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我的佛学研究
一年来我的佛学研究
——从一九五四年七月到一九五五年六月的工作报告
吕澄
一
从一九五四年秋季起,我计划着重点地对佛学主要思想作批判的研究,经过半年,算是做完了鉴定资料的初步工作。
我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大乘佛学发展到晚期一个阶段里的中心思想。大乘佛学原是围绕着“宇宙人生现象都属缘生无自性”这一基本理论而开展,并由各方面的阐明表现出多样色彩的。到晚期来(公元第六世纪以后),更以瑜伽一系的思想为中心,从正反两面发生针锋相对的议论,形成了“空有之争”。在这样的争辩里,讨论“缘起实相”的真理以及随顺这真理的实践进程等等,牵涉到的问题很广泛、深刻,得着的结论也很切要、彻底。并且这些议论陆续译传于中国内地和西藏,给与义学以长远的影响。只是向来学人对此常作片面的理会,或者有意抑扬而强调一边,说到扼要地把握思想的实际,是比较困难的。
现在,为了研究瑜伽一系的思想,避免片面的、夸张的看法去把握真相起见,我采用了间接的方法。这就是:先从“空有之争”里,钩摭出瑜伽系的论敌(中观系)所集矢的焦点,作为贯穿它一系思想的线索,再就有关的各家理论中剪裁材料来庄严它,这样达成对于这派思想重点的理解。
我在这上面所做的工作是(应用西藏翻译的资料):
一、重译了中观系对瑜伽系攻击所放的第一箭,即清辨“般若灯论”第二十五品“观涅槃品”末尾破斥“三性”的一段四千余言(这是唐代翻译所略去的一段重要文宇)。
二、又重译了清辨破瑜伽系全体学说的一个专篇“中观心论”第五品“入抉择瑜伽宗真实品”的颂文和注释二万余言(这在唐人通称为“入真甘露品”)。
三、研究了月称“入中观论”第六地中破瑜伽系学说的各段,同时参考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本”中解释止观的理论。
四、又研究了寂天“入菩提行论”第九“智度品”中破瑜伽系学说的各段。
从以上各种材料里很明白地见得出瑜伽系思想的各重点,特别是“三性”理论里“依他”“圆成”两者的相依,“胜义谛”的实际不空,以及唯识理论里以带相为对象的“自证”等等。依着这些线索,再由陈那、安慧、护法、律天诸大家的著述里,充分搜集相关的解释,编成纲要,即作为下期进一步分析研究的依据。
同时,由于瑜伽学系的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新兴的各学派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而于这些影响上也可见出瑜伽思想的重点所在。因此,我对华严宗、禅宗、律宗等的根本主张,更做了一番研究。(关于这些的一般叙述,我都改写了旧稿,陆续发表于“现代佛学”月刊。)
在这许多研究里,我时常感觉到精力的不给,好些地方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深度。就以翻译来说,我本想用文言直译了之后,还将它改为语体的达意形式,而竟未能改成,只有期诸异日了。
另外,我一向做研究工作,都很重视文献的考据,又随时注意到考据必须和义理联系,避免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歧途。以前,观点模糊,谈不到有很好的效果。这几年努力学习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并要求研究能对新文化的建设上有微末贡献,但也只是尝试而已。最近,我见到国内一般学术研究上暴露了并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影响,不得不警惕起来,惟恐在我的研究里也会无形中有着那样毛病。我想,趁这机会很好地来作一番检点,以期能切实发现欠缺,而及时纠正它。(一九五四、一二、三○)
二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我的工作计划是继续研究以瑜伽学系为中心的晚期大乘思想,由于事务稍繁,精神分散,经过半年尚未全部完成,但大体上已可告一段落。研究所得的详细结论,将来当分别写出,作为“印度佛学史”的一部分,现在只略述通过这次研究更明确了有关瑜伽一系学说性质的几个要点。
