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解惑的质疑
对解惑的质疑
李赓扬先生写了一封信对解惑提出质疑,因信太长,洋洋洒洒十四页,所以这里只摘出他信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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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对中国现代知名的法师,为何临终时患病的多?刚晓说: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认为信佛了、出家了,就不该有病,这观念要不得。有人问:《高僧传》上记载,无病的多,害病而终的少。刚晓则说,“人都是差不多的,古人与今人一个样,”无疾而逝,“只是书上那样说而已”。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没注意。后来因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到《五灯会元》,我就去找来看。书中讲了二千多位禅师的言行事迹。在阅读中,我意外地发现,很多禅师,临终显得非常从容安祥:①预知时至,②告别师友,③沐浴更衣,④有临终偈语,作为告别词。我在一个本子上就抄录236位禅师的诗偈348首,其中有临终示寂偈54首。⑤很多是无疾端坐而逝,有的是“示微疾”。⑥有的身边人看到异象,如闻到异香、火化后出现舍利。――我感到,他们能如此安祥地告别人世,真不简单,使我吃惊钦佩。对照世间的“安乐死”,是出于无奈,用让其死亡来摆脱痛苦和折磨,其实是既不“安”也不“乐”的。佛教讲“了生死”,要高明得多。我还没有见过《往生传》之类的书,但在佛教书刊上经常会看到当代佛教徒安祥告别人世的事例,而且很多当是平民百姓,不是名人法师。我的亲友中也有这样的人。这是从古到今,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的,决非如刚晓所说“只是书上那么说而已”。⒈
(2)文中说,刚晓是僧界的怀疑论者,并说这是个恶名。我的看法,即使是怀疑论者,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在对什么东西表示怀疑。对错误的东西有怀疑,是对的,对正确的东西有怀疑,就不对了,对邪信、迷信表示怀疑,是对的,对正信提出怀疑,就不对了。⒉
(3)“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孟子讲的。他只是提出不要“尽信”,也没讲“尽不要信”。那些可信,那些不可信,还是要具体分析。刚晓还说:“不能做书本的奴隶、古人的奴隶。”这话有些道理,但也不能把书本知识和古人的话全部否定掉。所以笼统地讲、抽象地讲,都不能解决问题。真要解决问题,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哪本书、哪个古人、哪个论点,为何不对,要摆出事实讲出道理来,然后才可以说,我不能做那本书、那个古人、那个论点的奴隶。抽象笼统地提问题,容易各人各理解,产生歧义,出现负面影响和副作用。⒊
(4)把出家人,把修行了一辈子的老和尚,说成是“光头俗汉”、是在“沽名钓誉”,甚至说,“不少僧人,实际上是文盲加流氓”。笼统这样说,实际上是丑化了否定了僧宝。也可称是对僧宝的诽谤。僧人中,确也有种种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对具体人具体事有意见,可以向有关单位及领导反映,建议加以清理整顿。但我们要维护僧宝的总体形象。⒋
(5)对“人生佛教”,刚晓说这是“瞎扯淡”,“使佛教庸俗化了”。我认为,既然“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就是说,佛教必须面对现实人生,决不能离开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不但跟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大不相同,跟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生活的年代大不相同,也跟我国佛教最兴盛的唐代大不相同。为了面对现实人生,太虚法师就提出过“人生佛教”,现在也有人提“人间佛教”,我不知其详,实际可能差不多,至少也是有益的探索。现在样样讲现代化,佛教要不要现代化?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探索的重要问题。不论是搞“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也好,或搞现代化也好,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要求,就是要“契理契机”,契理就是要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教理,契机就是要适应现代人的根机。如果不契理,失去了佛教的基本教义教理,那就不是佛教了,。如果不契机,脱离现实人生,没有听众信徒,就谈不上弘法利生,佛教也不能存在。我认为,这两种可能产生的不良倾向,都是应当注意防止的。⒌
(6)对所谓君子小人之分,我不明确,不得不去查《辞海》,那上面的解释:西周至春秋以前,“君子”是贵族的通称,“小人”则指平民、广大的劳动者。春秋末期以后,君子与小人则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呼。刚晓自称“只在书上见过君子,在现实中没有见过一个君子。”如果把君子作为贵族的通称,这样讲是对的。如果把君子作为有道德者的称呼,那就不对了。依我看,在人类中,善良、正派、有道德的君子,还是占多数,不善良、不正派、没道德的小人,毕竟是少数。如果这样,刚晓说只在书上见过君子,现实生活中没见过一个君子,就不对了,可能是把君子过度理想化了。刚晓还说:自己“也是小人一个”,“在小人眼里,一切都是小人。也正因为我自己是小人一个,所以我作一切都心安理得,那怕作坏事也作得坦坦然然然。”我不知道刚晓这样说,是在开玩笑,还是故作谦虚。但这样讲,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也暴露出他讲的君子小人,包含着是否干坏事的道德标准。⒍
