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显的信仰

　　《试析法显的信仰》
　　谢锐
　　法显作为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他年届花甲，从长安出发，经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历经14年，取回大量珍贵的戒律典籍及其它宝典，实在令人叹服。那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去完成这一壮举的呢？当然是源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所以，对法显大师的信仰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理解，也对今人学习法显、树立正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法显作为佛教历史上第一个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他年届花甲，从长安出发，经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历经14年，取回大量珍贵的戒律典籍及其它宝典，实在令人叹服。那么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去完成这一壮举的呢？当然是源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所以，对法显大师的信仰进行分析，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理解，也对今人学习法显、树立正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法显的信仰形成
　　每个人的信仰都不是从天而降，它是由各种因缘合和而成的，其中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下面我们就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入手，来探讨法显大师信仰的形成。
　　1、法显信仰形成的客观因素
　　首先是社会环境：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到了法显生活的年代已经有四五百年了，佛教的传播已相当广泛。早在西晋，全国已有佛寺院180座，僧尼人数达3700人[①]。到了东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为了摆脱世俗社会的无穷苦难，因此皈依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佛教信仰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信仰，对社会大众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其次是家庭背景：法显的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佛教理念与佛教生活实践，对幼小的法显肯定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因为法显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不幸死去，父母惟恐同样的悲剧在法显身上重演。所以，父母就在法显只有三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佛寺里度为沙弥，希望依靠佛菩萨的神灵保佑儿子健康成长。这一举措对法显一生信仰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2、形成信仰的主观因素
　　三岁就住进佛寺的法显，从对佛法的懵懂无知，通过耳濡目染，对佛法日益亲近，从感情的亲近而对佛法的理解逐渐深刻，从而在法显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日益坚实牢靠的佛教信仰。母亲因为想念儿子有时把他接回家里，但法显回家后因为心系佛法，怀念清静的寺庙生活，所以在家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他后来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也只是小住，出家式的生活成为法显最熟悉也最适合的一种生活方式。母亲念子心切，就在法显所在的寺院附近，搭建茅屋，为的是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十岁时因其父亲去世，母亲和叔叔劝其回家，法显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②]　这是年轻时代的法显对内心世界的最早最直接的袒露，远尘离俗成为当时法显的基本追求。于是，法显怀着悲痛，安葬父亲后，很坚决地又回到寺院居住，经过重重曲折，最后还是拒绝了母亲和叔叔劝其还俗的意愿，这一举动表明法显当时已经确立了坚定的佛教信仰。后来，母亲也不幸去世，这对法显无疑也是一个打击，世事沧桑无常的感叹使其对出家修道有了更加迫切的向往。于是在二十岁时，法显便正式接受具足戒，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和尚，不但最终确立了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归宿，也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外在身份。
　　二、法显信仰的类型
　　就像佛教的融合特性一样，法显的佛教信仰也是一种融合形态的信仰。这种融合形态的佛教信仰是由多重信仰要素构成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因果与三世轮回观念
