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

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
　　2001年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日，初夏的北京风和日丽，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特展》，在奉先殿内隆重开幕了（见图1）。奉先殿殿宇宏伟，是紫禁城内清代皇家祭祀祖先之处，当年这里供奉着清帝列祖列宗的神位，时空变换，今天在此展览故宫珍藏的藏传佛教文物，是历史与现实的有趣巧合，细思起来，也有历史的渊源。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这里不仅是皇帝起居之所，更是中央王朝的中枢所在，多少波澜起伏的历史风云，在这里留下她的印记。西藏虽遥远，但她与紫禁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在清代，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都曾来此朝觐，留下他们的足迹，故宫至今完好地保藏着数以万计的与西藏有关的珍贵文物，欣逢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之时，深藏皇宫几百年的佛教珍宝在奉先殿和大众见面，展示其神奇瑰丽的风采，是一次难得的盛会。
　　展览的文物种类丰富，珍品汇粹，明清宫廷珍品与高原雪域两地的佛教艺术精华，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共出展文物229件，其中有佛像77尊，唐卡42幅，佛经17部，法器、供器 85件，其他历史文物8件。众多文物首次面世。这是故宫博物院隆重举办的第二次西藏文物题材展。1992年故宫博物院同时举办了《清宫藏传佛教艺术展》、《雪域秘藏》两个展览。出版了《清宫藏传佛教文物》、《西藏文物精粹》两本图录，反响热烈，为喜爱西藏艺术的大众，尤其是藏学界所关注。事隔9年，再次举办展览，让文物告示人们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地方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特别是清王朝治理西藏，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概貌。展示藏传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与文化艺术的多视角，体味清代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环境下，西藏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联，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血乳交融的紧密关系。
　　故宫博物院丰富的藏传佛教文物收藏，既非购自民间，也非私人捐献，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文物，基本是皇宫旧藏，汇聚了藏蒙地区以及内地的藏传佛教珍品。来自藏族地区的佛教艺术品，是元明清以来蒙藏等地区进献朝廷的礼品，元代以来，西藏、甘青等地区的民族与宗教上层人物，为取得朝廷的赐封，频繁入贡，朝廷给于丰厚的回赏，历经几百年漫长岁月，西藏的佛教艺术精品汇粹紫禁城，这些文物不仅有着宗教与艺术的不凡价值，更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每件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固了一段历史故事，几百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引领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考古发现表明，远在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已经开始在青藏高原上繁衍、生息，并用他们的勤劳勇敢与力量智慧创造着辉煌的历史与文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唐蕃会盟的缔结，开启了藏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声。至元代，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的历史性会见，确立了西藏地方正式归属中央政府。明代继续在西藏设置管理机构，进一步密切朝廷与西藏的关系。清代贯彻兴黄教以安蒙藏的国策，以藏民族普遍信仰的藏传佛教作为协调民族关系，密切民族感情的基础，进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功地对西藏实行了历史上最为全面而直接的管理，清朝廷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密。
　　展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密切政治关系。第二部分：华夏文明中的绚丽奇葩：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与艺术成就。
　　第一部分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人物，分六个单元陈列展示：1、唐至明代以来中央王朝与西藏关系的历史回顾； 2、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3、五世达赖朝觐；4、六世班禅朝觐；5、章嘉国师；6、金瓶掣签制度。在这一部分可以看到松赞干布、萨迦班智达画像、三世达赖喇嘛银像，一至七世达赖喇嘛画像、历辈达赖喇嘛进献皇帝礼品。六世班禅银像、画像，班禅奏书、马鞍。三世章嘉银像、画像。乾隆御笔《喇嘛说》缂丝长卷等诸多珍贵文物。
　　文物赏析：松赞干布画像唐卡
