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重规先生与二十世纪敦煌学

一、前言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写本文书，而与甲骨、简牍及内阁大库档案并称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由于敦煌文献数量繁多，写本的时代绵亘长远，内容庞杂多元，学术价值更是震铄古今。藏经洞中数以万计的写卷文书自发现以来，旋即在世界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无比的光与热，发挥无比深远的影响，由于各国学者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物与敦煌石窟壁画塑像等艺术的研究，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并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更慨叹的说：「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不仅把敦煌当作一门学问而响亮地叫了出来，还指出了二十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学是一门以文献资料为核心的新兴学科，因此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所面对的则是一批为数达五、六万卷北宋以前的写本文书。抄写年代大致自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初期；内容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儒家经典、史地、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法律、政治、教育、公私文书、天文历算、兵法、医药、术数、绘画、音乐、舞蹈……等文献。由于它是偶然的封存与偶然的发现，使它的可贵更在于不为流传而流传，更使得这些文献俨然成为中国中古文化的「时空胶囊」、「活化石」。
　　学者在面对如此庞杂而多样的写卷内容，能从中撷取精华进行研究已属不易，至于兼跨两个或者更多的专业领域且有所成就的，更不多见。国学大师家潘石禅（重规）先生就是一位对敦煌学有着多方面研究且极具贡献的佼佼者。他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起步早，时间长，研究量多而面广，且成就卓越。
　　不仅如此，潘先生的影响力更在于他是台湾敦煌学的开创者，他的深远见识，更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发展的明灯。余有幸追随 先生研习敦煌学，值此盛会，谨将个人亲炙所得所知，略述「潘重规先生与二十世纪敦煌学」，以供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开展之参考。
　　二、学术背景
　　潘重规先生，安徽省婺源县人。1908年生。本名崇奎，小名梦祥。章太炎先生为之易名为重规，黄季刚先生因易其字为袭善，石禅则先生自号也。民国十三年（1924）入国立东南大学（今中央大学）中文系，从黄季刚先生受业。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先后担任国立东北大学教授，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教授兼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73年，自中文大学退休，应聘为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班客座教授，次年返台，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东吴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兼任教授。现退休在家。
