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四川之行

　　玄奘的四川之行
　　黄运喜

　　一、前言

　　玄奘(600?—664)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从出生、出家、受具足戒,及到各地游方参学。其行迹包括家乡河南缑氏(今偃师县)、洛阳、长安、汉中、成都、荆州、扬州、吴会、赵州、相州等地。第二个阶段为冒险西行求法,历经约17年(首度出关年代未定论)的时间,往返5万里,途经110国,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第三个阶段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回国后至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为止。这段期间除有多次陪从太宗到各地巡幸,及在高宗时回家乡探访一次外,大部分时间均用于译经事业,在其最后19年的岁月中,共译出75部、1335卷的经典,译作量多质精,无出其右者。

　　玄奘5岁丧母,10岁丧父,后随次兄长捷法师到洛阳净土寺居住,13岁出家时即以“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鸿鹄大志,感动主试官大理卿郑善果,让他破格剃度。唐初,玄奘与兄长捷法师到长安,本欲向高僧大德学习佛法,但国家初建,兵戈未宁,长安的高僧们纷至四川避难,玄奘求法心切,与长捷法师联袂赴川,居止成都多宝寺与空慧寺,并在成都受具足戒,后因感“益部经论,研核既穷,更思入京,询问殊旨,条式有碍,又为兄所留,不能遂意。”即感到在成都的法义已研习殆尽,期望先到各地参学后再回京师,向更多的高僧请教,遂以私与商人结侣的方式,泛舟三峡,沿江而下至荆州天皇寺,结束了与四川的一段佛缘。

　　二、求法心切:遂去父母之邑

　　隋末,炀帝失德,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其中以李渊、李密、王世充等三股势力在晋、陕、豫地区最为可观,他们分别占据太原、洛阳及其附近、长安等地区。为了争夺粮仓,群雄军队与隋军发生多次的拉锯战,影响所及,洛阳、长安两大城市僧侣无法安住,纷纷企图前往异地,以求避难兼弘法或参学。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击败隋军,入长安,尊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自为丞相,进封唐王。次年(618)三月,宇文化及弒炀帝于江都,五月,李渊称帝于长安,改元武德,开始了为期290年的大唐王朝,此年李世民也底定巴蜀之地。与李渊称帝的同月,东都洛阳留守官员奉炀帝孙越王侗即位为皇帝,改元皇泰,朝政由王世充掌理。

　　武德元年(即代王义乌二年,618)春,玄奘鉴于隋炀帝末年在东都(洛阳)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止讲学,后因国乱供料停绝,这些名僧纷纷前往蜀地,遂与其兄长捷法师说:“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得到其兄长捷法师同意,约于初夏抵达长安,寓居庄严寺。玄奘与长捷法师从洛阳出发之时,长安、洛阳在表面上仍是隋朝的领土,两地交通顺畅。未料,他们到达京师长安时,因李渊称帝,国基草创,政局未稳,仍处于兵荒马乱中,“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关中、长安的名僧为避兵灾,相率去蜀,徒留下寺院在京师,成都已成当时的佛教重镇,玄奘旋即启兄入蜀。

　　依现有资料推论,玄奘与其兄长捷法师选择到长安,虽有“且战且走”的意味存在,但不失为明智的抉择,因为洛阳“景、脱、基、暹”等法师前往蜀地的消息,已为洛阳当地僧徒所广知,由于玄奘“求知若渴”,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的数年期间,早已亲近“(慧)景、(敬)脱、(道)基、(宝)暹”等法师,所以不急于追随这些法师的步伐,而选择直接入蜀。从玄奘与长捷法师所说的“余闻唐帝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这句话中,不难看出他期望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都会集长安,让他兄弟俩可以从容问学,只不过这个期望,要到数年后天下平定才能达到,这也是《续高僧传》记载玄奘见当时长安佛教情形而“住庄严寺,又非本望,西逾剑阁”的原因了。不过长安为从洛阳前往四川的必经之地,从长安向南通过秦岭山脉,经汉中盆地,再越大巴山脉,就可到达四川,玄奘先到长安观察情况,再进入四川,并未浪费时间。

　　三、蜀道难:行行复行行

　　长安与成都在地理位置上,分别位于关中盆地与四川盆地。两地之间,有秦岭、大巴山脉阻隔,中间还夹杂一个汉中盆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两地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不过人为万物之灵,可凭自己的意思选择定居一地或外出活动,高山险阻,对艰毅卓绝的玄奘兄弟等人而言,并不构成威胁,他们花了数月的时间,约在武德元年(618)冬季,终于抵达“天府之国”的成都。