　　18世纪西藏作品，布本设色，红黄织金缎装衬。画心纵76厘米，横50.5厘米（见图2）。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吐蕃王朝一代开国英主，公元7世纪，崛起于西藏雅隆河谷地区，创建吐蕃王朝。为藏族社会的进步发展，藏汉文化交流贡献卓著，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故事是民族团结的千古佳话。画面中心是松赞干布，一身戎装，体形魁伟，白色缠头高冠，顶部露出红色的阿弥陀佛小像，表明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护持佛教的一代法王。面相丰满神态威严，一派器宇轩昂的大将军之风，这与他戎马一生的经历是吻合的。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说：“弄赞（松赞干布）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服之。”画中的松赞干布着宽松肥大的丝绸大袍，基本是汉族服装式样，是清代的艺术形象，距离历史实际已十分遥远了。吐蕃赞普的真实形象现在还可以从敦煌壁画上见到。敦煌159窟东壁南侧维摩诘经变图中，维摩诘帐下有各国王子赴会场面，为首者就是吐蕃赞普，身材高大魁梧，头戴缠头高冠，着交领内衣，外套翻领长袖大袍，腰束皮带佩短剑，右手擎香炉，威风凛凛站立在方台上。（见图3）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吐蕃赞普的写实形象了。图2松赞干布的服饰虽距历史已远，但仍保持着吐蕃赞普缠头高冠的特点，头发中藏阿弥陀佛小像，是松赞干布形象的标识。
　　宝座前侍立四人，两女子是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右侧穿红衣者是唐文成公主，左侧着蓝衣人是尼泊尔尺尊公主。两位王妃头戴花环，虔敬的侍立左右。座右前方是吐蕃的大臣吞米桑布扎，相传他是藏文的创造人。他对面双手拄仗，黑色长髯的老者是大相禄东赞，松赞干布最得力大臣，辅佐松赞干布开拓疆土，功勋卓著，当年他亲赴长安为松赞干布请婚，应对机敏，深得唐太宗的赏识，授右卫大将军，圆满完成请婚重任，亲迎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在西藏的绘画与雕塑中多有他的形象，早在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就留下了他的仪容（见图4）。松赞干布与四位臣妃组合一堂的形象，是西藏雕塑与绘画中表现松赞干布的固定形式。我们在布达拉宫、大昭寺，都可以看到他们五位在一起的塑像（见图5）。
　　松赞干布唐卡画面下部正中是女护法神十二丹玛女神的头领多吉玉仲玛。天空粉红色祥云中站立十一面观音。松赞干布身后背景是大昭寺，画家用鸟瞰的方法描绘了大昭寺全景。此画像构图疏朗，色彩淡雅，线条流畅，是一副吸收了汉地绘画艺术技巧的佳作。
　　此图为多幅达赖喇嘛源流组画之一，像后缝有白绫书汉满蒙藏四体文字，汉文是：“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番画像达赖喇嘛源流一轴。” 这套组画内容包括一至七世达赖喇、仲敦巴、贡噶宁布等西藏著名的佛教领袖形象，都作为达赖源流绘出，合计13幅，以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为中心，笔者考证其绘画的年代为1708—1761年间，是有可靠纪年的18世纪中期西藏唐卡的代表作品。
　　文物赏析：萨迦班智达画像
　　18世纪西藏作品。（见图6）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教派第四辈祖师，名为衮噶坚赞，因他通达佛学“大小五明”，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画面中是萨班的年轻形象，英俊潇洒，身着杏黄色袈裟，戴红色圆顶法帽，右臂抬起，左臂伸出，作辩经的姿态，神情安详。座前跪两位印度外道师，正前一位裸体跪在兽皮上，仰视萨班，一副沮丧无奈的表情。表现萨班调伏外道师的一段故事。萨班幼年从伯父扎巴坚赞学法，相传他9岁就为人说法，后又师从印度那烂陀寺末任座主释迦师利大师，广学显密教法，声名远播，当时有印度措切、噶瓦等外道六师，闻名来西藏请求见面辩论，萨班和他们在济咙会面，双方辩论了13天，措切等人认输，他们都削发为僧，做了萨班的弟子，相传这几个人的发辫长期挂在萨迦寺的钟楼上。画面上部天界右边白云中坐一位老僧，手持金刚铃杵，即是萨班的伯父扎巴坚赞，萨迦第三祖。旁边光圈中是红色的文殊菩萨坐像，《萨迦世系史》记载，萨班是文殊的化身。并曾亲到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巡礼。画面左下部是护法神四面永保护法，亦称玛哈噶拉、大黑天神。
　　公元1244年萨班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应邀前往凉州，历时两年，1246年才到达凉州。1247年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与蒙古太宗皇帝窝阔台之子阔端会面，磋商卫藏归顺蒙古的大事，萨班写了一封公开信，即载入《萨迦世系史》著名的《萨班致蕃人书》。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从此卫藏地区加入祖国版图。萨班当时来凉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萨迦世系史》记载，当人问他：“你前往蒙古有何好处？”他答道：“我为何前往蒙古供施处？若不去的话，军队即来，若军队来此，就会给雪域西藏带来灾难。为饶益众生和牲畜，只好暂时前去，无有其他裨益。总之，为饶益众生，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学富五车的一代高僧，有如此的胸怀和胆识，令人敬佩。萨班来凉州，促成了蒙藏、藏汉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他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凉州会谈后，他一直住在凉州，曾为阔端治好了一次大病，更得到阔端的信任。他在凉州建寺讲授佛法，相传凉州4座著名的藏传寺院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善应寺都是他所建。1251年萨班圆寂于凉州。后人为他在白塔寺内建灵骨塔，塔高百余尺，小塔50余座。白塔寺元末遭兵被毁，明清时重建，1927年毁于地震，现今大塔残基还在（见图7）。这是萨班的圆寂之地，也是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国家文物局现已决定投巨资复建这一重要古迹。并将这一工程列为西部大开发中15项大型文物维修和保护工程之一。
　　文物赏析：三世达赖喇嘛银像