　　1974年，法国法兰西学术院有见于先生敦煌学研究的卓越成就，特主动颁予代表法国汉学最高成就的茹莲奖(Julian Price)；法国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会聘为名誉会员。1976年韩国岭南大学赠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敦煌研究院为推崇先生数十年来在倡导敦煌学研究所投注的心力及其在研究上的贡献，特由院长段文杰先生率团来台颁赠该院荣誉院士头衔；1995年，行政院为表彰先生发扬中华文化的卓著贡献，及在敦煌学研究的辉煌成就与倡导敦煌学的不遗余力，特颁赠中华文化奖。200年7月，大陆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及敦煌研究院为庆祝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表彰先生的成就与贡献，特颁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贡献奖」。
　　先生少从王伯沆、黄季刚游，治学严谨，数十年如一日。平生不涉足政治，而于民族大义之发扬，则唯恐不及。1951年在台湾师范学院设「四书讲座」，倡导孔孟学说，以振发人心，撰注《民族文选》，发扬民族精神，主编部定标准本国文，为台湾国文教育奠定基础。又与胡适论红楼梦，与罗家伦辨简体字，在学术界有深远之影响。其后更迭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往来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甚至只身远赴列宁格勒阅读敦煌写本，期以阐扬中华民族之绝学。 先生更以他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苦心经营与辛勤播种，提出许多敦煌学上重大的关键论点与正确的引导方针，并且积极奖掖后进，培育继起的研究人才;同时还自筹经费创办以中文发表的第一份敦煌学研究的专门刊物。 先生自1941年发表《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开始，从事敦煌学研究逾一甲子。其研究态度、观念、方法与精神，在在都足以启导后学，洵为研究敦煌学者之典范。
　　三、敦煌学研究的成就
　　先生1939年开始，接触敦煌写本。 1941年2月，发表第一篇敦煌学的有关论文〈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直至2001年在《敦煌学》23辑发表〈敦煌变文集新书订补（三续）〉为止，总计发表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计专书15种，论文86篇。兹谨依经学、文学、佛教典籍、语言、文字等方面，简述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上的主要成就。
　　（一）经学
　　经学乃中国传统学术之重心，自来学者研究莫不以经部要籍为先。先生对敦煌写卷的整理与研究，由于机缘，最先接触即为《尚书释文》残卷的复印件照片。其后置身英伦、巴黎，披阅原卷时，亦从经部要籍开始。
　　1941年2月，先生发表第一篇敦煌学的有关论文《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1939年时，先生应聘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主任姜亮夫教授，以法藏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照片见示，此为先生首次接触敦煌写卷，他发现巴黎残卷存〈尧典〉、〈舜典〉二篇，与今本《经典释文》多所出入，以为今本经宋刻窜改，致失原貌，此敦煌写卷当是先唐写本，正可据以订正清代段、王诸儒之讹误，并持与宋本相校。发现凡此卷之古文，或全删，或改易，而其情形与《崇文总目》载「陈鄂奉诏刊定《尚书释文》」之说正合。此文一出，甚获各方好评，尤其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向忠鲁教授特写信大加赞扬。