　　唐初，子午道曾设驿站，沿途偶有佛寺，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载有终南山子午关南大秦岭竹林寺、梁州道子午关南独圣寺等,对于往来僧侣,提供许多的方便。由于玄奘通过子午道前往四川,是在从容的环境下启程,每日行程只需依据各驿站、村庄、城镇之距离与道路状况设定,每日约走20至40里左右,从长安至洋州六百三四十里的旅程,估计约在二十余天即可走完,至洋县时再溯沿汉水,只要数天即可到达汉中(南郑县),也就是从长安出发,约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达汉中,即《三藏法师传》所称的“汉川”。

　　关于玄奘四川之行所经过的路线,较无疑义的是关中盆地到汉中盆地这段,无论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三藏法师传》)还是《玄奘法师行状》均记载:“经子午谷入汉川”。至于从汉中盆地到四川盆地这段路线,相关资料均未记载,只能推测。

　　唐代从关中盆地到汉中盆地的主要路线有四条:蓝田武关道、子午道、骆谷道(傥骆道)、褒斜道。由于相关资料均记载玄奘兄弟“经子午谷入汉川”,故根据严耕望《子午谷道》所载略加说明。梁唐子午道,由长安南行40里到子午镇,10里入子午谷口,50里登子午关(又名石羊关),30里秦岭,20里夹岭,25里沙沟,20里高关,20里苦竹沟,30里东江口,又40里徐家梁,30里鸡公梁,30里洵阳坝,40里文公庙,40里火地,20里七佛沟,40里宁陕老城,15里宁陕新城,凡500里。沿途崇山峻岭,至为难行。[4](P 674)宁陕以西,略循长安河(子午河东源)、子午河北岸下行,经汤平河(居民点)、青草关,至两河口,去宁陕180里。又西经金水河街、酉水街至洋县,去宁陕共290里。山僻小路,夏秋水涨,梗阻难行。唐人志书云,自长安至洋州,六百三四十里,盖即就子午道而言,实为长安、洋州之最快捷道路。

　　玄奘兄弟在汉川,意外地与空、(慧)景二法师重逢,他们都是东都道场之大德,其中(慧)景法师更是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时,教授其《涅槃经》的师父。师徒异地相见,悲喜交集,玄奘遂在此地停留月余,一方面从之受学,另一方面则补充体力,准备另一段艰苦的入川旅程。关于玄奘在汉中所驻锡的寺院,并未见相关史书记载,唯明复法师(1914—2005)在抗战期间,曾以军人身份到汉中圣水寺遗址,目睹这座寺院遭受太平天国破坏后残存的断垣残壁,聆听当年身受其害的小沙弥口述,得知圣水寺创建于隋代,是玄奘当年驻锡过的寺院,玄奘曾在寺前栽种一棵树,还为寺院留下卓锡泉、拜誓台等遗迹。惜至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党羽陈得才等,由湖北窜至陕西,路过汉中,以圣水寺为王府,将寺内佛像捣毁,佛像法器通通丢到汉江里,寺里原有百余口人,跑了一半,被杀了一半,仅留下6个小沙弥,都是十三四岁,专门侍候陈爷。其中一位,即向明复法师口述的僧侣。太平军在临走前,一把火将圣水寺烧毁,后人在其遗址旁另建一座圣水寺,但规模、格局均无法与原寺院相比。

　　此后空、(慧)景二法师遂与玄奘兄弟结伴,溯汉江至其源头的金牛县,再向成都进发,玄奘“虽在行旅,恒执经随问”,充分把握学习机会。关于玄奘从汉中盆地到四川盆地的路线,综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各文,发现以走“金牛道”(南栈)的可能性最大,此因金牛道是隋唐时期最大众化的道路,无论是文人商旅、皇帝避难幸蜀,或重要军事行动,大都选择这条道路,其它如陇上道、米仓道、阴平道、天宝荔枝道(涪州到洋州)等无论距离、路途状况等条件均不及金牛道,玄奘似乎不会舍弃金牛道而改采其它路线。

