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霖与敦煌学

　　许国霖与敦煌学
　　余欣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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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假如中国敦煌学的发轫，从1903年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第一次记录和考订敦煌绢画与写经算起，至今已将近一百年了[1]；而中国敦煌学史研究的滥觞，如果以傅芸子的《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为标志[2]，至今恰好是六十年。百年来的敦煌学研究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回顾与总结。相对而言，学术史一直是的敦煌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已有的不多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向达、王重民等大家，而对于大量的“二线”的敦煌学研究者以及非敦煌学专业研究者的存在，似乎视而不见。许国霖就是这样一位边缘人物[3]。本文希望能以许国霖为个案，审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敦煌学研究史，并尝试以此作为沟通古代史与近代史学术分野的津梁。尚祈博雅君子教正为幸。
　　二、许氏生平与著作
　　许国霖之生平，没有什么记载，而北图档案又尚未完全公开，因此笔者撰文之初，未能检获直接相关材料。本次“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期间，中国国家图书馆为配合会议组织了特展，所陈列之展品与本文相关者多件，笔者当时抄录不少，稍后复蒙善本部李际宁先生之襄助，再次检读了这部分材料，并摄影若干，从而得以修订拙文，谨此致谢。
　　展品中有一保存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底稿间的夹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信息，抄录如下：
　　本书之首有胡适之先生序，其材料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选录，分编为二。一、《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共收写经四百余号，有年代可稽者，四十余例，上起北魏太安，下迄宋太平兴国。题名千二百余号。此中仕宦僧尼写经之人，均有关历史之考证。二曰《敦煌杂录》，共录文八十余篇，其中变文、赞文，计三十余篇，实乃中国通俗文学史上最良之资，研究弹词、宝卷，须于此追溯源流。又有民间契约四十余篇，此种社会经济史料，可以推知唐代之经济状况及劳民生活情形，为研究古代社会经济之良好材料也。
　　许国霖，字雨新，湖南湘阴人，北平平民大学毕业，曾任国史编纂处征料员，湘阴县乡村教育筹办委员会委员，现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编有《佛学论文索引》、《越缦堂东都事略札记》。
　　记此文字所用之纸张为绿色表格，有以下诸栏目：本经编定号数、起迄、行数、纸数、有无残缺、庋藏号数、总目号数、备考。显而易见，此乃编纂《敦煌石室写经详目》之专用笺。细审其笔迹，与底稿修改处相同，又其内容乃《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之提要及许国霖之履历，其口气似为自述，故应出自许氏亲笔。推测可能是该书出版之前，呈交商务印书馆之自荐材料底稿，乃编目间隙随手抽一笺写就。
　　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1910年11月17日），京师图书馆在地安门外广化寺创立[4]。敦煌遗书遂由学部分两批移送入藏。第一批的移交时间不详，大概即开馆之初。第二批是二十二卷残经和二本残片粘册，移存时间是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1910年12月13日）[5]。馆方随即设置专人保管、整理。1911年，对八千余号敦煌遗书进行了简单分类并草登记，编成《敦煌石室经卷总目》[6]。这是北图敦煌遗书的第一次编目，是以后编写《敦煌劫余录》的基础。1922年，陈垣先生在俞泽箴先生协助下，将经卷作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并详细地记录了编目上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资料[7]。1924年3月，京师图书馆在目录课下设立第五组，负责编辑唐人写经目录兼专门研究图书馆学。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成立的写经组的前身[8]。其成果即《敦煌石室写经残卷详细目录》[9]。同年，陈垣先生仿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将其所收资料编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10]。1929年11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馆务行政系统改组，于善本部下设考订、写经二组[11]。善本部主任为徐鸿宝（字森玉），考订组组长为赵万里（字斐云），写经组组长为胡鸣盛（字文玉）。写经组的主要工作任务为考订并重新编写敦煌遗书目录。先是相继编就《敦煌石室写经庋藏目录》和《分类索引》，以便馆方庋藏和读者检索。已编至“让国有虞陶唐周发殷汤”等号。然后在以上诸目录的基础上，编写了两个较为完善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附《总目》、《检目》、《索引》），1930年即已编纂大部分初稿[12]。1934年夏，《详目》誊抄基本完成，并开始编写《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13]。至1935年1月全部告竣[14]。先后主持及参加编写的人员有徐鸿宝、胡鸣盛、许国霖、李柄寅、李兴辉、徐声聪、张书勋、陈熙贤、于道泉、孙楷第、朱福荣、王少云、马淮等[15]。周叔迦亦参与了对佛教写本的考订[16]。因日寇侵迫益盛，华北时局日趋动荡，1935年年底，北平图书馆馆藏贵重书籍开始奉命南迁，敦煌遗书装为49箱，随古籍善本运入上海租界暂避战火[17]。因是年六月，组长胡鸣盛辞职[18]，将敦煌遗书及目录交许国霖代管，释家类善本及工具书、参考书交李柄寅代管[19]。其余组员亦多有离馆者，写经组的工作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停顿[20]。
　　许国霖于写经组筹建之初，即1929年10月就应聘入馆[21]，任书记[22]，馆员[23]，亦称为组员[24]。对上述目录之编成出力尤多。胡鸣盛特于《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总目凡例》中加以表彰：“誊清此目以北平李君柄寅用力最久，次则湘阴许君国霖，次则北平李兴辉，特此申明，用昭三君之勤劳。”[25]自任职写经组至日军占领北平之前，近八年时间里，许国霖利用能充分接触馆藏敦煌写本的机会，撰写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等三部重要著作。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记其任职至1937年止，此后他的经历，我们一无所知。笔者叩问于徐森玉先生的哲嗣徐文堪先生，蒙徐先生百忙中两度赐复指教，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兹节引其一：“前承询《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者许国霖先生情况，愧无以告。今天来沪的张秀民先生之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韩琦先生见访，说起此事，他当即与张先生通了电话。据张老说，他与许氏熟，许来馆尚在他（1931年）之前，数十年都在北图，没有离开过，解放后还在那里工作过十多年。因许先生没有读过大学，故只是一般工作人员，职务大概比秘书稍高。若然，关于许的情况，还可以设法从在京的老人处了解。”[26]
　　由此看来，《北图馆史资料汇编》记许国霖工作经历截至1937年，似乎有点问题。但是否这意味着日占时期许国霖一度离馆，抗战胜利后，又重新入馆继续工作，笔者仍未探访到确切的消息，尚希知情者有以教我[27]。
　　由于许国霖并非知名学者，他的著述，除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外，今天已鲜为人知了。因此下面我将介绍全部论著及其不同的版本。这些著作基本上属于敦煌学的范畴，或跟敦煌学有一些关联。
　　（一）、《敦煌石室写经题记》
　　最早发表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六号（1935年11月，43-72页）。封底翻译的英文标题为“Notes on the Manuscripts of Tun-huang”，许先生的英文名译为Hsiu Kuo Lin，可见许先生没有自起的英文名。文前有作者小序，和后来书中自序有所不同，故征引如下（标点依原文之旧）：
　　敦煌石室在甘肃敦煌县东南四十里许三危山下，古名莫高窟，俗谓之千佛洞。内藏书数万卷，洞口封闭，历千余年人莫知之。清光绪二十六年，佛龛倾塌，藏书始见；惜当时吾国人士未尝注意，致为外人斯坦因伯希和选其精华，捆载而去。逮宣统二年，学部派人将遗余残卷辇运来京，藏之京师图书馆；入录之本，计八千六百七十九号。民国十八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设写经组，聘请胡文玉先生整理编目；将未登记之残叶，检阅续编，又增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国霖亦躬预其役。窃见卷内题记及背面杂文，多有关学术之研究；公余之暇，辄行移录，居然成帙。今先将题记依据目录次序分经汇辑，凡四百余则，颜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以供学者之参考。至于杂文，则辑为《炖煌杂录》二卷，缮校已竟，异日再行刊布焉！民国二十四年十月许国霖谨识。
　　按，序中所云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及新增一千一百九十二号敦煌写本之目录，即《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馆藏目录的编纂完成于1935年1月，许先生的序写于同年10月。可见《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二书的编撰是与编目的进程相始终的，也就是许先生所云“公余之暇，辄行移录”，只是后来又花费数月时间整理缮校而已。序文又云“今先将题记依据目录次序分经汇辑”，可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所采用的按佛经部类顺序将同一佛经的题记汇辑著录于下的方法，是参考了馆编两目录。至于馆编目录的分类，则是依照当时刚刚出版的《大正藏》。
　　先行发表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似乎引用者不多。但是英国的翟林奈所编的《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参考文献中所列的却是这篇文章[28]。