　　1957年，先生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受邀参加在西德汉堡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及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趁此机缘得以到欧洲各大图书馆访书，真正亲眼目睹敦煌写卷。此后，每逢寒暑假便奔走于伦敦、巴黎，尽情披阅敦煌卷子。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首重经学，而敦煌写卷中存有大量《诗经》卷子，有白文本、有诂训传本、有经音，大抵皆唐前手写。1967、1968、1969三年间，先生三游巴黎、伦敦，尽读英、法所藏敦煌《诗经》卷子，而以为「六朝唐人讲习之《诗经》卷子，佚存于世者，其萃于斯。取与《释文》、《正义》相校，多可印证发明，良由《释文》、《正义》即取材于此等卷子也」「敦煌卷子坏烂不全，远过于宋元传本，其独善绝佳处，亦迥非宋元传本所能及」因遍校敦煌《诗经》卷子，将其考索所获，先后撰成〈巴黎藏伯二六六九号敦煌毛诗诂训传残卷题记〉、〈巴黎伦敦所藏敦煌诗经卷子题记〉、〈王重民题敦煌卷子徐邈毛诗音新考〉、〈伦敦斯三七三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毛诗残卷缀合为定题记〉、〈伦敦斯一0号敦煌毛诗传笺残卷校勘记〉。1970年结集成《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一书。总结诸篇所论可知「敦煌所遗诗经卷子，有可确知为六朝人写本，有可确知为唐人写本，且有可推知为出于南朝或北朝旧本者，要皆传写毛传笺。其中独有一疏本，即孔氏之正义。间有注音，亦皆附丽于诂训传本，是则六朝唐人之诗学实毛郑大一统时期」吾人由敦煌《诗经》卷子可觇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又敦煌《诗经》卷子序文与经文每篇皆相连属置序于每篇经文之前乃承诂训传旧式；写卷章句或在篇前，或在篇后，可知经卷章句，标题前后，初无定式；《五经正义》自唐迄北宋，皆与经注别行。伦敦藏斯四九八号《毛诗正义》残卷，即其旧式；敦煌诗经卷子，有书字于侧者，有注音于侧者，实宋人注疏释文合刻之先河。1979年，将由巴黎敦煌卷子人藏装裱剥落碎片中，披览所得诗经残篇P﹒4072-4及4634-b二篇迻写付印，公之于世，撰成〈敦煌诗经卷子拾零〉。其巨细靡遗，细心认真之研究态度，由此即可窥知。
　　1986年8月发表〈简论几个敦煌写本儒家经典〉一文，论述极具特色的敦煌卷子P.3573《论语皇侃义疏》残卷及P.3378《诗经注》残卷。P.3573残卷不著撰人，校以知不足斋《论语义疏》知即皇侃义疏之单疏本。南宋以前所传皇疏，并是单疏本，后人始合疏于注。今日本所传皇侃义疏每搀入邢昺正义及他说，且合疏于注之本于皇疏未尽采入割弃者尚多。以P.3573相校，则可发现删去部份。此外从数千碎片中检得P.3573-5，此在重裱前原粘贴于写卷边沿，有题字「仪凤三年十月廿七日于开远」，因疑此为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六七八)的写本。P.3378《孝经注》残本亦不著名氏，其书杂引故事，发挥经义，所引故事，颇似小说家言。显系《孝经注》之儒生受佛教俗讲风气之刺激，而采取佛教用故事讲经方法注经。
　　（二）文学
　　敦煌写卷中之文学作品有历代诗文集，而最具特色，且最受学界关注者则系其中之俗文学作品。先生关注传统诗文集，对于俗文学亦极为重视，举凡敦煌曲子词、云谣集、通俗白话诗、变文、敦煌赋等等，莫不投注相当之时间与心力；既作总结整理，又多开创之论。兹举其要者，述之如下：
　　英藏S.5478唐人草书《文心雕龙》残卷，仅存〈原道篇〉至〈谐讔篇〉，但为现存最早之本子，至为宝贵。因此自发现以来即深受学者所瞩目，或撰校记，或加题记，不一而足；然以正文章草难识，或未见原卷，或据复印件中有脱漏，致有见所据参差，因疑原卷或有异本。1970年，先生特撷录诸家题记，详列校文，并附原卷摄影，成《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一书，用以阐明唐写本之胜处，并袪学者莫衷一是之惑，且省读者翻检之劳。
　　1976年8月，先生赴巴黎参加汉学会议，并进行研究工作，却因航空公司遗失行李之因缘，转而对敦煌《云谣集》此一中国最早词集进行研究。在与原卷细校之后，发现长久以来之诸多问题，并加以解决。如〈凤归云〉二首题为「闺怨」，所以分写在二首词下，罗振玉将「闺」误作「偏」字，乃误「凤归云偏」为词牌名；王重民则以为「怨」字系正文，而误将第一句作「怨绿窗独坐」。先生遂将原卷的全部照片加以影印，附上摹本，并参校各家，作成定本，撰成《敦煌云谣集新书》此一完美的整理方式，遂成董理敦煌文献之法式。
