始僧伽之普通戒，以个别解脱为目的。二是菩萨戒，以使众生解脱为主。三是密宗戒。堪布要为学僧讲解作为一个比丘所要守持的253条戒律以及穿戴僧服、饮食起居、念经、礼佛等方面的规矩。剃度仪式完成后，受剃者即可成为正式比丘了。此后，他可以继续留在寺院里学习，也可申请到外寺学习深造。

　　第五阶段，按照俄尔派的仪轨，此阶段要行七曼荼罗入坛城仪式，受怙主、畏怖金刚、胜乐金刚等灌顶，同时要修习《时轮金刚法》。“时轮金刚”在密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齐鲁巴说：“谁不懂阿弥陀佛，谁就不懂时轮金刚；谁不懂时轮金刚，谁也就不能正确念出这些名字，谁也就不懂金刚持之慧体；谁不懂金刚持之慧体，谁也就不能懂密乘；所有不懂密乘的人，只能存在于色界中，距光辉金刚持之道路甚为遥远。因此，每一善良师傅必须宣扬至上的阿弥陀佛，每一善良弟子在寻求解脱时必须听他的语言。”③萨迦派的萨班和八思巴都是弘扬《时轮金刚法》的著名人物。此外，在这一阶段中，还要进行团体诵经、作手印、跳神会以及静修等活动。

　　萨迦派的学僧经过以上五个阶段的学习，完成所规定的学习内容后，最高可获得 “班钦”的称号，“班钦”藏语意为大学者，这是萨迦派给予学者的最高荣誉。获得此种称号，必须精通工艺学、医药学、语言文字学、哲学、佛学、诗韵学、戏剧学、天文历算等“大五明”和“小五明”。“学富五明，善巧五明”是萨迦派对学有成就者的赞誉，也是萨迦派学僧一生追求的目标。获得此种称号的学僧，不仅在萨迦派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受到藏族群众的极大尊敬。萨迦“五祖”中的第四位祖师贡噶坚赞获得了此种称号，故被人们尊称为“萨班”。“萨班”的意思就是萨迦派的班智达(大学者)，也就是萨迦派中精通五明学的智者。

　　(四)提倡勤学苦修的噶举派教育

　　噶举派的教育有别于其他教派的教育，其教育特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重视教师的选择。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噶举派非常重视教师的选择，强调教师的作用。他们认为依止上师能得最胜秘诀；依上师之旨意修持即可获得成就；依止上师能得忏堕集资粮之胜缘；依止上师能得上师之无上加持力；依止上师一切诸佛及佛法即可通过上师体现及表达。因此，一个学僧进入寺院，首先要选择好自己的上师；其次要按照上师所传的教法，勤奋修习。在修习过程中，要不断验证自己所学的法要及所生的境界，并请求上师指正。噶举派著名的上师玛尔巴在为学僧们传授法旨时，并没有教学僧学习经论，而他强调的是只要依上师所教的去做，那么所有经论皆能融会贯通。由此可见教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2)重视学僧的“根器”。噶举派所说的“根器”就是指一个人的先天素质即天赋，不仅指生理上的先天素质，而且还包括人的悟性、灵觉等精神上的先天素质。噶举派在教育方面十分重视学僧的“根器”，上师根据学僧们的不同“根器”，传授不同的密法，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让学僧们根据自己不同的条件向不同方向发展。据《米拉日巴传》记载，玛尔巴大师看到雄地方的俄敦却吉多杰在为众人讲授《喜金刚本续大疏》；宗地的楚敦旺厄在修迁识法；藏绒地方的梅敦村波在修光明定；我(指米拉日巴)在修拙火定，故大师知道了每人应得何法及其事业之所在。大师遂赐给俄敦却吉多杰一种讲授本续的方便法要及诸多经典；同时依次教授给楚敦旺厄一种修习迁识法之要门；教授给梅敦村波一种光明教旨；教授给米拉日巴一种实修的掘火定法。④这种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法，使学僧们在不同的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

　　(3)重视道德修养的训练。噶举派强调僧人学密法前的道德修养的训练，他们首先从调整学僧生理功能入手，使之发生某些变化，使修习者的整个心思不致散乱到善恶不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方法类似于流行至现在的“瑜伽法”。如米拉日巴在修习密法前，玛尔巴大师亦对他进行了道德修养的训练。因米拉日巴曾学过巫术并以咒术杀人及降过冰雹，因此玛尔巴大师采取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折磨和刁难米拉日巴，让米拉日巴修建碉房，3次修起，3次拆毁，并将土石搬回原处。以此来磨练米拉日巴的意志，接受道德修养的训练。噶举派利用道德训练这种方法，成功地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高深佛学知识的人才。