　　（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许国霖将先行发表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合刊，书名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全书共179叶，线装两册。卷首有胡适序、作者自序及瞿宣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篆字题签[29]，“敦煌杂录”则由马叙伦题签。《敦煌杂录》之底稿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然不完，其文献分类与正式出版本有异。1985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将商务版作为《敦煌丛刊初集》第十影印出版，书名改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 敦煌杂录》，精装，一册。1998年，兰州古籍书店仍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为书名，按原装帧重新影印出版，更近原书风貌[30]。或许是因为序写于1936年，或许是因为影印版中均未包括原书版权页，也未对出版时间加以说明，所以后来的介绍往往有误。1948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曾举办过一个“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将此书作为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展出，向达和王重民编写的《展览概要》就记为1936年出版[31]。《八十年来我国之敦煌学》[32]和《中国敦煌学史》也都说是1936年[33]。至于《敦煌学大辞典》“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词条和附录《敦煌学纪年》均系之于1937年8月[34]，大概是因为作者自序署“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便以此为出版时间，但推算有误。准确的记载是容媛刊于《燕京学报》的书评[35]。这是我们所知，最早评介此书的文章。书评是作为《国内学术界消息》（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中的“（乙）出版界消息”之一发表的。首列书名《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双行夹注云：“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二元四角，分装二本。”书评主体部分是抄录胡适序，不具引。兹引录其以下文字：“此书完全是钞自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陈垣先生曾有《敦煌劫余录》一书，即记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之目录。此则一鳞一爪，选钞其内容。而《敦煌杂录》中所钞之几卷变文，当更为研究文学者所欲先睹为快者也。”[36]
　　（三）、《越缦堂东都事略杂记》
　　此书是许国霖从李慈铭的著作中辑录而成，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北平图书馆印行，是仅有32页的小册子，流传不广。因为李慈铭的越缦堂藏书后由京师图书馆购得，成为北图所藏古籍珍本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很受馆方的重视。在《北京图书馆月刊》的创刊号上载有一篇《本馆略史》，其中第六条就是专门介绍李越缦藏书的：“会稽李爱伯先生（慈铭）为同光著名学者，于史学致力尤勤。其藏书共九千一百余册，内中手批手校之书，共二百余种，约二千七百余册。考证经史，殊可珍宝。本馆经地方政府介绍，全部收入，另将李氏批校文字，编为读书札记，布于本刊。”[37]王重民先生先后整理校辑了《越缦堂读史札记》[38]、《越缦堂读书札记》[39]、《越缦堂文集》[40]、《杏花香雪斋诗》[41]等书，并撰写了《李越缦先生著述考》[42]。许国霖之所以辑录《越缦堂东都事略杂记》，想必是受王重民先生的影响。
　　（四）、《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
　　1936年11月开始，《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分为四篇陆续在《微妙声》月刊上发表[43]，随后又刊出《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44]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补遗》[45]。
　　稍后，许国霖把以上篇章合为一书，亦题《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作为菩提学会编辑的《微妙声丛刊》之一，1937年6月3日由佛学书局印行[46]。书前有马叙伦题签、图版二页、周叔迦《引》（收入《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及作者《叙》，《引》、《叙》与刊于《微妙声》第一期上的文字相同。大概因为此书印数不多，而且出版次月即爆发卢沟桥事变，十余日后北平沦陷，故未能流布，以致湮没无闻。敦煌学界多不知有此书存世[47]，即偶有提及者，亦有舛谬[48]。据笔者调查，目前收藏此书的机构仅有两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按理国图也应该有，但笔者却未能查到。北大的一册，现收藏于保存本阅览室。在封三的出版时间“中华民国廿六年六月三日”铅字下有钢笔写的“著者赠”三字，可知是出版不久，著者赠与北大图书馆的。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40册《佛教目录学述要》收录本书，但不是影印，而是重新排版[49]。
　　此书之底稿及誊清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底稿系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为底本，于空白处以墨笔或朱笔添写新搜集之题记，或加贴笺条，进行增补改订。其原稿笔迹似出自李柄寅之手，而增订部分之笔迹则出于许国霖亲笔无疑。其中一叶注云：“《微妙声》从此行起排印”；“单行本从此行起排印”。可知是在《微妙声》连载完毕后准备刊印单行本时所写。誊清稿上有用朱笔注明“另起”、“三号”、“四号”等字样，当是交由佛学书局发排时所写。正式出版本与底稿和誊清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书中所抄录的题记，底稿及誊清稿均标注所征引的论著的页码，而正式出版本却只有出处无页码。为何要删掉，令人难以理解。
　　我觉得有必要顺便介绍一下《微妙声》杂志。《微妙声》是菩提学会的会刊[50]。菩提学会是由班禅大师倡导并定名的佛教团体，至1937年3月，其各类会员已达近两千名[51]。《微妙声》杂志于1936年11月15日创刊，编者《弁言》声称：“窃维法性离诸名相，然假名相以明。真谛超绝言诠，而籍言诠以显。抑且道之茂者，其言也昭。业之昌者，其文伊焕。五藏之沈秘，三乘之宏博，靡不存诸贝叶，彰以文辞。是以抱弘誓者垂文论以希范，怀诤信者播清辞之摄机。乐学者写妙怀而研述，大心者纾智解以弘求。斯皆因言以写圣心，寄迹而探玄理者也。……同人等生逢圣教，欣值佛乘。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愿，钻仰玄途。或则教义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陈弘获之私。部类分居，纂撰所获。月一刊印，名《微妙声》。”[52]其稿约所征集的范围甚为广泛，包括所有与佛学相关的著作：“一、凡关于佛教学术之稿件，如下各门，一律欢迎。（一）通论（二）专件（三）经论、各宗研究（四）佛教学术史研究（五）佛教各个问题研究（六）古籍整理或考据、统计（七）有关佛学之诗文（八）译述（九）介绍或批评（十）佛教史料”[53]。编辑委员会由汤芗铭、汤用彤、魏善忱、周叔迦、高观如等五位学者组成，作者队伍中不乏名家，如汤用彤、周叔迦、弘一、王恩洋、高观如、苏公望、杨殿珣等，还刊发一些译文，如忽滑谷快天等人的论著，具有相当高学术水准。《微妙声》还在全国各省市及香港、仰光、新加坡等地设立流通代订处百余家，因此在当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微妙声》中还有一篇燕居（高观如）的《释门丛识（敦煌石窟）》，值得我们注目[54]。此文不长，但已涉及到几乎所有敦煌学的问题点。除了王仁俊、罗振玉、王国维、刘复等人的论著外，作者还征引了羽田亨[55]、矢吹庆辉[56]、伯希和[57]、斯坦因[58]等海外学者的成果（原著），显示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随文刊登了八幅照片：敦煌石窟全景、敦煌千佛洞第十八窟附近、敦煌千佛洞第第一至四十窟、敦煌千佛洞第百二十窟、敦煌千佛洞外观、敦煌千佛洞第第百六十三窟、敦煌千佛洞第百十七窟、敦煌千佛洞所出大般涅槃经。经笔者比对，敦煌石窟照片全部是从伯希和的《敦煌石窟》上翻拍，因此所用的石窟编号也是伯希和编号。这大概是伯希和所摄敦煌石窟照片，第一次被介绍到国内。至于《大般涅槃经》则是从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59]翻拍的。
　　（五）、《佛学论文索引》
　　本文分为三篇，连载于《微妙声》[60]。著录之论文按如下门类编排：一、总类：1、目录， 2、翻译，3、藏经，4、概论，5、研究法，6、一般书志；二、经籍类：1、众经研究，2、律之研究，3、论之研究，4教义研究；三、诸宗类：1、通论，2、三论宗，3、法相宗。搜集范围极广，既有佛学专门刊物，又有非佛学的各学科期刊、综合性刊物和各大学学报。现列举如下，以见民国时期佛学研究之盛与许国霖用力之勤：《微妙声》、《海潮音》、《现代佛教》、《威音》、《内学》、《佛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人海灯》、《佛教评论》、《佛海灯》、《人间觉》、《四川佛教月刊》、《佛学半月刊》、《净土宗半月刊》、《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建设》、《新闻报》、《北平晨报》、《民报》、《大公报文学副刊》、《新民丛报》、《新民月刊》、《广播周报》、《大中华》、《文艺丛刊》、《学艺杂志》、《康健杂志》、《华国月刊》、《国风半月刊》、《民锋杂志》、《改造》、《学风》、《独流》、《东北丛镌》、《北强》、《华国月刊》、《现实旬刊》、《小说月报》、《归纳学报》、《哲学》、《哲学杂志》、《哲学旬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馆学季刊》、《浙江图书馆馆刊》、《河南图书馆馆刊》、《北大图书馆月刊》、《文华图书馆季刊》、《中国新书月报》、《史学杂志》、《历史丛刊》、《学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国学专刊》、《国学论衡》、《文字同盟》、《金陵学报》、《辅仁学报》、《辅仁学志》、《燕京学报》、《光华大学半月刊》、《中法大学月刊》、《中央大学月刊》、《厦大月刊》、《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
　　其中与敦煌学有关的有如下数篇（标点为笔者所加）：《炖煌写本佛经草目》，贵范九，《康健杂志》二卷三期；《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历史丛刊》一卷一号至三号；《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罗福苌，《国学季刊》一卷四号；《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罗福苌，《国学季刊》一卷一号；《敦煌丛钞》，向达，《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六卷二号；《敦煌取经记》，斯坦因著，贺昌群译，《小说月报》二二卷五号；《读鸣沙余韵》，悟，《中国新书月报》一卷一○、一一号合刊；《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叶恭绰，《图书馆学季刊》一卷四号。
　　许国霖是否佛教徒，我们无从得知。但自《微妙声》创刊直至停刊，几乎每一期上面都有他的文章，想必是与菩提学会关系甚深之主要撰稿人[61]。而且从许氏所编诸书及《佛学论文索引》来看，显然具有较高的佛学素养。当然，许氏能如此广泛地涉猎，无疑是充分利用其在写经组工作的便利条件的结果。
