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谛与常任侠的一段书缘

西谛（1898—1958）者郑振铎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成就卓越，又是一位中外闻名的藏书家，被誉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常任侠（1904—1996）著名诗人、教育家，在东方艺术史研究中建树颇丰。由于二人有着共同的志向、相似的经历及相同的嗜好，建立起长达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谊。
　　1927年5月下旬，郑振铎乘坐法国邮船“阿托士第二”号离开祖国，远赴欧洲。不久前，他因参加抗议反动军队捕杀共产党和革命工人，险遭军警毒手。随即又因在上海知识界发表的抗议信中首先签名，受到当局搜捕，在亲友的安排下，决定赴欧躲避。但他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并非是游山玩水，而是利用国外良好的环境，潜心从事文学写作和研究。他在英法等各大图书馆中，遍阅其中的奇书及有关罕见的中国古籍，尤其注意的是小说与戏剧方面的书。他的《欧行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在法国巴黎每天工作、学习、写作和参观的情况。8月11日的日记中写到：“自今天以后，国家图书馆拟暂时不去了，中国的小说与戏剧，他们所收藏的，大都已看过一遍了。”在这最后一天到图书馆查阅的图书是中国古代戏曲《西江祝嘏》、《砥石斋二种曲》、《双翠圆传奇》及《双鸳祠传奇》。8月12日的日记写到：“总算将五十天以来在巴黎所孜孜搜读的东西作一个结束，作一个报告。其中颇有重要的材料在内，虽然文章写得质朴无华，而其内容则甚可注意。预料发表后，当可引到许多人的研究与讨论。”这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剧》的文章发表在《小说月报》18卷1期上，果然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同时也成为郑常二人交往的契机。
　　据常任侠发表在1933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中央公园》上的《买书小记》一文记载：“在民十八九年中，有一个时期，为了自己研究的材料，我曾收买过些词曲一类的书。这中间的一本《双鸳词》，一本《醉高歌》，便是从冷摊旧书店中得来的。《双鸳祠传奇》据郑振铎说，曾见巴黎国家图书馆中藏有一本，是在国内很少见的东西。”这两部剧本，“友人卢冀野及郑振铎，都曾来借过，我将来很想印行，贡诸此书的同好者。”这是目前所知郑常交往的最早记录，时间当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
　　1951年底，常任侠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主任，他适当地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与各界人士的广泛交往和对图书知识的深刻理解，通过接受捐赠、转让、访购等多种方式，相继为图书馆购置了不少有价值的图书和文物，为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如前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百龄）博士，自幼酷爱艺术，家中收藏古籍、书画甚多，并长于收藏及鉴赏。1952年将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无偿捐给美院图书馆，共计145种1300册，作为鼓励青年艺术家的一点贡献。1953年原驻法国文化参赞孙佩苍曾为原北平研究院收集到一批外国名画家的油画原作，后归中国科学院，堆在库房无人管理，经常任侠与郭沫若联系，转归中央美术学院收藏。尔后，孙佩苍本人在欧洲等地收集的近万张印刷精美的名画图片和中文图书1500余册，也先后转让给美院图书馆，这些外国名画印刷品在当时可谓仅下真迹一等，受到徐悲鸿的盛赞。此外，还有国内著名学者周作人、许寿裳、汪荣宝、朱启钤等人的藏书，其中不乏珍贵版本。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竟然有郑振铎代为购置的图书资料。
　　1951年9至12月间，郑振铎参加以丁西林、李一氓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在两国主要城市举行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5次，展品有现代中国的图片、敦煌壁画摹本、古代和现代手工艺品等，参观人数共达二十多万人，为扩大宣传中国艺术，加强与邻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印度时，郑振铎每当工作之余便抽暇逛书肆，在一条名为牛津街的书店中，曾包揽了所有的关于美术、考古类的图书，以致于倾其所有，付帐告贷。在1952年1月13日致刘哲民信中曾写到：“接到此信后，请设法汇五百万元到北京，给我为荷！因在印度买了好些考古美术书，到京后即需还帐也。”实际上，购书之款远不止于此数！这时的郑振铎决非是心血来潮，满足一下购书欲，而是计划要编一套世界美术图录，去刻意搜集资料的。他主张在保护、宏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应当介绍世界经典艺术作品，以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同时早日实现《伟大的艺术传统》与《世界美术的传统》图录这一文化工程。只是身处国内“三反运动”中，知识分子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受到责难而需深刻检讨，盲从代替理智，狂热的运动与审慎的反思并存。郑振铎，这位曾经以个人的力量、在危险的环境中冒死为国家抢救文献资料的文化战士，现在也要刻骨铭心地反思自己的“过失”，决心将“反浪费”的精神贯彻到个人生活中，坚决“屏弃”爱好藏书的“恶癖”。但这些精心访购来的图书该如何处理呢？据常任侠《冰庐失宝记》一文中提到馆藏印度Ropam（《东方美术季刊》）在印度也极稀有，“郑振铎兄出使印度，辛苦搜求，竟得一套。我同他商量，连同《山奇》（SanChi）、《阿旃陀》（Ajanta）等英国所刊巨著，均归本院图书馆。承他慨允，建成这一善果。”据统计，经郑振铎选购、常任侠经手收藏的这批图书资料计53种，内容包括印度、罗马、希腊、蒙古、英国、波斯、孟加拉和中国等不同时期的绘画、雕塑、宗教、艺术诸类。上面提到的那套Popam有34册之多！
　　在常任侠1952年2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着两位学者共建善果的情况：“赴文物局访郑西谛，为图书馆选购自印度带来的艺术书籍。”而恰恰同一天里，郑振铎在致刘哲民的信中写到：“书多为累。好书大是一癖。此癖非痛下工夫扫除不可。过去算是雅癖，其实亦是一大恶癖；无非占有心和个人主义在作祟也。还不是等于积财么？总要设法缓缓打发了他们去。——或捐献出去。如此，便可以无书一身清了。”这样深刻的剖析，今日读来，令人无限感慨。郑振铎以毕生精力辛勤收集中外图书共达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四部，九万四千四百四十一册，其中主要的、数量也最多的是线装书。仅《西谛书目》中所见（该书目不包括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新版书），总达七千七百四十种，藏书内容仅集部就包括历代诗文别集、总集、词集、戏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等等，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宋、元、明、清各代版本均有，而以明、清居多，亦有很高质量的手写本。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1958年10月，郑振铎因公殉职，家属遵照他的遗志，将全部藏书捐献国家，经文化部转送北京图书馆保藏。
　　常任侠晚年回忆与郑振铎的交往，认为郑振铎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好学不倦，襟怀坦白的高尚人格，他是一位极勤奋又极谦逊的学者。他对书刊注重插图的态度，深深赢得常任侠的赞赏，并身体力行，每出版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都精选图片，使文章达到图文并茂。他们有着不少共同和相似的地方：同样正直豪爽的性格，同样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同样的方式奔向光明，同样对文物考古和购藏图书有着强烈的爱好……。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着同一的工作，那就是不遗余力地为整理、保护和研究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遗产做着自己的努力，并且为人类的文化事业留下了一份精神财富，足资后来者的继承、发扬和光大。
　　1988年秋，当郑振铎逝世三十周年时，常任侠为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题诗：“一举冲天去不还，长留业绩照人寰。文章华国真堪慰，故宅长乐绕万山。”1996年10月25日，常任侠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