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与佛教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礻真，身为天子，却起两个法号，自号圆明居士和破尘居士。在位十四年(1722—1735)，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乾隆皇帝的生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隆盛，在中国历史上可比于汉唐盛世，后人大多知道汉唐盛世得益于帝王内用黄老之术，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深通于禅宗心法，尤其是这三代盛世中承上启下的雍正皇帝，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于一身的殊胜风采。雍正在禅宗上的修证主要得益于章嘉呼图克图的教授与印证，章嘉呼图克图是圣祖康熙皇帝敕封的“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对于章嘉呼图克图，雍正称赞“乃真再来人也，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诸土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国师指导下禅坐，连续两日，“即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当时章嘉国师认为只是初入堂奥，如针隙观天，勉励其更求进步；雍正遂于当年二月于结云堂闭关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遂又问证于章嘉国师，国师认为这仍不过是庭院观天，应该更加勇猛精进；于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于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章嘉国师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到此才得到章嘉国师的最后认可。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
讲经传法　自选语录
　　雍正继位登极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近从王室宗亲，远至和尚道士，无不从学如流。雍正阅读《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认为这些语录的选编中“但图人人有分，个个不遗，纷纷杂陈，撩乱错出，蝌蚪与神龙并游，野狐与狮子齐吼”，特别批评当时迦陵性音禅师选编的《宗统一丝》，更是“错杂不堪”，“尤为乖谬”。雍正认为，这些语录，令“饱参者尚或一时目迷，况初学之人，岂不观之而愈惑，求之而愈远，其为毒害，奚可胜言”！针对当时禅法“去圣日远，宗风扫地，正法眼藏垂绝如丝”的状况，历时数年亲自“选辑从上宗师吃紧为人之语刊示天下后世”，以“唱导十方，使如来正教有振兴之象”，因此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雍正选编的原则是，不重虚名浪誉，唯看是否达到真实理地；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从性地流出。雍正亲自选编出了12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它500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语，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语。特别是，在每卷语录之前，雍正亲自御制序言，谆谆提示，阐明心要，指示学人，实在是十分难得的点睛之笔。
　　雍正别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在《御选语录》中首先收录了僧肇的《肇论》、《宝藏论》等论文。僧肇生于达摩东来以前，因此前人从未将他列入禅师之中，但雍正认为僧肇诸论“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所以加封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本书还收录了紫阳真人的禅宗颂偈，紫阳真人张平叔是中国道教史上重要人物，所著《悟真篇》与《道德经》、《阴符经》齐名，雍正认为，这些禅宗颂偈“一一从性地演出西来最上一乘妙旨”，“篇中言句直证了彻，真指妙圆”，所以加封张平叔为“大慈圆通禅仙”。同时，本书还选录了净土祖师莲池大师的《云栖法汇》，雍正认为“净土法门，虽与禅宗似无交涉，但念佛何得参禅，果深达性海之禅人，净业正可以兼修，于焉随喜真如，圆证妙果”。因此可以看出，《御选语录》已经完全打破教下与宗门、佛法与道教、禅宗与净土宗的门派之见。正因为这部《御选语录》处处显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见，所以历来被列为真参实证的学人终生必须阅读参究的一部重要经典。
重用高僧保护寺庙
　　历史上，有过不少僧道参与朝政的事情，像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广孝，都是比较典型的。雍正帝则一度重用文觉禅师，在森严的紫禁城内为他安排了专门住所，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倚之如左右手”。雍正朝前期，接连发生了大将军年羹尧、皇舅隆科多、皇弟允异、允唐等几个震惊朝野的大案。在处理这些机要案件过程中，文觉禅师作为雍正帝的高级参谋，一直出谋划策，作用不小。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70高寿，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南下行程中，他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如同王公大臣一样，所过地方的官员对他顶礼膜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和税关监督年希尧等要员，都以弟子礼相见，充分显示了文觉禅师的特殊身份和显要地位。