　　17世纪西藏作品，银制，高32.7厘米（见图8）。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年），西藏佛教史中重要人物，明中期传播黄教于蒙古地区，为黄教在西藏、蒙古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像为银片槌打制成的金碟像，身着通肩式袈裟，手结说法印，全跏趺端坐在三层卡垫上，腿部遮于僧袍之内，造型简洁，法相庄严。目光炯炯生动传神，有藏族人形象特点，是一尊颇具写实性，工艺精湛，艺术水平很高的高僧肖像。此像供奉在故宫雨花阁东配楼，黑漆描金佛龛，背板刻铭文：“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七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利益银造三辈达赖喇嘛。”(见图9)
　　1576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多次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会面，传经说法。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七世孙，在明代蒙古诸部中势力强盛，多年与明朝对抗，后归顺明朝，明帝封其为顺义王。他想借助索南嘉措的宗教地位，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
　　1578年，索南嘉措抵达青海与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畔的仰华寺。索南嘉措宣扬佛教力戒杀生，慈悲安忍之义，劝说蒙古贵族废止夫死妻殉，滥杀驼马祭祀死者的陋习；劝戒俺答汗戒杀，制止各民族之间的无端争斗。这些止恶扬善反对战争主张博得了蒙古人民对黄教的好感。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思为转金轮王，聪睿汗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为在佛家显教、密宗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从此索南嘉措这一转世系统开始有达赖喇嘛这一名号 。一世、二世达赖喇嘛是追称的。其后索南嘉措没有立即回藏，继续在甘青、蒙古等地传播黄教。他多次调解了蒙古各部、汉藏之间的纠纷，对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起过积极作用。他曾帮助明朝劝说俺答汗返回了土默特，表示效忠朝廷，致书当时的宰辅张居正请求准许定期朝贡。明朝接受了他的进贡。1577年明朝廷敕封他为“朵儿只唱”，（意思为持金刚），赐敕印（见图10），并邀请他到北京。1588年他在赴北京途中圆寂。
　　深谙西藏佛教的乾隆皇帝专供三世达赖像是有其深意的，索南嘉措一生成就是传播黄教与蒙古各部，使明代后期蒙古族普遍信仰了黄教。清王朝成功的运用“兴黄安蒙”之策，一改历代王朝以长城设防的传统政策，绥抚蒙古，使之成为“塞外雄藩”，索南嘉措传黄教于蒙古，客观上为清王朝“兴黄安蒙”之策奠定了基础，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恐怕就是他在索南嘉措逝去一百九十年后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索南嘉措银像于皇宫的内在原因吧。
　　清王朝积极巩固西藏边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藏事务的直接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健全了管理制度，有效的实行了扶持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发挥了爱国宗教领袖的作用，协调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防，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清代历史上共有两位达赖、一位班禅进京朝见皇帝，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分别进京朝觐，这三位黄教领袖与皇帝会面的时间恰好在清王朝早中晚三个历史阶段。这三次朝觐在皇宫中留下许多文物，记录下历史的印迹。 图1班禅画像。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邀来京朝觐，受到顺治帝的隆重礼遇，赐其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册封，标志黄教取得在西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此行为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五世达赖之后128年间，西藏经历了诸多的风云变迁，再没有一位达赖、班禅到京朝觐。早在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就曾一再敦请五世班禅赴京陛见，五世班禅也很愿意，但因第巴桑结嘉措从中作梗，终未实现班禅赴京陛见的愿望。
　　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实现了班禅进京的宿愿，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从西藏日喀则出发，万里跋涉历时一年到达热河，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为皇帝祈福祝寿，表达了西藏民众对朝廷的敬仰拥戴，是继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朝觐后，西藏最高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安定西藏。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都有重大意义。不幸的是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身染天花，圆寂于北京。年仅43岁，未能返归故里，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页。乾隆皇帝对班禅入朝极为重视，给以很高的评价与丰厚的赏赐，对班禅的不幸圆寂深表痛惜悼念，因此故宫中保存了大量与六世班禅有关的文物，件件文物传达给我们真切的历史信息。
　　班禅画像