　　(4)提倡勤学苦修的学风。作为一种教育，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转变受教育者的学习态度。因为学习生涯是艰苦的，尤其在寺院里，昏暗的灯光、枯燥的学习环境、艰辛的生活条件等是世人皆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学僧们很容易灰心丧气，去追求一种安逸舒适的生活。噶举派针对这种情况，在寺院教育中大力提倡勤学苦修的学风，为修习佛法而艰苦卓绝、锲而不舍的精神。如米拉日巴为求佛法而不怕劳苦，甚至他的脊背、臂部都磨破长疮，脓血交流，吃尽苦头；为求得灌顶而多次挨骂受打，忍受凌辱；为求得密法而独坐洞中，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使身体骨瘦如柴。当然，像米拉日巴那种苦修的极端作法是不可取的。但是，他那种为了既定目标而勤奋学习、努力进取的精神，不是值得借鉴的吗?

　　(五)体制较为完整的格鲁派教育

　　公元15世纪初，宗喀巴大师面对藏传佛教的“颓废萎靡之相”，清除颓风，拨正戒行， 除清秽行。由于宗喀巴大师的卓越学识，严格遵守戒律的威望，很快得到了藏族僧俗群众的普遍信仰和崇拜。宗喀巴不仅是宗教方面的改革家，而且在改革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将寺院的学经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建立了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比较完备的学经制度，因此说宗喀巴大师也是一位寺院教育的改革家。

　　格鲁派寺院教育组织体制都自成系统，以中心寺院为领导，每个寺院又有各自的组织。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的组织机构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组织称为“喇吉”，主管全寺的经济、僧众纪律以及大法会等事宜；第二级组织称为“扎仓”，是寺院的教育单位，主管僧人的生活、学习等方面的事项；第三级组织称为“康村”，是寺院的基层组织，“康村”是按僧人所属地域划分的组织，一个僧人进入寺院，都要按照他的家乡的地域编到一定的“康村”中学习、生活。上述三级组织皆拥有自己的财产，除独立实施内部管理外，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的领导。各级组织均实行委员制，并且主持人有一定的任期，以免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或受世俗贵族势力的操纵。格鲁派的寺院教育以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以及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等六大寺院最为完备，其规模较汉地寺院大，为藏区最高的教育中心，各地数以万计的寺院就是各地的中小教育中心。格鲁派把寺院教育发展到有完整的教育体制、教学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位制度等，一直影响至今。

　　（二）

　　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寺院教育不仅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历史悠久、影响亦颇深，在藏族教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藏族教育发展历史上，寺院教育曾是主要的教育形式。尤其是格鲁派形成之后，寺院教育在形式、制度、内容和方法上都逐渐成熟，形成了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罕见的教育形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而且在培养人才、保存古籍和弘扬藏族的传统文化等诸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第一、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在教学体制、内容、方法、学位、考试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尤其是到了格鲁派时期，这种制度发展到极其完善的地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严谨的教学体制。
　　藏传佛教寺院对各级学僧都有不同的管理制度。一般对刚进入寺院的僧人，寺院不考虑他们的年龄和学历，一律分到各自所属的康村。开始不能马上学习，除替老师干杂活外，还要为寺院出各种杂差。在此期间，新僧必须出席康村一日早、中、晚三次集体诵经和扎仓每日一次的集体诵经，并不得有迟到和早退的现象，一旦出现缺席，则必遭开除处分。经过一阶段的考察，寺院认为合格后，才对新僧进行详细登记造册。按照寺院的规定，学僧由康村指定老师，也可以自己找，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藏文字母、拼音、常用词汇、文法和短小的经文。通过启蒙学习后，成绩突出的僧人，由寺院推荐，到具有一定条件的寺院学习深造。凡进入格鲁派的六大寺院⑤的僧人不管年龄、学历如何，寺院一律以扎仓为单位，将他们编入预备班中学习。由预备班升入正式班时间的长短，由每个僧人的老师决定，时间短的只需几个月，时间长的则要数年。转入正式班后，即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由浅入深、逐年升级。各寺院的班级化分不同，哲蚌寺为15级，甘丹寺、沙拉寺、塔尔寺、拉不楞寺等为13级。一般每级为一年或二年，最高一级称为“增扎堂波”。每一学年又分为若干个学期，中间亦有短暂的假期，称为“曲查”。这种教学期限层次分明以及教学组织系统而又严谨的体制是其他宗教教派所少有的。