　　依严耕望《金牛成都驿道》记载,金牛道所经过的路线为,由金牛西南经三泉、利州、剑州、绵州、汉州到成都。自三泉以南,益昌(今昭化)以北,依嘉陵江东岸筑路,穿越大巴山山脉,其中三泉西南略沿嘉陵江东岸行约60里,至九井滩,最为险恶,为舟楫之阻,途经遐萌关;三泉至利州(广元)有桥阁一万五千三百余间,利州以南,尚有剑阁等险要之地,不利行旅往来。玄奘一行人经过金牛道到四川,估计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约在武德元年(618)冬季,终于抵达成都。

　　四，鸿鹄展翅 从学法到受械

　　四川为形势完整的盆地,地方富裕,自古以来“天府之国”的美誉,不胫而走。在佛法的传播上,四川位于南、北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地,从东汉开始就有高僧在此弘法,留下不少寺院、佛像、摩崖造像等。隋末唐初,中原战乱,蜀中相对安定,中原许多高僧大德为避难,纷纷选择驻锡四川,而成都又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吸引许多高僧大德荟萃于此。

　　三蜀,居于成都多宝之寺。……法师以精博之敏,为道俗所遵。每设讲筵,毕先招迓,常讲《维摩》、《摄论》,听者千人”,以及“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摩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道因)法师论文,肃然改容”等句推测,成都多宝寺在唐初,已成为长安、洛阳高僧大德汇集,法筵最盛的佛教寺院,除道因、宝暹驻锡外,道基、慧景、道振法师亦疑在此寺讲说经论。《续高僧传》卷十四称道基“有隋坠历,寇荡中原,求礼四夷,宣尼有旨,乃鼓锡南郑,张教西岷。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莫不廓清游雾,邪正分焉”。称慧景、宝暹“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景清慧独举,诠畅玄津,文疏抽引,亟发英采。暹神志包总,高岸伦俦。”由于玄奘在洛阳及汉中时,有两度亲近慧景法师的经历,师徒名分已定,玄奘等人初到成都的驻锡寺院,据《三藏法师传》载,其兄长捷法师“住成都空慧寺”,慧景及玄奘的住处,依《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谓“既尔黄雾兴祆,丹风起孽,中原荡覆,具祸以烬。(道因)法师乘杯西迈,避地且又一道到成都,所以师徒初到成都驻锡多宝寺的可能性很大。另从唐代讲经仪式推测:(讲经当天)辰时开始,(讲经前)打钟惊众,(听者入座后)讲师、都讲上堂登高座、口赞梵呗于讲经前后、开题(讲解题意)、举问、问难、回向下座礼辞、复讲等八部分,为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来的。宋僧元照在《四分律行事抄资记》中加上初礼三宝、打磬静众成为十法。为避免每日太早奔波,学僧长住在讲经寺院为相当合理之事。

　　多宝寺在成都东城外10里,相传魏晋时期自印度而来的千岁宝掌和尚曾居住于此,《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在成都前几年的事迹谓:

　　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毘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其想望风徽亦犹古人之钦李、郭矣。

　　玄奘初至洛阳净土寺当童行,先从兄长捷法师研习《维摩经》、《法华经》,剃度后又从慧景法听受《涅槃经》,严法师听授《摄大乘论》,及至汉中,又逢空、(慧)景两法师,向他们执经请益。到成都后,更从道因法师听受《维摩经》、《摄大乘论》,从道基法师听受《摄大乘论》,从宝暹法师听授《阿毗昙》,从道震(振)法师听受《迦延》(《发智论》的旧译)。玄奘千里迢迢入川求法,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学习机会,把握住每一寸光阴,努力不懈,加上天资聪颖,很快就在四川崭露头角,四方景从之余,视他为东汉时代的清流李膺、郭泰。

　　武德三年(620)玄奘年满20岁,依佛制在成都受具足戒。《三藏法师传》称玄奘在受戒后,“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算是相当难得的。一般僧尼在正式家之后,到受戒之前,有一段时间可学习经论,充实佛学基础,但到受具足戒之后,则有“佛制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乃听教参禅”的制度。五年学戒的用意,除戒律的钻研、修持,与僧格的养成外,同时也是戒、定、慧三学的基础,因唯有以律摄僧,僧团才能维持清净的团体生活。僧格端正之后,则视个人兴趣,选择参禅、研究宗派义理、修密或修净土法门。唯这种学习方法,透过僧传中记载得知,历代僧侣在学律的时间及方法上,已有相当大的变通,不拘泥于条文规定,故以玄奘的聪颖,对于戒律的“五篇七聚”仅在出家后首次结夏安居期间学习一遍就精通,所以有更多的时间游心法海。