　　画像为大幅的西藏唐卡形式，通高189厘米，宽103厘米，画心纵117厘米，横61厘米。用富丽堂皇的大红底，勾莲织金缎装裱（见图1班禅画像）。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大师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身着清代官服，内穿黄蟒袍，外罩黄八团龙褂，胸前挂朝珠，斜披红帛，头戴黑皮边冬冠，面容安详慈善，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托宝瓶。宝座周围点染青山绿水。天空漂浮着五彩祥云，祥云正中端坐无量寿佛，左侧是密教主尊大威德金刚，右边是黄教祖师。下方地界中央画六臂永保护法，左为降阎魔尊，右为吉祥天母。画像装潢华丽，笔法精细。像背后用黄绸作衬，下部贴一方白绫（见图2班禅画像题记），上面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题记：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 图2 班禅画像题记。
　　这是班禅大师万里东行到达热河后，乾隆皇帝命画院画师参照西藏唐卡画法，根据大师本人形象作的写实肖像。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是清代西藏重要的宗教领袖，法名罗桑巴丹益西，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马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年，1738年）生于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孜地方，乾隆五年，三岁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乾隆六年，六月初四在扎什伦布寺坐床，继任为六世班禅。一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奉钦命入藏办事的章嘉国师的支持下，认定了绛边嘉措为八世达赖，并尽心培养，在八世达赖成年后，与之很好的合作，使得西藏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外敌觊觎，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六世班禅起了重要作用。他拒绝英国人入藏通商、签约的要求，保卫了国家主权。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赴京朝觐，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起程东来，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亲自接见班禅，《内阁起居注》记录：
　　“二十一日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恭祝万寿，至避暑山庄，于澹泊敬诚殿丹墀跪请圣安，上于清旷殿赐座、慰问、赐茶。毕，上诣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各佛堂拈香，班禅额尔德尼从，礼毕，上还宫。” 图3香山昭庙。
　　聊聊数语可见班禅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给予的极高礼遇。为迎接班禅，朝廷作了大量的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热河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京修缮黄寺，兴建香山昭庙（见图3香山昭庙）。把北京、承德各大寺庙修葺一新，以备班禅观瞻作佛事；精心安排朝觐路线，程程专差接送，颁敕行赏，问寒问暖；动用金银珠宝玉石绸缎制作各种赏赐班禅的器物；事无巨细乾隆帝无不亲自过问。为迎接班禅交谈亲切，乾隆特学习藏语会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事必躬亲，周详缜密的为政作风。
　　有关这幅班禅像，内务府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太监额鲁里传旨，着舒文转传与全德，将画画人陆灿派人送进京来，务于九月尽十月初间到京，预备画班禅额尔德尼像，钦此。”“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管理造办处事物大臣舒文奉旨：着亲身带陆灿至西黄寺画班禅像”[1]《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也有相关细节记载。
　　“十月五日上午，乾隆皇帝派工匠总管苏（舒文）大臣送来上等哈达等礼品，及珠宝雕饰之御带。苏大臣对大师说：‘我时常虔诚供佛，为雕刻班禅额尔德尼像，特来请问班禅额尔德尼像如何？江南一位优秀画家奉旨前来向您问画，但因所画身形过大，未敢启口，待后再问。’大师等人听后笑了，赏赐了大臣与画家，并回奏皇帝，当时，画家绘画了强佐与司膳堪布画像。” 图4藏文经
　　[2]当时乾隆帝指示画家绘制了多幅班禅像，除此官装像外，还有僧装像。（现存故宫）不幸画家陆灿十月三十日给班禅画像后两日，十一月初二，班禅就在西黄寺圆寂了。可贵的是画家给我们留下了班禅大师的珍贵仪容。此后，为永久纪念班禅，乾隆帝下旨在宫内外挂班禅画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将班禅画像四张交里边打得结子呈览，奉旨：画像四张具不必在佛箱收供，一轴配红木插盖匣一件，交中正殿西配楼安供，其余三轴，在法源楼、热河紫浮、须弥福寿之庙各安挂一轴，钦此。”[3]
　　班禅奏书
　　班禅奏书收藏在一个棕色描金花皮匣中，当年乾隆帝不是作为一般档案保存，而是作为历史纪念精心保藏在雨花阁佛堂内。匣内有奏书原件和满文、汉文两种译本，及藏文经两部（见图4藏文经），两部经为墨字两面书写在厚实的藏纸上，共计四十六页，其中一部经的汉文意思是“请皇帝住世文”即祈祷皇帝长寿，经名为《无畏狮子吼》。经的结尾写道：“天皇四十五岁，（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上旬吉祥日专心写，班禅”。另一部经为《薄伽梵白伞盖佛母成就悉地甘露瓶仪轨经》。
　　图5奏书
　　奏书宽75厘米，长450厘米，用金、墨书写在颜色稍黄的藏纸上（见图5奏书），藏文草书体，写的流畅而又工整，富有艺术美感，凡涉及皇帝处用金字，奏书末尾盖朱红大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汉文满文译本，是黄绫面奏折，黄纸墨书。汉文译本，开头是五言诗：“无量功德佛，身居十二宫，现八十种相，种种皆圆满。”接着赞颂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曼殊师利佛，现化圣帝身，抚育四大部洲，一切众生安稳快乐，……鸿布宗喀巴法乘，一切诸魔罗具以大威力降伏，为世界中稀有功德，曼殊师利大皇帝宝座上，时有天龙拥护永远巩固，如恒河沙数无量无边，长以大慈愿海普度众生，众生皆归仁寿，三千大千世界合口赞颂无量圣寿各大欢喜。臣僧敕封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哈达一个，系五彩哈达嵌松石金满达一具，大摄受嵌宝石银座具三十四世相金释迦牟尼佛一尊，……”奏书结尾以恭进礼品单结束。六世班禅以佛教语言表达了西藏各界对乾隆皇帝的美好赞颂与祝愿。
