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度牒

度牒是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尼的所发给的证明文件（度是说度之入道）。度牒在唐代也称为祠部牒，都是绫素锦素钿轴（北宋用纸，南宋改用绢，见《宋会要辑稿》第六十七册《职官十三》），就是品官所用的纶诰（其实物在日本还保存有最澄入唐所得的一轴，那上面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关系者的连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除地税徭役。

宋赞宁据《唐续会要》载（会昌）六年（846）五月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收管，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赞宁因《续会要》上文有天宝二年事，遂认六年为天宝六年，而谓度僧给牒即从那时开始（《僧史略》卷中《管属僧尼》条）这是错误的。武后延载元年（694）僧尼即隶祠部，故祠部给牒也不见得如《僧史略》所载是从天宝六年开始。度牒的发给与登记僧尼名籍有关，南北朝既已有僧籍，度牒也可能开始于唐代以前。不过它的发给究始于何年，现在还没有定论。

自从北魏北周两次摧毁佛教之后，直至唐初，全国僧尼还只有十万左右（《广弘明集》卷十二）显庆六年（661）高宗于天官寺度僧二十人（《旧唐书》卷四《高宗本记》）。其后年有增加，中宗时尤甚：那时造寺费财数百亿，度人，免租庸者数十万（《旧唐书》卷一百零一《辛替否传》），并且公主外戚都请度人为僧尼，也有私出财造寺者，富户强丁都设法避役，几乎到处皆是（《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当时僧尼之冒滥，可想而知。玄宗即位，姚崇秉政，因僧惠范附太平公主乱政，即谋沙汰僧尼（《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虽未能彻底施行，而唐王朝对于度僧事宜，已开始重视。天宝重申祠部给牒之令，也还有限制出家人数和遴选出家人才之意。唯僧尼受牒必须纳钱，因此度人为僧，统治者也有好处。早在唐代中宗景龙二年（708），就有卖度牒的弊政。即如身份很低的屠沽，用钱三万也可得度（《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后来政局不稳定，这种收益更觉有必要。如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叛乱，军费增多，政府财产政支绌，就派人到太原去纳钱度僧尼道士，十天左右得钱百万缗，因此第二年又度僧道收赀（《癸巳存稿》卷十二）。肃宗至德元年（756）“彭原郡以军兴用度不足”又“权卖官爵及度僧尼”（《旧唐书》卷十《肃宗本记》），当时度牒费贵至百缗（《佛祖统纪》卷四十）。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逐渐稳定，大历十四年（779）代宗始令“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上）。其后纲纪隳弛，甚至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谋财利，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敛无厌，当敬宗生辰那一月里，即于泗州置僧坛度人以图厚利，江淮百姓皆结队渡淮（《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当时剃了头发的人到达之后，各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见《全唐文》卷七百零六《王智兴度僧尼状》）。此外各地类此情形的不一。

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元丰七年（1084）着令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元祐间定价为三百千。南宋绍熙三年（1192）定价为八百千。元丰至绍熙，百年间度牒价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异常宽泛。总之：宋朝一代，度牒可以作为货币来应用。

度牒领得之后，可以免丁钱避徭役，保护赀产，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现象。因此豪强兼并之家，公然冒法，买卖度牒，从中取利，甚至有伪造度牒的。

明代僧尼依然给牒，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免纳银给牒。其后又将田赋（土地税）和丁税（人头税）归并为“地丁”一种赋税。以地归丁，不须报牒免役。但为了限制僧尼的数量，依然严行发给度牒的制度，一直沿用到干、嘉时代，后来何时废止（见《大清会典事例》），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