　　继《敦煌云谣集新书》完成之后，先生披阅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伦敦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每有独到见解，陆续撰文发表于报章杂志，1981年并将其部分成果结集成《敦煌词话》一书。全书计12篇，除〈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补校〉外，余均发表于1979年到1980年间各报章杂志，以丰富之学养及对敦煌写卷文字独到之诂定功夫，订正了大家对于敦煌曲子词的许多误认、误校与误改，提供敦煌曲子词研究者正确之文本凭借。
　　若以中国文学立场来评估，全部敦煌卷子，最重要者当是绝传已久之变文。由于变文之发现，解答了中国俗文学上许多疑案，因此自发现以来，即成海内外研究敦煌文学焦点。早期，由于写卷流散，只能依据各国披露之片段进行研究；因此对于变文难有整体而全面之认识，以致称呼不一：或称佛曲，或叫俗文，或称通俗小说，或叫唱文…，直至郑振铎以「变文」称此类讲唱体之俗文学作品，变文始成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而确定之称呼。但近年来有以此类作品体制、内容、性质不尽相同，因而主张应将不同类型之作品加以区分，不可统称为变文。致有分为词文、故事赋、话本、变文、讲经文等五类，以及押座文附类者。此论一出，咸以为新说而蔚然成风，大有取代以变文称呼敦煌讲唱文学之势。先生对此深不以为然，特于1979年撰成〈敦煌变文新论〉一文，举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提及之《报恩经变》一部，应是《报恩经》之俗讲经文，可见「讲经文」亦可称为「变」。而列宁格勒藏之《双恩记》，内容即《报恩经变》，则变文亦可称「记」；因此「变文是一时代文体的通俗名称，他的实质便是故事；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赋、传、记等等不过是他的外衣。譬如一位某甲，穿着中装、西装、和服、乃至运动衫、游泳衣等等约写真照片，我们不能以服装的不同，而断定这不是某甲的写真照片。变文所以有种种的异称，正因为它说故事时用种种不同的外衣来表达的缘故」。先生高论，实具力挽狂澜之功。
　　又变文之迻录校勘工作，学者已多所进行，其中汇集变文材料最为丰富者当推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重民等6人合编之《敦煌变文集》此书一出，顿时成为海内外研究变文之主要依据。全书78篇，资料极为丰富，然迻录校勘却错漏百出，学者据以研究，无端增加不必要之困扰，甚至袭其错漏而产生错误之推论。先生乃以变文集为基础，一一核校原卷，变文集有误，则加以订正，变文集漏脱，则加以补充，遂于1983年完成《敦煌变文集新书》不仅增添旧书以外之新材料，更提出个人之新说法。对于学人研究和参考，提供了方便正确之材料。新书除在《变文集》之基础上加工，订正其脱误外；其于编次上，复按照唐代俗讲之发展过程加以改编，并增收了列宁格勒、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及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的变文8篇，书后更附录有〈敦煌变文论文目录〉、〈敦煌变文新论〉及「图版」，成为继《敦煌变文集》而为研究变文者之主要文本依据。
　　又敦煌变文中有「押座文」一类，历来学者如向达、孙楷第、那波利贞、金冈照光等均曾详加研究，然其名义、性能，各家说法颇多歧异。先生特据敦煌卷子中十二个押座文及P.3770、P.3849、S.4417三个俗讲仪式卷子，以探讨押座文之名义与性能，分析押座文之类别，并廓清缘起一类的变文和押座文之溷淆。
　　在敦煌诗歌方面，先生发现王重民《补全唐诗》误认与未能辨认之字，为数颇多，乃据原卷一一详加校订，于1981年撰〈补全唐诗新校〉一文，希望使据敦煌残卷补全唐诗之工作能更臻完善。又敦煌写本白话诗人王梵志及其诗篇是海内外敦煌诗歌研究的热门论题。张锡厚的《王志诗校辑》一书出版，成为学界之主要参考，然张辑颇有讹误，致失王梵志诗原貌，影响极深。先生特据原卷，进行更精细、更正确之考订，于1984年发表〈简论「王梵志诗校辑」〉及〈《王梵志诗校辑》读后记〉，订正张辑中许多误认。大大恢复了王梵志诗之原貌。
