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诗学研究的新收获

应该重视对佛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学者的共识，并取得了不少实
绩。这些实绩，若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侧重于佛教对文人社会生活和创作
的普遍影响，侧重于对佛学与诗学关系的总体观照和描述;而另一类则更注重从具体的文献资料入
手，努力寻绎佛学向文学渗透的实际轨迹，探讨佛学究竟以何种途径、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文人心态
和文学理论及创作，以揭示佛学与文学的内在联系。佛学与文学有亲缘关系，但二者既非在一个层
面，彼此影响又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真正的宏观把握殊为不易，因而就目前的研究实际看，我们更
需要后一种的研究，更需要从多方面深入考察佛学影响文学的具体条件、程度及其变化，考察这种
变化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新的特点和风貌，使文学发展的历程发生了哪些改变，以使我们的学术研究
能够更加契合其研究对象，从而更加富有成效。张伯伟博士的《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版)就属于这后一种研究。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明的，本书的写作重心，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理
论体系的构建上，而是“想利用单篇论文散点透视的长处，对某些自认为重要而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或充分解决的问题，作较为细致深入的讨论”，因而这实际上是一部就佛学与诗学关系中的若干问
题进行探讨的论文集。作者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佛学与诗学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
考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而在这种深入开掘和考辨的过程中，又往往能着眼整体和宏观
的考察，富有理论色彩，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这实际上还只是作者研究思路的一方面。另一
方面，作者又能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和考察这些材料和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能从佛学发展的
实际出发，去把握和揭示佛学与诗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方面的真体契合点，而不仅仅是满
足于一般地指出佛学(如禅宗或南北宗)对诗学的影响。禅宗自六祖惠能后，因其顿悟之说、简明之
风和恬淡之趣，恰与中国士大夫和下层民众悟道成佛、隐退自适的心理和情趣相投合，遂迅速兴盛
起来。六祖门下的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数传以后，到晚唐五代便逐渐形成五家分灯的局面，至
宋代影响更为广泛。这些宗派虽然都倡为顿悟之说，各家接引人的方式即所谓‘’门风”却多有不同;
而且.也正如作者所正确地指出的，各家“在宋代的影响力既不是等同的，也不是一贯的，彼此势力
常有消长，也有宗旨上的矛盾”，因此，“研究宋代禅学以及受禅学影响的种种文化现象，辨明其宗派
是第一要义。”(页50、51)例如作者对宋人以禅喻诗的考论.着眼点就在于诗论家的禅学祈向和宗派
归属，分析他们所用以喻诗的禅语，究竟为哪一宗所习用，又有何特定内涵。《石林诗话》的著者叶梦
得，虽然对禅学各宗都十分熟悉，但他用以论诗的却是“云门三句”(即所谓“函盖乾坤”、“截断众
流”、“随波逐浪”)。原因就在于他幼居乌程，晚隐卞山，从时代和地域来看，深受当时盛行东南一带
的云门宗的影响。这样.对叶氏诗论的理解，也只能结合云门宗的主旨来探索。与叶氏相反，严羽则
以临济宗的宗果禅师自比，且又生活于临济宗影响下的时代和地域(福建)，禅学趣尚便明显偏于临
济。趣尚既明，对严氏“学汉、魏、晋与盛唐之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沧浪
诗话·诗辨)))的论断，就不能如前人那样率然垢病了。严氏既以临济的“公案禅”为正宗，那么曹洞
的“默照禅”自然出乎其下，以此类比盛唐和大历之诗，自无不可;临济、曹洞的宗风既异，以之比况
诗风、诗派末同，从学方法也随之而异，当然也是完全可行的。至于严羽的既主妙悟，又谓“非多读
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同上)，也与宗呆禅师的力主妙悟同时又不离言句颇多关系。这些结论
皆从禅学发展及其影响诗学的实际中得来，所以不夕新人耳目，并且信而有征。
能够在众多的问题中抓住比较重要的问题及其症拓这当然已不是仅仅依靠占有大量的文献
资料便可奏效的，而是更需要一种学术研究的通识。这实际上是一个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显然，
作者非常注重文史哲诸方面的结合与融通，并着眼于在宏观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作微观考察，同
时，又往往能从对具体问题的考察中，抽绎出若干具有方法论点义的原则，或概括出带有规律性的
结论。
例如《禅学与诗话》一文，作者在对几部宋人诗话所受到的不同影响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便明确
指出:“本文的写作目的，并不仅是要解决宋人诗话中几个久悬未决的疑点，而是想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探讨，引导出一个思考起点，亦即研究方法的问题。”(页70)这个方法告诉我们，考察宋代禅学与
诗学的关系，必须辨明禅宗各派的宗风，以及时间上的盛衰演变和空间上的影响范围，必须辨明诗
人的禅学趣尚和宗派归属。再如作者论宫体诗与佛教的关系时指出，既然佛经中已有香艳之笔，佛
徒亦好作艳诗，既然佛教思潮与道家思想结合影响了南朝重视声色的社会风气的形成，那么，只看
到宫体诗人向古乐府的学习而看不到佛教对宫体诗的影响，就显然不够了。因为“文学史上一种‘新
蓝本’、‘新典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对于过去历史上某一现象的热衷和某种程度的仿效，与其
说是一种简单的发思古之幽情，毋宁说是在现实思想的刺激下对于历史现象的一次新的发现和创
造。因此，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人心理促使梁代诗人去寻找、发现了‘新蓝本’，而不是反过来
说，从古乐府到宫体诗是文学史的一种自然演进。”(页215)作者的看法无疑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
见解，像唐代的古文运动等文学现象便都可作如是观。
本书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出发，并力图以宏观的眼光来探讨佛学与诗学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如上
文所论，在学术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收获。然而，佛学与诗学的关系既很复杂，则影响诗学的文化因
素便是多方面的。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就应当既注意某一时期占主导性的文化因素，同时尽可
能地虑及其它因素的参互作用，以使我们的分析更为全面。从这一点讲，作者对于晚唐五代诗格中
有关佛学与“势”的关系的某些论述，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商讨。
在“势”的名目方面，作者所论及的禅宗影响颇为充分.然而除了名目以外，更需要探讨的应该
在内容上。作者也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论述了前者之后，又指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与佛教
讲家论“势”之偏于上下句的搭配安排，是有着某些相通之处的。并认为某种句法为何要冠以某种
“势”名，除了个人的感受之外，有时还会戴上禅学的眼镜，且举例说:
齐己《风骚旨格》释“狮子返掷势”，举诗云:“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萎。”就带有禅学眼
光。禅宗有“狮子嚎呻”、“狮子返掷”、“狮子踞地”三句，“狮子返掷”属禅宗三关之第二关境界，
地水火风.色声相味.尽是本分，皆是菩提。而“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妻”句，恰能状出此境，故
齐己以之为“狮子返掷势”的代表。(页23)
这无疑是富有启示的结论。但令人惋惜的是，作者只是在注释中略提及此，便谨慎地收笔回锋，而未
能循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论述。何以“地水火风，色声相味，尽是本分，皆是菩提”的境界，
便是“狮子返掷”?“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萎”之句，又何以能道出上述禅学境界?以此类推，齐己所
云“鲸吞巨海势”之于禅宗话头“毛吞巨海”，“丹凤衔珠势”之于“龙衔海珠”等等，在内容上究有何种
联系?都还值得深入探讨。
另外，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偶有重复之处。这大概是因为本书为论文集，且这些论文又都围绕
着佛学与诗学的关系问题而展开，故不免此嫌吧。

文学遗产·一九九五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