　　乾隆四十五年，正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内地承平已近百年，就是历经忧患的西藏在清政府三次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也得到安定。乾隆帝从雍正七年阿尔布巴事件中康济鼐被杀，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穆扎尔叛乱中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被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仅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还需借助宗教领袖之力，牵制地方贵族势力，因此扶持西藏宗教，抬高达赖班禅的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扩大其影响，“兴黄安蒙”是清政府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当时的西藏八世达赖年纪轻，尚未亲政，六世班禅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他的到来途经青海、甘肃、蒙古广袤的边疆地区，影响很大，对蒙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班禅马鞍
　　图6马鞍是六世班禅亲乘的马鞍，马鞍的鞍桥为铁金质地，用铁铸造而成，镂空雕錾出龙纹、杂宝图案，表层镏金，玲珑剔透金光闪烁。连两只马镫也镂空雕錾花纹镏金。鞍垫用明黄织金缎，上绣云龙，用料考究，工艺精美。鞍上拴当年留下的黄纸签，上书：“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班禅额尔德尼进铁金玲珑马鞍一副，”还拴一羊皮条上书：“仁宗睿皇帝御用金鞍一副嘉庆十年恭贮”。可知乾隆帝又将此鞍赐给了嘉庆帝，做为嘉庆的御用鞍珍藏下来。根据档案记录，这是班禅到达热河第一次与乾隆帝见面进献的大量礼物中的一件： 图6 班禅马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禅等瞻天颜进佛交佛堂。哈达交自鸣钟。曼达交佛堂。珊瑚琥珀数珠交外库。金交广储司。……马鞍一副交武备院，马交上驷院九匹。交察哈尔喂养九百九十一匹。班禅恭进哈达一个。拴五色哈达镀金银曼达一个。金宗喀巴佛一尊，连嵌宝石座靠。立像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八尊。珊瑚数珠一串，一百零八颗。琥珀数珠一百零八颗。金一千两，内有自成螺形一百两重金一块。黄毡一个。各色氆氇九十个。粗香一百五十束。细香一百五十束。冰糖一匣。藏枣一匣。藏杏一匣。班禅在扎什伦布本身骑连鞍马一匹。马八匹，马九百九十一匹，此项现交察哈尔都统常青处喂养。”[4]
　　班禅进献的礼品极贵重，不仅有珍贵佛像、土产，还有骏马一千匹，其内有九匹是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亲乘，一匹是全鞍马。当年班禅骑着马，东渡通天河、翻越雪山、横穿戈壁沙漠跋山涉水就使用的这副马鞍，它伴随着班禅征程万里到达热河，完成了东行的使命，最终进入皇宫又成为皇帝的御用鞍，这副马鞍是不同凡响的历史证物。当年乾隆帝对它就十分重视，内务档案中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金江来说：太监鄂鲁里交黄片金鞍笼一块，传旨：着交苏州织造全德，照样织造二匹送来，钦此。于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将苏州送到黄片金二匹，随鞍笼一块交太监额鲁里呈进，片金交内库，鞍笼带往热河，在班禅进鞍子上用讫。”[5]
　　图7清净化城塔
　　班禅影堂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侍膳官发现了班禅大师手心脚心显现红疹，怀疑是天花，立即奏明皇帝，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乾隆帝亲至黄寺班禅病榻前探视，并立即派御医来诊治，然而药石无效，班禅至十一月初二圆寂。翌日皇帝亲率众臣来黄寺吊唁，见到大师遗容，痛心的说“我的喇嘛啊！”即昏了过去，好一阵才清醒过来，班禅的圆寂太出乎乾隆的预料，他在十一月初三的上谕中说：　　
　　“班禅额尔德尼为朕之七十寿辰，去年自扎什伦布起行，一路平安，途经之处，蒙古王公、扎萨克等，均皆筵宴，极为欣喜，于塔尔寺过冬。本年七月抵达热河朝觐，七月二十四日朕以首次朝觐礼，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盛筵宴赏。万寿之日，班禅额尔德尼亲率众徒在内佛堂念经。八月十九日，又宴赏。热河众喇嘛聆听讲经，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扎萨克、台吉等，前来献礼叩拜。九月抵京时，众喇嘛及数千和尚等跪迎。伊随后游览海子、内廷、圆明园、香山、万寿山等处。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赐宴赏赉。又往弘仁寺、雍和宫传法，敷演黄教，造福众生。十月二十九日朕闻班禅额尔德尼发烧身感不适，当即派医诊视，方知出痘。十一月初一日朕亲临探视，喇嘛甚喜，尚甚健谈。初二日病情骤变，入夜圆寂。朕闻之甚是震悼，即赴黄寺拈香。喇嘛本性虽来去如一，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于心极为不忍，不胜哀伤。原拟为庆贺喇嘛诞辰赐赏镶珠金玉物件，特派大臣赉往，交付强佐、岁本等，仍行赏与喇嘛。今为喇嘛圆寂善后事，上银五千两，妆缎、蟒缎、各色大缎二十匹、官用缎一百匹、大哈达二十方、并饬该处速造金塔，安奉班禅额尔德尼法体，罩以垂帐柩布，供于黄寺殿内，召集京城各寺喇嘛诵经百日。”[6]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班禅舍利金龛送往西藏，乾隆帝亲诣黄寺拈香送行。
　　为缅怀班禅，乾隆帝下旨在黄寺西侧修建清净化城塔院（见图7清净化城塔）。鲜为人知的是在紫禁城中乾隆为班禅设立了影堂（纪念堂），在雨花阁西配楼，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座西朝东，面阔三间，进深一间（见图8雨花阁西配楼）。内中供奉着六世班禅的银塑像，画像，和他的生前遗物。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直到清末一直香火未断。根据清宫廷《宣统二年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记载：　　