　　玄奘似在受戒前不久,移居空慧寺,与兄长捷法师同住一寺,一方面代表系统且全面地从师受学,另一方面也可调适身心,准备受戒。空慧寺在初唐为成都重要寺院之一,原称“龙渊寺”,相传始建于东汉时期,隋末因避李渊名讳,更名“空慧寺”,在成都西南石牛门市桥处,俗称“石牛寺”、“石犀寺”。武宗会昌五年(845)毁于法难,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回于原寺旧址重建,摩“圣寿寺”额竖此,后僖宗幸蜀,颁赐御书。玄奘昆仲在空慧寺各擅所长,《三藏法师传》称长捷法师为:

　　风神朗俊,体状魁杰,有类于父。好内外学,凡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毘昙》,兼通书传,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总管酇公特所钦重,至于属词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无愧于弟。

　　玄奘则是:

　　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纮穷玄理,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纲,包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对万乘而节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

　　长捷法师风度高雅,身材魁伟,个性爽朗,有其父之风,精通佛学与老、庄,善讲说,较具名士之风格,益州路总管酇国公窦轨、益州行台民部尚书韦云起,均对其钦重。玄奘则意志坚定,志向远大,抱持各地远行求法巡礼之心,面对万难而终不退缩的气度,则为长捷法师所不及。兄弟俩的声誉若与庐山慧远、慧持相比,也丝毫不逊色。

　　玄奘在空慧寺,礼观音菩萨圣像甚为虔诚,据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侯溥撰《圣寿寺重装灵感观音记》谓:

　　院有观音塐(塑)像,则唐奘三藏蚤岁行道乞灵之地,久历年所,像以坋溆肯,此春始议完饰,向佛之人相与施助,今兹观音大士与奘公侍立之像,熠然以新。

　　玄奘在礼观音菩萨圣像之外,也受持《般若心经》,《三藏法师传》叙述其在西行求法经莫贺延碛(沙河)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唯一心念诵《般若心经》,此心经的来源为“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从上述两则引文来看,玄奘对于佛法的修持是“知行合一”,故在许多危险场合时,能感应道交,脱离各种灾殃。

　　五、归去来兮:寻师访道再走他乡

　　《三藏法师传》称受戒后的玄奘,年龄、学问都日益增长,以致“益部经论,研综既穷”,在蜀地讲学的几位大师,已不能满足其求知欲望,当他知道盘踞在江陵称帝的萧铣,已在武德四年(621)时被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推翻,整条长江水运已畅通无阻,遂思走长江水路,沿途探访请益高僧后,再返回长安,继续研究佛教义理,无奈碍于法律上的规定,以及长捷法师的反对,玄奘只能暂时蛰居成都,以待机会来临。

　　影响玄奘求法最大的难题,是当时法律上的规定。按唐初制律,参酌前代关禁政策,凡行人往来,关令必据过所以勘之。所谓过所,系古代度关津时所用文书,旧谓之“传”。《周礼·地官司货》谓:“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郑玄注曰:“传,如今移过所文书。”刘熙《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另据《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引晋令谓:“诸渡关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有过所,写一通付关吏。”则过所之制,渊源甚为久远。

　　《大唐六典》卷六谓:“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者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同书卷三十谓:“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人民未持过所而度者谓之私度,有关私度的规定,《唐律疏议》谓:

　　诸私度关者,徙一年。越度者,加一等。(注云:不由门为越。)已至越所而未度者,减五等。(注云:谓已到官司应禁约之处。余条未度准此。)(疏议)曰: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徙一年。

　　本条款系针对所有人民而设,若僧侣游参行脚未持过所,将受盘问禁止。与过所性质相类者为公验。其实例有武宗会昌四年(844)三月,下敕勘责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等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闻奏。

　　过所,只用于关津,而公验则可用于普通州县镇铺。二者均为政府所颁,对僧侣颇具限制性。

　　唐代的关禁政策,在国家边境或与国内割据势力接壤之处,执行较为严格,此因牵涉到国防安全,至于本国人民在一般地区的行止,执行较为宽松。依《唐律疏议》得知,私度的处罚,最重也不过是“徙一年”,且还可以依行为人的身份、动机、有无人可具保等,给与减刑或易科罚金,甚至豁免等待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玄奘欲走出四川,虽无过所或公验,若有人愿意结伴掩护,是值得尝试的一项挑战。