(7)刚晓还说;“大人物做大坏事儿,小人物做小坏事儿,大人物大坏蛋,小人物小坏蛋。”这样说来,不论大小人物,都做坏事,都是坏蛋。整个人类,漆黑一团,难道大小人物中,都没有好人?这种看法很难使人相信是正确的。⒎
(8)在提到弘一大师时,刚晓竟说“他也有发昏说胡话的时候。”刚晓明明知道,那几句歌词(指“世界如果有开始,开始以前是什么?世界如果有结束,结束以后是什么?”)不是弘一大师写的,而是黄维楚写的,你说这几句话根本不通,都可以。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和理由,指责弘一大师“发昏说胡话”?我对弘一大师是崇敬的,你这样说,就伤害了我的感情。被伤害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因为崇敬弘一大师的人多得很。⒏
(9)提到念佛菩萨名号,修净土法门,刚晓竟把这说成是“在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先人就在给佛菩萨做广告”,还说听信这种广告,我们实际上都是傻瓜。文中还说:“为什么佛讲的你就信,佛难道不会犯错误吗?”“你怎么知道佛菩萨不说谎?”“你怎么知道龙树无著这些祖师大德没犯错误呢?”目前在我国,广告的声誉是很低的。作广告几乎成了誇大、吹牛、骗人、骗钱的别名,在群众中产生逆反心理。把弘扬净土法门说成“作广告”,这是极不严肃、极其荒唐、极其错误的。佛说净土三经已有2500多年历史,中国有净土宗也有1600来年,难道都是在做广告?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在犯错误?在撒谎骗人?听信的,都是受骗的傻瓜?对此,刚晓辩解说,“我只说我们都是傻瓜,我没有说佛菩萨是坏蛋。”还说人家是搞逻辑推论,曾经冤枉过他。刚晓宣称:“我是学唯识的”。接我所知,唯识宗最讲逻辑的。可是刚晓却又说:“我的话是根本没有逻辑的”。我认为,没有逻辑,是不可能的。他的上述论点的内在逻辑,是无法掩盖的。⒐
应该来说,李先生的九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假问题,但我们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所以就李先生上述质疑,我还是一一作答。
⒈这里不说古代了,我们只说目下我亲眼所见的事例。我亲眼所见的事例与书本上写的竟然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比如说某法师,圆寂后杂志上的消息说吉祥卧而逝,可我知道他当时是中风,根本不会动,寂后是服侍者给摆弄成吉祥卧的。某位比丘尼法师,杂志上说是双迦趺坐而逝,但实际上是圆寂后入缸时才给盘成的双迦趺坐。某位老和尚,杂志上说肉身不朽,其实是三年后开缸时,脑袋掉了,就用一根钢筋穿在脊柱上把脑袋连在一起而后装的金。还有一位活佛,也说是吉祥而逝,实际上是临终大吐血。象这样的事儿这么多,你让人怎么敢信书?连我们的老会长,遗嘱是在好几年前就写好的,当然,好几年前写好的也是遗嘱,可人们写文章纪念他时则是有意淡化这个,这给人的心目中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关于舍利,李先生也不明白,所谓舍利实际上就是死尸、遗骨,通常指佛陀之遗骨,或者指高僧的遗骨。也就是说,舍利就是骨灰,至于说《金光明经》说,“戒定慧之所薰修”,就是说我若勤修戒定慧,也就是说我修行好了,就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别人尊重我,所以把我的骨灰、尸体叫舍利,如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等。但如果我修行不好,得不到人们的尊重,我的尸体就只叫尸体,我的骨灰就只叫骨灰,也就是说,舍利与尸体、骨灰没有本质的不同。这与社会上对于尊重的人、领导人死了我们称为逝世,一般人死了就称为死了是一样的道理。
古人呢?如果真的如书上所说安祥而逝或者说只是示微疾,当然好,但我没法子证实真的如书上那样是安祥而逝,又因为我是小人,所以我就根据现在所见推论说古人也是那么回事。
所以,李先生说“从古到今,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的”,事实恰恰不是。李先生说他的“亲友中也有这样的人(指安祥而逝)”,但他没有被登在书刊杂志上,没被我见。
⒉《长阿含经》第三卷中有此四大教法,“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诸贤,我于彼村、彼城、彼国,躬从佛闻、躬受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此为第一大教法也。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和合众僧,多闻耆旧,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彼众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持此,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者何,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此为第二大教法也。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众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众多比丘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是为第三大教法也。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一比丘所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法、依律,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当勤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是为第四大教法也。”可以参考。