　　雍正帝很注意保护僧舍。西宁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尔寺，位于青海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元年，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纠众发生叛乱。川陕总督年羹尧奉命进讨，次年平定。为镇抚青海诸部，年羹尧令丹噶尔寺的喇嘛腾出寺内房屋1500间，让给留守官兵居住，而把众喇嘛赶到朝天堂栖身，引起强烈不满。雍正帝知道后，亲手批示：“将喇嘛寺之僧舍作为营房，似属不利，自应另造(营房)为是。”清兵很快退出了僧舍。直隶唐山县令反对佛事，下令驱赶僧人，强夺僧舍，改为民房。雍正帝闻讯后，下旨立即将该县令拘拿问罪。这时有侍郎留保出面奏道，僧道都是些无法生活的穷人，寺庙实际上是他们的收容所，皇帝容留他们，就如同周文王视民如伤的一样，不过是把他们当作鳏寡孤独加以照顾，然而那个学究式的县令，不能领会皇上的圣意，难免犯错误。雍正见这个侍郎说得堂而皇之，最后把县令从轻发落了。
　　雍正帝晚年，大量修缮古刹名寺。江南荆溪(今宜兴县)崇恩寺，曾是玉林国师传法之所，雍正十一年下谕扩建。浙江绍兴报恩寺当初也是玉林的开堂场所，奉旨维修。浙扛普陀山是观音大士示现的圣地，雍正帝动支帑金，派遣专官监督修饰这里的普济寺、法雨寺。
直接干预禅宗事务
　　到了明清时代，只有临济、曹洞两家较为繁盛。其中临济，又较领先。临济宗直传慧能后第三十二世。系列有德宝、园悟、法藏等几位高僧。雍正帝就曾直接干预园悟与法藏的宗教之争。
　　园悟俗姓蒋，是江南宜兴人，30岁抛妻出家，40岁往燕都见正传，46岁正传于龙池付衣佛，52岁开堂出世。此后，凡六坐道场，说法26年，言满人间。法藏俗姓苏，无锡人，37岁具戒，40岁悟道，54岁开堂。法藏出于正宗统系的考虑，拜倒在园悟门下，但他对园悟并不心悦诚服。法藏天资很高，智秀僧林。他的《五宗原》一出笼，却立即遭到了园悟的驳难。法藏的弟子弘忍，出于“师道尊严”，愤然著《五宗救》十卷，支持师说。于是，两家辩驳，日趋炽热。其实，他们的争执，不过是些宗教主张和观念看法方面的分歧，而且，大都是些无稽臆说之类。可是，这事惊动了日理万机的雍正帝，他不管教内教外，偏要手持“法杖”，裁决这场梵宫内部的思想纷争。雍正先是编著《拣魔辨异录》八卷，认为园悟大师得自曹溪正脉，“言句柳用，单提向上，直指人心。”而法藏之言，不过是“无知妄说”，“诳世惑人”，实在是“外魔知见”，“全迷本性”。至于法藏的门徒著的《五宗救》，更是“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助长邪说的流行。因此，雍正帝称法藏师徒为“魔忍父子”，称法藏为魔藏，称弘忍为魔忍。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初八日，雍正帝又颁降一道谕旨，晓谕天下：焚毁法藏师徒著作，销毁法藏一系钟板，尽削其支派，永远革除于祖庭。他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宗教内部的派别斗争，以皇帝的权威干涉宗教内部事务，这在历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雍正帝参与佛教事务的另一内容是，利用皇权调和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使三教融于一炉。他说：“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各有其用，又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雍正帝特别强调，三教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儒佛道三教共同起着“致君泽民”作用，同样有助于帝王之业。
　　佛道二教历来矛盾，雍正帝以帝王之力大搞调和。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强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收佛门弟子，却接受了道人娄近垣；他选编的佛家语录，把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著述也选了进去。雍正帝认为，张伯端的《悟真篇》，尽管是道家的著作，就是在佛学中也是上乘的。雍正帝极力揉合儒、佛、道三教，目的在于全面地利用它们，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帝还在佛学方面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影响佛教领域。他写有《教乘法数》、《园明语录》、《集云百问》、《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佛学著作，编有《翻译名义选》、《禅师心赋选注》、《大觉禅师录》、《万善同归集》、《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等佛学作品。这些佛学论著，表明了雍正帝不仅信佛崇佛，而且对佛家经文也很有研究。大量刊刻发行后，在佛教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雍正帝政事不废，又搞了这么多的佛学著作，恐怕也实在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