　　（2）固定的教学内容。
　　藏传佛教寺院的学僧在启蒙阶段主要学习基础文化和工艺技术，同时也学习一些礼仪，要求学僧必须掌握大小不同的宗教仪式、程序、经咒和法器等，这是极其严格和极其复杂的事情，一点也不能错乱。当把这些学到一定程度后，即按照各教派学习的内容进行修习。格鲁派寺院学习内容是先显后密，显宗学院是研习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学和戒律学的，课程以五部大论为主。密宗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有四门，即《事续》、《行续》、《无上瑜伽续》和《瑜珈续》。此外，在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等寺院还专门设有以学习医学、天文、历算和舞蹈为主的专业班。这些专业班主要学习藏族的医学、天文、历算、和舞蹈等内容，同时兼学声明学、韵律学、语法学、修辞学,并参加部分宗教活动等。总之，各寺院的教学内容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更改。这种学习程序体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

　　（3）独特的教学方法
　　藏传佛教寺院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先让学僧读背经文,在熟背经文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和精心钻研。藏传佛教认为，背诵不是学习经典的目的,而在于对佛教典籍要义的理解。学僧们在学习过程中既要通过背诵来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又要通过精心钻研对佛教典籍内容的深刻理解。因此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学僧中涌现出许多背诵佛经的能手，有的僧人竟然背诵2000余页佛经而不会有丝毫错乱。这种强记熟背, 融会贯通，崇尚精心钻研的学风，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被广泛采用。另一种是对辩和立宗辩,立宗辩最常见的辩论方式是立宗人树立一宗,而且为此而进行辩论；对辩由二人进行，先由甲提问乙回答，告一段落，再又乙提问甲回答，回答的方式和立宗辩相似，只是不象立宗辩那样经常举行。这种学习方法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一方面通过辩论和答辩的方式，学僧之间可以在学识上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讲辩可以激发思考，培养口才，增进记忆。

　　（4）严格的考试制度
　　藏传佛教寺院通过辩经进行的考试制度，较为有力地杜绝了徇私舞弊。考僧如不能背诵指定的经文，不但考僧要受到惩罚,而且其指导教师也要受到批评。考场一般都设在大庭广场上，考僧和考官要在各级监考和全体僧侣监督之下进行答辩、释难等一系列考试。因此，要求考官要公正出题,考僧要有真才实学,考试成绩低劣者即留级或调迁。拉卜楞显宗学院降级的情况是“第一，当学生在四年级时，证明他不能理解典籍的意义，但他念出的声调满好，则可留在大经堂当经头，再不能升入高的年级。第二，当学生已在第五级，白伞佛母和逻辑三身著作必须掌握，才能升入第六级。否则作为大经堂的看守三年，才有参加第二次考试的机会。同样，第六级至第八级各班，考试中不及格者，也被留在大经堂做看守三年。第三，对于不关心学术进步的人，则给予不同的任务，以符合个人旨趣，如日历制作艺术便是其中之一种，对于聪明而富有的人，可被委任为寺院的会计，或作僧官管理百姓，贫穷的可以鼓励他们做印刷者，雕刻印板。”⑥总之，举凡学僧学习期满，均要经过严格的学业考试，以看能否获得有关的学位。这种考试制度避免了考场作弊及违法乱纪行为的出现。

　　（5）健全的学位制度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实行学位制，凡是进入寺院的僧人只要刻苦读书、勤奋学习都有可能取得学位。各寺院的学位等级和录取名额有所不同。西藏三大寺的格西学位共分为四个等级，一等称“拉然巴格西”，意思是拉萨的博学高明之士，全藏每年取16名，第一名至第七名按顺序排定名次，第八名以后不再排定名次；二等称“措然巴格西”，意思是全寺性的卓越高明的人，全藏每年10个名额；三等称“林赛格西”，意思是从寺院里选拔出来有才学的人，西藏三大寺每寺每年有8个名额；四等称“多然巴格西”，意思是在佛殿门前石阶上经过辩论问难考取的格西，每年每个扎仓有5个名额。扎西伦布寺显宗学院的格西学位元共分为二个等级，一等称“噶钦巴格西”，这个学位相当于西藏三大寺的“拉让巴格西”；二等称“噶居巴格西”，相当于西藏三大寺的二、三等格西。拉卜楞寺显宗学院的格西学位共分为三个等级，一等称“多仁巴格西”，这是该寺的最高学位，每年仅有二个名额；二等称“噶居巴格西”，凡是学完五部大论，并经辩经考核合格者，皆可获得；三等称“饶江巴格西”，凡六至十二级的学僧，经考核因明和般若二部及格者，皆授予此学位。塔尔寺显宗学院的格西学位亦分为三个等级，一等称为“拉然巴格西”；二等称为“噶居巴格西”；三等称为“噶仁巴格西”。藏传佛教寺院这一整套学位制度的建立，对于吸引学僧埋头学经以保障寺院教育的实施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创造、汇集了大量藏族历史文化典籍。