　　三、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毫无疑问，许国霖的论著主要是资料汇编性质。但是我们不应当就因为这一点而抹煞其在敦煌学学术史上的贡献。接触过敦煌写本的人都知道，要从成千上万件写本中，挑选出富有学术研究旨趣的材料，这是真正考验一个学者的学识的一种挑战。而敦煌写本的初次校录，尤其是社会经济文献的初录，是很不容易的。特别在二三十年代，尚处于中国敦煌学的草创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在讨论学术史的时候，特别要“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62]。下面依次剖析《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二书的学术价值，探讨许氏对当时国际敦煌学发展所作出的直接贡献和间接影响，进而确定其在敦煌学学术史坐标系上应有的位置。
　　（一）《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关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的编撰缘起，许国霖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而且极有见地：
　　馆藏者，虽为劫后之余，而可珍之处，犹足多矣。溯自发现以来，迄今已三十年，伦敦、巴黎所藏，或影印辑录，或传抄刊布，流行于世者甚？，治学之士，孳孳研究，于典章学术咸有发明。而吾国所藏，以编目未峻，未能公之于世，宝韫珠藏，良可惜也。余因有感于此，爰于客岁暑假之暇，择卷中佚文趣语，及题名跋记，概行移录，详加写正，分为二辑。一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则依馆藏写经目录次序，分经汇编。其中写经年代，及仕宦僧俗写经人名，悉足以资历史之考证。附编年代表于后，以备稽查。二曰：《敦煌杂录》，则就文之性质，分为八类。（变文、偈赞、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以唐代民间通俗之作为多，可以考谣谚之源流，窥俗尚之迁易，欲知千年来社会之演进，及经济之转变者，此是重要之史料也。
　　看了这番话，我们不由得心生喟叹。六十余年前，许国霖正是有感于国外收藏皆已流行于世，而本国所藏，反而未能公之于众，才发奋加以校录，“冀博雅君子，利用此集，疏剔考证，于国故中有所启迪。”殊料时至今日，北图藏卷仍未能全部刊布，有些材料还是不得不依赖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此书之生命，竟因此而得以延长，实在令人痛感无奈和悲哀。
　　在许国霖之前，北图藏敦煌遗书的主要整理成果就是《敦煌劫余录》。白化文先生在高度评价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几个大问题：“头一个大问题是，卷背文献多未见诸著录。另一个问题是，具有学术提要性质的是‘附记’，可并不是每号卷子都有。……再一个问题是，提要中多未录原卷题记。从敦煌学研究的实践来看，学者多认识到题记的重要，希望提要内转录题记。”所以白先生认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敦煌劫余录》的补苴工作之一[63]。王重民先生则给予许国霖此书以高度评价：“这些东西是读者所最需要的。许国霖先生这部辑录和刘铭恕先生以及我在两种劫经录的题记、本文、说明中所反映的，用意也是相同的。”[64]吴其昱先生也说：“至于目录方面，1931年陈垣《敦煌劫余录》共著录8679号（中有缺号，实约8221轴）稍嫌简略，过重经典；卷背文字常为极重要之文献，幸许国霖略有抄录。”[65]这批新材料的公布，很快就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率先作出反应的是那波利贞先生。那波氏在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得到了这本书，并迅速写出一篇经典性长文《梁户考》。文中说：“对北京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的进行调查的许国霖氏的报告书，题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下两册，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即昭和十二年六月公刊，至本年八月我国舶载以入。我在八月二十六日有机会得之一阅。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的种种文书的遗存的状况得以如实的承知。”[66]
　　为便于分析，我们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分开讨论，先谈前者。
　　在此之前，罗福苌《古写经尾题录存》是全世界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录题记的著作，虽说是开风气之先，毕竟收录有限。《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收录写经题记及抄写者题名464则，附录印鉴3则（来自7个卷子），《写经题记年代表》上起北魏太安四年（458），下迄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共收有纪年卷子44号，一一标明年号纪年和公元纪年、经名、编号，间加附注，成为当时搜罗最为宏富的资料集，许国霖敏锐的学术眼光，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胡适先生在序中提示这些写经题记具有三方面的研究价值：“就许君抄录的《题记》看来，这里面已有许多很值得注意的材料。第一，写经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五卷。第二，有些题记可以使我们知道当初写经的情形。……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会史料。第三，有些题记使我们知道当时写经的校勘工作。”[67]其实还远不至于此，试举数例如下：
　　大周广顺捌年七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西院法主大师法宗离别敦煌往西天取经，流与郡主大傅。冬字六十二号背面[68]
　　按，录文中有几个错字，“流与”当作“流（留）为”，“大傅”应作 “太傅”[69]。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呈献》中有：“粤惟周之有天，广顺应兆之代，扰之以甲寅四载，律之于仲侣（吕）圆彩；埵萨（萨埵）诞跑(迹)，尧蓂垂芳于八叶；安居竟竟，旦（且）又之于清旬，实辛酉乙（之）次也”云云。[70]P.2703《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状》记：“今西天大师等去，辄附音书。其西天大师到日，希望重叠津置，疾速发送。……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 状。”[71]汪泛舟将此二件文书和冬字62《维摩诘经》题记联系起来，认为此诗即广顺八年（即显德五年，958）浴佛节前夕法宗呈于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嗣后，法宗又准备数月，定于七月十一日去西天取经。行前，将《维摩诘所说》一卷，并于卷背题款以敬赠敦煌王曹元忠。法师西去时，曹元忠又托法师带书于阗王，并嘱倍加关切诸语[72]。可备为一说。但藤枝晃先生和荣新江教授均认为，西天大师无疑是指印度来的高僧，状文应该是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的信稿，目的是为了介绍西天大师经甘州往中原[73]。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不论如何，这条题记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宝贵材料。许国霖将其录出，显然是意识到了其独特价值。
　　阳字二十一号《佛说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题记[74]，实际上就是现在通称为《黄仕强传》的冥报故事。冥报传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地位，陈寅恪先生早有精辟的论断：“盖中国小说虽号称富于长篇巨制，然一察其结构，往往为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若能取此类果报文学详稽而广证之，或亦可为治中国小说史者之一助欤。”[75]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而《黄仕强传》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颇多现实影子，实为不可多得的社会史资料。虽然许国霖在三十年代就全文抄录了这件珍贵的文献，但不知为何，一直没有人关注。直至六十年代，张铁弦才又重新在北图发现这件写本，可惜著眼点放在“封建剥削阶级和一般平民在写经祈福方面的悬殊上”，未能深论[76]。还是法国学者戴密微独具慧眼，写出了《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这篇力作[77]。不过他只利用了P.2136、P.2186、P.2297和大谷大学藏本，也没有注意到北图的阳字21号写本。十年后，柴剑虹先生在此基础上搜集当时能见到的所有写本，精心校注并作了深入的研究[78]。之后，白化文先生又从上海图书馆找到一件，撰文作了补充[79]。如果国人能及早留意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或许就无需海外汉学界越俎代庖了，更不必等到半个世纪后再来填补空白了。
　　又如《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一条题记：
　　大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伺命伺禄土府水官行病鬼王并役使府君诸郎君及善知识胡使禄公使者检部历官舅母关官保人可转及新三使风伯雨师等伏愿哀垂纳受功德乞延年益寿丽字七十二号[80]
　　按，笔者据原卷校正，发现前脱一行：“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十卷，右已上写经功德并同庄严。”此外，“大山府君”当作“太山府君”。最近严耀中搜集敦煌文书中的相关史料，对其中的“平等大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认为这个称号不仅是佛教观念与汉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结合，而且是均平思潮在唐宋间泛滥的端倪[81]。其实不单是“平等大王”值得研究，写经题记以及其他敦煌文献中所出现的各种神鬼的名号，均有细致考察的必要。这对于我们重建中古时期民间信仰的万神殿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这些题记是许国霖在编目的余暇，匆忙抄录的，因此难免有不少疏误，对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我们在肯定其刊布史料的劳绩的同时，也不能无视这一客观事实。第一个上当就是胡适先生了。胡适先生在序中说：“有些经是和尚自己写的，有些是学童(学仕郎)写作习字课的，有些是施主出钱雇人写的。一部《大般涅槃经》（潜十五）的题记说清信女令狐阿咒出资财为亡夫敬写《大般涅槃经》一部，卅吊；《法华经》一部，十吊；《大方广经》一部，三吊；《药师经》一部，一吊。这是很有趣的经济史料，不但表现宗教风气而已。”果真如此，那可真是有趣的经济史料。可惜我们只要核对一下原卷，就知道这不是“吊”字，而是“卷”字。因为行草中字体相近，所以许国霖误认了。恰好适之先生在这里又犯了大胆假设的毛病，闹了笑话。所以白化文先生提醒读者：“附带说一下，《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一书，因系过录后铅印本，过录和铅印校对未校出的错字时有，使用时切宜注意。”[82]
　　再来看《敦煌杂录》。胡适先生毕竟是大家，他的序虽有上文提到的瑕疵，但的确称得上是高屋建瓴，所以我不惮费笔墨，节引如下：