再者,李先生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对什么东西表示怀疑。对错误的东西有怀疑,是对的,对正确的东西有怀疑,就不对了”,这话根本不通。因为所谓怀疑,是在对一个事物做出判断之前才会有的心态,如果是作出判断之后,就不会再怀疑了。对于错误的东西,既然已经知道是错误的了,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对于正确的东西,既然已经知道是正确的了,又有什么怀疑的必要呢?对于错误的远离、对于正确的东西亲近就是了,不会再怀疑了。
⒊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李先生说,“他只是提出不要‘尽信’,也没讲‘尽不要信’”,其实不但孟子没有说过“尽不要信”,我刚晓也没有说过,把这几个字儿连起来的,恰恰是李先生。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话的意思是说,对于一本书没判断时就不要茫然接受书上的观点儿,这恰是在做出判断之前,若说“尽不要信”则没有时间观念了,当然就不对了。李先生接下来说,“那些可信,那些不可信,还是要具体分析”,这还是混淆时间观念――人家说的判断之前,李先生说的是判断之后,这根本没有共同的时间基点儿,这就象侯宝林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一样。顺便一提,李先生的话中应该是“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这是一个错别字儿。
李先生在信中有一句话,“但也不能把书本知识和古人的话全盘否定掉”,话是对的,可我没有这么干,我只是说要“疑”,疑与否定、排斥是两回事儿。李先生信中充斥着把“疑”理解为否定、排斥的地方,这是他理解得不对,与我无关。
⒋李先生说,“把出家人,把修行了一辈子的老和尚,说成是‘光头俗汉’,是在‘沽名钓誉’”,其实我的原文中还有一个程度副词“大多”。还好,下一句李先生倒是没有取掉我话中的程度副词,我感谢他没有取消。
李先生说我是丑化了僧宝,我没有,我连出家人也没有丑化,出家人与僧宝不一回事儿,僧宝是――以六和敬精神而成就的圣贤众,对于出家人,我本有被李先生取掉的程度副词“大多”和没有被李先生取消的“不少”,我并没有说全部,连李先生自己下边儿也说,“僧人中,确也有种种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也就是说我说的是事实,所以说我没有丑化。李先生说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可以向有关单位及领导反映”,我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子,请你看看《佛音报》上的《佛教应该打黑》,提出的事儿都是全国有名的大和尚甚至涉及到最高层。
⒌关于人生佛教,其起源其实我们可以推到康有为、梁启超,还包括梁漱溟等,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人生佛教直接或间接的推动者、鼓吹者、参与者。若没有康、梁等,也不会有太虚法师提出人生佛教的口号,当时是什么样个背景呢?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大背景下才提出来的人生佛教,本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我们就要力倡佛教本源。李先生说“佛教必须面对现实人生”,可佛教本来就是面对现实人生的,现在只有力倡佛教本源才是最好的。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现在所谓的人间佛教,比如佛光山、比如慈济功德会等,都是泡沫佛教、边缘化佛教,不过还好,现在佛光山已经逐渐在向本源回归,这是好现象。李先生说, “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不但跟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大不相同,跟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生活的年代大不相同,也跟我国佛教最兴盛的唐代大不相同。”这话中的“年代不同”应该是“时代不同”,虽然时代不同,但佛陀所说的苦的本质是相同的,这不会改变。阿含有言:日可令冷,月可令热,佛说四谛,不可令移。人生佛教有它的亡国灭种背景,现在不一样了,就该回归本源。当然,回归佛教本源是我自己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这完全可以讨论。
李先生的要契理契机什么的,这是老话,是圆滑的话,注意,是圆滑,不是圆融。说契理是符合佛教基本教义教理,契机是适应现代人的根机,是的,应该这样,但这恰恰是把佛教的能当成了所。契理契机实际上是均衡不了的。在社会上要做一个事儿,总是先在一个地方做实验,比如在深圳做试点儿,成功了才向全国推广其经验、方法,而人生佛教没有,想契机却兼不了契理,只要不契理也就很难契机。
⒍李先生是县委宣传部的离休干部,在这第六个问题中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干部八股,“在人类中,善良、正派、有道德的君子,还是占多数,不善良、不正派、没道德的小人,毕竟是少数”。什么是多数?什么是少数?一般来说,得有一个具体数量标准,比如说50%,超过50%就是多数,不到50%就是少数,李先生这多数、少数是怎么得来的?没有标准比较!做没做调察?不会做吧?这是标准的官调儿!
