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大乘三系”论印顺对太虚思想的继承和批判

试以“大乘三系”论印顺对太虚思想的继承和批判
　　李秀芳
　　谈到太虚和印顺在思想上的差异时，台湾佛教史学者江灿腾在《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中曾引多位学者的评语（蓝吉富：“与太虚相较他（印顺）的成就比较偏向佛学的探究方面。在风格上，他没有太虚法师的“波澜万波”，在学养的精致细密方面，则较太虚为优，颇有“孤举独拔”之势。道安法师亦说：“其思想体系之精密，别具一格，非太虚大师所能及”。吴汝钧则认为：“武昌佛学院为太虚大师所创，其下有印顺、法尊诸人。虽强调八宗平等，但重点仍在般若。印顺自身即是一个对龙树中观很通透的学僧”。”而作出这样的结论：“以上三人皆未提及太虚大师与印顺大师的巨大差异；亦未指出两人思想本质不同的真正内在原因”（页183）及“一般学术界的看法，只是区分两人成就的领域不同，而很少指出两人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本文则主张：印顺法师的思想，绝非承袭太虚大师，而是对其批评，并展自己的理论体系”（页175）。针对江灿腾的看法，本文试图通过“大乘三系”的建构理论和特点来探讨印顺的思想是否真的如江所言，是对太虚的批评而绝非承袭。
　　首先，要了解太虚、印顺两位大师思想体系的异同，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判教思想。有关太虚的“大乘三宗”，其于《论大乘三宗》中，谈到三宗的差别时，说到：“此三宗之差别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唯用递词遣破，破如可破，毕竟无一名之可得，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龙树系大乘学属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设诸法名相故，多用表词成立，破亦为立，显了无一法之不建，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无著系大乘学属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时一致，施设不施设，皆不可思议，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大乘佛教的问题研究》页16）。由此可得知“法性空慧宗”，在于法性不可安立，不可施设，唯法空般若所通达。而“法相唯识”，表现在安立，施设诸法名相上，此是识所缘，唯识变现。至于“法界圆觉宗”的特色，在于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是同时一致的。太虚的“大乘三宗”认为：法界圆觉宗才是最高、最完美的教理和最究竟的佛法，其次是性空与唯识。他更认为台、贤、净等诸宗所共依的《起信》或《楞严》等如来藏思想才是大乘真义。对于属“法界圆觉”大乘的如来藏说，其不仅是接引众生信仰佛理的依据，同时在修行次第上，其代表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呈现。太虚曾就三宗的次第上说过：“在实证由加行位入通达位，宗在通达法性之空慧；由通达位入修习位，宗在贯持法相之唯识；由修习位入究竟位，宗在印证法界之圆觉。在初心则依法界圆觉以生信，依法相唯识以成解，依法性空慧以修行”。
　　根据上述太虚的分判方法，这三宗的分判对象究竟是经论或是宗派呢？太虚说：“宗诸大乘经论的古有宗派，皆各有所偏据，故我特明三宗，因为以这三宗来看一切佛法，没有解不通，亦没有不圆融”。（《太虚大师全书》页525）这样，太虚似乎没有意识到，判经论和判宗派的分别。三宗可判摄一切佛法，用它们来判经论或宗派均无不可。反观印顺的判别，则明确地以印度经论为分判对象。
　　关于法界圆觉宗，依照印顺的说法是，“理论的特色是至圆；方法的特色是至简；修证的特色是至顿”（《谈入世与佛学》）。在太虚的观念中，对中国佛学的学理本身是相当推崇的，尤其是以如来藏说为主的天台、贤首、禅等诸家思想，且以禅宗思想为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他认为：“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吾折衷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大小乘之内教及东西洋之外学。仅为顺机宏化之一方，而旨归之所存，仍在禅净”。在他看来，佛法的实践既非隐遁的声闻行，亦非神秘之天乘行，而是从平常的人生行趋入菩萨乘（《太虚大师全书》页103）。他在《我怎样判摄一切法》中指出：“到了这时候，……依声闻行果，是要被诟为消极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唯不是方便，而反成障碍。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应在进趣大乘行；而所依的，……确定在人乘因果”。这样，通过当机的方便，人乘便可以引向即出世而入世的菩萨乘。这种“方便道”对太虚而言，是相当适合那些信心深切而急求成就的修学者。此外，在太虚的佛教改革观念中，其认为中国佛教之所以需要复兴，是因为唐末以降，台、贤、禅乃至唯识、净土等诸宗思想皆已丧失原来的精神，徒具形式而已。因此改革佛教实际上即要回溯中国宗派的原典教义，同时打破宗派的藩篱，避免重蹈中国佛教各执门户之见的弊病。在太虚看来，诸宗思想皆平等一味而相互融摄，而中国佛学也是佛法的平等流布，与印度佛学殊无二致。虽然太虚尊重各宗义理的方便施设，但在抉择判教上，其仍以般若为破执契入空观之进阶，而视真常心说为最圆满究竟的大乘教义。