　　《敦煌杂录》是继续蒋斧、罗振玉、罗福葆、刘复、羽田亨诸先生的工作，专抄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经典的文件。蒋氏之书最早（宣统元年）。三十年来，这类佛经以外的敦煌文件陆续出现，最大的一批是刘复先生从巴黎抄回来的《敦煌掇琐》。但这些都是国外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经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达先生抄出的几件长卷之外，差不多全没有发表。所以外间的学者只知道北平所藏尽是佛经，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绝可宝贵的非教典的史料！
　　许国霖先生钞的这些文件，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学，如变文，佛曲，劝善文，净土赞之类。第二是一些训诂及训蒙的残卷，如《礼记音义》，《论语音义》，《太公家教》之类。第三是一些俗世应酬文字的范式，如祭文程式之类。第四是许多民间经济往来的文契如借麦种牒，雇作儿契，典儿契，卖地契之类。第五是杂件，如藏经点勘帐，如姓氏录之类。
　　第一类的佛教通俗文学，近年来早巳得著学者的注意。许君所辑之中，最重要的是几卷《变文》，虽不如巴黎所藏《维摩变文》和我所藏《降魔变文》的完整，但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当时《变文》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所以是很可宝贵的。这里面的《佛曲》，如《辞娘赞》，如《散花乐》，如《归去来》，都属于同一种体制，使我们明白当时的佛典是用一种极简单的流行曲调，来编佛教的俗曲。
　　第二与第三类，残阙讹误太厉害了；没有多大用处。
　　第四类之中，有许多有趣味的经济史料。此中《借麦种牒》最多，可以推知当时僧寺佃农的经济状况。最详细又最动人的是《卢贝跛蹄雇作儿契》。我们读这文契，不能不回想到汉朝王褒的僮约。我们从前总想王褒的僮约是一篇游戏文字。现在读了这篇雇作儿契，我们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还是一种牛马式的奴隶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写的僮奴生活，虽是诙谐的作品，离实际的生活并不算很远的。
　　1925年赴法留学归国的北大教授刘复，将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抄104种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83]。刘复在前言中明确表示自己辑录的重点在于民间文学和社会史材料，他说：“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史的材料。”[84]这是“社会史”这一字眼首次进入敦煌学的范畴。刘复进而对“谬误的大小观念”进行了辩驳，刘复说：“譬如有两个写本，一本写的是一部《尚书》，一本写的是几首小唱，照著向来沿袭的说法说，《尚书》当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书》当然是大的，小唱当然是小的。但切实一研究，一个古《尚书》，至多只能帮助我们在经解上得到一些小发明，几首小唱，却也许能使我们在一时代的社会上、民俗上、文学上、语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见解。如此看所谓大小，岂不是适得其反。”[85]并指出：“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86]蔡元培也在序中阐发道：“就中如家宅图，可以见居室的布置；舞谱，可见舞蹈的形式；各种借书，可以见借贷实物与罚去利息的习惯；通婚书、答婚书等，可以见结婚的仪节；劝善经、劝戒杀生文，与历书、解梦书、吉凶避忌条项等，可以见信仰佛教与保守古代迷信的程度；其他杂文，以此类推，都是很有益于考察当时社会状况的。”[87]刘复和蔡元培的观点都是极有见地的，至今仍不乏启迪意义。尤其是是刘复关于“新国学”的论述，与稍后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的核心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具有前瞻性。
　　不管许国霖是否受刘复的启发，胡适先生认为《敦煌杂录》可以看作是蒋斧、刘复等人的工作，尤其是《敦煌掇琐》的继续，堪称的评[88]。尽管早在1910年，劫余残卷入藏京师图书馆之前，京都大学就派遣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五位学者，赴清朝学部考察[89]。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无缘获见这批敦煌宝藏的。到了1917年，京师图书馆发布《开幕广告》，称：“本馆现在筹备告竣，定于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售券，特此通告。地点安定门大街万家胡同。内容：文津阁四库全书六千一百四十函、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八千卷、宋元精椠及旧钞本一万二千册、普通书八万册。但写经及旧椠等有纸易碎损者，不供阅览。”[90]与此同时，教育部批准京师图书馆所呈《藏书流布暂行规则》，其中规定：“第一条，本馆为流布藏书起见，拟将所藏善本书籍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均许人摄影及转钞……第三条，按照本馆阅览规则第十六条之规定，凡欲将本馆书籍卷轴摄影或转钞者，须缴相当费额，如左表所规定：……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一卷，摄影，二元；转钞，五角。……第六条，凡欲假贷本馆书籍卷轴摄影或转钞者，其书之种类、名目须先期指定，其数目照左定之限制：……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四十卷。……第八条，凡摄影或转钞等事，均在本馆行之，不得携出馆外。入门时仍须买普通入览券，不得任意出入。”[91]至1919年1月11日，又将转钞一卷的缴费标准调高为一元[92]。以民国初年的物价来看，收费标准是不低的，而且还附加了种种限制。但由于编目未峻，连这都不可能办到，实际上规则形同虚设，所以其实还是没有开放阅览，外界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敦煌杂录》作为非佛教文献的又一次汇总，堪称嘉惠学林之善举。
　　文学作品是《敦煌杂录》的大宗，“变文”类收录文十二篇，其中四篇是首次录出；“偈赞”类收各种赞颂三十五首，多数是第一次公布。其中果字四一号《净土乐赞》、文字八九号《归西方赞》等，李证刚曾加以著录，然限于目录体例，未附录文[93]。自1920年王国维先生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94]以来，俗文学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热点[95]。但是在《敦煌杂录》问世之前，刊布俗文学作品录文的只有罗振玉的《敦煌零拾》[96]和向达的《敦煌丛钞》[97]。所以容媛评介道:“《敦煌杂录》中所钞之几卷变文，当更为研究文学者所欲先睹为快者也。”[98]此前，郑振铎著《敦煌的俗文学》时，没有见到北图藏本，他说：“京师图书馆藏本的几种演绎佛经的作品，编目者名之为‘俗文’，如《维摩诘经俗文》，不知原文是否如此？”。[99]而向达撰写名篇《论唐代佛曲》时，其中三篇“俗文”是托人从京师图书馆抄录的[100]。所以胡适序云“北平所藏的经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达先生钞出的几件长卷之外，差不多全没有发表，所以外间的学者只知道北平所藏尽是佛经，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绝可宝贵的非教典的史料！”。因此，《敦煌杂录》的出版，对于推动敦煌俗文学研究的进步是有历史性功绩的。
　　此外，河字一二号《父母恩重变文》，拟题为变文[101]，而不是像《敦煌劫余录》那样名之为“俗文”[102]，表明作者是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的。而原卷无题，系作者拟题者，均注明“拟”，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音韵”类和“文疏”类，胡适先生认为“残阙讹误太厉害了；没有多大用处。”其实不然。譬如殷字四十四号《礼记音义》，就有助于校勘，而且其注音有自身特色，所注的有些反切与《广韵》、《经典释文》均不同，因此这可能是历代书目未著录之唐人《礼记音》或西北方音影响所致。由于殷字写本至今未刊印图版。以往学者要研究这件写本，还是不得不依靠《敦煌杂录》[103]。至于“文疏”中的追念疏、临圹文、祭文、社文、愿文等，正是我们研究敦煌民间宗教信仰、社会组织以及日常生活的绝佳资料。那波利贞就曾在关于唐代社邑的开创性论文中全文引录《敦煌杂录》所刊布的两件周字号祭文[104]。
　　“契约”类文献的集中刊布，在我看来，是最值得赞赏的地方。因为这些“庸鄙”之物向来是不入中国传统学者的“法眼”的。尽管中国现代学术兴起后，学术界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向。但是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远不如文学方面的多，是有目共睹的。1911年，孙毓修发表《唐写本公牍契约考》[105]，虽然粗糙，却是一篇开创性之作。但是所能利用的仅仅是斯坦因在新疆所获的文书。《沙州文录补》辑录了几件[106]，翌年《敦煌掇琐》出版，又使学界获得了法藏的十余件契约的录文。《敦煌杂录》复汇集了北图的十二件写本。如此虽非完璧，但三大收藏地之契约文书概貌已大致可观。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的大家仁井田升先生，对于《敦煌杂录》中的这部分资料极为重视，他所撰写书评重点就落是在这一方面[107]，并在总体上给予这两部书很高的评价：“所谓《杂录》和《题记》，毋庸置疑都将成为敦煌资料研究的基础，对于继承了辛劳的整理事业（笔者按，指陈垣《敦煌劫余录》）并达成了预期目的的编者许氏，内外学界应当对此表示谢意。”[108]仁井田升还在著作中多处征引[109]。
　　“目录”类所收的几件点检勘经录，也是前人不太注意的文献。而这些对研究中国佛教大藏经制度是很有帮助的[110]。其中盈之四一号《点检藏经内现有部帙数目（拟）》，注明了每一部经的收藏位置，方广锠认为这是定格贮存法的一种变通用法[111]。
　　最后一类“杂类”确实收得比较杂，但其研究价值相当于其他各类是毫不逊色的。《太公家教》，这是中国学者1909年中秋节首次获悉敦煌写本消息时，就非常关注的一种童蒙读本[112]。1911年，王国维发表了一篇跋，对此作了的考证[113]。后来，王重民、入矢义高、朱凤玉等在此基础上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114]。前些年，又有综合性研究专著《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出版[115]。《百行章》是另一种饶有兴味的蒙书[116]。北图所藏乃字27号，是完整的《太公家教序》[117]，位字68号，是一卷较长的《百行章》抄本[118]，均属难得。这些写本之所以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是因为和唐代庶民教育相关联[119]。再如收字四号《至道元年僧道猷往西天取经牒》[120]，荣新江教授曾据此及罗振玉旧藏考证道猷是由北宋王朝派遣的取经僧人，在至道元年前后寄住沙州灵图寺，并与沙州官人有文字之交，还曾上书节度使曹延禄[121]。此实为晚期归义军政治史与宋初中外关系史之重要史料也。而菜字二十五号《讨蕃开路》虽仅一行，却揭示了归义军建立初期张议潮东征凉州的重大史实[122]。千年幽隐，赖此以明，尤可珍宝。许国霖将这些文书录出，足证其识见之超拔。
　　荣新江教授认为，在六十年代北图公布八千余号缩微胶卷后，《敦煌杂录》仍然还有价值，主要原因在于其收录了《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1192号部分）的非佛教文书，即“让国有虞陶唐周发殷汤坐朝”十二个千字文编号部分，这一部分正是北图藏敦煌世俗文书的渊薮，而这些文书照片，迄今还没有公布[123]。诚为不刊之论。