　　此后又发表了〈王梵志出生时代的新观察----解答全唐诗不收王梵志诗之谜〉及〈敦煌王梵志诗新探〉，针对王梵志生平事迹，仅见于《桂苑丛谈》、《太平广记》之记载，许多研究者均将其视为神话式之记载，特举陆羽之身世与戴震「十岁始能言」为证，认为王梵志乃一弃婴，《桂苑丛谈》中王梵志出生隋代之记载可信，并证以P.49987号〈王道祭杨筠文〉而推知王梵志出生时期，最迟在隋代晚期，甚至可能在隋文帝初年，编《全唐诗》者，认定王梵志是隋代人，此乃《全唐诗》编者不收录《王梵志诗集》之真正原因。
　　〈秦妇吟〉，乃唐．韦庄以诗记黄巢寇乱以来之实录，其诗万口传诵，后世失传，现幸敦煌石室写本尚多，千载之下，赖以保存不坠，自王国维开始，从事校勘，先后笺释、校注者甚多，然统观诸校本，文字颇多分歧，笺释复多异说，先生有感于比，乃遍观今存16件写卷，博稽众议，细核原卷，校定异文，手写一遍，并撷录诸家注释，兼陈己见，于1984年成〈敦煌写本秦妇吟新书〉。
　　对于敦煌写卷中的唐人诗集，王重民曾作了相当多之整理工作，其中P.2555号为唐人佚诗七十二百，王氏逝世后，夫人刘修业交由弟子白化文等整理，以舒学之名发表，题名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而以为此七十二首诗乃中唐时被吐蕃俘虏之敦煌汉人所作，因此一般称之为陷蕃诗。而后研究者不少，然由于写卷复杂，诸家校录文字未尽精审；为不使贬损陷蕃诗人之价值，先生特披阅原卷，重加校定。自1979年起，先后发表了〈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及〈续论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等三篇，论证卷中作者马云奇实非陷蕃诗作者之一，并对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加以考证，考明怀素生卒年岁与交游，推断马云奇之年龄，判断〈怀素师草书歌〉与后十二首风格不同，肯定马云奇在江南送怀素之作品非陷蕃诗；并指出真正陷蕃诗之作者则是落蕃人毛押牙。
　　敦煌文学之研究以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最受学界瞩目，相较之下，敦煌赋则乏结集董理。先生对此每兴沧海遗珠之慨，因于1978年将分别庋藏于各地之敦煌赋写卷，巴黎十三件十三篇、英伦四件五篇，去其重复，共得十五篇，一一检阅原卷，细心推勘，力索冥搜，得其文理，汇钞合校，写成〈敦煌赋校录〉，此实敦煌赋之第一次结集。自此，敦煌赋之风貌始大体可观。文中并阐明文辞好采口语、内容多写实事等敦煌赋之特色。
　　（三）佛教典籍
　　巴黎藏P.3747为唐前写本。王重民考证为《众经别录》之残卷，而其叙录却误作P.3848。先生以为王氏叙录虽有小疵，然考定此为刘宋时《众经别录》则确然无疑。1979年，先生于巴黎细校此卷，益加确信王说无误。特手录全文，撰成〈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除辨明P.3848非《众经别录》之谜外，更论述「《众经别录》每经详辨其文质者，意在因文以明道；每经必揭其宗旨者，期明道以笃行。研精教乘，熟有先于明道者！然则此录之特色，不独诸录之所无，抑亦诸录之所不及，是此卷之发现，得不谓为经录一大发现欤！」 敦煌本《六祖坛经》记录六祖自说求法经过，有「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解释说：「獦音葛，兽名，獠音聊，称西南夷之谓也。」自来均以六祖为「獦獠」，是西南夷的少数民族之一。潘先生以为「獦獠」连为一词，盖始见于坛经写本，惟非为西南夷之一种，乃田猎之獠夷。因于1992年撰〈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獠」〉一文，列举诸史皆不见「獦獠」之名号，而「獦獠」一词，又惟见于写本之《六祖坛经》。若如丁福保之解，是五祖轻鄙獠族有异于常人，揆之祖师悲心无乃不类。故「獦」字实乃「猎」之俗写，并以敦煌写卷《父母恩重经》、《正名要录》等证明「獦」确为「猎」字，獦獠即猎獠。獠夷常事田猎是六祖曾长年过着猎人生活。
　　《六祖坛经》为中国人撰著佛教典籍而被唯一称为「经」的一部。以往通行本是明藏本，敦煌本《坛经》发现，使《坛经》研究进入一新阶段。但近代中、日学者，咸以其书写文字与后世不同，而认为是抄写讹误，甚至鄙视之为「恶本」。先生以为敦煌写本使用文字乃当时通行文字，于是广泛征引敦煌俗写文字之例证，撰成〈敦煌六租坛经读后管见〉发表于1992年。文中说明敦煌本《坛经》，不但不是近代学者眼中心中之「恶本」；而且还是接近于六祖原本之抄本。并详举力证驳斥胡适之主张《坛经》为神会伪造之说，论据确凿，极见功力。