　　法显翻译的经典中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因果和三世轮回的思想。因为因果论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三世轮回也是佛教对世界与众生的基本看法，法显信仰佛教必然也信仰这种理论。例如，还在法显没有受具足戒之前，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豫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③]这里非常清楚地展现了法显的三世因果信仰。另外，法显在度小雪山时，同行的慧景支撑不了高山缺氧，法显感慨不已。《高僧传》卷3记载到：“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④]
　　无可奈何的命，其含义就是因果规律，就是三世轮回。
　　2、重视戒律的思想
　　法显的戒律信仰既体现在他本人的持戒精严，也体现在他誓求戒本，还体现在他对取回的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根据历史数据记载，法显本人聪明正直，很有志气，又能循规蹈矩，持戒精严，被称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受过大戒后的他更是精进不息，通览所在寺院及附近的佛教经书。后来为了扩大视野，他只身来到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长安，博览佛教群书，广结教界名流。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法显很快就发现，佛法三藏在经、律、论三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律藏的传译非常不畅。使广大佛教信徒无法可循，没有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另外随着佛教的发展，寺庙占有土地增多，有些上层僧侣私吞庙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些僧侣地主阶级，跟世俗地主没什么两样，有的甚至胡作非为、各自为政，激起下层僧侣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不满。面对这种状况，法显作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便试图通过传译天竺戒律来矫正时弊，以便为全国僧徒确立集体生活的戒规。因为他在佛教界已度过六十多年的时光，对佛教内部的腐朽和混乱十分不满，对因缺乏戒律经典所造成的弊病深有感触。但由于当时有关戒律的经典数量少得可怜，加之版本不一，所以戒律的约束作用很难落到实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年愈花甲的法显决心亲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传》卷三中这样记述这一历史：“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⑤]《高僧法显传》卷一则是这样记载的：“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⑥]
　　在印度，法显广泛搜集戒律本子，如最重要的《摩诃僧祇律》就是这样获得的：“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摩诃乘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摩诃僧者，言大众也。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胡本，赍还京都。”[⑦]回国后，法显就急着要展开戒律的翻译和弘扬，据《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要南下翻译时，“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⑧]。“志在弘通”说明法显弘扬戒律的志向，反映了法显的戒律信仰。
　　3、佛性思想
　　虽然法显在佛学上的主要兴趣在戒律，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其他方面的热情与建树。法显时代，中国佛性思想盛行，这不能不对法显产生影响。法显去印度取经，其中也有这方面的经典。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五记载：“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于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有余人，师执本，参而译之，详而出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⑨]同书卷八中又记曰：“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二日校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坐有二百五十人。”[⑩]这些记载都显示出法显在印度求取本经的神圣严肃，以及回国后翻译此经的郑重与认真。因为本经中传达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所以，它既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体现了法显在佛性方面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说，法显是信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
　　4、佛陀遗迹崇拜