　　当然，《敦煌杂录》也像《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一样，存在著录文多有错简的弊病，以致引人误入歧途。例如，殷字四一号《张修造雇五岁驼契》和同卷《张修造雇六岁驼契》，许国霖前件录为“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后者录为“癸未年七月十五日”。[124]致使史料难以通解。后荣新江教授检视原卷，才发现“七月十五”实“四月十五”之误[125]。
　　（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
　　本书作者《叙》前半部分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略同，后半则述此书编撰原委，其中不凡精见，兹征引如下：
　　余服务图书馆管理写经，有感于此，爰于容岁[126]暑假之暇，凡卷中逸文趣语以及题名跋记，概行移录，编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及《敦煌杂录》二书，逮后见《永丰乡人杂著》，《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报告》，（第七卷四期第八卷一期）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 (Bulletin), vol. 7: 4, vol. 8: 1. 《鸣沙余韵》等书内有题记颇多，缘将题记一书，重加编订，颜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其有年代可稽者，计二百余则，上起西晋元康，下迄宋太平兴国，且有当年仕宦僧俗写经人名颇多，悉足以资历史之研究，罗振玉先生辑编高昌麴氏、瓜沙曹氏二《年表》，（《国学丛刊》）征引题记为证，又《跋唐馆本金刚经》，（《永丰乡人杂著甲稿》）则据其经尾题记，考证唐代官制之沿革，及虞昶之袭爵。题记之有关考证，于此可见一斑。又其中记录译经之事甚详者，略有数篇，虽非题记，然亦可供研究经教历史者之参考，既可知经之翻译年代，且可知在场负责之人，其译述之谨严，程序之繁重，尤足以资今日作翻译事业者之观摩也，他如减割资财，写经为功德，亦藉以知常年佛教之隆，人心信仰之笃，敦煌石室遗留写经数万卷，有由来矣！兹者编录己竟，不揣浅陋，谨志数语，以述始末云。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许国霖谨识。
　　本书共著录佛经157种，题记645则（其中11则非敦煌所出），每则题记后均标明编号，若是转录者则注明出处，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已全部汇入本书，在当时是最为丰富的集录。据叙及注可知其来源主要有三：1、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中的《古写经尾题录存》[127]；2、翟林奈《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汉文纪年写本》[128]，即所谓《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报告》；3、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
　　其实还有几个来源，就是所谓“影印本”。这些一概注为“影印本”的，实际上有不同类型：
　　（一）、李盛铎旧藏照片
　　1、《维摩经义记》题记：“《维摩经义记》，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门静志写记。”[129]此卷写记即见于《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130]、《李木斋氏鉴藏炖煌写本目录》[131]（即刊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318-323页之所谓传抄本《李氏鉴藏炖煌写本目录》）的李盛铎旧藏“《维摩义记》第二（甘露二年）”。1919年9月1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特别提及这件写本：“弟前日往看李木斋藏书，……其写经，甘露二年（当是高昌改元）……以上诸书颇可宝贵，恨不得与公共一览也。”[132]同月30日，王国维回复云：“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笈，闻之神往。甘露二年写经，君楚疑为苻秦时物，亦极有理。”[133]此前，罗振玉曾有一函致王国维，云：“李木斋藏有敦煌古籍，多至四五百卷，皆盗自学部八千卷中，已展转与商，允我照印，此可喜可骇之事。弟当设印局印之，此刻切勿宣为荷。”[134]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北京大学都藏有一批摄制年代很早的李盛铎旧藏照片[135]，大概就是罗振玉所照印者，亦即许国霖所谓之“影印本”。
　　2、《仁王般若经》卷上北魏永安三年（530）东阳王元荣题记[136]。此写经现藏京都博物馆，即所谓“守屋收集品”，卷上题记，池田温疑伪[137]。“守屋收集品”中有相当多的北朝写经都有纪年题记，尾部都钤有李盛铎藏书印[138]。许国霖注为“影印本”，可能也是出自上述李盛铎旧藏照片。
　　（二）、王重民所摄法藏敦煌文献照片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九辛未年（911）二月四日皇太子李暅题记。此题记下注“影印本 Pelliot3688”[139]。还有几件仅注伯希和编号者。这些有可能就是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摄录并寄回的照片。
　　（三）、罗振玉旧藏照片
　　《大般涅槃经》卷廿七建德二年（573）大都督吐知勤明题记[140]。此写本现藏故宫博物院。紫溪《由魏晋南北朝的写经看当时的书法》刊布过黑白图版[141]。最近出版的《晋唐五代书法》，刊出彩色图版[142]。故宫的一些敦煌写本原是罗振玉旧藏，例如同书刊布的草书《法华经玄赞》就是如此[143]。因此本件《大般涅槃经》或许也是出自罗振玉旧藏。另外，上博05《大般涅槃经》卷九亦有建德二年吐知勤明题记[144]，为吴士鉴旧藏[145]，当与此件出自同一卷帙。
　　（四）不明
　　1、《维摩诘经》卷上麟嘉五年（393）王相高题记[146]。此卷现藏上海博物馆，编号上博01[147]。
　　2、《维摩诘经》卷上神龟元年（518）经生张凤鸾题记[148]。此卷现藏上海图书馆，编号上图035[149]。
　　此二件写本“影印本”从何而来，不明。
　　但别有一令人不解者，翟林奈的文章共分为六篇刊载，是《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为何许国霖在只见到两篇的情况下，不待全文刊出，急于要出版此书？
　　附录《敦煌石室写经年代表》在原表的基础上增补了164则，约为原表之四倍。《补遗》增补题记137则，所依据的是《敦煌本古逸经论章疏并古写经目录》[150]、《海外所存敦煌经籍目录》[151]、《德化李盛铎所藏敦煌写经目录》[152]、《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五诸书。书中还附有《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写真》图版二页，每页图版由四帧写经题记照片组成，分别是：S.161、S.4415、S.81、S.797和S.2157、S.2278、S.217、S.87。其中写真（一）曾刊载《微妙声》第五期。其实这两页图版均取自翟林奈的《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汉文纪年写本》。
　　因为《微妙声》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都不容易见到，故敦煌学界罕有人提及[153]。而此书之序言乃陈寅恪先生所作，所以序之知名度和影响力远在本文之上，常为人所征引。序云：“寅恪受而读之，以为敦煌写本之有题记者不止佛教经典，而佛教经典之有题记者此编所收亦尚未尽，然即取此编所收诸卷题记之有年月地名者，与南北朝隋唐之史事一参究之，其关系当时政治之变迁及佛教之情况者，约有二事，可得而言：一则足供证明，一则仅资谈助，请分别陈之。”[154]接着寅恪先生就佛教史、佛教之传播及与政治史之关涉，作了精彩的阐发。郑阿财先生认为这是一篇勘与《敦煌劫余录序》比肩的大手笔。他说：“尤其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1930）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1939），不仅具体介绍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价值，并以宏观的史学角度论述敦煌文书在中国学术史的价值，更首度提出‘敦煌学’一词。虽然文字简短，但却是影响敦煌学发展最为深远序文。”[155]鉴于此序大家都非常熟悉，此不赘述。所欲论者，乃此名序之版本及寅恪先生写作时之处境。上文已言及，是序并未与书同时刊印，而是另行发表于《史语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156]。经笔者比对，“史语所集刊本”和“金明馆丛稿本”，在内容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后者增补修订处计有二十七处，有时甚至是大段的改订。寅恪先生治学之演变轨迹，籍此可略窥一斑。
　　令人惊喜的是，笔者在北大图书馆古籍特藏室又发现一册油印本《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此油印本现已用硬封面精装，馆藏编号为1773：7939，蓝色内封上题《陈寅恪先生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藏印”，正文共八页。审其字迹，似为刻工手笔，而非出于寅恪先生亲笔。据小封套内所插之借阅登记卡，此书只有翁独健、吴荣曾等四位读者阅览，最后一次借阅是在1950年，从此五十余年一直“养在深闺无人识”。执此油印本与其他两本比勘，发现文字与“史语所集刊本”大同小异。但有三点关键之处上的删改，有必要特别指出：其一是首句，油印本、“史语所集刊本”皆作“许雨新先生国霖以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来征序于寅恪”，而“金明馆丛稿本”改为“北京图书馆以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来征序于寅恪”；其二是前二本末句作“质之雨新先生，以为何如？”，“金明馆丛稿本”改为“质之大雅君子，以为何如？”；其三，油印本尾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义宁陈寅恪序于清华园”，其他二本皆无。
　　寅恪先生为何后来要略去许国霖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由于许国霖不入学者之流，没有必要大书其姓氏。当然，这仅是臆测而已。
　　1937年寅恪先生仍执教清华园，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人心惶惶[157]。值此国难多事之际，仍为许国霖作序，可见其对此书之重视。之所以有油印本之刊刻，我推想大概因时局不稳，寅恪先生担心文稿散失，故命人刻之。
　　四、结论
　　综上所述，许国霖虽然一生的所有学术工作只是资料整理，从未写过任何研究著作，但是他的劳绩，推动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利用，向学术界传播了国内外最新的学术信息，对于三四十年代，乃至至今的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他通过自序、编目体例以及论文索引所表达的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观点，所展示的高明的学术眼光和良好的学术修养，是我们应当给予肯定和赞赏的，而不应该由于他是非学院派出身而加以贬低。此外，为他的书作序的胡适、周叔迦、陈寅恪，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富于前瞻性的序言，至今仍给我们以很多启发。我们应该向引出这三篇宏辞的许国霖先生表示谢意。
　　五、余论：关于敦煌学学术史的一点思考