　　“楼上明间三面墙挂供墨刻班禅额尔德尼源流十三轴。楼下明间安设紫檀案二张，上供银间镀金班禅额尔德尼一尊，重六百二十七两六钱，上嵌舍利珠一颗，穿黄金片衣二件。红皮匣子一个，内供班禅罗布藏巴尔丹依什祈祷速转胡秘尔汉经一本，白纸墨西番字。丹书克经一本，磁青纸泥金西番字，金欢门上嵌小正珠九十七颗，班禅源流经二本，白纸墨西番字。画像班禅额尔德尼一轴。”[7]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清末一百三十多年，岁月悠悠，这间影堂一直在皇宫内完好的保存着，六世班禅得到了清朝历代皇帝的尊敬，在皇宫中留下他的足迹，让我们永久怀念。审视六世班禅朝觐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见清王朝治理西藏的方针策略的独到之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图8雨花阁西配楼
　　注释[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334、433号。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52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同注1，479号。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进单》1443号。
　　[5]同注1，397号
　　[6]同注1，451号。
　　[7]故宫图书馆《宣统二年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
　　图1三世章嘉银像。
　　章嘉胡土克图是清朝皇帝在藏传佛教界中敕封的唯一国师。黄教四大活佛系统之一，漠南蒙古地区最大的转世活佛，在清代共传六世，最著名的是三世章嘉（1717—1786）若必多吉（见图1三世章嘉银像）。“若必多吉”意为戏乐金刚，是其密宗法号。甘肃凉州人。四岁于青海西宁郭隆寺（后名佑宁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入京，是一代学识渊博的藏传佛教大师。他曾多次担任钦差，代表朝廷处理重要的蒙藏事务，为边疆安宁民族和睦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土克图”亦写作“呼图克图”是藏语“朱必古”的蒙古音译，意为“化身”。清朝廷用来作为授予藏蒙大喇嘛转世活佛的封号，地位崇高，名册载于理藩院，下辈转世必须申报朝廷封授。清代享有此名号的活佛，西藏有十八名，青、甘、川、藏、蒙共有一百五十八名。章嘉胡土克图是青海佑宁寺五大活佛系统（章嘉、土观、松巴、却藏、王嘉）之一。佑宁寺原称“郭隆寺”位于今青海互助土家族自治县，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格鲁派在青海地区修建最早，最有影响的大寺之一。章嘉系统与清朝廷建立联系始自二世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5），他因调解外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与扎萨克图汗部之争有功，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召进京，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委派他为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管理内蒙古地区的喇嘛事物。康熙四十五年（1706）敕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管理北京地区的喇嘛事务。雍正帝在即位前就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二世章嘉康熙五十四年（1715）圆寂。
　　雍正元年（1723）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叛清事件，佑宁寺毁于兵燹，雍正帝特命清军统帅年羹尧寻找到幼小的三世章嘉，护送来北京，驻锡弘仁寺。雍正二年十一月，章嘉移驻嵩祝寺，举行了坐床典礼。从此遵照雍正帝的旨意，跟随当时京师的掌印喇嘛二世土观活佛学习佛教经典，并进宫与皇子弘历（乾隆帝）一同读书。十八岁奉旨承继章嘉册印，雍正帝谕旨：
　　“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来历甚明，于经典性宗皆能通晓，不昧前因，实为喇嘛内特出之人，应照前身锡封国师之号，其原有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现在其徒收储，勿庸颁给外，应给予诰命敕书。”[1]
　　从此这位年轻的活佛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年的杰出的宗教、政治生涯。章嘉国师一生多次以大活佛与朝廷特使的身份，奔波于雪域高原，大漠南北参与解决重大的民族宗教问题。他首次出马在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六年（1728）西藏阿尔布巴事件被平定后，清廷为防止准噶尔部侵藏危及七世达赖喇嘛安全，派兵护送达赖到理塘暂住，后又移往泰宁噶达惠远庙。雍正十二年（1734）藏中局势平稳后。雍正帝谕旨章嘉国师偕同果亲王允礼前往泰宁看望七世达赖，并护送达赖返回西藏，章嘉此行与七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广泛联络了西藏僧俗上层，建立了他在西藏佛教界的威望，他在拉萨三大寺讲经说法，声誉大振，受到全藏僧众的崇拜，以至僧人们争饮其净手之水，脱帽为他铺路。章嘉圆满完成了第一次朝廷使命。
　　乾隆元年（1736）回京，朝见了刚刚登基的乾隆帝，皇帝对他十分器重，赐给他管理京师寺庙扎萨克达喇嘛之印。章嘉的学问与才能深得乾隆帝的信任，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处理蒙藏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顾问与助手。蒙藏地区发生问题大都向他咨询。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圆寂，他再次受命入藏，完成了主持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辅佐新任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稳定西藏的大局多项重任，一去近三年，1760年才回到北京。乾隆帝“亲自走出寝宫院门迎接，一见章嘉国师，马上以满族的礼节亲切接待，行抱见礼，互至问好，献上洁白的长哈达，并说：‘诸事圆满完成，一路平安归来，与朕相聚，朕不胜欢快。’他们进入寝殿，坐在同一个坐垫上，详细谈论西藏的情形。大皇帝高兴地接受了章嘉国师从西藏带来的佛像、唐噶、香料等大量礼物。”[2] 图2七世达赖喇嘛画像。 图3上乐王佛唐卡