　　这种信仰包括对佛陀生前居住和说法的地方的崇拜、对佛陀生前用具的崇拜，对佛陀圆寂后留下的舍利的崇拜等。这三项在法显身上都有体现，这可从《佛国记》中看出。当初法显从长安出发时，是怀揣着求取完备戒律的一腔热血踏上征途的，而这种热情是与对印度佛国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法显把印度视为佛的国土，那里是伟大的佛陀生活过的地方，这在法显的心目中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法显之所以勇往直前，除了求取戒律的誓愿促使之外，还有他对佛国的无限向往。到达印度后，法显充满了激动和兴奋，特别是对佛的各种遗迹的巡礼更是乐此不疲。《佛国记》对法显在印度期间对佛陀圣地的朝拜、对佛钵的神话、对佛舍利塔的礼拜等均有翔实的记载。如祗园精舍是佛陀居住的最早一个精舍，也是最重要的说法之地，佛当年在这里住过二十五年，在精舍周围留下了不少足迹。法显朝拜这里实在不愿放弃任何一处.他们礼拜了佛为五百盲人说法使他们重见光明的得眼林、论议处精舍、影覆天寺、九十八僧伽蓝等等，还有佛为众生讲解著名经典《金刚经》的故址。法显还朝拜了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处、佛在贝多树下终于成道的地方等等。法显还到过检校律藏的地方毗舍离城，这是释迦牟尼佛生前最后停留的过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就是离开这里去拘尸那揭罗城涅槃的。
　　法显对佛陀遗迹的朝拜是在实践一种内心的信仰，而不仅仅是旅游参观。《高僧传》卷三记载：“显明旦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欲遂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覩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11]灵鹫山是佛陀说法的主要地方之一，在中国佛教徒心目具有神圣的地位。法显“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而且说这是他“积年之诚”，所以，即使路途有多大的艰险，他也“不惧”。法显对佛陀遗迹的崇拜可以想知。
　　5、观音信仰
　　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多有观音信仰。玄奘是念着《心经》、拜着观音去的印度，在印度也广泛朝拜观音圣迹，详细记述观音的信仰状况，并亲自多次礼拜和祈求观音为其解忧除惑。法显也是这样，对观音的信仰曾经支撑着他的艰难旅行。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回国途中的经历。根据《佛国记》记载，法显携带着收集的众多佛教经典，踏上回归的船只，第三天就遇上大的风浪，船老大命令大家赶快把自己带的笨重物品抛下去，否则大家将同归于尽。法显也将自己携带的澡罐和用以防身的器物扔向大海，只剩下装满佛典的箱子他死死地护住，还怕死里逃生的人过来强行抛弃。这时，他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船只终于安稳地逃过一劫。《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是这样记载的：“既而附商人大舶还东。舶有二百许人。值大暴，风舶坏水入。众人惶怖，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商人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大风昼夜十三日，吹舶至岛下，治舶竟前。时，阴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风而已。若值伏石及贼，万无一全。行九十日，达耶婆提国。”[12]面对如此大的灾难，法显念诵观音圣号的做法，说明他对观菩萨的信仰是虔诚的。
　　6、 故土情怀
　　法显身为佛教徒，但从民族或国家的角度来看，他首先是一位来自汉地的中国僧人。他虽然虔诚地信仰佛教，对佛国有神圣的感情，但这并不减轻其对祖国的热爱，对故土的依恋，所以，故土情怀始终是法显信仰世界中的一块重要园地。法显取经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戒律本子的残缺不全，是因为要完善和整肃中国僧人的生活，其目标始终在中国。所以，法显完成取经任务后也是一定要回国报效的。根据《佛国记》的记载，法显漫游佛国几近结束时，只剩下陪伴他时间最长的道整。可道整告诉法显说他来到佛国后，看见这里沙门法则井井有条，众僧威仪令人肃然起敬，慨叹秦地众僧戒律残缺，发誓从今以后直到成佛都不愿离开这块佛教圣地，以便日后不再降生远离佛国的边地，所以留在中印度不再回国。法显不由得回想与自己一起求法的同志前后数十人，走的走，亡的亡，连道整这位和自己相伴时间最长的唯一知己，也要和自己分道扬镳，内心当然是伤感的。法显坚定地选择了回国，于是他告别道整，只身背负经典和画像，踏上归程。等了十几天了，也没有回国的船只，只有一艘去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商船，因为法显早就听说过那里的佛法也很兴盛，他就背起行李前去。他来到无畏山僧伽蓝。一天早上，他来到该寺的玉佛像前，忽见一位商人用一把白色绢扇供养佛像。法显倍感亲切，因为这绢扇只有家乡晋地才出产。回想自己漂泊异域十载有余，而今孤苦伶仃，归期难测，睹物思乡，法显不由心里凄然，泪如雨下。可上前寻问，才知这把绢扇是从天竺辗转而来。这更增添了法显的乡愁，因为这说明，师子国与汉地的来往很少。面对茫茫大海，法显只能翘首以盼，等待回归的船只。《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这样记载：“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侣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王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13]。法显身在异乡，怀念故土，感情至深，这使其佛教信仰具有了现实的情怀，更印证了法显佛教信仰的融合性与现世性。
　　三、法显信仰的特征
　　1、法显佛教信仰的完整性