　　敦煌写本《坛经》只有一万二十字，惠昕本则有一万四千字，而明藏本竟增至二万一千字，足见后世坛经版本，不乏后人增补。近代发现之敦煌本，正可让世人重睹《坛经》原貌。唯以敦煌本俗写文字不易确认，致使真本不彰。1991年先生以年近九十的高龄，于两次开刀后，发心据北京8024号、英伦S.5475号、敦煌博物馆及大谷光瑞等之敦煌本《坛经》，细为校定，并工楷手录定本，力求恢复《坛经》原貌，以提供研究禅宗历史与《坛经》者重要而正确之数据。「凡兹所为，惟欲破除读敦煌《坛经》的文字障，俾百世以下，读者如亲聆大师音旨。」其用心可知。
　　（四）语言
　　敦煌写卷中有关语言之数据，最多也最早受到注意的则推《切韵》残卷。早期王国维即曾得到法国巴黎藏三件《切韵》残卷之照片，并加以临摹，而刘半农留学巴黎，亦曾抄入《敦煌掇琐》而规模最大者则是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四巨册。1967年，先生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时，因见邻座日本马渊和夫教授正以原卷校对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心想姜书中每卷均经临摹、抄写、拍照，回国又重新校对，尤其指出了王国维错误二百五十余条、刘复讹误二千条，应是精密之作。然在好奇之下，尝试的选择该馆所藏最重要之一份《切韵》残卷P.2129号卷子，与姜书进行对校，却意外发现原卷『刊谬补缺切韵序，朝议郎衢州信安县尉王仁昫字德温新撰定』，姜书不但漏抄，更在序文前擅加『王仁昫序』四字，而将原可解决《切韵》作者问题之最重要证据给抹去，叫人大感吃惊，于是决心通校姜书，直至1969年，写成《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一书，諟正姜书错漏不下二千条。
　　其后龙宇纯曾撰《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一书，针对姜书失收之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S.6187、S.5980、S.6176、S.6156、S.6012、S.6013等十二片进行校订。1983年先生取龙氏校记，对勘原卷，颇有订正之处，依新编之例，撰成〈龙宇纯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拾遗〉。又因获不列颇博物馆典藏者之助，以原卷拍照，清晰远胜龙氏所据微卷影片，特复印附后，可供学者参核。
　　（五）文字
　　先生以为敦煌学研究，「目录是门径，文字是基础」。由于敦煌写本文字存在字形无定、侃旁无定、繁简无定等紊乱现象，造成读卷人莫大困扰；因此研究敦煌写卷文字与文书解读实为首要之务，特将其数十年披阅写卷，解读文书的经验，撰成〈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一文，将写卷中俗、讹、繁、简等复杂问题归纳出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符号多异等条例，并列举变文、曲子词等敦煌俗文学写卷的书写文字相互印证，说明敦煌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关系，成为研究敦煌俗文学必备的条例。为协助研究者解除俗写文字之迷障，特于1978年鸠集学生编纂《敦煌俗字谱》以为导路之明灯。此编虽仅就当时所能掌握的敦煌写卷复印件数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一四四卷及《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所收之法国巴黎写卷复印件为主，以原卷复印件剪贴编纂，所录俗字虽为数不多，但文字条例已具，序文对俗字发展说解尤为精到，观念尤为清晰，对敦煌文书的解读，极具贡献。