　　图2七世达赖喇嘛画像是章嘉从西藏带回献给皇帝的珍贵唐卡。系18世纪西藏作品。布本设色， 画心纵72厘米， 横46厘米。画面上的格桑嘉措，神态庄重，结跏趺坐，右手拈莲花，左手持佛经。画面上方正中绘有三位高僧，为宗喀巴和他的两大弟子贾曹杰、克主杰，他们被格鲁派尊称为“师徒三尊”。画面左上方为大威德，右上方为白度母；左侧上方是五世班禅和释迦牟尼，右侧上方是文殊菩萨和妙音菩萨；画面下部左为阎魔尊，中为吉祥天母，右为黄财宝护法。唐卡背面有白绫签题记：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番画像达赖喇嘛源流一轴……。”
　　番画像即西藏画像，是七世达赖主持藏政时期拉萨地区画家的优秀作品。雍正十二年（1734）七世达赖喇嘛由泰宁返藏后，二十年间为稳定西藏的大局，作了很大的贡献，乾隆十五年（1750），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七世达赖迅速擒获逆党，安抚难民，平息了动乱，得到朝廷的信任，1751年四月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了“藏王”体制，命达赖喇嘛掌管噶厦政府。在驻藏大臣的辅佐下，实行了以达赖为首的政教合一体制治理西藏。章嘉两次进藏办理有关七世达赖的事务，为朝廷治藏政策的实施，七世达赖圆寂后的西藏政局的平稳过渡，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他亲自撰写了《七世达赖喇嘛传》，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达赖传记。
　　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朝觐，是清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大事，章嘉国师不辞劳苦担负了主要的接待工作，担当乾隆帝的特使与六皇子一起到岱汉远迎班禅，班禅与乾隆帝会面时亲任翻译。安排衣食住行全程陪同，直至班禅圆寂后的丧事办理，竭尽了全力，在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做了特殊的贡献。
　　藏汉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
　　章嘉是清代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师，通达大小五明，精通汉满蒙藏多种语言文字。作为一代高僧他不仅在蒙藏地区，在内地也享有盛誉，清人笔记中多有记载，颇具传奇色彩，《詹曝杂记》说：“每元旦入朝，黄宪车所过，争以手帕铺于道，伺其轮压过，则以为有福。……蒙古经及中土大藏经皆能背诵如瓶泻水。汪文瑞尝叩一事，辄答以某经某卷，检之果不爽，则其人亦未可浅量矣。”《圣武记》：“晚年病目，能以手扪经卷而辩其字。”
　　乾隆帝曾从章嘉学佛，拜为金刚上师，章嘉为乾隆灌顶，乾隆向他施顶礼佛足的大礼。乾隆在章嘉的亲传下修习藏传佛教，他曾说：
　　“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3]
　　乾隆对西藏佛教，西藏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直接影响了乾隆时期国家治理蒙藏的策略。这都与章嘉的传授分不开。章嘉是佛教大师，一生致力于宏扬佛法，他精深的佛学造诣，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崇高的活佛地位，特别是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所以不仅在政治上发挥了宗教领袖的作用，在藏汉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影响更大。
　　从建筑方面看，举凡清代北京、山西、热河，内蒙的藏传佛教寺院，追根溯源几乎都有他的影响，尤其是在宫廷的范围内更为显著。乾隆九年（1744）他协助乾隆帝将雍和宫改建为京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乾隆时期在北京、热河、五台山兴建的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他都参与了指导审定。 图4故宫雨花阁
　　图4故宫雨花阁，是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密宗佛殿，建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巍峨高耸于故宫西部，四角攒尖顶，上覆镏金铜瓦，顶立镏金喇嘛塔，是故宫内唯一藏汉合璧的建筑。这座著名神殿仿古格托林寺坛城殿，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藏传佛教密宗四部神殿。从建筑到殿内佛像供器的配置，章嘉都参与指导和设计。如档案所记；
　　“二月二十八日，副都统金将遵旨拟画得雨花阁上安设无量寿佛宝塔纸样一张交太监胡世杰，传旨：照样准做，成做时其塔上风带坯片要厚，再欢门交章嘉胡土克图画，有莲花座喇嘛字先呈样，塔肚内应装藏亦着问章嘉胡土克图。”[4]章嘉在传播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贡献尤为巨大，他精通佛教艺术，宫廷制作了大量的佛像、法器、唐卡，多请章嘉指导把关，有时奉旨直接参与创作，档案中有大量记录：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四，……着章嘉胡土克图拟供佛三尊一堂或五尊一堂安供画样呈览。”“……手持金刚应做何颜色，着四德问明章嘉胡土克图，画样呈览。”[5]
　　乾隆时期西藏进贡的藏传佛教文物，主要由他鉴定加持，如图3上乐王佛唐卡，背后缝有白绫签题记书：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一，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额尔德尼诺们汉阿旺错尔提穆恭进达赖喇嘛前辈亲供利益画像阴体上乐王佛”。
