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溪三笑恋庐山

虎溪三笑恋庐山
郑晓江

　　春寒料峭，车出南昌，在昌九高速上疾驰。我们一行五人，因缘相凑，虔诚地去寻访中国净宗祖庭庐山东林寺。
　　寺前有溪，名虎溪；溪上有桥，称虎溪桥。桥畔蹲伏着一尊古拙的石雕虎，水淙淙地在乱石中流淌着，似乎在述说一个千古流传的佳话。还在东晋时，东林寺主持慧远大师，潜心修佛，深居简出，数十年皆“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大师散步沉思，或送客远行，从不越过寺前的虎溪。寺后有一只聪明的老虎，会以吼叫警示。有一天，中国隐逸诗之宗陶渊明和简寂观著名道士陆修静相携来访，三人在寺内品茗唔谈甚欢，不觉日暮，该是送客之时了。三位好友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迈过了虎溪桥，后山的老虎发出了警告的吼声，三人抚掌大笑，慧远大师合十躬送。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别东林寺僧》，内云：“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就隐含了这个“虎溪三笑”的故事。
　　有学者论证，“虎溪三笑”并非史实，因为三位大文人活动的时间不在同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他们见过面。我想，这一流传千古的佳话象征意义大于其实证的价值。一般来说，佛教自东汉时引入中土，这一出世求西方极乐的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文化，以及求超世做逍遥之游的道家文化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如何融合儒释道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文人长期苦苦思索和探求的重大课题。
　　慧远大师自幼聪慧异常，好学精进，既熟读儒家典籍，更精通于老庄道家之学。21岁出家，拜道安大和尚为师，跟随左右25年。他潜心佛典，追求熔铸儒释道为一体，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又说：“虽曰道殊，所归一也”，“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24岁时(358年)第一次登坛讲《般若经》，佛理深奥，听众难解。大师于是以老庄道家之学的名词、概念加以疏理，闻者释然。这种解释佛教经典的方法后来被称为“格义”，广泛地应用于佛经的翻译和讲经论法的过程中，成为佛教中国化奠基石。佛门本有排斥外道之学的传统，但慧远的师尊释道安特别准许他可以读儒家经典和老庄之书，并感叹道：“使道流东国者，其在远乎!”
　　“虎溪三笑”，以慧远大师为释家的代表，以陶渊明为儒家代表，而以陆修静为道家道教的代表，他们相交甚密，以至远公忘记了平日的习惯，迈过了虎溪，受到虎啸的示警。这些事实说明慧远大师一生致力的融合儒释道“百途而同归”的学术努力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围绕“虎溪三笑”，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三笑文化”。在东林寺内，有宋大画家石恪画的《三笑图》，苏东坡撰《三笑图书后》，黄庭坚则写有《三笑图赞》，这些合成了著名的《三笑碑》；在虎溪上有“三笑亭”、“三笑堂”等等。在“三笑堂”两侧抱柱上有一巨型联颂，今人玩味：“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1928年，大学者胡适亲临庐山考察山川之秀，兼及精研庐山的佛教，他的结论是：“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趋势。”诚哉斯言，所谓中国“佛教化”是指由于净土法门的简便易行，信众日隆，中国有走向佛教化国家的趋势；所谓佛教“中国化”是说，由于慧远创立的“格义”方法，用中国固有文化来诠释佛理，使佛教走向了中国化的道路。这二种趋势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胡适先生的看法，则让我感觉到东林古刹、净宗文化在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中之地位真是无以伦比。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