　　其后先生更发现辽．行均编《龙龛手鉴》一书，系根据写本编纂而成之字书。此是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项重大发现。他认为此书应系辽僧行均根据写本《佛藏音义》编纂而成，而其所据文字正与敦煌写本相同，均是俗写文字之渊薮。唯此书历代评价不高，甚至有直视为废书者。清儒如钱大昕、李慈铭、罗振玉等，多误解此书，而未能给予正确的评价。然先生则以为其情况正与敦煌俗写文字混乱之情形一致，足证行均是据当时流行的写本加以编纂，因此此书正是校读敦煌写卷的工具。为使便于翻检，特于1980年鸠集学生重加编纂，成《龙龛手鉴新编》。标举「正、俗、通、古、今、或、误」等字例，确立字头;编纂索引，以便检索，末附「龙龛手鉴敦煌写本字体相同表」以资参考。此论一经发表，震撼学界，《龙龛手鉴》遂由无用废书，顿时成为帮助解决敦煌写本文字障碍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1983年又撰〈龙龛手鉴与写本刻本之关系〉、1984年撰〈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除说明此书编成的背景、原因、价值与影响外，更列举敦煌写卷中之俗字、隶古定、武后新字与《龙龛手鉴》所引者相互印证，证明了《龙龛手鉴》确实是阅读敦煌写卷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991年又撰〈用敦煌俗写文字校释文心雕龙刊本中残存俗字考〉，在在申明了《龙龛手鉴》的真正价值。更开创敦煌俗文字学的研究。
　　1995年撰〈敦煌写卷俗写文字之研究〉一文，更进一步推求俗写文字紊乱的种种现象，非但民间如此，实乃肇端于书善家。除以书圣王羲之〈兰亭序〉为例证外，更提出由于六朝以降，周兴嗣《千字文》作为当代识字的读本与习字模板，而智永《千字文》真书之写法与敦煌写本同样俗写，一千字中几达二、二百字之多，实为最佳明证。
　　四、对敦煌学研究发展的贡献
　　以上简述，仅能略窥先生敦煌学研究成果之梗概，关于先生之研究历程，则可参看先生自撰之〈我探索敦煌学的历程〉。至于其治敦煌学之态度、精神、方法、贡献等，约而言之，略陈如下：
　　1973年8月，先生为快睹俄国列宁格勒藏敦煌写卷，不惜只身远役，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迈进俄国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今圣彼得堡）「敦煌特藏库」，成为我国第一位亲自披阅、抄录、介绍和研究俄藏敦煌写本的敦煌学者。对推进世界敦煌学研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葆爱文化，笃好真理，发为一种大无畏之精神，更足为后学之楷模。
　　敦煌，是我国学术的伤心史。敦煌学虽是中国的学问，但由于文物外流，却成为国际显学，我国研究反较各国起步晚且成果少。先生每以「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与后学共勉，并期盼「汉学终当作汉声」，其奋起努力之精神，令人敬佩。
　　敦煌学是以数据为核心的一门新兴学科，本身不是孤立而有系统之学问。所以先生在第一次「敦煌学」课，开场便说：「正常的课程，是餐厅挂牌的名菜;敦煌学就像一从未列入正式菜单的课程，只能说是一群好事之徒，登山涉水，在荒凉的原野中，临时张罗的野餐。这份野餐，可能是粗劣而不堪入口的，但也可能是从未尝到的奇珍异味。」其披荆斩棘之开创精神溢于言表。
　　又先生自诩为「敦煌石窟写经生」，整理经卷，必手校摹写，孜孜矻矻，从不间断。八十六岁时，于两次开刀后，尚且遍校敦煌本《坛经》，并将全帙工楷手录。九十三岁时，仍依旧从事《敦煌变文集新书》之订补工作，其努力不懈之研究精神实为后学之最佳典范。
　　当面对敦煌写卷俗写文字与俗文学时，先生主张必须有尊重原卷与原文之敬谨态度，不可逞意妄改。他说「凡欲研究一时代之作品，必须通晓一时代之文字；欲通晓一时代之文字，必须通晓书写文字之惯例」因此绝不可遇到读不通处，便自以为是，擅自改动，各逞臆说。又其著作中每多以「新编」、「新书」为名，其《敦煌变文集新书》〈引言〉即说：「新书以旧书为基础，旧书也包含在新书之中。不仅增添旧书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个人的新说法。新旧同时陈列，读者展卷了然。新旧材料的异同，自可明察；旧说法的是非，自易判断。」由此可见其肯定自己，不薄前贤的敬谨态度。
　　此外，先生以为「古之不旧，今之不新」。凡所研究无论总结整理或开创新说，均不事标新立异，唯务是非。例如撰〈敦煌变文新论〉与新说相抗衡，力挽狂澜，支持郑振铎以「变文」为敦煌讲唱文学共称之旧说；〈秦妇吟新书〉一文，多与敦煌学前辈陈寅恪看法不同；《敦煌六祖坛经读后管见》一文则驳斥胡适之《坛经》为神会所伪造之说法。凡此均显示其「同之与异，不屑古今」之严谨治学态度，所有立论，自有定见，绝不与世浮沉。