再者,李先生说,“如果把君子作为贵族的通称,这样讲也是对的”,我是现代人,怎么会讲春秋时代的话呢?好在李先生下边儿有转折。
⒎有好人,可惜我没见过,因为我是小人!但我不否认有好人存在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有好人存在,但我至今没见过,也就是说,好人存在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微到了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程度,所以我说没有好人。李先生推论说,“整个人类,漆黑一团,大小人物中,都没有好人”,“这种看法很难使人相信是正确的”,这是李先生自己推论出来的,我没有这么说,当然,李先生用的是反问句式。我的原话中,没有“都”字,我也说过,我的话没有逻辑(李先生在第九个问题中说到了),我说了就是说了,没说就是没说,不要推论,不过,你们既然是用逻辑的,你要用逻辑推,要推也别推错呀。
⒏在这个问题里,李先生说,“刚晓明明知道,那几句歌词不是弘一大师写的,而是黄维楚写的。”这里你也冤枉我了,我的知道是后来问了以后才知道的,这在《解惑录》中是体现出来了的,我问了一声“有一首歌叫《竖穷横遍》,中间说,‘时间如有开始,开始前是什么?时间若有终了,终了后又如何?’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我说“弘一大师怎么了?他也有发昏说胡话的时候呀~~”是在前边儿,最开始人问的是,“世界有没有开始、结束?”接着他又说“弘一大师说‘世界如果有开始,开始以前是什么?世界如果有结束,结束以后又如何?’”他说错了是他说错了(包括把黄维楚当作了弘一大师,把时间说成了世界,至于说时间当成世界,现在想来,也有可能是口音的关系我听错了),又怎么能怪我呢?
至于说伤害了李先生的感情,我深感遗憾。佛教认为,人是六道有情之一,正因为有情我们才不得解脱,情重则堕,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伤就伤了吧。佛教让你理智。
⒐这第九个问题,李先生说得太离谱,比如他信中说,“文中还说:‘为什么佛讲的你就信,佛难道不会犯错误吗?’‘你怎么知道佛菩萨不说谎?’‘你怎么知道龙树无著这些祖师大德没犯错误呢?’”怎么能这么断章取义呢?我的原文是――“……这实际上是你自己决定的!与佛、与祖师大德没有关系。如果别人问你为什么相信,你会说因为这是佛说的。那我要问问,为什么佛讲的你就信呢?佛难道不会犯错误么?你会说,佛怎么会犯错呢,象龙树、无著等祖师大德,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证明了佛是不会犯错误的。我就要再问问,你怎么知道龙树、无著这些祖师大德没犯错误呢?你会说你的老师告诉你龙树不犯错误。会不会是你的老师犯错呢?你不相信你的老师会错,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他。是不是追到了你自己身上?!”我的本意是要说明一切都是自己决定的,“因为是佛说的所以我信”只是自己在给自己找借口而已。
李先生文中还有,“……听信这种广告,‘我们实际上都是傻瓜’”,我的意思可不是因为听信这广告所以我们是傻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信这广告也好,不信这广告也好,都不耽误我们是傻瓜。
还有,关于广告的原理,我想李先生还是稍微多知道一点儿为好,他说,“目前在我国,广告的声誉是很低的。作广告几乎成了誇大、吹牛、骗人、骗钱的别名,在群众中产生逆反心理。”这恰恰说明了他对广告的原理不知道。我懂的也不多,但在进修新闻专业时涉及过那么一点儿。我还建议李先生调察一下目前我们广告的可信度后再说,我也没有调察过,但从我的直觉上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大公司花那巨额的广告费砸自己的牌子吗?我这也只是有疑而已,但愿李先生作过调察后把结果告诉我,不过我提醒李先生,调察时一定不要带上意图伦理。
关于给佛菩萨做广告这个说法,并不是我一个讲,其实最先是宗萨钦哲仁波切这么讲的,是在《觉悟的战士》中讲的,我在《解惑录》中也没有掠人之美,我说了“宗萨钦哲仁波切就是这样说的”。
严格来说,唯识宗是与因明结合得紧密,而不是逻辑,逻辑与因明最主要、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逻辑由因推出果,也就是说逻辑是有因没果,我们要找出果。而因明是已经有果,也就是说结果我是知道的,因为宗教悲情使之,所以我论证给你看一下。这恰恰与逻辑相反,就象一个是往东走一个是往西走,根本是顶牛的,说唯识宗最讲逻辑是不对的,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因为他不明白因明与逻辑的区别,只能看到二者的外在表现形式很象,看不到本质,但对佛教徒来说,若这么理解就是要命的。关于因明,汉传因明只有两部论,《入论》和《门论》,我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它们,并给学僧讲过二遍,有录音带、有书,现在我在佛学院还是讲因明、唯识。而且藏传因明的《滴论》我在今年暑假中也在学佛组讲了一遍,录音稿已经整理出来了,如果李先生愿意学因明,我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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