　　从创建桑耶寺起，藏传佛教寺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他们写下了大量历史、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书籍，形成了中外闻名的藏族文化宝库。由于寺院教育的需要，历代藏族的学者都致力于典籍的搜集、整理、雕版、印刷、翻译和撰写，为藏族保存了数以万计的珍籍独本。

　　如萨迦南寺拉康曲美大经堂的整面西墙全是经典，共计有二万八千余部；该寺大经堂对面二楼中间的书房藏有文学、医学、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历算等藏文书籍二千多卷。拉卜楞寺藏书二十二万余部，其中藏文经卷六万余部。这些经卷分为全集、哲学、密宗、医药、声明、历史、宗教、传记、工巧、历算、诗词等十七类，其中医药学262种，不同刻本43大部；声明学130种，不同刻本16大部；韵律学32种，不同刻本29大部；工艺学20种，不同刻本26大部；星象、历算学542种，不同刻本64大部；诗镜学178种，不同刻本64大部；词藻学32种，不同刻本78大部；戏剧类7种，不同刻本8大部；藏文文法类108种，不同刻本81大部；历史专著35种，不同刻本89大部；传记类380种，不同刻本92大部；名人全集类177位作者，有1200种，不同刻本979大部；宗教因明学1289种，不同刻本819大部；佛教论著205种，不同刻本886大部；密宗类735种，不同刻本900大部；经咒类164种，不同刻本948大部；红教经典1840种，不同刻本958大部；金银汁大藏经刻本4种，不同刻本675大部等。

　　这些经卷来源有三：一是印度传入的藏译佛经；二是西藏、康区大德之专著；三是拉卜楞寺高僧之专著。其中最为珍贵的有贝叶经二部，一部是阿底峡大师所诵的佛经；一部是印度圣者贝丹达瓦扎亲手书写的梵文经。此外还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以及松赞干布全集、宗喀巴大师和历辈嘉木样活佛等许多高僧大德撰写的著作。在些著作大都做工精细，样式考究，印刷精巧，包装华丽。有的在金、银里加水珍珠、玛瑙、珊瑚、海螺研制而手写的；有的用青缎、丝绸等刺绣而成的；有的还用珊瑚、珍珠、宝石等镶嵌而成的。这些典籍不仅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而且也是研究藏族优秀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德格印经院不但以经书版本精美、印刷考究而闻名于世，而且以其收藏各种印版的数量丰富、内容完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目前共保存有30余万块印版，文字量达2亿5千万之巨。

　　总之，藏族地区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是不同类型的图书館，收藏有无数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卷帙浩瀚，内容丰富。除佛教经典外，还有记载藏族的历史、哲学、天文历算、辞书、文法、诗歌、言韵、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以及雕刻工艺技术和地震等方面的著作。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至今对研究藏族历史各学科的成就，进一步发展藏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和社会价值。

　　第三、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藏传佛教寺院哺育过许许多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们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弘扬藏传佛教，繁荣藏族文化，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都作过重大贡献。

　　政界方面：如八思巴、释迦也失、六世班禅贝丹益喜和章嘉瑞贝多杰等人，他们皆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在繁荣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翻译方面：如洛钦?仁钦桑布、布敦?仁钦朱、卓米?释迦洛追、玛?雷必西饶等人，他们都是藏族历史上的翻译家。他们终身辛劳地从事翻译工作，把兄弟民族和邻国的先进文化传播至雪域圣地，为发展、传播各民族间的文化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巨大的劳动，作出了不朽的功绩。广大藏族人民把他们誉为“洛杂瓦”（意思为“世界的慧眼”），给他们以崇高的地位。

　　民间文学方面：如萨班?贡嘎坚赞、锁南扎巴、仓央嘉措和官却?丹贝仲美等人，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出许多脍灸人口的格言、诗歌、故事、神话等藏族民间文学，大大地开阔了藏族人民的视野，丰富了藏族文化的宝库。至今，他们创作的一些格言和诗歌在人们中广泛流传，成为人们行动的标准和生活的信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真理名言。