　　近年来，部分从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逐渐对敦煌学史、晚清以来的西北史地研究、国学研究发生了兴趣，已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问世[158]。但是限于学科规训的局限，他们的研究重点往往不得不落在学者交往史和社会历史境遇等层面，难以深入到核心地带，对一部学术著作或一位学者、一个学派，究竟在学术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判。而本学科的专业学者，或者不屑于从事学术史研究，或者认为这似乎侵犯了近代史的疆界，所以很少涉足这一领域。而在我看来，这一工作既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又蕴涵著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因为它需要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跨学科训练，即使是本学科的一流学者也不容易做好；而它的意义，则正在于超越学科的雷池，成功建构近代学术史和文化史，同时重新审视敦煌学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为自己寻找更准确的方位与路标。换言之，学术史不仅是学科自律的重要手段，也是学科自觉和学科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信今后必将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极具前景的新领地的开拓。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初稿
　　八月七日二稿
　　九月二十六日再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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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铭恕《敦煌遗书札记四篇·叶昌炽与敦煌遗书》，《敦煌学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8-67页；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69-72页；荣新江“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 IDP NEWS, No.7, Spring, 1997.5, pp.1-5 + 3 pls.
　　[2]《中央亚细亚》第一卷第二期，1942年10月，36-42页。
　　[3]目前所见，只有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于许国霖较多的着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98-100页。
　　[4]《呈学部广化寺已开办储藏并请罗振玉等任名誉经理员》（文稿），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11页。编者将拟稿时间径书为1910年10月17日，误。因宣统二年仍用阴历，十月十七日即公历11月18日。其他一些档案的时间也存在著类似的错误。
　　[5]《学部续送京师图书馆敦煌经卷片》（原件），《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3-15页；《续送炖煌唐人写经清单》，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37-138页。关晓红认为这些续送呈到的写经，可能是追缴归案的盗赃，可备为一说。参看氏著《晚期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485-486页。
　　[6]本次展览中陈列。又，方广锠认为这项工作应完成于1910-1911年，见《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2页。由以上档案看来，应当主要是在1911年。
　　[7]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同书叶四正；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475页。
　　[8]《教育部指令第八百零五号核准京师图书馆暂行办事细则》（1924年3月29日），《教育公报》第十一年第五期，1924年6月30日，40页。
　　[9]此目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特展时陈列。
　　[10]铅印，线装六册，1931年3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出版；1991年10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再版；1985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将其列为《敦煌丛刊初集》（三、四）影印再版。此书的重要书评有：方回（向达）《敦煌劫余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六号，1931年12月；石田干之助《三松盦读书记·敦煌劫余录》，《史学杂志》第43卷第9号，1932年9月，111-115页；张崟《敦煌劫余录》书评，《浙江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三号，1933年6月30日，115-116页。又，此书誊清稿现藏国图善本部。
　　[11]《国立北平图书馆呈教育部送本馆组织大纲请备案》（1929年11月13日），袁咏秋、曾继光主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书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4-125页；《教育部指令第三○六六号核准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大纲备案》（原件，1929年11月28日），《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 1054-1061页。
　　[12]《馆务报告》云：“（九）唐人写经之整理：唐人写经，馆藏约八千余卷，旧有《总目》、《详目》各一。《详目》向由多数人编纂，体例既不一致，其中误品名为经名，误藏文为梵文者，层见叠出，且全未标明庋藏柜屉号数。《总目》间有标明庋藏号数而又未注者，又居多数，检阅存放均感不便。本年将《详目》、《总目》庋藏号数一一注明，编一《庋藏目录》，以便检存；编一《分类索引》，使览者易于明了大概。《庋藏目录》稿已编就，尚未誊正；《索引目录》已编三分之一。又《总目》内标明经名者，有三百余卷，尚未编订详目。其中仅标部类者有之，误标经名者有之，误以品名为经名者亦有之。本年继续编订。此种详目亦已成就十分之九。一俟此项工作告竣，即行著手审查旧有《详目》，补遗修改，俾早日成一完好目录。至《总目》中未注经名者之二百余卷，亦有急速整理之、必要。馆中特约周叔迦先生详加审查，已经查出十分之八，周先生纯尽义务，热心赞助，至可感也。（十）西夏文经典之整理：馆中购入西夏文佛教百卷，汉文佛经十二卷，由周叔迦担任编目，业已告竣。详细目录将在馆刊西夏文专号发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34页。
　　[13]《馆务报告》云：“写经目录：（一）缮钞《写经详目》已完成四分之三；（二）继续审定写经残卷，又审得四百余卷；（三）开始编辑《写经续目》，三种已编有详细续目五百余则，《总目》续编五百则，《目录索引》续编二百则。《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15-16页。
　　[14]《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凡例》尾署“二十四年一月胡鸣盛谨识”。又，《馆务报告》云：“写经目录：《炖煌写经详目续编》计收写经一千一百九十二卷，缮写成帙，并编辑《总目》一册，又《炖煌写经索引续编》亦钞录完毕，另辑《总目》一册，均已装订成书。”《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六月，17页。据此可知，大约1935年1月，编目已全部完成。
　　[15]前揭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
　　[16]周叔迦先生于庚午（1930）之冬，自青岛回北平，受北平图书馆之托，标识敦煌写经，并考证新购西夏文佛经。参看注12所引《馆务报告》及氏著《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小记》，原刊《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9月，55-64页；收入《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732-741页。周叔迦先生的成绩得到了王重民先生的高度评价，参看《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549-550页。
　　[17]参看北图档案，尤其是《1935年11月25日委员会函教育部报告运书情形请拨装箱运租费》（文稿）、《1935年12月6日密呈教育部解决善本图书南运经费办法》（文稿）、《1935年12月18日上海商业银行收到寄存书函》（原件），见《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415-439页。又，徐文堪先生拟提交“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的论文《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抗战期间的保存经过》，据预编论文集所载提要，即是探讨古物南迁后，敦煌文献在上海的保存史迹，可惜徐先生未能与会。
　　[18]胡鸣盛离职时间据《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376页；又，市文史委《爱国民主人士胡文玉先生》记其1937年7月应聘出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与此相合。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应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应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90年，3页。
　　[19]《敦煌石室写经庋藏目录》中多有用铅笔、墨笔标明点检核实的字样和符号，末页云：“右目各经卷由胡鸣盛谨交许君国霖代管。以上由许国霖查收。”《写经室入藏明清单行本佛教书籍目录索引》亦类此，末页云：“右目各经卷由胡鸣盛谨交李君丙寅代管。以上由李柄寅查收。”
　　[20]胡鸣盛辞职后，孙楷第继任组长。孙楷第手书写经组工作总结现藏国图善本部，由此总结可知写经组虽仍然保留，但敦煌遗书整理工作已处于停顿，工作重点已转入古代小说和戏曲的编目。
　　[21]《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366页。
　　[22]《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附录四，10页。
　　[23]《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附录，10页。
　　[24]《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六月，附录，6页。
　　[25]《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有录文，5页。
　　[26]徐文勘先生2002年5月9日笔者函。
　　[27]李际宁先生告诉笔者，许国霖抗战爆发后即离馆，后不知下落。未知孰是。
　　[28]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p.333.