第一、瑜伽系学说主张依他性和遍计性的事象必须截然分开,而遍计性纯粹是概念的产物。从这方面分析,见得瑜伽系学说既然指出概念认识的局限性和虚伪性,还更强调它在认识过程中为极端重要的关键,并且认为一切概念都由内涵的相互排斥而形成(这就是著名的“余法遮诠说”),而将全体概念认作一整然结构(虚伪的客观世界)。这就很容易堕入唯心论的窠臼。列宁尝说唯心论有它认识论上的根源,就是将认识现象某一方面予以过分夸张,这里恰好给它一个显著的例证。
第二、瑜伽系学说在实践上作为方法论提出了“唯识”观点,以为错误认识的变革,可以先行了解所把握的事象不实在,再由能所相待而存的规律,取消了能把握的意识。这完全以事象为意识所投射,而发挥认识等于“自证”(即亲缘内境)的理论,在意识而外的就成为不可亲知。这也是极其接近唯心论的说法。
第三、瑜伽系学说将依他性的客观事象看成是心理的(分别幻),毫无疑问地构成了经验论的一种类型。这种理论也很重视社会共同经验,说明个人的全体经验一方面是它的反映,就又有些像过去苏联波格唐诺夫所主张的“经验一元论”,当然和唯心论会发生微妙的关系。
即由于这些特点,限定了瑜伽系学说唯心论的本质。所以,它的价值应该重新估计,而它对于其他学说所发生的影响,也须更好地加以辨别。我这半年来,随着学习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深入,认识到唯心论发展的多种多样,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前途,当由各方面来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因此,我对于瑜伽系学说的批判,特别注意它和唯心论的真实关系,而竭力避免曲解或辩护。
不过,瑜伽系学说对于事物的实质也理解为离开概念而自存(所谓“离言自性”),并跟着因缘而变化,这尽管紧紧地结着心理的片面,可是从此指出人生实践转向(特别是从染到净的趋向,染净的说法当然以大多数人的永久幸福标准而断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且关于认识绝对真理的方面也肯定它辩证的性质,要统一了虚伪的(概念的)和真实的(直观的)两边来作实践进程的依据(用术语说,即是“胜义的中道行”),这比它的论敌一部分中观家言(常偏向超经验而否定一切)更富有积极性的、进步的意义,也应该指点出来。
至于要明了瑜伽系学说和时代的关系,并追究它的社会根源,这就比较困难。其困难,即在于当时历史记载的贫乏。现在所能见到的一些零碎资料,大都出自传说(像“大唐西域记”和唐人著述里所保存的,还有后世西藏佛教史家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性较低,而在古典里(连同做学说根据的经典“胜鬘”“楞伽”等在内)偶然反映着史实,也有待仔细研究。因此,只能粗疏的判明瑜伽系学说也和一般大乘同样,主要基础是放在王族和市民的阶级立场上面的。
以上是研究结论的一班。就在这次研究中,为了补充资料,我注意到瑜伽学系在认识方面的带相说、自证说、都和经部的理论有关,事实上从世亲、陈那到法称也不绝地吸收它的优点,所以将经部学说更作了一番研究,并订正了旧稿“经部学”。我又注意到晚期瑜伽系学说,护法一家的发展也极重要,特将保存有这方面资料的律天著述“观所缘论释疏”摘要译了出来。另外,我们配合着“慈恩法师传”旧版(前内学院校刻)的改订,曾费了相当时间,重新编绘了“玄奘西域行迹图”(草稿),尽可能地考订玄奘所经各处的现在地名,附注图内(除去采用旧说而外,新考的约占全部五分之一),这一图稿,对于现在从中印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注意到玄奘行事研究的,不无参考之用。
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来,我已就佛学的一般理论提出几个基本问题,做过了分析研究,又就晚期大乘的中心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同时还连带评述了隋唐各宗学说思想。有了这些基础,今后工作计划,拟将主要研究转向中国佛学历史方面,而以一般理论的批判为辅助,并准备在一年左右写出中国佛学史的提纲。(一九五五·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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