　　武德六年(623),玄奘透过一些往返长江水路的商人帮助,私自搭上船只,沿江而下,到荆州(江陵)天皇寺。因玄奘在四川时,声名远播,荆州僧俗久闻其名,故至荆州即被要求讲解经论,故“为讲《摄论》、《毘昙》,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摄大乘论》、《阿毘昙》均是玄奘拿手的论典,每次开讲,均得到僧俗赞叹,深得汉阳王李 的赞助,《三藏法师传》称当时的情形:

　　时汉阳王以盛德懿亲作镇于彼,闻法师至甚欢,躬身礼谒。发题之日,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艺之士,咸集荣观。于是征诘云发,关并峰起。法师酬对解释,靡不词穷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胜,王亦称叹无极,嚫施如山一无所取。

　　当然玄奘在荆州的开讲,仅是顺着因缘,与大众结下法缘,其内心仍惦记着漫漫的求法之路,所以在得到汉阳王李 帮助下,顺利的拿到了旅行通行证:过所及公验,并在武德七年(624)时,沿着长江东下,经历扬州、吴会,再到相州、赵州,向当时的佛教名宿请益,终于在武德八年(625)秋,从赵州西赴长安,展开人生的另一阶段生活。

　　从玄奘离开四川、荆州后,曾到相州(河南安阳)向慧休法师学《杂心》、《摄论》8个月,又至赵州(河北赵县)向道深法师学《成实论》10个月,然后才返长安向道岳法师学《俱舍论》的史实推测,玄奘经过多年的参学研究佛法,已能统摄佛法要旨,并从中产生了疑情,为了询求答案,所以他不辞辛苦,到处行脚参访,最后因在国内“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于是走向西行求法一途。

　　六、结论

　　玄奘与四川之缘,肇端于东都洛阳,此因隋末炀帝失德,群雄并起,原所建立的四个道场,因国乱供料停绝,名僧纷纷前往蜀地避难。年轻的玄奘,有感于时局动乱,遂建议其兄长捷法师,“共去父母之邑”而前往长安,未料此时的长安,因唐朝初建,仍处于兵荒马乱中,关中、长安的名僧为避兵灾,相率去蜀,徒留下寺院在京师,成都已成当时的佛教重镇,玄奘旋即启兄入蜀。

　　相关资料均记载玄奘兄弟“经子午谷入汉川”,唐人志书云,自长安至洋州,六百三四十里,盖即就子午道而言,实为长安、洋州之最快捷方式道。玄奘兄弟大约走了一个月到达汉中,在此地,意外地与来自洛阳的空、(慧)景二法师重逢,玄奘遂在此地停留月余,然后一道出发,前往成都。关于玄奘从汉中盆地到四川盆地的路线,综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山剑滇黔区》各文,发现以走“金牛道”(南栈)的可能性最大,一行人估计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约在武德元年(618)冬季,终于抵达成都。

　　初到成都,玄奘进驻多宝寺,从道因法师听受《维摩经》、《摄大乘论》,从道基法师听受《摄大乘论》,从宝暹法师听授《阿毗昙》,从道震(振)法师听受《迦延》等,把握住每一寸光阴,努力不懈加上天资聪颖,很快的就在四川崭露头角。玄奘似乎在受戒前不久,移居空慧寺,与兄长捷法师同住一寺,受戒后首次坐夏,“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故有更多的时间游心法海。戒后的玄奘,年龄、学问都日益增长,以致“益部经论,研综既穷”,并对佛法中的一些议题有了疑情,在蜀地讲学的几位大师,已不能满足其求知欲望。当他知道盘踞在江陵称帝的萧铣已被平定,长江水运畅通无阻,遂思利用长江水路,沿途探访请益高僧后,再返回长安,继续研究佛教义理,无奈碍于法律上的规定,以及长捷法师的反对,玄奘只能暂时蛰居成都,以待机会来临。

　　武德六年(623),玄奘透过一些往返长江水路的商人帮助,私自搭上船只,沿江而下,到荆州(江陵)天皇寺,并在此寺讲说《摄大乘论》、《阿毘昙》各三遍,终于得到汉阳王李 帮助下,顺利的拿到了旅行通行证:过所及公验,得以自由的在国境内各处旅游,巡师访道,其后玄奘沿着长江东下,经历扬州、吴会,再到相州、赵州,向当时的佛教名宿请益,终于在武德八年(625)秋,从赵州西赴长安,展开人生的另一阶段生活。

　　黄运喜,台湾玄奘大学宗教系副教授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