　　[29]瞿宣颖，字兑之，湖南长沙人，近代学者。著作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广业书社，1928年；《方志考稿》（甲集 六编），天春书社排印本，1930年；《汪辉祖传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人物·风俗·制度》，1945年初版，收入娄子匡编《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105册影印，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3年，等等。大概因为是同乡，因而相熟，且许国霖书中颇多社会史料，而瞿宣颖对此兴趣甚浓，故许国霖请其题签。
　　[30]但是此影印本缺胡适序和作者自序。我在荣新江教授处见到原书，系大约五六十年代琉璃厂中国书店售出，前五叶，即两篇序言部分，被人撕去，其余则完好无损。推测大概是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胡适的著作在禁毁之列，书店出售时，往往撕毁与其相关部分。兰州古籍书店所据以影印之本，亦是如此，故独缺此册叶。
　　[31]《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年特刊》，北京大学印行，1948年，50页。关于这次展览的介绍，参看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文化的馈赠 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 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33-340页；氏著《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76-177页。
　　[32]陈人之《八十年来我国之敦煌学》，《敦煌学论集》，21页。
　　[33]《中国敦煌学史》，98页。
　　[34]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09页、955页。
　　[35]容媛长期负责《燕京学报》“学术界消息”栏目的撰稿。
　　[36]《燕京学报》第23期，1938年6月，318-319页。
　　[37]《北京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2月，3页。
　　[38]李慈铭著，王重民校辑，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1929-1930年，铅印本。王重民所撰此书之四篇跋文及《书〈越缦堂文集目录〉后》，已收入氏著《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405-411页。
　　[39]（一），《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28年4月，74-77页；（二），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6月，137-140页；（三），第一卷第四号，1928年8月，207-209页；（四），第一卷第六号，1928年12月，457-470页。
　　[40]李慈铭著，王重民校辑，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1930年，铅印本，十二卷，四册。
　　[41]王重民辑录，二集，十卷，稿本，未刊。
　　[42]《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五号，1932年10月，1-8页；收入氏著《冷庐文薮》，245-256页。本文小序云：“北平图书馆既购得越缦堂遗书，余即司整理之役。移录纂辑，三年之中，计成书十四种，校定者复若干种，共百十万言，先生为学之大端，略具于是矣。”
　　[43]分载《微妙声》第一期，1936年11月15日，89-98页；第二期，1936年12月15日，69-78页；第三期，1937年1月15日，73-82页；第四期，1937年2月15日，71-84页。
　　[44]《微妙声》第五期，1937年3月15日，81-86页。
　　[45]《微妙声》第六期，1937年4月15日，79-86页。
　　[46]在《微妙声》第七期上登有《本刊丛书二种出版》的广告，云：“许国霖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一册，三角；杨毓芬纂：释氏外学著录考，一册，二角。” 83页。
　　[47]在搜集材料上竭泽而渔的池田温先生也只见到《微妙声》杂志上的单篇，而不知已汇集出版。《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17页。
　　[48]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云此书“由北平菩提学会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99页。不确。陈寅恪序系另行发表，并非与书同时刊印。详见后文。
　　[49]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53-280页。
　　[50]黄夏年说《微妙声》是周叔迦居士领导的北平佛教会在北京创办的，《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90页。不确。第一期封面印有“北平佛教会会刊”字样，但自第二期开始，即转归菩提学会。
　　[51]《菩提学会章程》，《微妙声》第五期，89-91页。
　　[52]《微妙声》第一期，1页。
　　[53]《微妙声》每期之封三。
　　[54]《微妙声》第三期，55-62页。
　　[55]羽田亨、伯希和合编《敦煌遗书》活字本、影印本各一集，上海东亚考古研究学会，1926年。
　　[56]《鸣沙余韵》，东京岩波书店，1930年；《鸣沙余韵解说》，东京岩波书店，1933年。
　　[57]P. Pelliot, Le Grottes de Touen-houang, Paris: P. Geuthner, 6 vol., 1920-24.
　　[58]A.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London, 1921.
　　[59]A.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 5 vol., Oxford, 1921. Chap.XXIV, Sec. IV, PL CLXVIL.
　　[60]（一），第七期，1937年5月15日，74-81页；（二），第八期，1937年6月15日，78-85页；（三），卷二之一，1940年1月1日，1-10页（每篇文章单独计算页码，实际并非首篇，而是在卷末）。
　　[61]由于许国霖的文章多刊发于《微妙声》，因此《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的《目录·索引暨作者简介》许国霖条下只有一句话：“《微妙声》月刊作者”。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年，234页。
　　[62]借用陈寅恪先生语，《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学衡》第七四期之《文苑》，1931年3月，9页；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又收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47页。
　　[63]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4-15页。
　　[64]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548页。
　　[65]吴其昱《八十年来之敦煌学》，《汉学研究通讯》第五卷第四期，1986年12月，162页。
　　[66]《支那佛教史学》第二卷第四号，1938年12月，42页；收入氏著《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4年，355页。[67]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序的日期署为“二五，七，三○”乃刻写之误。1936年7月30日，胡适正在访美途中，短暂停留旧金山，是不可能为许国霖作序的。行程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618-622页。按，胡适序先载于《大公报·图书副刊》，1936年7月23日，第11版，日期署为“二五，七，三。”“三”下乃句号，非七月三十日也。此序复载于《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三号，1936年6月，1-4页，亦作“二五，七，三。”但文中标点与《大公报》略异。此序又载《微妙声》第一期，61-64页；又附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37-40页。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4册系于7月3日，录全文。说明云：“录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文字依先生四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的最后改定，另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三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1528-1532页。又，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条下云：“今夜有《校写〈五更转〉后记》一文，大要是：许国霖《敦煌杂录》里还有一首‘五更调’（周字七十号），其文字和刘复《敦煌掇琐》三八（巴黎P.2963）题‘南宗赞一本’相同，可以互相校勘。”文载《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页27-31。四月十三日条下记：“今天，改订《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可见胡适是《校写〈五更转〉后记》后，顺便改订此序的。但笔者作了一番比对，似乎没有发现有什么修改之处。
　　[68]《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八。
　　[69]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496页。
　　[70]录文据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889页。
　　[71]录文参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399-400页。
　　[72]汪泛舟《〈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呈献〉再校与新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134-140页。
　　[73]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四），《东方学报》（京都）第13本第2分，1943年，65-66页；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64页。
　　[74]《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一一至叶一二正。
　　[75]陈寅恪《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北京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28年6月，59页；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257页。
　　[76]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1963年第3期，7页。
　　[77]Paul Demiéville, “Une descente aux enfers sous les T’ang, la biographie de Houang Che-kiang”, études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 chinoise offertes au professeur J. Prusek.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76, pp.71-84. 耿升中译文《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一辑，133-147页。
　　[78]柴剑虹《读敦煌写卷<黄仕强传>札记》，《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248-266页；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84-101页。在该书附记中，柴剑虹还提到了一件新发现的浙江博物馆藏写本。
　　[79]白化文、杨宝玉《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卷子812531号〈黄仕强传〉录文校注》，《敦煌学》第二十辑，台北，1995年12月，23-70页。
　　[80]《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九背。
　　[81]严耀中《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潮》，《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9-26页。
　　[82]《敦煌文物目录导论》，17页。
　　[83]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北京，1925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再版；《敦煌丛刊初集》第15册影印，黄永武主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84]同上书，12页。
　　[85]同上书，14页。
　　[86]同上书，15页。
　　[87]同上书，2页。
　　[88]傅芸子也认为：“《写经题记》共收四百余则，《敦煌杂录》专钞非佛教经典的各种文件，为继蒋氏《沙州文录》之作。”《三十年来之中国敦煌学》，《中央亚细亚》第二卷第四期，1943年10月25日，57页。
　　[89]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二玄社，1960年，此据《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九卷，京都同朋舍，1985年，268-272页。又，高田时雄提交“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论文《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颠末》对此事考证甚详，极具参考价值。
　　[90]《政府公报》第三百八十号，1917年1月31日。本条材料承学友张建军检出惠示，谨致谢忱。
　　[91]《1917年5月29日教育部指令第三七六号批准京师图书馆藏书流布暂行规则》（原件），《北京图书馆馆刊馆史资料汇编》，973-977页。
　　[92]《教育部指令第六四号批准京师图书馆改订藏书流布暂行规则》，《政府公报》第一千六十三号，1919年1月18日。
　　[93]《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五八至叶五九正，叶六七至六八正；李证刚（翊灼）纂《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上海国粹学报社，1911年；收入《敦煌丛刊初集》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叶九背，叶十正。
　　[94]《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1920年4月25日，95-100页。
　　[95]关于变文的名义，当时曾有热烈的讨论。参看潘重规编《敦煌变文论辑》，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1年；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96] 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七册，台北大通书局，1970年；《敦煌丛刊初集》第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97]（一），《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二号，1932年4月，21-56页；（二），同刊第六卷第五号，1932年，12月，41-62页。此即胡适序所云“向达先生抄出的几件长卷”。
　　[98]同注36。
　　[99]《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三号，1929年10月，483页，注二。
　　[100]《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1929年10月，1579页；收入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276页。
　　[101]《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四四至叶四七。
　　[102]《敦煌劫余录》，叶五七一。
　　[103]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399页。又，许建平先生近据原卷校录，撰有《北敦09523〈礼记音义〉残卷跋》，将刊于《敦煌研究》，依赖《敦煌杂录》研究本件写本的历史将由此告终。
　　[104]那波利贞《唐代の社邑に就きて》（上），《史林》第23卷第2期， 15－57页；（中），《史林》第23卷第3期， 71－110页；（下），《史林》第23卷第4期， 93－157页。收入氏著《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459－574页。
　　[105]《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二号，1911年4月23日，16-20页（第3分）。该文还附有六件文书的图版，这大概是斯坦因新疆所获文书照片首次在国内公布。
　　[106]罗福苌编，上虞罗氏1924年铅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第十二册。
　　[107]关于仁井田升对中国古代契约研究的贡献，参看拙稿《胡天汉月――海外中国古代契约研究史略》，《国际汉学》第七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361-385页。拙文原稿曾附有《海外中国古代契约研究论著编年目录（初编）》，发表时大概因为出于篇幅的考虑，为编者删去，深感遗憾。
　　[108]仁井田升《许氏〈敦煌杂录〉と所收の法律史料――附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东洋学报》第26卷第1号，1938年2月，166页。
