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禅宗成为中国汉语佛教的主流派

中国五台山佛教在隋唐时期虽然形成许多宗派，各自具有自成系统的教义，但并没有形成严格的组织系统，不少学僧兼奉信两种宗派以上的教义。寺院名义上属于僧团共有，实际上较大的寺院是国家所有，主持寺院的住持实际由从朝廷至地方政府统辖下的僧官机构任命，各宗并没有固定的寺院，寺院学僧的结构经常发生变化。
　　隋唐成立的宗派在流传中先后盛衰不一，三轮宗、法向宗仅在唐初盛行一时；律宗所传的律学为各宗僧人遵循和传承；净土宗内部虽流传不同学说，但从整体来说它是作为超越各宗的西方净土信仰受到各宗僧众信奉，有“愚宗”之称；天台宗、华严宗在唐末已呈衰微之势，一些典籍甚至失传；密宗兴盛于唐朝中期，唐末也已衰微。在僧人中也有不少传承不明，只是以诵经、修行度日者，也有的僧以所谓“神通”、异”受到世人的信奉。在各宗中只有禅宗在唐末日渐兴盛，大有兼并各宗，席卷全国之势。进入宋代，可以说是禅宗独盛的时期。天台宗虽因从朝鲜、日本寻回失去的重要教典而出现过“中兴”气象，在儒者士大夫之间也有一些信奉者，然而在社会传播形势和影响方面毕竟不能与禅宗相比。禅宗，特别是南宗，虽在成立初期具有特别引人注目的特色，后来也自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各宗的思想成分充实自己，在宋代以后，经过明清，与净土、天台、华严诸宗日渐融合。禅宗之外的佛教宗派，在开始创立的早期，传承世系或多或少还比较清楚，但后来就逐渐不明以至中断，这是它们走上衰微的重要标志。然而禅宗的传承世系比较清楚，宋代以后量出现的禅宗史书、语录，对禅宗内部各派的著名禅师的传承世系有明确的记述。自唐代后期以来。所谓禅宗只指南宗，以佛——迦叶……，至菩提达摩为西土二十八祖、东土(中国)初祖，然后是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祖)，此后对于以谁为七祖发生分歧，或以菏泽神会，或以南岳怀让．或以青原行思……，以后分为禅门临济、曹洞等五宗。宋代禅宗独盛，在朝廷的直接参与下，才将禅宗的传承世系最终确定下来．使禅宗获得壹承佛祖韵“佛门正宗”的地位。
　　禅宗法眼宗学僧道原撰《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奉上朝廷，真宗敕翰林学士杨亿等人刊削裁定，颁布天下。此书编录从佛至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六祖慧能以下分南岳、青原二系——前者之下所出沩仰、临济二宗；后者之下的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共52世、1701人的以语录为主的传记。此书序称禅宗“不立文字，直指心源”，“盖大雄(按，佛)付嘱之旨。正眼流通之道，教外别行，不可恩议者也”。此书一出影响很大，此后相继有《天圣广德录》、《建中靖国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四种传灯录出世。谁继承佛的正法，以及相关的传法世系问题，与各个宗派的寺院、僧人的现实地位与年!l益有密切关系，因而在禅宗与其他教派之间，以至禅宗内部经常发生争论。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云门宗高僧契嵩(1007--1012)进京两移孓向皇帝上书．一是说佛道写“王道”一致，有利于国家治理和民众韵教化，希望皇帝出面扶持；一是说夭下禅、教之争是由于不知道“宗不正，祖不明”，“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语禅者，不谅佛之所诠，概见乎教内”，虽同是僧人却自相是非。他自称。为了“推一其宗祖，与天下学佛辈息诤释疑，使百世知其学有所统”，乃参考大量佛教经典，编出《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刻有图像)、《传法正宗论》，特地上进朝廷，希望皇帝下旨准于编人大藏经流通天下，同时又将自己论述佛教可以辅助纲常名教的《辅教编》进奉皇帝。(《镡津文集》卷八、九)第二年皇帝敕准将这些书编人大藏经使与佛教经典并行，并且赐予契嵩“明教大师”之号。契嵩书中所列的从佛至西土、东土列祖、各宗禅师的传法世系皆是禅宗传承盼说法，然而经过以皇帝为首的干预和批准．在那个时代于五台山佛教界产生的普遍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禅宗在唐末五代迅速兴隆之后，一些著名禅师从山区或偏远地方被迎人城镇的官寺担任住持，到宋代这种现象有所发展。南宋宁宗时，经祜丞相史弥远(I164—1233)奏言建立的“五山十刹”，是依照封建社会官僚等级和晋升制度建立起来的官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把官寺分为五山、十刹、诸山(甲刹)三个等级，禅僧要经历从诸山至十刹的较低的等级之后，才能到五山担任住持。日本现存《扶桑五山记》的首卷载有《大宋国诸寺位次》，当是取白宋元禅僧或日本来华求法僧的传闻、资料而写的。据此，当时的五山是：在余杭的径山寺、在杭州的灵隐寺和净慈寺、在明州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十刹是：杭州天宁寺、湖州护圣寺、蒋山灵谷寺、苏州万寿寺、明州雪窦寺、温州江心寺、福州雪峰寺、婺州双林寺、苏州虎丘寺、天台山国清寺。此外，列为甲刹的有65座寺院。这里所用寺名全是简称，所有寺名的最后毫无例外都有“禅寺”二字。这些寺院过去未必全是禅宗寺院，例如天台山国清寺原来是天台宗的发祥地和传法中心，此时也成为禅寺。
　　在禅宗传播早期。禅僧本来居住在所谓律寺，与其他僧人并未严格分开。到马祖的弟子百丈怀海(749—814)时才升始另外建立禅寺，不造佛殿，只建法堂，住持住于方丈；在修行外，贯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精神，规定禅僧不分上下都要按时参加劳动(“普请”)，建立了一套修行作息制度，并为此制定出《禅门规式》(《百丈清规》)。进入宋元以后，对此屡有增删修订，最有影响的有宋代《禅苑清规》，此外有《日用小
　　清规》、《咸淳清规》、元代《至大清规》等。元顺宗元统三年(1335)敕东阳德辉对照以往清规重编，以《敕修百丈清规》名目颁行天下，命一切僧众遵照执行。此书对为皇帝、朝廷举行的祝赞仪式、各种佛教节日、祖师纪念日、参禅和修行程序等都有详细规定。从此，以禅宗清规规范所有寺僧已成定制，直到明清时代也设有多大变化。
　　中日两国古代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隋唐时代中国所有佛教宗派都传到日本，日本到中国学习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的僧人很多，大致反映了这些宗派在中国的兴盛情况。然而进入宋代以后，两国佛教交流的重点却是禅宗，在宋元时期到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人几乎都是来参访名师，学习禅法的，同时有大量中国禅僧到了日本。这也是禅宗在宋代独盛的表现。
　　宋代以后，中国五台山佛教逐渐发展为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的佛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以后。