　　以上我们将法显的佛教信仰解析为六种类型，分别体现了法显佛教信仰的某一个角度，并综合构成了法显信仰的统一体。其中因果报应与三世轮回思想是法显佛教信仰的基础，没有这种信仰其他一切信仰都将难以成立；对戒律的重视表明在法显内心世界中，戒律是具有神圣性的，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戒律研究、戒律弘扬，而是要把戒律作为僧众法身慧命的根本支撑，把戒律当成佛陀的遗法，把戒律当成佛陀的再现，追随佛就要遵从佛的戒律，这是关于僧众修行制度方面的规范；佛性信仰则是关于成佛根据以及证悟成佛的途径的说明，表明了法显信仰中的最终解脱境界是成佛；佛陀遗迹崇拜体现了法显对佛陀的敬仰，这是对作为伟大导师的佛陀的智慧与慈悲的向往；观音信仰则体现了法显佛教信仰中最神圣的部分，也是最具有超越性的部分，与佛性思想不同，这是以解决当下苦难为主要目标的信仰；故土情怀则是法显信仰中具有现世性和世俗性的部分，它以当时的感情为基础，以现世的个人身份为前提，涉及民族、地域、文化、语言等多重因素，是法显佛教信仰的必要补充，使法显的佛教信仰具有了真俗二谛相统一的特色，法显的佛教信仰由此也显得更加鲜活、更加丰满、更加真诚。可见，法显佛教信仰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融合的，彼此促成的，形成一个具有理论基础、追求目标、修行制度、导师崇敬、现世救难、故土情怀的多要素共成一体的融合性佛教信仰体系。
　　2、法显信仰的有机性
　　法显信仰的有机性主要体现在法显的信仰是信、愿、行三者的有机统一。佛法如大海，唯信能入。从法显的一生经历以及我们对他的信仰解析，我们可以知道，法显因为自幼居住寺院的机缘得以逐渐确立自己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这成为法显一生经历的前提。正是因为法显决定了对佛教的信仰，才有了愿的萌生和行的启动。凡作一事，必先有愿，所谓事无愿而不成，无愿则无力，所以名曰愿力。因为要有一种愿望，才能发生一种力量；有力量，才能向前推进。故信心已具，即当立愿。愿有小大之分。所谓小愿乃是初学佛者，只求自利，如求现世间融乐，求来世福报，求自我解脱。所谓大愿是指彻底明了佛法真义，深知佛恩难报，发至诚不二之心，立利他无我，宏法利生的大愿。至于为法捐躯，倾财尽命，犹属其次，此所谓宏誓大愿。法显立的愿就是这种宏愿，因为这种愿，法显能够在花甲之年远涉流沙，波涛万里，不畏艰险，从而成就了首通天竺的伟业。法显的行来自于他的信与愿。有愿必行，行愿一致，这才是佛教的修行。法显最可贵的地方正在于他的行，因为法显的行，他成为千古取经第一僧；因为他的行，中国人第一次抵达佛的国度；因为他的行，他的信仰获得实践的检验，从而成就了高尚圣洁的品格。总之，法显的信仰是与愿、行结合在一起的信仰，是与愿、行同时并起的信仰，是与愿行相互激发、彼此促进的信仰。
　　3、多重性
　　多重性是指法显信仰中的三种认识论依次递进和相互影响、共同促成的特征，也就是感性、理性和灵性（超理性）依次递进并相互结合的特征。法显从小在佛寺中生活，对佛教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成为法显一生信仰的重要因缘，因为正是借助这种感情，法显才逐渐步入正规的佛教信仰；法显确立佛教信仰后，身体力行，精进不息，但依然没有泯灭自己心灵深处的感情因素，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同伴去世以及分离的伤感，对故土的思念，所有这些都表明法显感情世界的丰富多彩，这种感性的因素是其佛教信仰的开端和基础，也是其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显对佛法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在自己理智的分析之后，对纯正佛法的虔诚信仰，并且能够敏锐地发现佛教内存在的戒律不完备的问题，而且身体力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表明法显的信仰是理性的。法显选择了佛教信仰之后，便具备了超越理性的特征，或者可以叫灵性的特征，对成佛觉悟的追求，对佛陀圣迹的崇拜，特别是对观音的虔诚信仰，便是这种特征的突出表现。总之，法显的信仰是感性、理性、灵性的依次递进和相互统一。正是这三性的递进和统一，我们才可看到法显信仰中爱国与爱教的统一，虔诚性与深刻性的统一，义理信仰形态与神灵信仰心态的统一等等。（作者：西北大学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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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靳生禾：《旅行家法显》，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８月，第４页。
　　[②]［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b-c。
　　[③]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C。
　　[④]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⑤]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⑥]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⑦]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21页A。
　　[⑧]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8页B。
　　[⑨]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册，第41页C。
　　[⑩]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册，第60页B。
　　[11]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338页A。
　　[12]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2页A。
　　[13]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2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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