　　此唐卡所画上乐金刚为四面十二臂造型，为黄教所传上乐金刚法本尊的标准形象，用色明丽，绘画细致。这是历辈达赖所供的珍贵唐卡。清宫廷的藏传佛教文物，集中代表了清代西藏佛教艺术在内地的传播与发展，章嘉国师无疑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图5《满文大藏经》
　　章嘉精通多种语言，是清代的佛教大译师，曾主持蒙文翻译藏文大藏经《丹珠尔》 。又主持《满文大藏经》翻译，图5《满文大藏经》，共计108 函，2535 卷，仿藏文佛经贝叶夹装，每函上下有两层木质护经版，髹朱漆描金绘莲花八宝图案，内层经板裱黄绫，彩绘佛像，覆织金缎经廉。经文以满文木刻朱印，每页长73厘米，宽24厘米，刻写精美装饰豪华。《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刻写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全部完成，历时十八年，是清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乾隆把它视为编定《四库全书》一样的重大事业，又把这一文化重任交给章嘉。《啸亭杂录》记载：
　　“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营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文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十余年，大藏告外蒇，然后四体清字始备焉。”
　　章嘉国师在藏汉佛教文化上的贡献是伟大的。
　　永久的纪念
　　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巡幸五台山，三月初三日，乾隆和章嘉国师一同参加了在菩萨顶举行的隆重的祈愿诵经法会。章嘉国师身染寒疾，病情日益加重，乾隆帝接奏报，立即派御医急速前往五台山诊治。经御医胡增诊断章嘉所患之病是伤寒传经之症，发汗不爽，以至头晕目眩身热，口干舌躁，四肢浮肿，大便不通。经御医用药后病情略有缓解。二十八日，理藩院侍郎巴忠抵达章嘉驻地，将乾隆眷念之情传谕章嘉，并将颁赏的哈达、念珠等物交与他，章嘉由人搀起跪奏谢恩。四月初一日晨，章嘉喘息稍减，脉色尚好，午时骤变，气息微弱，御医急忙诊脉用药。四月初二午时，章嘉如常盘腿打坐诵经，至酉时，在打坐之处连叹四声，坐定而圆寂。[6] 乾隆对章嘉的圆寂极为悲痛，在四月五日上谕中说：
　　“章嘉呼图克图掌印多年，阐扬黄教，安抚众生，留心经律，昨据佛尔卿额奏称呼图克图于四月初二日圆寂等语，朕心深为悼惜，着制造金塔一座从其素愿，永于镇海寺供设 。”[7] 图6五台山镇海寺永乐院内的章嘉灵塔。
　　章嘉国师曾留下遗嘱不要保留遗体和建立金银灵塔，遗体火化把骨灰及身像放在一个不大的铜塔里，安放在五台山镇海寺中。乾隆从其遗愿，用七千多两黄金制造了一座金塔，把章嘉法体安放金塔内，再将金塔安置在凿好的四方石窟中，石窟上建大石塔。图6就是五台山镇海寺永乐院内的章嘉灵塔。但乾隆没有同意将章嘉遗体火化：
　　“唯若照呼图克图所言，仅供奉其舍利，则断然不可，故照班禅额尔德尼例，将其法体坐于灵塔，供奉于镇海寺，设若一两年内朕临五台山，亦可拜谒呼图克图之灵塔。”[8] 图2供奉影堂中的章嘉国师银质镀金像，在他圆寂当月，乾隆帝就命造办和为造其像，像高75厘米，国师鼻宽口阔眉目疏朗，神态庄重而慈祥，右面颊下有一小包，是其面相特征，匠师精心塑出，此像采用了“银间镀金”技法，在银像在帽子、面部、衣袖的花边等部位镀金，金银两色相互辉映，有独特的艺术效果，这是纪年准确，形象写实的珍贵塑像，乾隆宫廷藏传佛教造像的代表作品。
　　对章嘉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不仅如此，他还将紫禁城内雨花阁东配楼图7布置为章嘉影堂，供奉章嘉的铜像、画像、遗物，以表永久的纪念。图7就是供奉影堂中的章嘉国师银质镀金像，在他圆寂当月，乾隆帝就命造办处为其造像，像高75厘米，国师鼻宽口阔眉目疏朗，神态庄重而慈祥，右面颊下有一小包，是其面相特征，匠师精心塑出，此像采用了“银间镀金”技法，在银像的帽子、面部、衣袖的花边等部位镀金，金银两色相互辉映，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这是纪年准确，形象写实的珍贵塑像，乾隆宫廷藏传佛教造像的代表作品。 图8章嘉画像，画心纵117厘米，横61厘米。画面正中三世章嘉，身著黄色官服。画面上方正中为无量寿佛，左为大威德，右为祖师。
　　图8章嘉画像，画心纵117厘米， 横61厘米。画面正中三世章嘉，身著黄色官服，画面上方正中为无量寿佛，左为大威德，右为祖师。画面下左起为降阎魔尊，六臂永保护法和吉祥天母。像背面白绫题记：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钦命中正殿画佛喇嘛绘画供奉利益画像章嘉胡土克图……”
　　图9章嘉铃杵。
　　图9章嘉铃杵，在装铃杵的皮匣内壁贴白绫，图10铃杵盒题记，上书：“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一日，章嘉胡土克图恭进利益银靶铜铃杵一分”
　　这是在大师临终前把他用的法器献给乾隆以表感激与祝福。在他的遗奏中还为佛教界的人事安排向皇帝建言，可谓鞠躬尽粹死而后已：
　　“黄教至为重要，小僧圆寂后诺们汗阿旺簇勒提木最佳。京城嵩祝寺等寺庙事务仍令札萨克喇嘛格勒克纳木喀等掌管。转世灵童请由却藏呼图克图前往寻觅。”[9]
　　雨花阁的西配殿是六世班禅影堂，东配殿是三世章嘉影堂，乾隆把这两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高僧遗像遗物供奉在宫内，世世代代纪念，表达对他们的尊敬与怀念，是发自内心的诚挚情意，因为这里是皇帝拜佛之处，外人不能踏入一步的宫廷禁地。
　　注释
　　[1] 《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
　　[2]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 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277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3] 《清高宗实录》卷1427。
　　[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6]、[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参阅张玉《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圆寂前后》，刊《蒙藏之友》56期。
　　[7]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