　　至于从事敦煌学研究之主要方法，先生以为「文字为基础，目录是门径」。我们从其研究成果加以观察，无论在《诗经》卷子、《云谣集》、曲子词、变文、《王梵志诗》、陷蕃诗、敦煌赋，乃至《瀛涯敦煌韵辑》、《六祖坛经》，在在显示出其重大之发现，莫不奠基于笃实正确之文字基础；而其编纂《敦煌俗字谱》、《龙龛手鉴新编》更见呼吁敦煌学研究应以文字为基础之苦心。在敦煌俗文字学开创之功，为世人所推崇，此可从先生九至华诞香港饶宗颐教授所撰的寿联：「龙龛开字学，唐草酌文心」得到明证。
　　从事敦煌学研究者多矣，然能同时进行文献目录编目整理工作的则不多见。先生不仅强调「目录」工作的重要，更亲自于l968年完成〈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正是「目录是门径」的具体实践与最佳写照。1973年发表〈敦煌的现况和发展〉时，更提出诚挚之呼吁，希望联合国际学术界力量，编纂一郡「写卷的联合目录」及「研究论文著作目录」。「写卷的联合目录」现正由主三庆教授着手进行；「研究论文著作目录」则由本人从事，1987年初稿已先行交由汉学研究资料中心出版，扩大增订本已付印，正校样中，计本年六月出版。
　　整体而言，先生除本身在敦煌学研究之成就外，其在敦煌学研究之影响与贡献，更见于以下几点：
　　１首创《敦煌学》专刊，使中国之学，还归中国之文，积极推动敦煌学研究之发展。
　　２倡印敦煌写卷复印件，鼓吹影印全部中央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促使资料流通，方便学术研究。
　　３开设「敦煌学课程」，积极培养研究人才，其中撰写博士论文之如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 ；撰写硕士论文者如陈世福《敦煌赋研究》、宋新民《敦煌因缘类变文研究》 …等等数十人，为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打下厚实之基础，开垦出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之一片园地。
　　４鸠集人力编纂《敦煌俗字谱》、《龙龛手鉴新编》 等解读写卷的工具书，扫除文字解读之迷障，提供阅读敦煌原卷一把钥匙。
　　虽然90年代以来，潘教授退休了，然由于长年的积极倡导与推动，其所培养之弟子遍及各地且皆有所成，目前台湾地区从事敦煌学研究者，几乎皆出先生门下，足见其于对敦煌学贡献之巨大，促进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之深远。
　　先生在敦煌学的影响，不仅呈现在对台湾敦煌学研究的开创，其影响更在于他对二十一世纪敦煌学术发展的高瞻远瞩。2001年11月，为庆祝潘重规教授九五华诞暨从事敦煌学一甲子，并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联合中正大学历史系、逢甲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唐代学会、汉学研究中心，举办以研究敦煌文献为中心的学术会议。邀请海内外敦煌学者共同讨论，会中宣读了54篇论文。其中大多深受先生影响与启迪，也颇有对先生先知现见之阐发。如柴剑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间谈学习潘重规先生在『新亚』演讲的体会〉，荣新江〈入海遗编照眼明----潘重规《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读后〉 。
　　今年2003年三月初在日本京都召开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敦煌文献研究信息档案之建立，是大会成立的主要宗旨与未来努力的目标之一。事实上，早在三十多年前先生便已对敦煌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三个具体工作：「第一，我们应该联合国际学术界的力量来编纂一部敦煌遗书总目录。」「第二，我们应该联合国际学术界的力量，来编纂一部敦煌论文著述总目录。」第三，「我们现在应该成立一个研究资料中心，做好敦煌写本摄影、临摹、楷写的工作。」 这虽是三十年前所宣示的，然如今看来依旧是深具时代意义，似乎先生早已为我们『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宗旨与发展目标，预先提出了指导方针。成为敦煌学之其先知先觉。（作者：郑阿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