　　不过，对于这“方便道”，印顺却提出异议。他认为佛法虽然是不能没有方便的（“方便是不能没有的；方便的适应，才能有利于佛法的弘布”《印度佛教思想史》）但，“对于方便，或正常之适应，或为畸形之发展，或为毒之羼入，必严为料简，正不能以方便二字混滥之”，他还觉得“中国佛教，为圆融、真常、唯心、他力、顿证之所困，已奄奄无生气；神秘、欲乐之说，自西（康、藏）而东，日有泛滥之势”（《印度之佛教自序》），因此，假如“方便过时而不再适应，应有，‘正直舍方便’的精神，阐扬佛法的正义，应用有利于人间－－净化人间的方便”（《印度佛教思想史》）。
　　至于印顺的三系，无疑是受了太虚的启发，而对印度佛教进行划分的。此三系说不同于太虚所分的大乘三宗。他把印度佛教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佛陀时期；二是部派佛教时期；三是大乘兴起时期，同时小乘佛法仍在流传；四是对“如来”的不同理解，大乘佛法分为性空、唯识、真常三大系；其中，初期的大乘佛教为“性空唯名系”，以龙树菩萨所代表的般若思想为主。中期则是“虚妄唯识系”，指无著、天亲论师应世的时代。后期，依印顺之见，认为是“真常唯心系”，又称为如来藏的思想，以《楞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楞伽经》之观点为主。五是佛教异化（梵化）时期。这五期佛教再配合佛教缘起中道的义理，印顺就把印度佛教分为三时教。初时教是第一、二期，以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为中心，其时理论和修行方法都以无常为出发，学派上以一切有部为代表。中时教是第三期，以诸法无我为中心，理论和修行都从无我出发，这时以中观学派为代表。第三时教是第四、五期，以涅槃寂静为中心，多谈妙有、不空、中道。
　　对于印顺“大乘三系”的分判，太虚提出了反对的看法；他先后写了《议印度之佛教》和《再议印度之佛教》二篇批评文章，以后者的批评最能看出太虚的佛教立场。太虚认为印顺能阐述印度佛教之流变与说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是其优点；“然亦因此陷近钖兰之大乘非佛说或大乘从小乘三藏紬译而出之狭见”－－在这一点上，很明显的，太虚较无佛经发展史概念，故以大乘为史实上的佛说，并据以批评“大乘从小乘三藏紬译而出”思想史观点。这是他和印顺最大的分歧点之一。按照太虚的判教之法，认为初期佛教是以马鸣的《大乘起信论》为主要观念的“法界圆觉宗”。太虚认为第一期是“法界圆觉宗”，第二期“法相唯识宗”，第三期才是“法性空慧宗”。太虚和印顺在判教思想上的差异，使两人就此进行了长期的商榷。
　　对于太虚以“法界圆觉”为了义的分判，印顺认为太虚的讲法并不对，因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是性空大乘先出现，其次才是唯识，最后发展的才是真常。另外，在了义不了义的抉择方面，他也跟太虚不同，因为他认为性空大乘才是最究竟、最了义的，尤其是龙树，一方面把握了《阿含经》的缘起论，一方面把握了般若的性空思想，把“缘起”与“性空”结合。所以印顺认为中观性空的思想是大乘三系中最究竟的了义教；其次的唯识思想，虽能够大部份把握“缘起”，但已经属于有宗的领域，终究要将“诸法皆空”建立在“假必依实”的方法论上；最不究竟的就是真常思想，因为那已经脱离“缘起”而陷入“本有论”了。印顺对佛法的判摄，是认为中观学派的思想最能够把缘起讲得清楚准确。
　　虽然印顺亦承认真常唯心是大乘佛法的分流，但若过分的适应融摄，不去抉择佛法之真谛而佛魔不分，则久而久之亦会重蹈印度佛法衰败的道路。印顺对太虚的批评是，“在末法时期依人乘而趣大乘行，没有经说的依据，不易为一般信徒所接受”。而太虚思想的“核心还是中国佛教传统的台、贤、禅、净”，……而“真正的大乘精神，如弥勒的“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的法门”，在中国佛教思想传统下“是不可能发扬的”。（《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
　　由此可见，印顺的判教方式是迥异于太虚的。太虚和印顺的判教，可以说在思想史的发展上，两人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江灿腾所言，“印顺法师依据的为“缘起性空说”；太虚大师依据的是“法界圆觉说”。一为“印度佛教”本位；一为“中国佛教”本位，在佛法根源的解析，及其衍伸而来的佛教发展史，两者观点有异罢了”《论印顺法师与太虚大师对“人间佛教”诠释各异的原因》另外，当圣严谈到印顺的大乘三系思想时明确地指出三宗与三系的根本分别；“在判教方面，太虚有三系之分，印顺也有三系之说，不过，前者是就中国宗派而作的判别，后者是对印度经论所持的认识”，还有：“太虚大师将中国的大乘三系配合唯识的三性，印顺法师则以为性空唯名论可释为遍计所执性，虚妄唯识论当然是依他起性，而真常唯心论不可释为圆成实性。因为圆成实是空性，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性和平等性，它不能像‘起性论’的真如心，可依之而立染净因果。这也等于批评了蕅益、太虚将唯识的真如解释为受熏的真如是不确的”。对于太虚和印顺判教的差异，时至今日，不管是佛教界或学术界，一般都已经公认，印顺的教判比诸太虚的判教较能符合历史事实。
　　参考书目
　　1.太虚著，《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1970年。
　　2.江灿腾著，《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当代》第二十八期，1988年8月。
　　3.江灿腾著，《论印顺法师与太虚大师对“人间佛教”诠释各异的原因》，《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7月。
　　4.江灿腾著，《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8年2月。
　　5.印顺著，《印度之佛教》，台北：正闻出版社，1988年。
　　6. 印顺著，《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闻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