　　天文历算方面：如木雅?坚赞贝桑、噶玛巴?饶群多吉、普巴?隆珠江措、达玛西仁等人，他们在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和动植物的变化中，逐步总结出藏族的天文历法。除本民族的独特创造外，还吸收了祖国古代和外来的天文历法知识，在不断认识实践的基础上，丰富了藏族的天文历算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藏族天文历算的发展。

　　藏医藏药方面：如玉妥?云丹贡布、松巴?益喜班觉、礼增诺布、第马丹增彭措等人，他们长期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总结民间藏药的经验和医术，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此外，他们还不断地吸取了汉地、印度和阿拉伯等地的医学经验和理论，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立的完整理论和丰富临床经验的藏医学。因此，在藏医学史上，他们被尊称为医圣和药王，倍受人们的崇敬。此外，在历史、地理、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印刷、手工技术等方面，还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培养出来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不懈的努力，为繁荣藏族的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传播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培养目标基本上是造就宗教职业者，但是由于部分寺院内设有医学院、时轮学院、舞蹈学院等，专门研究藏族的医学、天文历算、舞蹈艺术等，尽管这些机构带有浓厚的宗教性质，甚至是非理性的研究，但它毕竟是旧时藏区绝无仅有的“科学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不但进行宗教教育，而且也传播了历史、文化、语言、翻译、天文、历算、医学、药学、舞蹈、艺术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学科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藏族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著作用。

　　藏族医药学历史悠久，理论博深，医术高明，人才甚多，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历史上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起，寺院教育制度逐步健全，在藏传佛教大的寺院中都有从事医学教育和研究的机构----曼巴扎仓（医学院）。据记载，早在十一世纪初，医学大师仁钦桑波和喜饶扎角于阿里托丁寺创办了医学院，开设有《四部医典》、《八支集要》、《集要广释》等课程，是时许多僧人被培养为著名的医生。⑦

　　此后，在西藏的哲蚌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等寺院都建起了曼巴扎仓和医科学校，专门研究医疗技术和药物学。学僧除了学习一般的宗教职业经籍外，主要学习《四部医典》、《晶珠本草》、《月王药诊》等医学和药学著作。藏传佛教寺院的医学教育，并不是将医疗技术和医药知识禁锢在寺院之中，而是在条件允许下尽量为藏族群众服务。他们除在寺院节日和法会期间为群众诊治疾病外，还经常深入到农牧区为群众送医治病，并借助歌诀和图画的形式传授医学知识。如藏医学中的大型彩色医药挂图和用歌诀形式编写的医学读物，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为藏族人民传播医学知识以及进行医学教育提供了方便。

　　天文历算教育的组织是时轮扎仓。藏传佛教的时轮扎仓均建于清代,塔尔寺的时轮扎仓是在公元1817年按照香萨班智达?洛桑达吉嘉措的建议，由第四十五任法台却西?阿旺雪珠丹贝尼玛创建的，该扎仓的僧人以学习天文历算知识为主。拉卜楞寺的时轮扎仓系第二世嘉木样大师于公元1763年遵照第六世班禅的法旨,仿照西藏扎什伦布寺的时轮扎仓修建的。此扎仓修习的内容以《时轮经》为基础，主要学习天文、历算并兼学声明、语法、诗词、书法、绘画、音韵语诀、步法等。⑧此外，在西藏、四川、云南等地的寺院中也设有时轮扎仓，他们除学习修习有关的时轮密乘外，着重对三种日概念、日月位置的推算、五星位置的推算、日月食的预报等天文历算进行学习研究。

　　他们在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和动、植物的变化中，逐步总结出藏族的天文历法,如“五行计算法”、“十二属相纪年法”、“人寿六十花甲”、“八卦九宫”、“二十四节气”、“牛算”等天文历法知识，在藏族地区广泛传播。他们所编的藏历，对藏族地区农牧业生产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深受广大农牧民的喜爱；他们所撰写的有关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对于传播天文、气象、农时等知识，普及天文历算科学技术，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见《现代佛学》，1957年第6、7期。

　　②见《圣武记》，魏源著，卷5。

　　③冉光荣著，《中国藏传佛教寺院》第336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④《米拉日巴传》第132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6月。

　　⑤指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

　　⑥李安宅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第18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⑦群培多杰著，《略述旧西藏的学校教育》，藏文版《西藏研究》1985年第 4期。

　　⑧洲塔、乔高才让著，《甘肃藏族通史》第22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