　　[109]仁井田升《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中国法制史研究 土地法·取引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
　　[110]参看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 八－十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1]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648页。
　　[112]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二号，1910年1月6日，81-86页。
　　[113]《唐写本太公家教跋》，收入《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012-1014页。
　　[11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219-224页； 同氏《太公家教考》，《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香港龙门书店，1951年，69-76页；入矢义高《〈太公家教〉校释》，《福井博士颂寿记念论文集》，东京福井博士颂寿记念论文集刊行会，1960年，31-60页；朱凤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汉学研究》第四卷第二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6年，389-408页。
　　[115]周凤五著，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
　　[116]主要论著有：福井康顺《百行章にっぃての诸问题》，《东方宗教》第13、14辑合刊，1958年7月，1-23页；林聪明《杜正伦及其〈百行章〉》，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6月；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文物》1984年第9期，65-66页；《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敦煌研究》总第4期，1985年，71-98页；《跋敦煌写本〈百行章〉》，《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7页；胡平生《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补正，《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79-306页。
　　[117]《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一六一。
　　[118]《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一六六至一六七。
　　[119]蒙书的概观性分析有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211-233页；《敦煌童蒙读物的分类与总说》，首都师范大学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正式文本刊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关于庶民教育的奠基性论著是那波利贞《唐钞本杂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一资料》，《支那学》第十卷特别号，收入氏著《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197-268页。此外，李正宇《唐代时代敦煌的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39-47页；收入氏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173-192页；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四卷第二期，231-270页。
　　[120]《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一六八。
　　[121]《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961-962页。
　　[12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7、152页。
　　[123]荣新江教授8月6日致函训示。
　　[124]《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叶一二九至一三○。
　　[125]同注122，365页。但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称录自北图善本部原卷，仍作“七月十五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310-311页。今从荣氏说。
　　[126]按，“容”，底稿作“客”，盖刻写之误。
　　[127]罗福苌纂辑《古写经尾题录存》，罗福葆《补遗》，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三册，1221-1273页。
　　[128]“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VII, Part 4, 1935, pp.809-836; II, vol. VIII, Part 1, 1935, pp.1-26; III, vol. IX, Part 1, 1937, pp.1-25; IV, vol. IX, Part 4, 1939, pp.1023-1046; V, vol. X, Part 2, 1940, pp.317-344; VI, vol. XI, Part 1, 1943, pp.148-173.
　　[129]《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32页。
　　[130]中央图书馆编，刊《中央时事周报》第四卷第四十八期，1935年12月15日，49-52页；（续），同刊第四十九期，12月21日，43-46页。郑阿财、朱凤玉主编《1908-1997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9页）及荣新江《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均将篇名误作《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Dunhuang Forgeri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1.中文本《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载《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1—18页，收入氏著《鸣沙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103-146页），以致与《学觚》第一卷第七期所载相混。又，《中央时事周报》所刊目录前有引言，亦有资于考证李盛铎旧藏的真伪及时人对此事之态度，兹节引如下：盖德化李木斋阁读盛铎氏藉其戚何秋辇，彼时任甘省藩司之使，尽得斯伯两氏所余精品而朋分之。致学部所得，殆全糟粕，未几何氏旧藏亦归于李，然李氏则讳莫如深，从未出以示人，其内容究竟如何，外界无从揣测也。今年春，李氏将有斥卖消息，乃印成目录一册，藉资号召，批览一过，佛经外，经史杂著，及契约历本等，有关史料者甚众，而景教经，尤为名贵。虽未逮伦敦巴黎藏弁之富，固远轶学部而上之焉，但索值殊奢，国内学术机关多欲购之不得，亡何传卒以八万元日金，畀诸异国。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爰取此数页之原目，披露于海内，庶览者知所警惕，慎勿为李氏续耳。
　　[131]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抄本。荣新江教授已将其全文刊布，见前揭《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
　　[132]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470-471页。
　　[133]王国维《观堂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7页；收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473-474页。前者系于9月20日，误。又，关于甘露年号之探讨，参看王素《吐鲁番出土写经题记所见“甘露”年号补说》，《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244-252页。
　　[134]《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7月2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459页。
　　[135]参前揭荣新江文《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注9。
　　[136]《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3页。
　　[137]《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115页。
　　[138]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72页。
　　[139]《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20页。
　　[140]同上书，13页。
　　[141]《文物》1963年第4期，34页，图一
　　[142]施安昌主编《晋唐五代书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159页。
　　[143]同上书，188-192页。
　　[144]《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92页。
　　[145]汪康年曾于笔记中提及：“敦煌石室之唐人写经已送之学部，而前后散于外间者尚多，亦当有留于彼地者。吴絅斋识安西州牧郃阳侯真甫葆文，得写经三卷，其一卷为北周建德二年正月所写《大般涅槃经》，写经之人自称‘清信弟子大都督吐至动明’，有题识六行。吐知为代北复姓，一千三百四十年之纸本完好无恙，良可宝也。”见《汪穰卿笔记》卷七《雅言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85页。又，关于吴士鉴旧藏，参看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吴士鉴旧藏”条（荣新江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793页；黄征《吴士鉴旧藏北朝唐人写卷的鉴定与考证》，《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165-169页。
　　[146]《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19页。
　　[147]上海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彩色图版四－2；黑白图版27页。
　　[148]《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19页。
　　[149]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彩色图版一四；黑白图版259页。
　　[150]《昭和法宝总目录》，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9年，1055-1068页。
　　[151]《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一、二、三册，1926年10月-1927年2月，1-36页（分载三册，单独计算页码）。有叶恭绰小引，略云：“敦煌经籍之存于欧西者，自以斯氏伯氏所藏为大观，而在东瀛，则推橘氏所藏为巨擘。爰将三氏所存目录，依类编纂，仍注明见于何家目录，俾观者若网在纲。至于国内所存，仍当继为汇辑，则于何家藏若干部，何家缺若干部，某部何家有若干卷，缺若干卷，尤能一目了然。对于敦煌经籍之共同整理，更不难按图以索骥矣。”可惜事竟不行。
　　[152]当即《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
　　[153]董作宾撰《敦煌纪年》时，亦是以《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为参考，而未及《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说文》第三卷第十期，1943年5月，83-100页。
　　[154]陈寅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00页。
　　[155]郑阿财《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篇》，《汉学研究通讯》74，2000年5月，170页。
　　[156] 1939年10月，15-18页。
　　[157]参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2页。
　　[158]代表性成果有：郑师渠《国粹、国学、国魂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桑兵《国学与汉学 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1999年；同氏《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罗志田《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等。
　　Xue Guolin and Dunhuang Studies
　　Yu Xin
　　Summary
　　There are too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which were published during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field of Dunhuang Studies. It deserve that we summary and retrospect. But comparatively, the academic history is still the weakest link of the Dunhuangnology. There is not many research works on this subject. Even so, some departed writings focused on a few famous scholars only, such as Luo Zhenyu, Wang Guowei, Chen Yinque, Hu Shi, and Wang zhongmin etc. However, many more “the second-class” researchers of Dunhuangnology and other nonprofessional scholars are out of their ken. Xu Guolin is one of them. So, the author chooses him as a good case, and does a meticulous textual research on his life and all of his publications, and tries to analyze and reveal his academic contribution on the great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Studies, especially, from the 1930s to 1940s. The author hopes this constructive method will become a new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Modern History.
　　原为提交“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论文（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8月），修订后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66-98页。因篇幅关系，所附图版仅刊出其中两幅。
　　附录
　　许国霖与敦煌学图版目录
　　图一：许国霖自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提要及履历
　　图二：《敦煌石室写经庋藏目录》末页胡鸣盛将敦煌遗书移交许国霖之记录
　　图三：《敦煌杂录》目录底稿
　　图四：商务版《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图五：《大公报》所载胡适《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图六：那波利贞《梁户考》中关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的记载
　　图七：仁井田升《许氏〈敦煌杂录〉と所收の法律史料――附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
　　图八：刊载《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代表》之《微妙声》第五期
　　图九：《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底稿
　　图十：《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誊清稿之周叔迦《引》
　　图十一：《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誊清稿之作者《叙》
　　图十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誊清稿正文
　　图十三：佛学书局本《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
　　图十四：《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马叙伦题签
　　图十五：翟林奈《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汉文纪年写本》（一）
　　图十六：油印本陈寅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首页
　　图十七：油印本陈寅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